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考古的起源
原始人类，只顾目前，不管过去。迨至人事日繁需要记忆而发明文字；为纪念前人的功德而叙述其事，叙述得久了成为历史；但古人的历史往往包括神话在内，欲求其所以然，不得不考古。
殷墟甲骨文有史字，其祭祖有自某某至某某顺次排列的，是殷人已有简单的历史，但殷亡之后其史未留存下来。周兴其史当详，但平王东迁史籍未与俱行，其详已不可得而闻。列国诸侯地居边陲，社会的演进为晚，及至平王舍宗周而迁东周，同迁的人为谋地盘而发生战争，于是战端大启，各国诸侯为力谋整理内政处理外交而有史的产生，如：
“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史记·秦本纪》。而“《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史记·六国年表序》。
“孙伯黡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左传》昭十五年。
“晋靖侯已来，年纪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无其年数。”《史记·晋世家》。
“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当为平王使史鱼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吕氏春秋·当染》。
秦文公十三年为周平王十八年，辛有为平王初年人见《左传》僖二十二年，鲁惠公亦在平王时，可知秦晋鲁之有史在东周初年。其史有的不记日月，如《国语》、《左传》《左传》原同《国语》，系分国记事的段片史，有的记月日如《春秋》的简单史。但有以史作鉴戒的，如：
楚申叔时对楚庄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国语·楚语》。
司马侯对晋悼公说：“‘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肸善于《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国语·晋语》。
善于《春秋》的人可以为人师，而善于《春秋》莫如史官，史官有博学的，如楚灵王说左史倚相：
“是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十二年。
但是楚子革说：
“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祇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同上。
史官尚不能知远，于是有借古物而考证的。初则引其铭文：
“商之衰也，其铭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忧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为膏，而祇离咎也’。”《国语·晋语》。
“孔丘圣人之后也……其祖……正考父……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左传》昭七年。
继有对于古物有研究，真伪请其鉴别的：
“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他鼎以往，齐侯弗信而反之，为非，使人告鲁侯曰：‘柳下季以为是，请因受之。’鲁君请于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赂以欲岑鼎也，以免国也；臣亦有国于此，破臣之国以免君之国，此臣之所难也。’于是鲁君乃以真岑鼎往也。”《吕氏春秋·审己》。
再则因其博物，给鼎以奖其学的：
“郑子产聘于晋，晋侯疾，韩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寝疾，于今三月矣，并走群望，有加而无瘳。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对曰：‘……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韩子祀夏郊，晋侯有间，赐子产吕之二方鼎。”《左传》昭七年。
春秋以前贵族方有入学校的权利，孔子本贵族之一，以其不用于鲁，乃游于各国，将“有事……服其劳”的作为“弟子”，平民乃有求学的机会。老年归鲁，声名大著，公然在杏坛设教授生，鲁当局亦不加以干涉。孔子又本其“以吾从大夫之后”之力，向当局借得材料，编了一部近代史《春秋》作为教科书。但对于古史，鲁国是没有材料的，只得向各地去找：
“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吾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焉，吾得《坤乾》焉。’”《礼记·礼运》。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
“孔子升太山，观易姓而王可得而致者七十余人。”《韩诗外传》。
杞宋找不到夏殷的史料，乃在鲁太庙中研究古物：
“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荀子·宥坐》。
“孔子观周入后稷之庙，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孔子家语·观周》。
孔子对于玉器、石器均有认识：
“孔子曰：‘美哉玙璠，远而望之鱼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说文》玉部璠字条下引。而与《论语》的有美玉于斯，亦可参考。
“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各使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楛曰‘肃慎氏之贡’……故分陈以肃慎氏之贡。君若使有司求诸政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椟，如之。”《国语·鲁语》。
“子思游齐，与陈庄伯登泰山而观天子之铭焉，遂告以圣帝明王巡狩祭祀黜祀之典。”《孔丛子》。
韩非之书列为法家，以其最尚实际，故对于古史多为怀疑，如有《显学》篇云：
“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其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
他在《十过》云：
“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禹做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殷人……食器雕琢，觞酌刻镂。”
韩非自韩入秦是沿陇海路而西的，其处正是多古物之区，他看见古址出土的铜器或陶器而有雕琢或刻镂的花纹，他在周代以为这遗址是前代的，故说这雕刻的古物是殷人的。又看见别处土中有许多红底黑花的彩陶，他认为画的比刻的时代古，向前一个朝代说是禹的古物。但遗址中尚有未画未刻的粗陶，他认为这更古，再向前推，说是尧的古物。
他说尧为某器，禹为某器，殷为某器，这话未必是，但他以器物的花纹有无及精粗划分时代是很对的。况他说“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这确是新石器时代的红底黑花的彩陶，他看见过新石器时代遗址是无疑的。他以彩陶为“祭器”，是他的考古眼光已很正确。我在荆村的发掘，可证明其说不误。
吕不韦集其门下著《吕氏春秋》，他对于周鼎有下列的记载：
“周鼎著象，为其理之通也。”《慎势》。
“周鼎著倕，而龁其指，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离谓》。
“周鼎著鼠，令马履之，为其不阳。”《达郁》。
“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先识》。
“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适威》。
《慎势》乃系空洞之词，《离谓》、《达郁》所言，是否有其形状不得而知。
《先识》所言饕餮乃系古凶人之名，见于《左传》文十八年，其“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乃印度神话，他混而为一。宋以来所谓饕餮纹，实即鸡羊，取吉祥之义。正面为羊头，羊头两面的为侧面鸡形。后来铸铜器的对于花纹的来源不明，将羊的角变曲了，眉变长了，眼珠及嘴均大了，侧面的鸡变成如草蔓如龙如蛇，与原形大异，乃目为怪物，而名为饕餮。原其用羊，以羊为良好的食品，故美字善字从羊，以得羊为祥，故甲骨文祥字不从示为羊。甲骨文有“羊”“勿羊”“弗羊”之习语。鸡因其按时鸣以报时，故人爱之。但夏人姞方以于穴前树直木画图腾于其上，甲骨吉写为 ，下为穴，上为直木柱，以门前有此为吉利。殷人以有鸡为吉利，故用殷人呼鸡之音，用夏人画木之形，而名为吉。
《适威》所言，是回纹亦即雷纹。此纹原由水浪形而成。因原始无舟，涉水在深处灭顶，故以水无浪的系浅水，水有浪处为深水。我于二十年在山西万泉县荆村瓦渣斜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其彩陶上有一个画格子形，但格子形的他一部分画为水浪形，可知水浪纹画得简单了就成了格子纹。这种花纹变分两途，在文字方面，炎字在甲骨文写 ，即灾字的巛，后又作为 ，两边两直为河岸，中一直指河中心的水，中直中的三角，指其处为最深处，小心灭顶之灾。后以灾在其中，故去边两直留中心的 为在。花纹由水浪变成雷纹回纹，饰其沿边一周，故曲状甚长。
吕不韦之徒多受黄老的影响，黄老之学是不注重考古的，如《庄子》《列子》言古书不宜读，古事不足征。是以《吕氏春秋》一书，言周鼎有五处，但皆错误。
三 两汉人的考古
西汉的学术空气太不浓厚，而且被阴阳五行所笼罩，以今古文之微异，而成立两大派之争，是未注意于考古之故。
《淮南子·本经训》：“故周鼎著倕，使衔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为也。”《道应训》云：“故周鼎著倕而使龁其指，先王以见大巧之不可也。”这完全是抄《吕氏春秋·离谓》的，而是同样的不知考古。但方士亦有知古物的，如“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按其刻，果齐桓公器”。《史记·封禅书》。
《司马迁》作《史记》，他是采取书本与访问古迹的：
他采的书是《夏小正》《夏本纪》，《颂》《殷本纪》，《历谱谍终始五德》及《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三代世表》，《春秋历谱谍》、《春秋国语》《十二诸侯年表》，《秦记》《六国年表》，《秦楚之际》《秦楚之际月表》，《春秋尚书》《高祖功臣年表》，《列封》《惠景间侯者年表》，《虞书》《乐书》，《史记》《天官书》，《春秋古文》《吴世家》，《世家》《卫世家》，《管氏》及《晏子春秋》《管晏列传》，《司马兵法》《司马穰苴传》，《孙子》《孙子吴起列传》，《论语·弟子问》《仲尼弟子列传》，《商君》《商君列传》，《孟子》《孟子荀卿列传》，《离骚》……《屈原贾生列传》，《新语》《郦生陆贾列传》，《功令》《儒林传》，《禹本纪》《山海经》《大宛列传》。
他到的地方，北至察绥，东北至山东，东至徐州，东南至江浙，南至湖南，西南至四川云贵，西至甘肃，中至河南。他所访的古迹，登箕山访许由冢《伯夷列传》，到楚观春申君故城《春申君传》，到长沙看屈原沉渊《屈原贾生列传》，适北边看蒙恬所筑的长城《蒙恬列传》，到淮阴看韩信母冢《淮阴列传》，适澧沛看萧曹樊哙滕公冢《樊郦滕灌列传》，上会稽探禹穴《自序》，上姑苏望五湖《河渠书》。
他以“余以为其人张良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留侯世家》，“吾适大梁梁虚，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地也”《信陵君传》。看图而校正其理想，访问而知其所以，是司马迁虽未据古物而依古迹，亦为考古之一道。
戴圣的考古“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铭者，论撰其先祖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顺也，明示后世，教也。夫铭者，一称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观于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为之者，明足以见之，仁足以与之，知足以利之，可谓贤矣，贤而勿伐，可谓恭矣。故卫孔悝之鼎铭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庙，公曰，叔舅，乃祖庄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庄叔，随难于汉阳，即宫于宗周，奔走无射，启右献公，献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突旧耆欲，作率庆士，躬恤卫国，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铭，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对扬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礼记·祭统》。而《大学》中又引汤之《盘铭》。
张敞的考古，当汉宣帝时“美阳得鼎献之，下有司议，多以为宜荐见宗庙，如元鼎时故事。张敞好古文字，按鼎铭勒而上议曰：‘臣闻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斄，公刘发迹于豳，太王建国于梁，文武兴于酆鄗。由此言之，则梁酆鄗之间，周旧居也，固宜有宗庙坛场祭祠之藏。今鼎出于东，中有刻书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旗鸾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天子，丕显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窃以传记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扬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藏之于宫庙也’。”《汉书·郊祀志》。
此外，《汉书·艺文志》有《黄帝铭》六篇《道家》，《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杂家》，其书不存，是否为叙述古物书，不得而知。
袁康的考古，袁康除将吴越以前、吴越及吴越以后的吴越两地古迹记述外，他在《越绝书》卷十一记《宝剑篇》以工具划分时代：
“时各有使然：
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藏。夫神圣主使然。
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藏。
禹宂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
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
他用工具分的阶段为“石兵……玉兵……铜兵……铁兵”，这与一八三二年丹麦皇家博物院院长汤姆生（C.J.Thomsen）分为石器时代（Steinzeit）、青铜器时代（Bronzezeit）、铁器时代（Eisenzeit），至十九世纪中勒波克（J.Lubbock）又分石器为旧石器（Palaeolithic）、新石器（Neolithic）划分的阶段同。
他对于用途，石兵以为断树木治宫室用的，玉兵除为断树木治宫室，加“凿地”二字，以开山通道非用铜兵不可，非石兵、玉兵所能胜任的。以威服天下，是要用铁兵的。工具愈利而收获愈多，这也是合乎科学的。犹以玉兵为凿地一解可贵。玉兵即新石器，新石器是磨光的，而润滑如玉，甚至新石器已有用玉制造的。石器之所以磨光，为凿地种植，以泥土沾贴在工具上易于取掉的。是新石器为农业而发明，即新石器时代已有农业。
他对于石兵、玉兵说是“死而龙藏”的，龙为丘陇的陇，即为殉葬物。铜兵、铁兵不言“死而龙藏”，是在他当时，铜兵、铁兵尚在使用着。是石兵、玉兵，是他自古墓中发掘出来的。袁康可算是世界上最古的考古学者。
许慎的考古：
秦统一中国，因各国的文字不同而令“书同文”，废古代的文字，而用新创隶书的今文，许慎生当东汉，以古文已废，而古书难读，乃作《说文》，以探求其字源，而明其意义。于是有参考古物上刻文的必要，他在《说文序》中云：
“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与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书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
又如王肃“大和中鲁郡于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尊，以牺牛为尊”《诗·鲁颂·宫》疏引。此外如张晏《汉书·儒林传》注，按碑知伏生名胜，孟康《汉书·律历志》注以章帝时人于舜祠下得白玉管，以玉作管，不但竹也。此皆应用考古而研究学问的。
四 晋唐人的考古
束晳整理古物与考古：“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王冢，得竹书十车，其《纪年》十三篇……其《易经》二篇……《易繇阴阳卦》二篇……《卦下易经》一篇……《公孙》二篇……《国语》三篇……《名》三篇……《师春》一篇……《琐语》十一篇……《梁丘藏》一篇……《缴书》二篇……《生封》一篇……《大历》二篇……《穆天子传》五篇……《图诗》一篇……《杂书》十九篇……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铨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晳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时有人于嵩山下得竹简一枚，上两科斗书，侍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张华以问晳，皙曰‘此汉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检验果然，时人伏其博识。”《晋书·束晳传》。
梁代学术发达，考古学者辈出：
刘杳“尝于约沈约坐，语及宗庙牺樽，约云：‘郑玄答张逸，谓为画凤凰尾娑娑，然今无复此器，则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尊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酒。顷魏世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樽作牺牛形。晋永嘉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为牛象。二处皆古之遗器，知非虚也。’约大以为然”。《梁书·刘杳传》。
顾烜著有《钱谱》一卷《隋书·经籍志》，已逸。其存者有：
虞荔的《鼎录》一卷，除第一鼎为皇帝黄帝外，而录自汉景帝至王羲之共七十二器。
陶宏景有《古今刀剑录》一卷，自夏启至梁武帝共七十九器，但以夏孔甲铸剑，不知夏代尚未发明铁，当系根据《禹贡》、《山海经》等书而言的。
刘显善为鉴别，“魏人献古物，有隐起字，无能识者，显按文读之，无有滞拟，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梁武帝甚嘉焉”。《梁书·刘显传》。
刘之遴富于收藏，“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梁书·刘之遴传》。
时对于古物浮雕发明一种拓印法。先于此者，有汉蔡伦于汉和帝时发明造纸：
“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后汉书·蔡伦传》。
余在南京古物保存所时，因古物保存所在明故宫，所内后院有故宫的石池，余养鱼于其中，雨时后院之水皆流入池中，而雨时将草木叶及茎上的纤微物洗刷混入水中而存于池，故在雨后天晴数日内，池水浮起一层绿沫，以其有遮日光，水不易热而鱼不易长，故用杆挑之，其沫成丝状而有黏性。有一次差人挑其沬抛在池边石上，其沫干后成白色，余取而视之，因沬被抛在石上，石为光面，沫贴石的面亦成平面，与纸极同，试以笔写亦不异。因悟蔡伦发明造纸，本于此耳。
其次则有汉熹平《石经》之立：
“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奚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议郎张训、韩说，太史令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庙门外，于是后儒晚学，皆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后汉书·蔡邕传》。
熹平《石经》立，只知“摹写”而不知拓。是其时拓的技术尚未发明。按《隋书·经籍志》在经部末有石经，其文如下：
一字石经周易一卷梁有三卷
一字石经尚书六卷梁有今字石经郑氏尚书八卷亡
一字石经鲁诗六卷梁有毛诗二卷亡
一字石经春秋一卷梁有一卷
一字石经论语一卷梁有二卷
三字石经尚书九卷梁有十三卷
三字石经春秋三卷梁有十二卷
这石经是抄本？拓本？余以为是拓本。按《隋书·经籍志》载，“周易二卷梁六卷”，“古文尚书十三卷”，“今字尚书十四卷”，“春秋经十三卷”，“论语十卷梁有古文论语十卷”。而石经的卷数均较写本的卷数为少，这当是石经以一碑为一卷，或碑有残缺《后汉书·蔡邕传》注引《洛阳记》云石经有“毁”的，有“悉崩坏”的，以数碑为一卷。
梁《石经》的卷数多于《隋书·经籍志》石经的卷数，由于在梁时碑尚完整者多，故以一碑为一卷。在唐作《隋书·经籍志》时，碑已毁坏甚多，残缺的合并为一，故卷数少。《洛阳记》云“《论语》二碑，一碑毁”了据刘敞注，是梁据原二碑为二卷，隋为一卷，是在“一碑毁”以后。梁元帝有《碑英》一百二十卷。据此梁时已会拓碑了。
南京栖霞山附近，及丹阳多梁代的陵墓，其陵墓上的华表，常刻有五寸见方大小的字，其字系反刻反读，可谓石刻中之别开生面者。
它为什么是反书而又倒读呢？是它初发明拓碑时，不会用纸平铺在碑上，纸上垫布，用木槌轻在所垫的布上打击，使纸柔软而压入刻缝中，垫布取开，用细绸内包丝绵成袍形，面抹以新墨汁，将此已抹墨汁的丝绵袍，轻打于碑的纸上，贴在碑平面的纸着为黑色，字画中压下的纸因低凹墨拓不着而为白色，此为打拓法。在初发明拓碑，不知使用此法，乃于碑面抹墨汁后，将纸铺在已抹墨汁的碑面上，用笤箒扫纸，则黑白俱分，如印木刻版的书情形一样，此为扫拓法。故用反刻倒读文字，拓下来自然成了正书顺读了。若用正书顺读，拓下来反成了反书倒读。梁欲广博宣传其死的功德，或为答谢送仪，故发明拓碑，每人送一份。但以此法拓汉熹平时所立的石经，则不能用，于是进一步研究，而发明如现在的拓碑法拓熹平石经，故《隋书·经籍志》末言梁石经为反文倒读。
梁时初发明扫拓法即拓反书倒读之字，其反书倒读之发明者，疑为贝义渊。因伊曾创有这种反书字体，于考古上无大补益，但影响于雕刻印刷的发明《历代三宝记》谓隋代已有雕版，当系承梁的扫拓法而来，其功甚伟。及至研究出打拓法，在未发明照相机以前，其浮雕赖此而行，于考古上帮助不少。
其在北朝，郦道元作《水经注》，其中将古迹古物引汉碑百，魏碑二十，晋宋及北魏碑称是，调查得很多。又如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引碑志约二十余条。颜之推《家训·书证篇》据秦权汉碑正俗字俗名，均可谓为考古学者。
隋之何稠既博识古物，又可仿造：
“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措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无异。”《隋书·何稠传》。
唐人的考古，封演有《续钱谱》六卷，吴协有《三代鼎器录》，徐浩的《古迹记》，郑承规的《碧落碑释文》，均为专著。而贞观时在陕西发现的石鼓，多为颂咏。如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卷二云：“石鼓文在县天兴县南二十里许，石形如鼓，其数有十，盖纪周宣王畋猎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也。贞观中，吏部侍郎苏勗记其事云‘虞虞世南褚褚遂良欧阳欧阳询共称古妙，虽岁久讹缺，遗迹尚有可观。而历代纪地理志者，不存记录，尤可叹惜。’”
窦蒙的《述书赋注》：“史籀周宣王时史官，著大篆，教学童。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吏部侍郎苏勗叙记卷首云‘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即其文也。”
李嗣真的《书后品赞》：“史籀烟灭，陈仓借甚。”《法书要录》。
张怀瑾的《书断》：“其迹有石鼓文存焉，盖讽宣王畋猎之所作，今在陈仓。”《法书要录》。
杜甫的《李潮八分小篆歌》：“陈仓石鼓文已讹。”《杜工部集》卷一六。
韦应物的《石鼓歌》：“周宣大猎兮岐山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苏涩。”《韦苏州集》卷九。
韩愈亦有《石鼓歌》《昌黎文集》卷五，以石鼓为周宣王时物固非，而能把石鼓从草原运于都中，以打本流传，学者歌咏，是唐代对于考古，亦有相当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