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周至唐，古物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个别的贵重，故上文分为两章叙述；宋以后的古物，政治与学术打成一片，故不另分章。
一 宋代的考古
宋初对于古物，也是不注重的，他承五代时周显德二年九月一日敕，“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并寺观内钟磬钹相轮大珠玲铎外，应两京诸送州府铜器物诸色，限五十日内并须毁废送官”《五代会要》。是以他“或发古冢，毁佛像器物”铸钱《宋史·食货志》。及至宋真宗咸平三年西历一〇〇〇年政府仿汉宣帝美阳得鼎古事，诏儒者考正：
按旧图云“咸平三年，好畤令黄郓获是器，诣阙以献，诏句中正杜镐详其文”《考古图》卷二《仲信父方旂甗铭释》。
“咸平三年乾州献古铜鼎，状方而有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诏儒臣考正而句中正杜镐验其款识，以为史信父甗。中正引《说文》甗甑也。又引《墨子》夏后铸鼎四足而方，《春秋传》晋侯赐子产二方鼎云，此其类也。”《金石录》卷十一甗铭引《真宗实录》。
至仁宗景祐时因正乐而始为“不毁”，于是注意古物。
“景祐中修大乐，冶工给铜更铸编钟，得古钟有铭于腹，因存而不毁，即宝龢钟也。修知太常礼院时，尝于太常寺按乐，命工扣之，与王朴夷则清声合。初王朴做编钟皆不圆，至李照等奉诏修乐，皆以朴钟为非，及得宝龢，其状正与朴钟同，知朴为有法也。”《集古录跋尾》卷一古器铭。
“庆历中叶清臣守长安，得秦公钟上之，大乐考之，音中大吕。”《东观余论·秦昭和钟铭说》。
“皇祐中诏定大乐，有司校之，皆与《周官》不合。”《考古图》卷二《方乳曲文次鬲铭》。
“皇祐中议乐官既逸胡琴等，云《明堂位》有著尊……”《考古图》卷四《壶尊铭》。
“皇祐三年诏出秘阁及太常所藏三代钟鼎器付修太乐所参较齐量，又诏墨器以赐宰执。承相平阳公命承奉郎知国子监书学杨元明释其文。”《籀史》。
政府既注意古物，官吏及人民多为呈献。
“咸平三年好畤令黄郓获是器，诣阙以献。”《考古图》卷二《仲信父方旂甗铭释》。
“咸平三年同州民汤善德，获于河滨以献。”《考古图》卷三《太公缶释》。
“庆历中叶清臣守长安，得秦公钟上之。”《东观余论·秦昭和钟铭说》。
“崇宁初商州得古鼎，刻文甚完……寻上之。”《续考古图》卷四《鼎释》。
“崇宁元年泰州甘谷新边民耕得之，献于定西高庙。”《续考古图》卷二《熊足盘》。
“崇宁三年甲申岁，孟冬月，应天府崇福院掘地得古钟六枚，以宋公钟又获于宋地，宜为朝廷符瑞，寻上进焉。”《续考古图》卷四《公钟》。
其时士大夫亦喜古物。
“嘉祐中刘敞为永兴守，长安为秦汉故都，多古物奇器，埋没于荒基败冢，往往为耕夫牧竖得之，遂得传于人间。刘氏喜藏古器，由此所获颇多。”《集古录跋尾》卷一。
“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学实始于伯时李公麟神宗哲宗时人。”《籀史》。
据哲宗元祐七年吕大临《考古图》所列收藏古物的，共有四十处：
（1）秘阁按此当为帝王所藏。
（2）太常按即《集古录跋尾》云“修知太常礼院时”，为政府置造乐器处。
（3）内藏按原注云“皇祐中降付修文伏乐所”，与秘阁为二，故另列。
（4）河南文氏潞公
（5）丹阳苏氏子容
（6）临江刘氏邍父
（7）河南张氏景先
（8）睢阳王氏仲至
（9）新平张氏舜民芸叟按即张舜民字芸叟。
（10）庐江李氏辟伯时按即李辟字伯时。
（11）开封刘氏瑗伯玉
（12）京兆田氏槩
（13）扶风乞伏氏
（14）京兆吕氏
（15）京兆薛氏绍彭道祖
（16）眉山苏氏子瞻
（17）颍川韩氏持正
（18）京兆范氏巽之
（19）洛阳曹氏
（20）东平荣氏启道
（21）河南寇氏准
（22）丹阳蔡氏肇天启
（23）河南许氏
（24）河南
（25）扶风王氏筌子其
（26）京兆孙氏求祖修
（27）邺郡窦氏
（28）河南王氏康功师文
（29）鄱阳法相院按卷四《龙文三耳卣》云“今法相院僧传摹其器以示人”，是法相院为一寺院。
（30）河南李氏
（31）东平王氏禹玉
（32）京兆母氏沅清臣
（33）京兆李氏庠彭
（34）东明刘氏槩仲平
（35）京兆陈氏
（36）华阴宋氏子安道卿
（37）京兆孙氏默
（38）成都大慈寺僧
（39）庐江高氏
（40）淮阳赵氏
《续考古图》所列有：
（1）范忠献
（2）河南李善初
（3）东明王氏
（4）咸阳张询殿直
（5）杨与权
（6）庐江李伯时此即《考古图》所列第十李辟
（7）张才元婿
（8）王师文康功此即《考古图》所列第二十八王康功
（9）王晋玉玠
（10）新平张氏此不知是否《考古图》所列第九张舜民
（11）睢阳王氏此不知是否《考古图》所列第八王仲至
（12）祖孟广博
（13）张伯均
（14）京兆吕氏此不知是否《考古图》第十四所列京兆吕氏
（15）李元均宰
（16）吕子功侄
（17）克中
（18）荣询之咨道大夫以“荣氏所收古器最盛，凡百余种……取二十六种续编于此”。
（19）赵承规茂曾
（20）松岛吴氏衍
（21）丁伯容
（22）楚氏朝宗
（23）姚义夫雄
（24）赵仲忽周臣
（25）邢和叔恕
（26）臧仲修大年
（27）李仲明试
（28）程之奇
（29）克一姪
（30）张伯均侄
此外如《游宦纪闻》言：“庆元间单路分炜字丙文……居黔阳，好古博雅，所蓄奇玩甚富，仍精于辨别。”
以上共计七十处，除重复五处外，尚有六十五处，除政府及寺院五处外，私人收藏者有六十家。但《续考古图》系“在绍兴三十三年之后”《四库总目》，与《考古图》相差约百年，旧收藏之家只有五人，其原因是：
“宣和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石林避暑录话》卷三。
政府及士大夫搜罗古物的情形是：
“宣和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不较重价，一器有值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竞搜剔山泽，发掘冢墓，无所不至，往往数千载之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吴珏为光州固始令，先申伯之国而楚之故封也，间有异物，而以避远人未之知，乃令民有罪皆入古器自赎。既而罢官，几得五六十器。与余遇汴上，出以相示，其间数十器尚三代物。后余中表继为守，闻之微用其法，亦得其十余器。乃知此类在世间未见者尚多也。范之才为湖北察访，为绐言泽中有鼎，不知其大小，而耳见于外，其间可过六七岁小儿。亟以上闻，诏本部使者发民掘之，凡境内波泽悉干之，掘数十丈讫未有，之才寻见谪。”《石林避暑录话》卷三。
政府贮藏情形是：
“而宣和殿后，又创立保和殿，左右有稽古、尚古、博古等阁以贮之。”《铁围山丛谈》。
政府及士大夫所得的古物，多为玩赏：
“尊彝鼎敦之器，犹出于山岩屋壁陇亩墟墓之间，形制文字且非世所能知，况能知所用乎？当天下无事时，好事者畜之，徒为耳目奇异玩好之具而已。”吕大临《考古图序》。
但有几部关于考古书出版，兹略为介绍于下：
（1）吕大临的《考古图》十卷自序于元祐七年即西历一〇九二年，所收铜器为二百十一，玉器十三，每物绘其图并摹其文，释文列在下面，将出土地收藏者，并器的高深容的尺寸，复加考证。
（2）《博古图录》亦称《宣和博古图》三十卷，有谓王黼或宋徽宗所作，其书成于宣和五年一一二三年以后。所收器为二十类，八百三十九器。每类各有总说，亦系绘图摹之，释文列在下面，后列其器的高深口径阔的尺寸，容若干升，重若干两，加考证于后。
（3）《续考古图》五卷，作者已佚，书成在绍兴三十二年一一六二年之后，所收共百器，亦绘图摹文，他是依《考古图》而作的。
（4）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其书以绍兴十四年一一四四年刻，所收夏器二，商器二百零九，周器二百五十三，秦器五，汉器四十二，共五百十一器，除夏器为吴越器误认外，而商器亦多系周器。未绘图，只摹铭文，下列释文，旁加考证。
（5）王俅《啸堂集古录》二卷，序于淳熙丙申一一七六年共三百四十五器，但自洗以下二十八器排列失序，恐为补作。上摹其文，下列释文，未有考证。
（6）王厚之《钟鼎款识》一卷，绍兴时人，款识五十九种，系将秦熺、朱敦儒等所藏之物，辑其拓本而成是书。
（7）张抡《绍兴内府古器评》二卷，《四库提要》以为明人所作。按此书共七十器，而有五十器已见于《博古图录》，这当是其器被金人所掳，仅余于此，非明人伪作。由此书可以看出南宋对于考古已衰落了。
（8）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十卷，其书成于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年。专为考证铜器及石碑的。欧阳修所以编《新唐书》及《新五代史》，就是根据他所得的碑帖材料。
（9）赵明诚的《金石录》三十卷，其书成于绍兴中，与《集古录跋尾》大致相同。但较欧阳书材料多。
（10）洪适的《隶释》二十七卷，自序于乾道三年一一六七，自卷一至卷十九，共列碑一百九十二，卷二十录《水经注》中碑，卷二十一至二十三录《集古录》中碑，卷二十四至二十六录《金石录》中碑，卷二十七录《天下碑录》中碑。
（11）洪遵的《泉志》十五卷，分为正用品，不知年代品，外国品，压胜品四类，原书无图，明徐象梅加入图形，但图并不照实际的古钱绘画，是依《泉志》之文，用想象之图。书为今存最古之钱谱，而图则不能用。
（12）王象之的《舆地记胜》四卷，自序作嘉定辛巳一〇四一年，他上承《水经注》的遗法，下开后世分地研究古物之风，将各地的碑目及石刻的所在，详为列出。
（13）聂崇义的《三礼图》《四库总目》称宋太祖时诏颁行于世。其书专将古代的器物、衣服、宫室等，绘成图形，当亦有依照古物原形而摹绘的。
（14）李诚的《营造法式》卷，自序作于元符三年一〇九二年，对于古代宫殿的建筑详为考证的。
其他如陈思的《宝刻丛编》二十卷，娄机的《汉隶字源》五卷，曾宏父的《石刻铺叙》二卷，曾巩的《元丰》题跋一卷，黄伯思的《东观余论》二卷，董逌的《广川书跋》十卷，翟耆年的《籀史》一卷，郑樵《通志》中的《金石略》三卷，及逸名的《考古图释文》一卷，《宝刻类编》八卷，均为考古上重要之书。
《铁园山丛谈》云“政和间尚方所贮至六千余数百器……数至万余”，余据《考古图》二二四器，《博古图录》八九三器，《续博古图》一〇〇器，《啸堂集古录》三四二器，《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五二器，《钟鼎款识》六〇器，《绍兴内府古器评》七〇器，合计共二千二百器。其中当有重复者在，而与政和间较，不及三分之一。王静安先生又加入《集古录》、《金石录》、《东观余论》、《广川书跋》共十一种书，将其有文字的著为《宋代金文著录表》，共得六百四十三器。
北宋哲宗、徽宗时，对于古物搜集的甚多，但大部分被金人掳去：
“靖康北徙，器亦并迁”。元冯子振序杨《增广钟鼎篆韵》。“平辽宋所得古器”。《大金国志》。是以在政和时内府有六千余器，至《绍兴内府古器评》只有七十器，所存不过百分之一。
又将所有尽为销毁，铸成货币：
绍兴六年“敛民间铜器”，绍兴十三年“至为发冢墓”，绍兴二十八年“出御府铜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间铜二百余万斤”《宋史·食货志》。是以在绍兴三十二年以后作的《续考古图》列收藏家三十人，而无“秘阁”“太常”“内藏”，是内府所藏尽毁，私人所藏仅余百器，是南宋对于考古有些中衰的样子。但余风尚存，如史祁于淳熙“癸卯知棉州……博采近郊石刻置之集古堂”。《蜀中名胜记》。
两宋人关于考古的著作，容媛女士的《金石书录目》列王俅至薛尚功二十二人，连阙名的，共书三十种。而李遇孙的《金石学录》，列两宋由郭忠恕至周密共六十一人。杨殿珣的《宋代金石佚书目》，共列八十九种《考古》第四期。可知宋人对于考古兴趣之浓厚。
二 金、元、明的考古
金人对于古物，系得自辽宋，以为不祥而尽毁：
“靖康北徙，器亦并迁，金汴季年钟鼎为祟，宫殿之玩，毁弃无余”。元冯子振序杨銁《增广钟鼎篆韵》。
“海陵正隆三年，诏毁平辽宋所得古器。”《大金国志》。
“俄遇都邑倾覆，悉入金营，散落不存，惟图录规模班班尚在，可以流传不朽耳。”《铁围山丛谈》。
其学者元好问著《故物谱》，以古物为“外物之外”，亦有轻视意。是金代没有考古可言。
元代对于考古的专著，有朱德润的《古玉图》，吾邱衍的《学古篇》及《周秦刻石释音》，潘昂霄的《金石例》，潘迪的《石鼓文音训》，单禧的《汉校官碑释文》，梁有的《文海英澜》等。涉及考古的，有徐硕的《至元嘉志》三十二卷，其中碑碣为十一卷，又如郑杓的《衍极》、《论瘗鹤铭》。姚桐寿的《乐郊私语》、《辨天册碑》等。而陆友的《研北杂志》，以石鼓文系宇文周之物，不从唐宋人之旧说，另辟新解。
《古玉图》元至正元年作所列的收藏家，有孙元明、武林王氏、高仲器、婺南陶氏、赵伯昂、张德常、张太监、曾元理、王立章、柯博士、刘衍祥等。并有古玩铺的“集古斋”，及专收藏瓷器的“瓷器刘家”。可知元代对于考古亦有专门研究的。
梁有于“天历间奉敕历河南北，录金石刻三万余通，上进”《金石学录》。元代既遣使访碑，是元代对于考古亦为注意。
明代以八股取士，文尚虚伪，故对于考古远不如宋而且不及元。清亦以八股取士，但因文字之狱，士大夫受祸者不少。后因籍收四库书，焚禁不少，有志之士乃为考古之学以避祸。政府对于考古，一为仿造，一为毁坏。
宣德仿古造炉及其私仿：
“宣德三年三月初一日，上谕工部尚书吕震曰：‘今有暹逻国剌迦满霭者，所贡洋铜，厥号风磨，色同阳迈，朕思所用，堪铸鼎彝，以供郊坛宗庙内庭之用，今着……应铸鼎彝，可照《博古》、《考古》诸书，并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均定等窑，器皿款式典雅者，照式铸束。……共计三千三百六十五件。’”《宣和鼎彝谱》。
时有私仿者为监铸官吴邦佐，“琴书侣者，宣德年监铸鼎彝官臣吴邦佐别记也，凡所私铸之炉，皆署‘琴书侣’篆款，置作色彩，一如真宣”。《宣炉汇释》八。
崇祯毁古铜器及宣炉以铸钱：
“上又将内库历朝诸铜器尽发宝源局铸钱，内有三代及宣德年间物，制造精巧绝伦，商人不忍旧器毁弃，每称千斤，愿纳铜二千斤，监督主事某不可，谓古器虽毁弃可惜，我何敢私为轻重。商人谓宣铜下炉尚存其质，三代间物则质清轻之极，下炉后惟有青烟一缕尔，此则谁认其咎？监督谓圣情猜疑甚重，若如公言，必增圣疑，如三代物不便下炉，则有监督内官公同验视，罪不在我。”《烈皇小识》卷六。
《明史·食货志》言隋世尽销古钱，启、祯时广铸钱，始括古钱以充废铜。与上文可参照。
明代收藏家虽不多，而以朱存理为首：
“元季明初中，吴南园何氏，笠泽虞氏，庐山陈氏书籍金石之富，甲于海内，继其后者，存理其尤也。”《江南通志》。
华夏搜罗亦富：
“华夏搜罗极富，居锡山，筑真赏斋以储古碑刻。”《金石学录》卷二。
天一阁藏碑刻亦多：
“明天一阁藏书，名重海内，其藏弆碑刻尤富……自三代迄宋元，凡五百八十余通。”《金石学录》卷二。
考古著作之大者：
王世贞有《古今书法苑》七十六卷，自四十五卷至末卷，俱录金石，其题跋之精，在明为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