一 夏商古物的传说
我于民国二十年在山西万泉县荆村瓦渣斜，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有一个陶罐脱了底，便用一个陶片磨圆放在脱底的陶罐内代作底，又有石刀残破了，便将残破的又磨成锋刃。这两种事实只能认为修补旧物，不能目为爱惜古物。
古物之为宝贵，当系铜器，因黄河流域铜的矿苗不多，采炼的技术不精，铜的产量不多，而且铜可制为兵器、乐器、食具、饮具以及衣服车马等所用的钩环等物，用途既广而产量不丰，是铜的本身不能不宝贵。
铜器古物之被宝贵，初在本身之价值，在传说中有黄帝、禹、启铸鼎之说：
《史记·封禅书》：“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
《左传》宣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
《史记·封禅书》：“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
《墨子·耕柱》：“昔者夏后开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
《逸周书·大聚》：“武王乃召昆吾而铭之金版。”
黄帝、禹、启均夏民族，是铜之发明为夏民族。《墨子》以铸于昆吾，《左传》以昆吾在卫国都城附近。昆吾为夏民族。卫封于殷墟，殷墟中已发掘出铜器，并炼铜的器具，是殷墟附近产铜，或系殷人占据夏人的。甲骨文中有一黄字为地名，郭沬若以其为璜，以璜系玉做两曲鱼形，两鱼相对为圆形，用绳穿贯佩带于身。但璜用玉雕刻为鱼形，而鱼身非鳞而为脊骨及骼骨，这是在山中开矿遇见鱼类化石，以鱼产于水不产于山，山中有此为神物，酋长佩之以示奇异。铜矿为黄色，后仿玉为鱼化石而为璜，黄上加崖壁的附号广为广，广即矿。黄广同声，为开采石时发的声。是黄为产铜之地，或即夏民族所发明，殷人据为己有，周又夺之而去，是以有：
《左传》宣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
《左传》桓二年：“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
《墨子·耕柱》：“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
《国策·东周策》：“昔周之伐殷得九鼎。”
《史记·封禅书》：“夏德衰，鼎迁于殷；殷德衰，鼎迁于周；周德衰，鼎迁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
鼎之为九，孟子说他葬亲殉葬前用三鼎后用五鼎，由于他前为士后为大夫之故，如此推算，在周代殉葬的鼎数因阶级的不同，而有庶人一鼎士三鼎大夫五鼎诸侯七鼎天子九鼎之异。春秋战国时人以周代的风俗，而推古代也是如此的。恐系夏人发明炼铜，殷人据其矿地；殷人炼铜铸鼎，周人迁之于洛阳，或为事实。不过所争者为铜而非为古。
二 西周之分器与东周之争夺
铜器在黄河流域产量不多，而采炼又非专门人才不可，是以矿产为政府所专有。有自用铜铸器的：
“唯正月初吉丁亥，王子吴择其吉金，自作饮具，其眉寿无諆，子子孙孙永保用之。”《王子吴鼎》。
有赐铜铸器的：
“唯六月既死霸，丙寅，师雝父戍在古，师从师父夙事事于舒侯，蔑，历锡金，用作旅鼎。”《禹鼎》。
有赐贝货币购铜铸器的：
“克厥师相蠃，王为周愙锡贝五朋，用为宝器，鼎二敦二，其用享于乃帝考。”《愙鼎》。
有将旧器赐人的：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鲁公以夏后氏之璜，分康叔以大吕……分唐叔以密须之鼓。”《左传》定四年。
政府以铜器赐给有勋劳的人，而受赐的人把他的功劳铸于铜器上，为的是：
“攻其邻国，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墨子·鲁问》。
“季武子以所得于齐之兵，做林钟，而铭鲁功焉。臧仲武曰……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做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也。”《左传》襄十九年。
“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顺也；明示后世，教也。夫铭者一称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观于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为之者，明足以见之，仁足以与之，知足以利之，可谓贤矣。贤而勿代，可谓恭矣……古之君子，论撰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国家，如此，子孙之守宗庙社稷者，其先祖无美而称之，是诬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传，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礼记·祭统》。
不论其为称扬祖先之美，或遗传后世子孙，其铜太少，不能大量地铸造，于是有希望多赐献的：
“郑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鉴予之。虢公请器，王予之爵，郑伯于是怨王。”《左传》庄二十一年。
“晋荀跞如周葬穆后……王曰：‘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晋独无有，何也？’……籍谈对曰：‘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抚其社稷，故能荐彝器于王。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献器。’王曰：‘叔氏！而忘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无分乎？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搜也；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戎狄；其后襄之二路戚钺秬鬯雕弓虎贲，文公受之，以有南阳之田，抚征东夏，非分而何。夫有勋而不废有绩而载，奉之以土田，抚之以彝器，旌之以车服，明之以文章，子孙不忘，所谓福也……’叔向曰：‘王……又求彝器……彝器之来，嘉功之由，非由丧也。’”《左传》昭十五年。
有的以他人无款识的鼎，陈于宗庙，冒充自己的：
《汉书·郊祀志》：“鼎小有款识，不宜荐于宗庙。”
《春秋》桓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
有的毁他人的古器而另铸的：
“吕人伐我东鄙围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郓，取其钟以为公盘。”《左传》襄十二年。
于是国际之间，以古物为外交，如：
晋伐齐战于巩，齐师败绩，“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献玉磬与地，不可。”《左传》成二年。
晋执邾悼公疆鲁田取邾田，鲁乃“贿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左传》襄十九年。
晋会诸侯伐郑，“郑子罕赂以襄钟。”《左传》成十年。
晋伐齐，齐“赂晋侯以宗器乐器”，郑代陈，“陈侯使司马桓子赂以宗器。”《左传》襄二十五年。
齐伐燕，“燕人行成，曰‘先君之敝器，请以谢罪’……赂以瑶瓮玉椟斝耳。”《左传》昭七年。
“齐侯伐徐……徐人行成……赂以甲父之鼎。”《左传》昭十六年。
晋伐郑，“郑人赂晋侯以……歌钟二肆，及其镈磬。”《左传》襄十一年。
有为求古物而用兵的：
“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他鼎以往，齐侯弗信而反之，为非，使人告鲁侯曰：‘柳下季以为是，请因受之。’鲁君请于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赂以欲岑鼎也……’于是鲁君乃以真岑鼎往也。”《吕氏春秋·审己》。
伐人之国而“迁其重器。”《墨子·非攻下》及《孟子·梁惠王下》。
甚至有盗掘古墓，欲得古物售以求利的：
“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养生之具，无不从者，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奸人闻之，传以相告，上强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止。且死者弥久，生者弥疏；生者弥疏，则守者弥怠；守者弥怠，而葬器如故，其世固不安矣。”《吕氏春秋·节丧》。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抇之墓也。以耳目所闻见，齐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韩魏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自此以上者，亡国不可胜数，是故大墓无不抇也。……又视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抇之……故宋未亡而东冢抇，齐未亡而庄公冢抇。”《吕氏春秋·安死》。
有故意神秘其物的，如九鼎自传说“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后，而“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而王孙满对楚庄王说：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三年。
“秦兴师临国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颜率，率曰：‘大王勿忧，臣请东请救于齐。’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夫秦之于无道也，欲兴兵临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内自画计，与秦不若归之大国。夫存危国，美名也；得九鼎，厚宝也；愿大王图之！’齐王大悦，发师五万人，使陈臣思将以救周，而秦兵罢。”
“齐将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颜率曰：‘大王勿忧，臣请东解之。’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周赖大国之义，得君臣父子相保也，愿献九鼎，不识大国何涂之从，而致之齐？’齐王曰：‘寡人将经于梁。’颜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晖台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楚。’对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于叶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终何涂之从而致之齐？’颜率曰：‘敝邑固窃为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壶醯酱瓿耳，可怀挟提挈以至齐者；非效鸟集乌飞兔兴马逝，漓然止于齐者。昔周之代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械器被具，所已备者称此。今大王纵有其人，何涂之从而出？臣窃为大王私忧之！’齐王曰：‘子之数来，犹无与耳。’颜率曰：‘不敢欺大国。疾定所从出，敝邑迁鼎以待命。’齐王乃止。”《战国策·东周策》。
“东周与西周战，韩救西周，□□为东周谓韩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国也，多名器重宝，按兵而勿出，可以练东周，西周之宝可尽矣。’”《战国策·东周策》。
“东周与西周争，西周欲和于楚韩，齐明谓东周君曰：‘臣恐西周之与楚韩宝，令之为己求地于东周也。不如谓楚韩曰，西周之欲入宝，持二端。今东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宝不入楚韩，楚韩欲得宝，即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宝出，是我为楚韩取宝以德之也。’”《战国策·东周策》。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战国策·秦策》。
“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史记·封禅书》。
“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史记·秦始皇本纪》。
“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平吏治，诛夷新垣平。”《史记·封禅书》。
秦既灭周，齐未迁鼎，而周都在河南洛阳，彭城在江苏铜山，周鼎何能没在泗水彭城下？是周室诚无藏夏迁商商迁周的九鼎，周人故意神秘其事。周亡后九鼎无出，乃讹言宋社亡时没于泗水，秦始皇斋戒彭城，汉文帝立庙汾阴，均上其当。
三 汉唐之祥瑞
汉承周秦争古物之风，政府有大宗古物收藏，如梁孝王“有罍尊，值千金，戒后世善宝之，毋得以与人。任后闻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以尊与人，他物虽百巨万，犹自恣。’任后绝欲得之，王襄直使人开府取尊赐任后”，他的古物最贵重的当为此尊，而价直千金合计为巨万，他的收藏“珠玉宝器多于京师”。《汉书·文二王传》。政府的古物中有齐桓公器：“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按其刻，果齐桓公器。”《史记·封禅书》。
汉武帝以得鼎改元献于宗庙：
“元鼎元年五月……得鼎汾水上。”注：“应劭曰：‘得宝鼎，故因是改元。’”《汉书·武帝纪》。
“元鼎四年……六月得鼎后土祠旁……做宝鼎之歌。”《汉书·武帝纪》。
“其夏六月中，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脽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大异于众鼎。文镂无款识，怪之，言吏，吏以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天子使使验巫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行上荐之至中山曣，有黄云盖焉，有麃过，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长安，公卿大夫皆议请尊宝鼎。天子曰：‘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今岁丰庑未报，鼎曷为出哉！’有司皆曰：‘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做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颂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吴不骜，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润龙变，承休无疆，合兹中山，有黄白云降盖，若兽为符，路弓乘矢，集获坛下，报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见于祖祢，藏于帝廷，以合明应。’制曰：‘可。’”《史记·封禅书》。
汉宣帝立古物祠，而美阳所得之鼎，从张敞谏未立于祖庙：
“以方士言，为随侯，剑宝，玉宝璧，周康宝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注：“刘敞曰，‘四祠：随侯珠一也，剑宝即斩蛇剑二也，玉宝璧即受命宝和氏璧三也。三物皆汉天子世传者，并周康宝鼎为四。周康宝鼎似汾水所获鼎也。’”《汉书·郊祀志》。
“是时，美阳得鼎献之，下有司议，多以为宜荐见宗庙，如元鼎时故事。张敞好古文字，按鼎铭勒而上议曰：‘……不宜荐见于宗庙。’制曰：‘京兆尹议是。’”《汉书·郊祀志》。
汉明帝以得鼎列于祖庙赏赐群臣：
“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宝鼎，庐江太守献之。夏四月甲子，诏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奸，不逢恶气，遭德则兴，迁于商周，周德既衰，鼎乃沦亡，祥瑞之降，以应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兹？易曰鼎象三公，岂公卿奉职得其理耶？太常其以初祭之日，陈鼎于庙，以备器用，赐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后汉书·明帝纪》。
汉和帝时于匈奴中得到周鼎：
“匈奴……遣宪古鼎容五斗，其傍铭曰‘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宪乃上之。”《后汉书·窦宪传》。
汉章帝于美阳得鼎：
“汉章帝建初七年十月，车驾西巡至槐里右扶风禁上美阳，得铜器于岐山，似酒樽。”《宋书·符瑞志》。
《后汉书·董卓传》：“卓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袁宏《后汉纪》：“卓发洛阳诸陵及大臣冢墓，坏洛阳城中钟以为钱。”
三国至隋唐，承汉代得古物载于《封禅书》及《郊祀志》之例，乃将其所得，载于《符瑞志》、《祥瑞志》、《灵征志》中，兹录于下：
“吴孙权赤乌十二年六月戊戍，宝鼎出临平湖，又出东部酃县。”《宋书·符瑞志》。
“吴孙皓宝鼎元年八月，在所言得大鼎。”同上。
“天册元年，吴郡言掘地得银长一尺，广三分，刻上有年月字，于是大赦改元。”《三国志·吴志》卷三。
“晋愍帝建兴二年十二月，晋陵武进县陈龙在田中得铜铎五枚。”《符瑞志》。
“东晋太与元年会稽剡县人家井中得一钟，有古文铭，长三寸，口径四寸，即浅钟。”《尔雅李巡注》。
“晋成帝咸和元年十月辛卯，宣城舂谷县山崩，获石鼎，重二斤，受斛余。”《符瑞志》。
“晋成帝咸康五年，豫章南昌民掘地得铜钟四枚，太守褚裒以献。”同上。
“晋穆帝升平五年二月乙未，南掖门有马足陷地，得铜钟一枚。”同上。
“晋义熙十二年‘庐江霍山崩，获六钟献之’。十四年‘汉中成固县，汉水崖际……崩，有铜钟十二出’。元熙元年‘竟陵郡江滨出石铜礼器十余枚’。”《南史·宋武帝纪》。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四月辛丑，武昌县章山水侧自开出神鼎，江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献。”《符瑞志》。
“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广陵肥如石梁涧中，出石钟九口，大小行次引列南向，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献。”同上。
“元嘉二十一年十二月，新阳获古鼎于水侧，有篆书四十二字，雍州刺史萧思话以献。”
“元嘉二十二年，豫章豫宁县出铜钟，江州刺史广陵王绍以献。”
“孝武帝孝建三年四月丁亥，临川宜黄县民田中得铜钟七口，内史傅徽以献。”
“孝建三年四月甲辰，晋陵延陵得古钟六口，徐州刺史竟陵王诞以献。”
“大明七年六月，江夏蒲圻获铜路鼓四面，独足，郢州刺史安陆王子绥以献。”
“明帝泰始四年二月丙申，豫章望蔡获古钟，高一尺七寸，围二尺八寸，太守张辩以献。”
“泰始五年五月壬戌，豫章南昌获古铜鼎，容斛七斗，江州刺史王景文以献。”
“泰始七年六月甲寅，义阳郡获铜鼎，受一斛，井盖并隐起镂，豫州刺史段似荣以献。”
“顺帝升明二年九月，建宁万岁山涧中，得铜钟长二尺一寸《齐书·祥瑞志》云‘边有古字’，豫州刺史刘怀珍以献。”以上均见《宋书·符瑞志》。
“建元元年十月，浩陵郡蜓民田健所住岩间，常留云气，有声响，澈若龙吟，求之积岩莫有见者。去四月二十七日，岩数里夜忽有双光，至明往获古钟一枚。又有一器名淳于，蜑人以为神物奉祠之。永明四年四月，东昌县山，自比岁以来，恒发异响。去二月十五日，有一岩褫落，县民方元泰往视，于岩下得古钟一枚。”
“五年三月，豫宁县长岗山，获神钟一枚。”
“九年十一月，宁蜀广汉县田所垦地，入尺四寸，获古钟一枚，形高三尺八寸，围四尺七寸，县柄长一尺二寸，合高五尺，四面各九孔。更于陶所瓦间见有白光，窥寻无物，自后夜夜辄复有光，既经旬日，村民张庆宣瓦做屋，又于屋间见光照内外，庆宣疑之，以告孔休先，乃共发视，获玉玺一钮，璧方八分，上有鼻，文曰‘帝真’。典阿县民黄庆宅左有园，园东南广袤四丈，每种菜辄鲜异，虽加采拔，随复更生，夜中恒有白光，晈质属天，状似县绢，私疑非常，请师卜侯道士傅德占，使掘之，深三尺，获玉印一钮，文曰‘长承万福’。”
“永明二年，冠军将军周普孙于石头北厢将堂，见地有异光照城堞，往获玉玺一钮，方七分，文曰‘明玄君’。十一月虏国民齐祥归，入灵丘关，闻殷然有声，仰视之见山侧有紫气如云，众鸟回翔其间，祥往气所，获玺方寸四分，兽钮，文曰‘坤维圣帝永昌’。送于虏太后师道人惠度欲献虏主，惠度睹其文，窃谓当今衣冠正朔，在于齐国，遂付道人惠藏送京师，因羽林监崔士亮献之。
十年，兰陵民齐伯生于六合山获金玺一钮，文曰‘年予主’。世祖治盆城，得五尺刀一十口。升明三年，左里村人于宫亭湖得靫戟二枚，傍有古字文，远不可识。
泰始中，世祖于青溪宅得钱一枚，文有北斗七星双节，又有人形带剑。及治盆城又得一大钱，文曰‘太平百岁’。”
“永明七年，齐兴太守刘元宝治郡城，于堑中获钱百万，形极大。”
“十年，齐安郡民王摄掘地得四文大钱，一万二千七百十枚，品制如一。”以上均见《南齐书·祥瑞志》。
“世祖延和三年三月，乐安王范获玉玺一，文曰‘皇帝玺’，以献。”
“太延元年，自三月不雨至六月，使有司遍请群神，数日大雨，是日有妇人持一玉印，至潞县侯孙家卖之，孙家得印奇之，求访妇人，莫知所在，其文曰‘旱疫平’。寇天师曰‘龙文纽’，书云此神中三字印也。”
“高宗和平三年四月，河内人张超于坏楼所城北故佛图处，获玉印以献，印方二寸，其文曰‘富乐日昌，永保无疆，福禄日臻，长亨万年’。玉色光润，模制精巧。”
“世宗永平元年四月，瀛州民获玉璧、玉印各一，以献。
肃宗熙平二年十一月，京师仍获玉玺二。”
“太宗永兴三年十二月，北塞候人获玉板二以献。”
“孝静天平二年二月，员外散骑常侍穆礼，得玉板一，广三尺，长五尺，头有两孔，以献。”
“肃宗正光三年六月，并州静林寺僧在阳邑城西橡谷掘药，得玉璧五，珪十，印一，玉柱一，玉盖一，并以献。”
“高祖太和五年六月，上邦镇将上言，于镇城西二百五十里，射猎，于营南干水中，得玉车钏三枚，二青一赤，制状甚精。”以上均见《魏书·灵征志》。
“景明四年，并州获古铜权，诏付崇，以为钟律之准。”《魏书·律历志》。
开皇十一年“以平陈所得古器，多为妖变，悉命毁之”。《隋书·高祖纪下》。
唐至五代的古物：
“则天时建昌王武攸宁，置内库长五百步，二百余间，别贮财物，以求眉一夕，为天灾所燔，玩好并尽。”《唐书·五行志》。
“开元十一年玄宗祀后土，获宝鼎，因改为宝鼎。”《唐书·地理志》。
开元十年“初有司奏设坛，掘地获古铜鼎二，其大者容四升，小者容一升，色皆青。又获古砖，长九寸，有篆‘千秋万岁’字，及‘长乐未央’字”。《唐会要》卷十上《杂录》。
“天宝内库有青瓷酒杯。”《云仙杂记》。
“天宝三载，陕西郡太守李齐物开三门石下得戟六，刃有‘平陆’篆字。”《旧唐书·地理志》。
“上元三年楚州刺史崔侁，献定国宝十三，（一）玄黄天符，（二）玉鸡毛，（三）谷璧，（四）西王母白环，（六）如意宝珠，（七）红靺鞨，（八）琅玕珠，（九）玉玦，（十）玉印，（十一）皇后采桑钩，（十二）雷公石斧，无孔。”《唐书·五行志》。
“宝历二年五月，神策军修苑内古汉宫，掘得白玉床，其长六尺，以献。”《唐书·五行志》。
乾元二年“寺观钟及铜象多坏为钱”。《旧唐书·食货志》。
贞元十五年正月“柳州蓝山县山摧，获古钟四枚”。《唐会要》四三《山搉石陨》。
“唐天宝间至南唐后主时，于句容县置官场以铸之，故其上多有监官花押，其体轻薄，花纹细而可爱，非古器也。”《格古要论》卷六《新铜器》。
“周显德二年九月一日，敕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并寺观内钟磬钹相轮大珠玲铎外，应两京诸送州府铜器物诸色，限五十日内并须毁废送官。”《五代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