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考古人数及书籍之增加
清初对于考古并不注意，是以《四库全书总目》，连同宋元明以至清中叶以前，关于金石的书籍，共计五十八种。清高宗以内府所藏古物甚多，仿宋徽宗《宣和博古图》，命廷臣编《西清古鉴》四十卷于乾隆十四年编，十六年成书，内府刻本，卷首列有奉旨办理诸臣，分为监理、编纂、摹篆、绘图、缮书、校刊、监造七类，各类列办理诸臣的职名，《宁寿鉴古》十六卷于乾隆十六年至四十年之间所编，民国二年涵芬楼缩印，《西清续鉴甲编》二十卷于乾隆四十五年编，至乾隆五十七年成书，宣统二年涵芬楼缩印，《西清续鉴乙编》二十卷亦乾隆四十五年，系据盛京所存的古物，北平古物陈列所存稿本。共八十种，四千零七十四器，其中有文字的一千二百九十器。
清政府既提倡于上，阮元等作《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于下，考古之风因而大盛，王静安先生据钱坫、阮元、曹载奎、吴荣光、刘喜海、吴式芬、徐同柏、朱善斾、吴云、潘祖荫、吴大、刘心源、端方、罗振玉十四家，作《清朝金文著录表》六卷，计得三代器二千六百三十五，秦器七十一，汉以后器五百五十八。共计三千三百六十四，除伪器外，得三千二百九十四器。
容媛的《金石书录目》，依物的性质分为十类，兹为列表于下：
除日本、高丽外，共九百零六种，六千零零七卷。此外尚有《方志中金石志目》，江苏二十三种三十八卷，浙江五十二种一百二十八卷，安徽七种十一卷，江西十二种十二卷，福建八种三十八卷，广东三十种八十四卷，广西三种十八卷，湖南十四种六十五卷，湖北七种二十二卷，四川二十八种三十卷，贵州一种一卷，云南三种六卷，吉林一种一卷，黑龙江一种一卷，河北十五种四十卷，河南二十六种七十八卷，山东三十二种五十七卷，山西十二种二十一卷，陕西十九种二十四卷，甘肃一种一卷，察哈尔一种二卷，新疆一种二卷。《方志金石目》共二百九十七种，六百八十卷。连前约一千二百种，六千七百卷。尚有丛书十二种，多与前列重复，故不另计。依时代分，梁二人，唐二人，宋二十二人，元三人，明三十人，清三百三十三人，民国一百五十人，共计九百四十二人。而清至现在，书与人约占清以前百分之九十，但据宣哲的《金石学著述考》稿本存佚共约二千二百余种。又依其《金石学人录》除现在的人不计，及李遇孙的《金石学录》及补并陆心源的补已有亦不计外，共得一千四百七十二人，三家合计共得二千三百六十人。兹将宣哲先生所列的表于下：
依三家合计，清以前为八百五十五人，清代为一千五百零五人，若再加上民国以来一百五十人，是清至现在考古的人数占以前的三分之二以上，可知其考古之盛了。
二 考古书籍分类叙述
一 金
考古学上所谓金石之金，并非金银之金，乃是铜字古写。
原始人类，在未发明金属以前，射箭的箭头，有用石做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均有，有用骨做的新石器时代。但这些箭头并不坚硬，待铜发明，用铜为箭头，金字上的△即箭头，其下⊥为箭干，其中为翎。箭射出去，只有前进而无后退，故晋字从二箭，金晋同音为一来源。另一民族用鸟前飞而不后退为进，袭用晋音。及发明炼铜以铜做乐器，击之发出 声，有于旁注童音为钟，或注同音为铜。但铜字在晚周始有，故考古家用古写的铜字为金。
殷墟发掘，石器多于铜器，是殷代为石器的末期，铜器的初期。而铜器有鼎、爵、刀、矛、戈、瞿、斧、矢等。分析其铜器，礼器含锡百分之十，刀含锡百分之十五，矢含锡百分之十七，句兵含锡百分之二十，余为黄铜，是含锡愈多其硬度愈大，在殷时已知合金之法。
铜器在殷为初期，在周为盛期，秦汉为衰期，六朝至今为末期。六朝以后铜器多为镜子及造象等。铁在周秦为初期，汉至清末为盛期，现在则为衰期。但在铜器时代，为中国史上缺乏史料的时代，故历来考古家多注意于铜器。若铁器本身上少有文字，而且使用铁器浓盛之时，书籍甚广，不借铁器以补正史，故各家著录者少。铜器的种类，据《小校经阁金文》，其类如下：
乐器——钟、句鑃、錞于、铙、铃、磬、铜鼓等。
造饭器——鼎、鬲、甗、釜、鍪、等。
饮器及酒器——卣、罍、壶、尊、爵、觥、觚、觯、端、角、斝、举、彝等。
盛饭器——敦、簠、簋、豆、盘、盆、卢、盦等。
温器——斗等。
盛调和器——盉等。
运汤饭器——匕、勺、柶等。
洗脸盆——匜、洗等。
啖盂——盂。
燃火器——灯、熏炉等。
镜子——鉴、镜等。
度量衡——权、量、尺、甬、钟等。
证器——符、印、买地券等。
兵器——戈、戟、句兵、矛、刀、瞿、剑、匕首、斧、钺、凿、削、镞、弩机等。
其他如带饰、门饰、车饰，以及农具、钱范、造象等。
专著录铜器之书，在梁有《鼎录》、《刀录》，宋有《考古图》、《续考古图》、《博古图录》、《啸堂集古录》、《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钟鼎款识》、《绍兴内府古器评》，明有《古器具名》、《宣德鼎彝谱》。清至现在，则以《西清古鉴》四十卷，《宁寿鉴古》十六卷，《西清续鉴甲编》二十卷清高宗敕编，以及曹载金的《怀米山房吉金图》一卷，刘喜海的《长安获古编》二卷，吴云的《两罍轩彝器图释》十二卷，吴大澂的《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一卷及《愙斋集古录》二十六册，吴荣光的《筠清馆金文》五卷，徐同柏的《从古堂款识学》十六卷，孙诒让的《古籀拾遗》及《余论》各三卷，吴式芬的《攈古录金文》三卷，刘心源的《奇觚室吉金文述》二十卷，米善的《敬吾心室彝器款识》二册，陈介祺的《簠斋吉金录》八卷为重要。
民国以来，有罗振玉的《内府藏器著录表》二卷，《贞松堂吉金图录》三册，《古镜图录》三卷，《殷文存》二卷，罗福颐的《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八卷，关百益的《新郑古器图录》二卷，刘节的《寿县所出楚器图释》一卷，容庚的《宝楼彝器图录》一卷，《武英殿彝器图录》二册，《金文编》及续编各十四卷，商承祚的《十二家吉金图录》三册，郭沬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二编，《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二册，《金文丛考》四册，王辰的《续殷文存》二卷，邹安的《周金文存》六卷，刘体智的《小校经阁金文》十八册，吴其昌的《金文氏族谱》等为重要。
二 石
人类使用的工具，为石器、铜器、铁器、钢器各阶段。石器自唐至明目为神物雷公斧，张凤云为药铲及刻陶纹的工具，此种书籍仅有《甘肃考古纪》、《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城子崖》等附带的研究而已。此处之所谓石，既非石器，亦非石器时代巨石建筑物之石，乃是在石板上雕刻文字或花纹的碑、造象、石画、磨崖、墓志、并砚而已。
中国最古的碑，传为夏禹的《岣嵝碑》宋嘉定五年何致于南岳祝融峰下发现，近人已考其伪，即使非伪，其字近于越人的鸟篆，或为苗民的文字而非禹物。次为周穆王的“吉日癸巳”，按此系后人依《穆天子传》以周穆王曾至其地，故目为周穆王物，但《穆天子传》系战国时中山人作，与穆王无干，故不可据。其次为石鼓，旧说为周宣王时物亦有言周成王及六朝宇文周时物，近人考为秦襄公时物，但其字近大篆，与《泰山刻石》类似，宋郑樵以为系秦物为是。次为《咒楚文》，但恐非真物。再次则为秦始皇及其二世的颂功德刻石，今只存泰山上十个大字。西汉碑今存者不过十种，东汉以后则渐多。
记石刻最早之书，为管子言泰山封禅有七十二家，次为《吕氏春秋·安死》，言墓上立石，再次为《史记·秦本纪》，言武王伐纣，飞廉至霍泰山得石棺铭，以及《始皇本纪》录《琅琊》等石刻。魏晋学者已有据碑证史的，如张晏注《汉书·儒林传》，案碑知伏生名滕；晋灼注《汉书·地理志》，据碑知黎阳之取名，由于在黎水之阳。到了梁元帝著《碑英》一百二十卷，为著录石刻专书之始，惜其书已佚。后魏时刘芳对于《石经》，音义明辨，时人号“刘石经”。郦道元注《水经》，杨衒之著《洛阳伽蓝记》，魏收撰《魏书》，颜之推撰《家训》，均据碑为证。唐初魏征曾收聚《石经》。及至石鼓发现，苏勗、韩愈为之记颂。到了宋代，则有《集古录目录》、《舆地碑纪目》、《宝刻类编》、《宝刻丛编》、《隶释》、《隶续》。元有《金石例》，并有访碑使。明有《金薤琳琅》、《石墨镌华》、《金石史》、《墓铭举例》为要。
清代以孙星衍的《寰宇访碑录》十二卷，赵之谦补五卷，魏锡曾的《续语堂碑录》，赵烈文的《石鼓文纂释》一卷，桂馥的《历代石经略》二卷，阮元的《华山碑考》四卷，王澍的《虚舟题跋》十卷，洪颐煊的《平津读碑记》八卷，王念孙的《汉隶拾遗》一卷，顾霭吉的《隶辨》八卷，邢澍的《金石文字辨异》十二卷，吴镐的《汉魏六朝志墓金石例》三卷，瞿中溶的《汉武梁祠画象考》六卷，叶昌炽的《语石》十卷。民国以来，方若的《校碑随笔》六卷，罗振玉的《六朝墓志菁英》二编，朱楔的《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一册。
此外尚有玉，在新石器时代因其美观，已有琢磨为环及小铲的。到了铜器时代因沿用石之习，故以玉多用为殉葬及装饰之物，如圭、璧、琮、璜、琥等，少有文字而花纹尚为精致。此种著录，元朱德润有《古玉图》二卷，清则以吴大的《古玉图考》为精。
三 陶瓷
原始人类用蚌壳做饮具，到了新石器时代，以笼筐上贴泥被烧硬后，可以盛水，于是发明陶器。因用筐、席、布做范，上印有筐纹、席纹、绳纹。有的磨光而刻花纹，有的于红底上用黑色或白色或深红色画各种花纹。到了铜器时代，这些陶器及其花纹均退步。此时陶器，均为器具，只房屋上的瓦，在甲骨文虽有高字如屋形，但在殷墟未发现瓦。山西汾城的晋文公都城遗址有瓦，瓦当为云头纹。燕下都的瓦上有贴上的花纹，瓦当有饕餮及兽的花纹。至秦汉的瓦当已有文字，多吉利语如“长乐未央”“长生无极”等。瓦上有麻布印纹，至六朝尚然。砖在燕都尚未发现，汉汾阴后土祠已有，但薄而大，上有花纹及“千秋万岁”字样，类似现在的瓷砖，专为装饰墙壁之用。不过在汉汾阴后土祠遗址中有砖坯北方名为土基，现在尚用发现，为砖的初形。南京栖霞山发掘，墓砖有“大泉五百”钱纹，是在三国时已有大形的砖。此外有一种宽过一尺，厚过五寸，长逾五尺的大砖，中空而面上有花纹，花纹有极细的，有人物鸟兽车马，名此为琴砖，以为弹琴的台架，时代在秦汉，产地于河南、陕西、山西为多。余在山西见有数十，询之从墓中出，一墓有如此多，或非专为琴用。明建都南京及北京，由各地贡砖，砖上各地官史监造字样，砖甚重大。而普通所用的砖，小于一半或四分之一。
氏族社会俘人为奴，酋长死了杀奴为殉，以便奴随酋至阴府中为侍。至春秋时人道主义发生，乃舍人为殉，用陶人替代名俑。秦汉时俑小而皆陶质本色，六朝至唐，因北部落后民族移居中原，尚存迷信，故俑大而涂色。时有以崑以西之人为奴，名崑奴，俑仿其形，故有高鼻深目，西装革履，俨似欧洲人者。宋元以后俑渐少，而用纸糊成人马状，于殡时焚烧。此外有墓志，系记载及颂扬死者，富用石刻，已列入石类，而贫者用砖刻或砖写的，由六朝至明为多。
瓷与陶之分，在质与釉。金山奄城等处新石器遗址几何花纹陶器上已涂有薄釉，殷墟陶器已有薄釉。山西出土汉虎口衔环陶器上亦有薄釉，但已加入绿色。南京栖霞山吴墓中，掘得完整的瓷数件现存南京古物保存所中，质白而坚，上有浅绿色釉，其坯上先刻有花纹后涂釉的。陈万里在杭州得的晋瓷亦精。厦门大学在厦门发掘唐贞观三年墓，得瓷器多种，质釉亦好。余姚出土的“太平戊寅”北宋初年瓷及杭州凤凰山的官窑瓷甚精。南京明故宫发掘出永乐瓷亦好，时亦有五彩瓷，绘画人物，书“长命富贵”字样。
著录陶器的书，在宋时瓦当已为著录，其专书自清始，其要者如严福基的《严氏古砖存》二册，吴廷康的《慕陶轩古砖图录》四册，陆心源的《千甓亭古砖图释》二十卷，程敦的《秦汉瓦当文字》二卷续一卷，王福田的《竹里瓦当文存》不分卷，刘鹗的《铁云藏陶》四册，宋经畬的《砖文考略》四卷。民国以来有邹安的《广仓专录》三集，罗振玉的《古明器图录》四卷，黄文弼的《高昌陶集》一册，陈志良、金祖同的《奄城金山访古纪》一册。
瓷的著录，在明有袁宏道的《瓶史》一卷，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一卷，清至现在以米琰的《陶说》六卷，程哲的《窑器说》一卷，蓝浦的《景德陶录》十卷，寂园叟的《陶雅》二卷为重要。
四 钱币
古代是以物易物，时陶器尚未发明，以贝壳为饮具，故以贝为交易物。迨陶器发明贝壳失其效用，但因习惯已久，故择贝中名贝子的，先穿其洞，断磨平其背以为货币。后用蚌或骨仿刻，用铜仿铸，而齿纹尚存。后用铜铸蚁鼻钱《抱朴子》以蚁鼻义为小。新石器时代以石铲为农具，后为交换物，铜铲用时亦然，后用铜仿铜铲铸成空首布，后变为方足布、尖足布、圆足布。殷人用铜铸之刀名削，用以刻甲骨，周人用以刮削木简，秦汉时名为刀笔，士人用以交换，齐赵等地铸为货币名为刀。新石器时代已发明纺织，用石或陶为纺织轮，后用铜为之，妇女以之交换，名为环钱，因内外皆圆。至战国时，因环钱易转，互为磨擦，减轻其量，故为孔方，塞以木柱，以一百或五十为一铤。
这些古币，币面先铸铸地的地名，如“晋阳”，后加法定价值，如“安邑化一金”，即值一金。至秦统一乃废刀、布、蚁鼻而用环钱王莽虽曾复用，但不久又废，只铸法定价值，为“半两”，汉至隋多用“五铢”，六朝时已用纪年，唐以后为盛，宋以后每代必铸钱，清末则有无孔的当十铜元。
金在战国时已为货币，约为圆饼，上盖有印，如“郢爰”之类。爰同选，而选同万，是一爰等于一万，而梁正币当爰与安邑货一金，均当一金之用，因铸有地名，尚可作兑现金之用。以至蚁鼻钱上铸有“十化”字，当作十金，则为法币了。汉以后称为金饼，唐以后使用渐少。银在汉已为货币，后称银饼，元时铸成大块名为锭，后名为元宝。明清以银为本位，铜钱为辅币。清康熙及乾隆征服新疆，因其地已与欧人通商，铸成重一两如大洋形之货币，上有回汉二种文字。道光时各地行墨西哥大洋，因铸七钱二分之银币，并铸两角之银辅币。去年实行法币，现银归为国有。辅币有用镍铸二角，一角五分，铜铸一分半分的。此外则有用铁或铅铸钱的，但为数不多。
软币在周至西汉用皮币，东汉用布币，唐宋用纸币，元金明几舍铜钱而全用纸币，清除顺治及咸丰外，未发行纸币，但各处商人仍发行其兑换券。清末设立银行，乃发行纸币，去年实行法币，则纸币通行。
关于研究货币之书，梁有顾烜《钱谱》一卷，唐有封演《续钱谱》六卷。今存者为宋洪遵的《泉志》十五卷，明有《钱通》三十二卷，清则以金嘉采的《泉志校误》四卷，朱枫的《吉金待问录》四卷，初尚龄的《吉金所见录》十六卷，倪模的《古今钱略》三十四卷，戴熙的《古泉丛话》三卷，马昂的《货布文字考》四卷，唐与昆的《制钱通考》四卷，李佐贤的《古泉汇》及续补九十六卷，《续泉说》一卷，鲍康的《大钱图录》一卷，《观古阁泉说》一卷。民国以来，以方若的《药雨古化杂咏》二册，宗惟恭的《癖泉室所藏泉币书目》一卷，罗振玉的《四朝钞币图录》一卷，张家骧的《中华币制史》一册为重要。研究中国附近各民族的钱，《史记》《汉书》已言西域的钱为铸王面，《泉志》等已附录各外国品，只清陈其镳译述英文本而为《蒙古西域诸国钱谱》四卷。而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得西域古钱甚多，但未公布！
中国现藏古钱最富的，北方为方若，南方为张乃骥，本年二月上海有古泉学会的成立，以丁福保、张乃骥为正副会长，吴稚晖、叶玉甫、卫聚贤等为评议，有《古泉学》刊物出版，现出至第四期。
五 印玺
氏族社会是团体的举动，到了封建社会，因将一部分封于边地，彼此之间遣使往来，执符节以为信。但彼此有秘密事件而不能面议时，用书信往还，中途恐有泄露，乃将木简捆在一起，于结绳处，用含胶质地泥封住，泥上由封者签名，轻轻以火使硬如现在的火漆。但签名者的字迹此次与彼次的大小不能相同，受者常有所疑，封者乃将签字刻为印章，盖在泥封上，使每次签名的字迹相同，彼此为信。迨纸发明，公文信件可用纸的封套，封口用朱泥盖印，公文之公布亦盖印章以取信。六朝至隋唐舍泥封而用蜡封，公文用印，金大定二年已有。是印章在未有纸以前为封泥用，有纸以后泥封废而印章用途遂广。今者重在签字，将来恐多用指纹。印质有铜有石有玉有木的不同。
印的著录，据罗福颐的《印谱考》，列宋人如《宣和印谱》等四种，元人如《印史》等七种，明人如《集古印谱》等二十一种。清除由政府敕撰的《金薤留珍》二十五册，毓庆宫藏《汉铜印谱》一册外，私人著作在顺治时一种，康熙时二种，乾隆时十五种，嘉庆时十九种，道光时十六种，咸丰时一种，同治时六种，光绪时十八种，宣统时三十四种，清共一百一十二种，依《金石书目录》民国二十五种，共一百六十九种。
其重要的著作，如明《集古印谱》六卷，清以程从龙的《程荔江印谱》二册，陈介祺的《十钟山房印举》十二册，吴式芬的《双虞壸斋印存》八卷，吴大澂的《十六金符斋印存》三十册，高庆龄的《齐鲁古印攈》及续五卷，郭裕之的续十六卷，瞿中溶的《集古官印考》十七卷，桂馥的《缪篆分韵》及补十卷。民国以陈宝琛的《澂秋馆藏印》十册，陈汉第的《伏庐藏印》十二卷，续十册，附印榘二册，罗振玉的《贞松堂唐宋以来官印集存》一卷，《西夏官印集存》一卷，罗福颐的《印谱考》四卷。
泥封在清以吴式芬的《封泥考略》十卷，民国周明泰有续十卷，罗振玉有《齐鲁封泥集存》一卷，陈宝琛有《秋馆藏古封泥》五册。
六 木简及绢纸
古人写字，除占卜因神秘的关系写刻在龟甲兽骨，因流传久远而铸刻在铜石外，大半写在木简上，在殷时已然。后因文字冗繁，长篇大著则写在绢上，造纸发明，将贵重的绢笨重简弃而不用，但边地因造纸不易，至六朝时尚有沿用的。
木简的发现，第一次为晋太康二年西历二八〇年在汲郡魏襄王墓中，发现木简书多种，如《穆天子传》、《纪年》等，见于《晋书·束晳传》、《荀勗传》、《卫恒传》、《王接传》等。第二次亦于晋时在嵩山下发现汉明帝时木简一枚，见于《文选》任昉《荐士表注》。第三次于齐建元元年，在襄阳楚王墓中得木简，见于《齐书·文惠太子传》。第四次于宋政和中在陕西发现汉永初二年木简，见于《东观余论》《困学纪闻》。
清光绪三十四年，英人斯坦因（M.Aural Stein）在新疆甘肃得木简数百枚，罗振玉据以印为《流沙坠简》四卷，法人在新疆所得，张凤据以印为《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二编。敦煌石室中，多魏晋至唐用绢及纸写绘的书三万余卷，惜多被外人所有！而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得木简及绢纸甚多，但至今尚未印出！
字画的著录，宋有《宣和书画谱》，清有康熙时敕撰的《佩文斋书画谱》一百卷，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考》六十卷，方濬颐的《梦园书画录》二十四卷，现在以余绍宋的《书画书目解题》六卷为重要。
除纸绢而外，尚六朝至唐宋的壁画，新疆、甘肃、山西古庙中多有。
有金石等杂有的重要著作，不列于上列各类，如宋的《金石录》，《金石略》，《集古录跋尾》，《东观余论》，《广川书跋》。清以吴式芬的《攈古录》二十卷，缪荃孙的《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二十二卷，王昶的《金石萃编》百六十卷，陆耀遹的《金石续编》二十一卷，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一百三十九卷，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六卷，江潘来的《金石文字记补遗》一卷，朱彝尊的《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六卷，武亿的《金石跋》二十四卷，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及续二十八卷，严可均的《铁桥金石跋》四卷，张廷济的《清仪阁金石题识》四卷，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十五卷，郑业的《独笑斋金石文考》十三卷。
以地域分类的，清则严观的《江宁金石待访目》二卷，程祖庆的《吴郡金石目》一卷，孙星衍的《京畿金石考》二卷，杨铎的《中州金石目录》八卷，段松苓的《山左碑目》四卷，《益都金石记》六卷，法伟堂的《山左访碑录》十三卷，夏宝晋的《山右金石录》二卷，胡聘之的《山右石刻丛编》四十卷，阮元的《两浙金石志》十八卷，杜春山的《越中金石记》十二卷，黄瑞的《台州金石录》等二十二卷，戴咸弼的《东瓯金石志》十二卷，李遇孙的《括仓金石志》十六卷，邹柏森补四卷，赵绍祖的《安徽金石略》十卷，冯登府的《闽中金石志》十四卷，翁方纲的《粤东金石略》等十二卷，谢启昆的《粤西金石略》十五卷，陈诗的《湖北金石存佚考》二十二卷，沈涛的《常山贞石志》二十四卷，毕沅的《中州金石记》五卷，《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武亿的《安阳县金石录》十二卷，《偃师金石遗文补录》十六卷，熊象阶的《濬县金石录》二卷，冯云鹓的《济南金石志》四卷，徐宗幹的《济州金石志》八卷，毛凤枝的《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十二卷，段嘉谟的《金石一隅录》一卷，王森文的《石门碑释》一卷，蒋光煦补一卷，李文田的《和林金石录》一卷，刘喜海的《海东金石苑》八卷。民国则以叶昌炽的《邠州石室录》三卷，罗振玉的《昭陵碑录》四卷，关百益的《河南金石志图》第一集一册，顾燮光的《河朔新碑目》三卷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