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修养的旨趣
修养这件事，可说是一切学术的出发点，虽然各人所学并不一致，但必经过一段修养工夫，这学问才靠得住。譬如说任何一种学问，总得具有恒心者，才能有所获得，这恒心就必须养而后有。又譬如做学问的必具有一副好身手，然后才能运其所学，而为世用，这好身手就必须继续修练才能成功。所谓养而后有，所谓继续修练，就是最浅显的修养。且人之为学，所以学为世用，苟不早具良好习惯，则一入社会，鲜有不格格不入，虽有技艺，亦无由表达了。故凡书本文字之外，心性行为上的良好习惯，身体器官上的良好技能，所谓养成健全体格，均非切实修养不会成功。且也，这些习惯与技能，苟毫无修养，则知识愈富，为害愈多，根本就谈不到学问。社会进步，知识技艺，当然有极重大的用场，但是我们苟不把内心先养好了，则知识技艺，且无所容。是故我们先有了内心的修养，就好像备了一副舟车，有了舟车，然后可以容载许多谷物；没有这副舟车，虽有谷物，将无所收束，势将狼藉满地，非但无济于用，犹将感觉讨厌了。所以学者身心的修养，确是一切学问的源泉。宋明理学家，就是因为感觉有一部分学者太舍本逐末了，以为知识技艺就是学问，所以他们大声疾呼，在那里喊诚意正心，喊得太起劲了，又往往会矫枉过正，专门在诚意正心上面做工夫，而忘了诚意正心之后，还有治国平天下的事业；更有时会把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分成两截，以为修身以上是一事，修身以下又是一事，好像一个人要派若干年工夫去做修身以上的事，然后才能谈到齐家治平的事。不知如此做去，非但不切实，并且很危险；因为修养而不切于实际，空空洞洞关起门来去做，自然有一部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如静坐等；然苟终其身都是空空洞洞，关起门来造车，出门就难以合辙。且人所最难制胜者，莫如名利关头。空谈屏除名利之见，是容易的，到真实名利来了，还能淡然恝置，不为所动，就要看真实的修养工夫了。所谓真实的修养功夫，我则以为最好方法是就事上去修练，不然，徒托空言，遇事即见痕迹，其原因就是因为离开事实去谈修养，所以愈修养愈迂腐，离开社会愈远，到最后他便专去做修身以上的一段工夫，修身以下一段的功夫就完全废置了。如此做去，即使做得好的，号称道德高尚，亦不过是静的道德，病的道德，与社会无甚实用的道德，此所以中国从前学者往往满腹文章，而不能任天下之事者，就是出于此途。做的不好，所谓见猎心喜者，一到名利关头，则前功尽弃，世人所称为伪道德、伪君子者，尽是出于此途。两种毛病，都是因为修养时期，离开事实太远的原故。
故吾人不谈修养则已，谈修养则必就事论事，才有实效，亦才有生趣。譬如我们日常工作，处处不苟，待人接物，时时谦和，一有苟且傲慢，便立自谴责，立自改悔，这便是修养的实效；故凡离开事实太远而谈修养者，都不免空洞而有流弊。曾国藩氏之学术事功，都能如此辉煌者，全因为他修养工夫的深厚，而修养工夫之所以能切于实际，就是因为他不落空，日常工作，遇事反省。遇读书写字就在读书写字上求修养，遇待人接物，即在待人接物上求修养，带兵即在带兵上求修养，从政即在从政上求修养，可算随时随事都是他修养的资料。他把修养，看作合于实际应用的事实，所以他的修养工夫，处处能有生发的兴趣。第一是事业上的兴趣，第二是身心上的兴趣。
怎样是事业上的兴趣？因为他拿办事当练习才能，修养身心的工具，所以他处处感觉事业上的兴趣。事体顺手，固然有兴趣，即事体棘手，亦可借以磨炼经历，开拓胸襟。所以他说：
凡办一事必有许多艰难波折，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动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亮。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逾，不可因讥议而馁沉毅之气。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苟于峣峣者遇事苛求，则庸庸者反得幸全。
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
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实足以欺世盗名。
我辈办事，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为喜惧耳！
天下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不祥。
这几段都是他在办事上得到的修养心得，这些心得都绝不是关起门来空谈修养者所能梦见。大概他自己先立一个光明磊落的定见，然后收罗各方人才，顺这个定见做去，然后再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至于艰难波折，则早在他预计之中，虽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因为他相信只要自己果诚心，果虚心，不动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所共亮；即未得共亮而有毁谤，他也只问自己的心胸是否磊落光明，假如问心无愧，有可以自立之道，则毁誉皆听之于人，不做鄙夫患得患失的态度。我们看他初起湘乡的时候，因当时兵政废弛，土寇蜂起，地方官畏葸养痈，国藩则力主严明，十旬之中，戮二百余人，一时谤讟四起，至有“曾剃头”之称，然而国藩不为所动，而卒成削平内乱之大功。这便是他沈毅之气，始终不馁的功效。他何以能如此呢？我以他的秘诀，就在一面“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一面能“忘机”。我们平常所以偾事，恐怕就因为不能耐烦的缘故吧？因为不能耐烦，故遇棘手之际，则猜疑嫉恨之心，往往缘之而起。也许他人原没有机心，倒因我先有机心而引起他人之机心，则事安有不败之理？他之所谓“忘机能消众机”就是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的气度。如此，可以说他是在办事，亦可以说他是在借事以磨炼经历，开拓胸怀，更可以说因经历胸怀之修练，而所办之事，更能顺理成章。这是因为修养工夫而得到事业上的兴趣。
怎样是身心上的兴趣呢？大概提起修养两个字，或者就会有人要认为是腐儒的口头禅吧？诚然，不谈修养则已，一谈修养，总是一开口就是慎独呀，主敬呀，诚意正心呀，把活泼泼的青年，几乎要拖到坟墓里去，才算是修养的功效；这样安得不被人们认为迂腐之谈呢？然而曾氏的修养旨趣，却不如此。他除了事业上的修养之外，常把最紧要的修养工夫，撮成几项，再将工夫的境界与修养之实效，一一从自己经验中叙述出来，使后生感觉修养这件事并不枯燥沉闷，而且易知易行，生趣勃发。所以我感觉得他所指示人的修养途径，处处都与实际生活有关，而无丝毫玄远空洞之病。他曾自订修养日课四条，录其大要如下：
一曰慎独则心安 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曾子所谓自反而缩，孟子所谓俯不愧仰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事，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 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敬字切近之效，就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应征，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业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怠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 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生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己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以谓之人，不如此则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信，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 凡人之情，莫不好逸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人之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身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用于时，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唾弃于时，饥冻就毙，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这四条可以算是他的修养要旨，简明切实，不但容易躬行，并且他还给人多少鼓励。人能照此四条做去，岂但是处事泰然，抑且身心爽快，无时不在精神饱满之中，用这饱满精神去做事业，还会有苟且偷惰的气象吗？他曾说：“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他是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我们观此可知他的修养工夫，完全是脚踏实地，全不蹈空虚口头禅的毛病。
他又曾把一切身心修养，归纳到不忮不求上面去。盖《诗》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不求，则一切行为，皆无过失，修养之事毕矣。他说：“圣贤教人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伴，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他把这两件事，说得如此透彻，真是暮鼓晨钟，发人深省。人能把这两件事常常在心里提撕猛省，自然修养之功，可以自进。
本章既说明了他的修养旨趣，至其修养方向与方法，大概可从两方面观察，一精神方面，二身体方面，以下分两章述之。
附录 曾氏《忮求》诗二首
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妒者妾妇行，琐琐奚比数？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己若无事功，忌人得成务；己若无党援，忌人得多助。势位苟相敌，畏逼又相恶。己无好闻望，忌人文名著；己无贤子孙，忌人后嗣裕。争名日夜奔，争利东西骛。但期一身荣，不惜他人污。闻灾或欣幸，闻祸或悦豫。问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尔室神来格，高明鬼所顾，天道常好还，嫉人还自误。幽明丛诟忌，垂气相回互。重者灾汝躬，轻亦减汝祚。我今告后生，悚然大觉寤，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终身祝人善，曾不损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貌？多欲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未得求速赏，既得求勿坏，芳馨求椒兰，盘固方泰岱，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忲。岁燠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来多善缘，运去生灾怪。诸神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瘵，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维无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无倚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涂，奚事生嗟忾？于世少人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
第四章 精神的修养
精神是人生的本源，人之所以为人者，形体是一个躯壳，必定要有精神，形体才能发生效用。一旦精神完了，形体不但是全无效用，并且也决不能支持，所以精神是形体之主，把这形体之主，养得好了，形体自然动静咸宜。淮南子曰：“血气者人之华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气能专于五藏而不外越，则胃腹充而嗜欲省矣，胃腹充而嗜欲省，则耳目清，听视达矣；耳目清听视达，谓之明。五藏能属于心而无乖，则勃志胜而行不僻矣。勃志胜而行不僻，则精神盛而气不散矣；精神盛而气不散则理，理则均，均则通，通则神，神以视无不见，以听无不闻也，以为无不成也。是故忧患不能入也，而邪气不能袭。”（《精神训》）这一段说明精神是人生本源，至为透彻，所谓精神盛而气不散。拿一句肤浅的话来说，就是精神饱满而不外露的气象。有了这个气象，则视无不见，听无不闻，为无不成；没有这个气象，则不免于飞扬散漫，瞀乱荒遗，所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就是因为精神不能贯注而已。故必先做到精神盛而气不散，然后才谈到学问事业，古今圣哲在这一点上用的工夫，确不在少数，所谓存心养性，养气存诚立大……都不过是要做这个内心的工夫罢了。
曾氏的学问事业，都有很惊人的成就。我们看他的日记，看他的家书，以及他与人相往还的书信中，处处见得他是毋怠毋荒，丝毫不苟。这全是因为他有过人的精神，才能如此，而也就是他学问事业成功的根源。在他日记中，曾说：“精神要常令有余，于事则气充而心不散漫。”他生平很欢喜读《孟子·养气章》，我觉得他这几句话，就是得力于《养气章》中的境界。所谓于事则气充，正是不馁的情形；心不散漫，就是“必有事焉”，就是前面所说的精神饱满而不外露。因为他能精神饱满而不外露，故能勤恳奋勉，不求苟安。再看那些苟安怠惰的人，总是精神不足的缘故。精神之所以不足，一方面是养之不得其宜，一方面是用之不得其当。淮南子曰：“耳淫于声色之乐，则五藏摇动而不定矣。五藏摇动而不定，则血气滔荡而不休矣。血气滔荡而不休，则精神骋于外而不守矣。”（《精神训》）这几句话正是说明精神不足的原因。——养之不得其宜，用之不得其当，都在其中了。现在我们要研究曾氏怎样养他的精神和怎样用他的精神，不可不先求他修养精神的一个线索。我觉得他对精神的本体说，是要常令有余，就精神的效用说，则求归之于仁。怎样把这两种联到一起以达到这个欲望，就要看养的方法与养的步骤了。
修养精神，全是内心的；故凡所谓治心之道，惩忿窒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都属于精神的修养。在他学问中要占大部分的工夫，也是他生平学问事业的最得力处。所以在他全集中，尤其是家书与日记中，关于这类言论，载的特多，兹言其次第如下：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阳恶曰忿，阴恶曰欲。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刚恶曰暴，柔恶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语，曰节饮食。凡此数端，其药维何？礼以居敬，乐以导和。阳刚之恶，和以宜之；阴柔之恶，敬以持之；饮食之过，敬以检之；言语之过，和以敛之。敬极肃肃，和极雍雍，穆穆绵绵，斯为德容，容在于外，实根于内。动静交养，睟面盎背。
方今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焉者。吾辈当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
人必虚中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心，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着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欺人者，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着也；无私着者至虚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诚，天下之至虚者也。当读书则读书，心无著于见客也；当见客则见客，心无著于读书也。一有著则私也。灵明无著，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是之谓虚而已矣。是之谓诚而已矣。（以上各条见日记）
这几段可以代表他精神修养的总纲。此处所谓治身治口，似乎是属于形体；然而他系就礼以居敬，乐以导和方面立言，实根于内。他在消极方面，是要去其毒、防其患、慎言语、节饮食；但在积极方面，则有“敬”字与“和”字做律身的准则。他因为单讲一个“敬”字恐怕太拘谨了，太枯燥了，因而加上一个“和”字，生活上便可以加许多生趣，他曾说：“吴竹如言‘敬’字最好，予谓须添一‘和’字。则所谓‘敬’者，方不是勉强矜持，即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之意。”这就可以证明一个“敬”字，不免于呆板，甚至流到伪君子一条路上去；有个“和”字就可以活泼和蔼，出于自然。他平生气象，很可以这两个字包之，并且有此积极的修养目标，则消极的防范，不至于落空。所谓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心之贼就是忿欲一类的过失，心之墙子，就是积极方面的目标，也可以说就是此处所云之敬与和。更进一步，真实无妄，是心中墙子，作伪欺人，便是心中之贼。他所谓虚中不着一物，就是要把私心完全去掉，如太虚境界，然又不是完全着空，只是心中不要有私着，殆如孟子所谓“专心致志”，庄子所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他指示我们的例子——当读书则读书，心无着于见客；当见客便见客，心无着于读书。这是再显明切实没有了。但是心如何能如此的受我们指挥，可以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呢？这便是靠我们修养工夫了，我尝以为养心之道，很像饲养禽兽，必定要先把它野性养驯服了，然后可向积极方面去指导它有意识的动作。野性完全驯服了，是此处所谓至虚；能做有意识的动作，是此处所谓至诚。
以上所述治心之道，可算是他精神修养上的纲领；其细目如何呢？我以为可分三层来说：第一层是静坐，第二层是平淡，第三层是改过。兹依次述之。
静坐这层工夫，是儒道释三家共有的初步门径。儒者所谓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道家所谓致虚极，守静笃，都是把静字看作学者最重要的工夫。至于佛家要求明心见性，更要先有静的境界，然后才能达到。我们平常的精神，总是飞扬散漫，在此飞扬散漫的精神上，要去谈学问，谈工夫，谈境界，谈心得，岂不等于南辕北辙？所以我觉得不管做哪门学问，没有一副静的精神，总不容易得到学问中的精蕴。现在所谓冷静的脑筋，仍是静的意味。必先具着冷静的脑筋，然后可以鉴别自己的长短得失，不然便难逃主观成见的遮蔽了；所以静的精神，竟是一切学问的入门基础。在未能达到静的境界之先，只有用静坐的方法来训练。我尝说：我们这种飞扬散漫的精神，犹如一盆泥浆水，要想拿这一盆泥浆水去照物，只有把这盆水摆在那里不动，慢慢待他把泥浆沉下去，上面便是清水，可以照物了。静坐的工夫就是要把我们心中泥浆——私欲沉下去，渐渐提掉，使他清能照物，便是把飞扬散漫的精神，渐渐训练到静的境界了。曾氏养心之法，当然也不出乎此。他说：
静字全无工夫，欲心之凝定得乎？
树堂来与言养心养体之法，渠言舍静坐更无下手处，能静坐而天下之能事毕矣。因教我焚香静坐之法，所言皆阅历语，静中真味，煞能领取。又言心与气，总拆不开，心微浮则气浮矣，气散则心亦散矣。
神明则如日之升，身体则如鼎之镇，此二语可守者也。推心到静极时，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毕竟未体验出真境来。意者只是闭藏之极，逗出一点生意来，如冬至一阳初动时乎？贞之固也，乃所以为元也；蛰之坏也，乃所以为启也。谷之坚实也，乃所以为始播之种子也。然则不可以为种子者，不可谓之坚实之谷也。此中无满腔生意，若万物皆资始于我心者，不可谓之至静之境也。然则静极生阳，盖一点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静极，仁心不息，其参天两地之至诚乎？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况乎其并不能也。有或扰之，不且憧憧往来乎？深观道体，盖阴先于阳，信矣；然非实由体验得来，终掠影之谈也。（以上各条见日记）
上引三节都是说明静字的重要，与静坐的境界。他说：“能静坐而天下之能事毕矣”，我们骤然看去，似乎把静坐这件事，看得太神通了；其实就是说人的精神，不能沉静下去，则心总是散漫的，气总是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自己做事也不会着实。甚至自己身体都不能保养得宜。他曾说：“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然后知养心养体，乃至于做一切学问，都是舍静坐更无下手处。至其所谓心到静时，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一大段的意思，无非要发明儒者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罔觉之旨，与道家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境界。这一点我则以为曾氏犹未免前人门户之见，实则静坐之理，至宋儒而大明。宋儒之所以笃信此道，甚至以半日读书，半日静坐者，完全是得之于佛道二家，尽可他们嘴里喊着排斥二氏，但是暗地还是同他们往还很密，而学问方法——尤其是静坐方法，与学问见地，亦确实受佛道不少益处。然而他们偏要喊出吾儒之道，怎样广大精微，抹煞人家长处，这是宋儒的浅陋。以静字论，其本体上三家原没有什么不同，或者宋儒所得的境界，未能如释道之精深则有之，定要在这当中，找出不同之点，以求尊重儒者，不但浅陋，且更穿凿。曾氏此段之论，既未免于此，盖犹宋儒之遗病也。
静坐以外，他所期望精神上的，便是平淡的境界。平淡，我以为就是老子所谓淡泊寡欲。不能淡泊寡欲，外物便不免扰乱其心，心中就不平不淡，精神便要时时受累了。所以他说：
胸怀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
余生平虽颇好看书，总不免好名好胜之见，参预其间；是以无《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无杜元凯“优柔餍饫”之趣，故到老而无一书可恃，无一事有成。今虽暮齿衰迈，当从“敬静纯淡”四字上痛加工夫；纵不如孟子、元凯之所以云，但养得胸中一种恬静书味，亦稍足自适矣。
偶作联语以自箴云：“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一本《孟子·夜气章》之意，一本《论语·疏水曲肱章》之意，以绝去梏亡营扰之私。（以上各条见日记）
在这几段中，可以见得他所谓“平淡”二字的意义，与自己痛恨心胸未能平淡的情状。可知常人胸襟不能广大，全是物质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重。更简单些，便是私欲营扰于心，使精神无安静的时期，自然更谈不到快乐。他所谓从敬静纯淡上痛加工夫，与所谓淡极乐生，都是要使心中平淡，不致有梏亡营扰之私，务使精神恬静寡欲，不受外物之累，庶几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然后可以日既于光明之域。
存着这个意念，做修养的规范，修养才不落空，才不至拘泥于物而无所适从，自己时时可以检点自己的心境，果能平淡了么？便是进益；自觉尚未能平淡，则寻究其所以未平淡的原因：或者是好名好胜？或者是好色好货？寻得病根，然后就病根上痛下针砭，这便是所谓改过，实则仍是平淡修养的又一面——消极方面罢了。曾氏对改过很勇，他所以要立日记册子，日日不稍间断，为的就是要能收得改过之效。我们看他全书之中，其自怨自艾、自责自讼的地方多极了，他初号伯涵，廿一岁时，改曰涤生。他说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他又曰：“吾家子弟，将欲自修而免于愆尤，有二语焉：‘曰无好快意之事，常存省过之心。’”于此可见他的改过精神了。凡他所作之铭联箴言，及全书中所常见之格言警句单字等，都为的是要借作提醒警惕的工具，即是借作改过的针砭，兹举其要者如下：
日来自治愈疏矣！绝无瑟僩之意，何贵有此日课之册？看来只是好名：好作诗名心也，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亦既不克痛湔旧习，何必写此册？
自立志自新以来，至今五十余日，未曾改得一过，此后直须彻底荡涤，一丝不放松，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务求息息静极，使此生意不息。
所以须日课册者，以时时省过，立即克去耳！今五日一记，则所谓省察者安在？所谓自新者安在？吾谁欺乎？真甘为小人而绝无羞恶之心者矣！
今年忽忽已过两月，自新之志，日以不振，愈昏愈颓；以至不如禽兽。昨夜痛自猛省，以为自今日始，当斩然更新，不终小人之归；不谓云阶招与对弈，仍不克力却，日日如此，奈何！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轇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以上各条见日记）
凡此都见得他是常存省过之心，他每日写日记时，就是自己与自己结账之时，凡这一日的言行动作，都要在此时期做一个反省，见善则迁，见过则改，这是他立日记册的用意，亦即是他立志自新之大目标。他有了这个目标，故在积极方面则随处立许多箴言，借以自警；在消极方面，则时时悔过，痛自猛省。在此种情形之下，假如没有积极目标，则不但易于着空，甚或流于诈伪。他有他的修养目标，故能日益进步。我们所要效法他的，便是一方要具有正大目标，一方要具有这种勇于自责的精神。平常人若有人骂他欺世盗名，甘为小人，以至不如禽兽，则必起而抗詈，认为莫大之辱；然其行为，乃真有欺世盗名，甘为小人，以至不如禽兽之事实，则又时自掩护，终至小人之归，此虽不欲承小人之名，而实具小人之实。曾氏勇于自责，谓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其自待如此之严，故其改过毫无吝惜之心，而卒能磊落过人，达到其所期之目标者，其得力皆在于此。
以上所举三种——静坐、平淡、改过，是他修养精神的三项细目。在此三项细目之中，平淡二字又是一个中坚。静坐是为此中坚目标而用的工夫，改过是为此中坚目标而用的克省工夫；故此三者，名虽为三，实则一而已矣。一者何？就是要求有平淡的心境，以应世事罢了。我们可以说上述三项——静坐、平淡、改过，要算是他精神的本体，而施之于用，则他所谓强毅之气。他尝有两个口诀：一个是“悔”字诀，一个是“硬”字诀。他述朱子之言：“‘悔’字如春，万物蕴蓄初发，‘吉’字如夏，万物盛茂已极，‘吝’字如秋，万物始落，‘凶’字如冬，万物枯凋。”又尝以“元”字配春，“亨”字配夏，“利”字配秋，“贞”字配冬。谓贞即硬字诀也。他说：“际艰危之际，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启春生之机，庶几可挽回一二乎？”我以为这两个口诀，实足以代表他的整个的修养工夫，与整个的立身为人的精神。静坐、平淡、改过，都是悔的工夫；强毅之气，便是硬的气象。此不但可以代表他的人生，且足以代表他的学问事业。他终其身谦谦自牧，便是悔的功效，以中等之资，而下学上达；以书生而削平大乱，是硬的功效。关于悔的工夫，除上述三项——静坐、平淡、改过以外，他与其弟书内，曾切实发挥一段，兹录如下：“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用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弟若欲自儆惕，似可学阿兄丁戊二年之悔，然后痛下针砭，必有大进。”这一段是他四十八岁时候的话，其得力处，则全在一个“悔”字，盖惟能大悔，然后可以大悟，能大悟然后能发奋自强。他尝说：“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时。”就可知他善用挫辱机会，以图悔悟，以图自强，所以他的强毅之气，确是高人一等。他说：
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尸坐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咸丰八年正月初四致沅浦弟）
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凡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萧、陈，皆予智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致沅浦弟书）
然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成于汝。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弟此次郭军之败，三县之失，亦颇有打脱门牙之象，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声口，惟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致沅浦弟）
这几段很可以代表他的强毅精神，而他整个的人生价值，也在这里表现不少。他把强毅的界说，规定得很清楚，所谓强毅之气，说高远一点，就是孟子所谓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说浅近一点，就是浩然之气的初步；所以他所谓强毅之气，是建筑在曾子之自反，孟子之集义，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的意义上面。强毅之气，是以此为出发点，故完全求之在己，不在胜人处求自强，而在自修处求自强。换一句话说，就是不在胜人，而在自胜，能自胜者乃是真强。孔子所谓克己，即是自胜的意思；颜子不贰过，就是能自胜的榜样。不能自胜而求胜人者，则谓之颟顸，则谓之刚愎，而内心必满怀嫉妒与诈伪。照这样做去，充其量也不过做到曹操、董卓，试问对己对人，究竟有什么好处？他更明白告诉我们自胜的方法与门径，要从勉强入手。我在第二章中曾说勉强是他的重要学风之一，此处他以强制、强恕、强为善，做养成强毅之气的门径，正见得他学问工夫的一贯。平常人往往欢喜过苟且偷安的生活，所谓苟且偷安，就是不能自己勉强自己，如不惯早起便由着自己贪睡，不惯庄敬，便由着自己散漫，不惯劳苦，便由着自己安逸。……凡稍须用力者，均不自勉强，我们就可以断定这人必成废物；所以要想有所成就，不但要勉强自胜，并且要困心横虑，忍耐磨炼。——这种工夫的深浅与学业成就的大小，是成正比例的。现在国内大穷小穷，莫不感受经济恐慌。青年求学，受经济压迫者，尤所在皆是，具有很好的资质，很大的求学决心，而为环境所逼，不能迈进，这自然是人生莫大苦楚；但是在无可奈何之中，这种穷的环境，亦未尝不可资以利用。我们看经济较裕的青年，往往嗜好浮华，与之俱裕，并不因经济较易，更努力于学业，据我的经验，倒是贫寒的青年，努力的精神愈好，而能有所成就者亦大半出于贫寒。由此类推，凡挫辱困苦都是磨炼人才之最好工具，就看能不能胜过罢了。你能胜过挫辱困苦而不为挫辱困苦所胜过，你便是好汉，你前途便多了一层造诣。如是一层一层积累多了，至最大挫辱困苦，常人所不能胜者，你也胜之裕如，你便成功一个大器。但是靠什么力量，可以抵抗挫辱困苦而致胜呢？便是曾氏所谓强毅之气。我们看他经过多少次的挫败，而能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这是何等的强毅！何等的伟大！这种精神，我们应该时时取法于心，奉为圭臬的！
综合他精神的修养，可以归纳成两点：一点是心境平淡——人我之际看得平，功名之际看得淡；一点是强毅之气。这两点造成他广阔的胸怀，伟大的气魄，因此吸引了举国上下各方面的人才。我们看他幕府的人员，无拘文士武将，凡稍具一技之长，可以效力国家者，都能得他的任用；而一般人员，也莫不倾心悦服，竭忠尽智的去干，就可知他的知人之明，与容人之度了。我觉得曾国藩所以胜过洪杨者，其根本原因在他这种精神！
第五章 身体的修养
我国号称不讲究体育，其实并不尽然。古者射御畋猎，与后世的拳术，都是锻炼身体的工具；不过科学不发达，未能按人体格、年龄制成适宜之动作，以普遍于民间耳。又有一部分学者，始终把身体看作精神的产物，认为精神是灵魂，身体是躯壳；精神是主，身体是客；精神是本，身体是末。把精神养得好了，身体自然而然地会强健起来，会享高年；精神养得不好，声色货利，功名富贵，得失爱憎之欲，日戕贼乎前，则身体纵极强壮，也受不了内心的如此摧残。他们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注重清心寡欲，居敬主静以养神、养性、养生之主，意思都是要从根本着手。而自汉以来道教大兴，内丹外丹之说，呼吸吐纳之功，尤为养生家所乐道。于是凡言体育者，大都离不了精神的修练，可以说这种体育，是静的运动，是内功。一般人都说这种工夫有却病延年之效，延年虽未必，却病倒是事实。诚然，心身原有最密切的关系，善于忧郁的人，虽终日运动，恐犹不免于憔悴，心地宽畅的人，虽不十分运动，倒也生气勃然，这是精神影响于身体。然而掉转过来，身体亦恒影响于精神。身体羸弱的人，自然多愁多病；体格壮健的人，自然精神饱满，所以精神与体格，原是表里一贯，不可或忽的。曾氏修养工夫，即注意此两方面。前章所述为属于精神方面者，本章则属于体格方面者。惟身体修养，毕竟不能与精神修养，分而为二。所以他的养身要言，根源则完全属于精神方面，末节方法，始属于体格，而观效则又属于精神。兹录其《养生要言》如下：
一阳初动处，万物始生时，不藏怒焉，不宿怨焉。 ——右仁所以养肝也。
内而整齐思虑，外而敬慎威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右礼所以养心也。
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做事有恒，容止有定。 ——右信所以养脾也。
扩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顺。 ——右义所以养肺也。
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 ——右智所以养肾也。
此处重要意义，只在五条正文，所言完全属于精神方面，然且名曰《养身要言》，就可知他所认为养身之本，仍属之精神。至于拿仁义礼智信去配肝肺心肾脾，则又是他受了旧说之累，而为此附会之辞。阴阳家主张以五行之理，支配万事万物，所以有五色、五味、五声、五方、五常、五藏之相配属。此处曾氏所定五项《养身要言》，在《淮南子》中，亦尝如此分配，惟名目次序，往往不同，实则牵强附会，并无道理，我们竟不必去注意它。然而曾氏所以不脱旧套，犹以此为兢兢者，盖笃信肝肺心肾脾与仁义礼智信为表里一贯，要五藏健康，须得五常之德，为之滋养灌溉，仍是以精神为体格之主的意思。
平常人总是因为自己身体不大好了，然后才讲求养生之法，曾氏亦正如此。他的身体很羸弱，失眠、吐血、目疾、癣疥，闹个不休，这大概一半是先天不足，一半是过于劳苦、过于用功的结果。他自己说：
精神委顿之至，年未五十而早衰如此，盖以禀赋不厚，而又百忧摧撼，历年郁抑不无闷损。
余自三十时，即不能多说话，至数十句，便气不接续，神尤困倦，今已三十余年，故态不改。
细思近日之所以衰颓，固由年老精力日衰之故，亦由围棋太多，读书太久，目光昏涩，精神因之愈困。
早起吐血数口，不能静养，遂以斫丧父母之遗体，一至于此！再不保养，是将限入大不孝矣。将尽之膏，岂可速之以风？萌蘖之木，岂可牧之以牛羊？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况我之气血素亏者乎？（以上各条俱见日记）
以上几段，都是他身体衰弱的明证。因此他对养生之法，时时留意，时时研究。遗留下来的，虽至今日，有许多还是价值不磨。他曾说，养生家之法，莫大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字。这八个字要算他全部养生之纲领。在这个纲领之中，前四字可称为静的养生法，后四字可称为动的养生法。兹先说他静的一部分。他说：
今惟有日日静养，节嗜欲，窒思虑。
每日静坐时许，以资调摄。
因咳嗽，勉强静坐数息，果有效验，可停一二刻不咳。静坐良久，间以偃卧，直至灯时，觉咳痰微减矣。
黄静轩劝我静坐凝神，以目光内视丹田，因举四语要诀曰：“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但灭动心，不灭照心。”又称二语曰：“未死先学死，有生即杀生。”有生，即妄念初生；杀生，谓立予铲除也。又谓此与《孟子》勿忘勿助之功相通。吾谓与朱子致中和一节之注亦相通。
午正，数息静坐，仿东坡《养生颂》之法，而心粗气浮，不特不能摄心，并使身不少动摇而不能。（以上各条均见日记）
“忿欲”二字，原来最足以摧残身体。他尝说：“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养德；不特无以养德，亦非所以保身。”《淮南子》曰：“人大怒破阴，大喜坠阳，大忧内崩，大怖生狂。”（《精神训》）自今日言之，“忿欲”二字最足以伤损神经，神经受伤而成疾病，就不是药石之力所能奏其效了。中国古代学者，很看重这一点，所以主张养生莫善于寡欲，诚以欲望无穷，一纵即不可制止，而结果未有不损伤性命者。平常我们精神妄用于“忿欲”二字上面者，盖不知凡几矣。不必忿怒者，辄忿怒了；不必思虑者，辄思虑了，以至精神萎靡，神志昏愦，身体羸弱多病，皆由这个惟一的原因。要救济这个病源，其根本办法则为静坐。前章已经说过静坐在修养上占重要的地位，无论养心、养体，都是舍静坐更无下手处。盖静坐对于邪念忿欲等，要算是一个正本清源的救济。所以凡言修养者，莫不重视静坐，至少可使神经休息，心志得所韵养，把我们这营营扰扰憧憧往来的精神，可使得到暂时安慰，是乃最好的调摄方法。前引黄静轩所说的那几句话，就是说静坐时不要生妄念，若生妄念，随时就把它铲除。但是靠什么东西去知道妄念？就是他所谓“照心”。当我们静坐的时候，总难免时起妄念，忽然自己感觉妄念在缠绕，这感觉便是照心。把妄念铲除去了，胸中空无所有，宛然无思无虑的境界，便是所谓“空心”。但是久染世尘，心气总不免粗浮，静坐时往往身体摇动，妄念横生（此中境界须亲子习验始能深知）。所以初生的时候，总得有点凭借，佛教的撞钟、数佛珠、读阿弥陀佛，泰半是为的制止杂念，进一步才讲到坐禅。曾氏的静坐数息——数自己的鼻息，我以为也是静坐初步的办法。习之稍久，仍以“静坐凝神，目光内视丹田”为佳，此中效验确有却病养性之功，青年曷尝试之？他曾说：“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息必归海，视必垂帘，食必淡节，眠必虚恬。归海谓藏息于丹田气也；垂帘谓半视不全开，不苦用也；虚谓心虚而无营、腹虚而不滞也。仅此四字，虽无医药丹诀，而足以却病矣。”这几句可算他静的养生法之结论。至于动的养生法，有一部分是承继他的祖传，也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兹引其要言如下：
起早亦养生之法，且系保家之道。从来起早之人，无不寿高者。吾近有二事效法祖父，一曰起早，二曰勤洗足，似于身体，大有裨益。（咸丰十年三月初四日致澄侯沅浦弟）
吾兄弟体气，皆不甚健，后辈子侄，尤多虚弱，须宜于平日讲求养生之法，不可于临时乱投药剂。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日记）
吾见家中后辈，体皆虚弱，读书不甚长进，曾以养生六事勖儿辈：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学射有常时。射足以习威仪、强筋力，子弟宜多习。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此间闻诸老人累试，毫无流弊，今亦望家中诸侄试行之。（同治十年十月廿三日致澄侯沅浦弟书）
这几段系散见于他的家书中，故颇有互相重复之处。归纳起来，除前面已述之静坐惩忿窒欲等外，约有下列数事：（1）早起，（2）眠食有定时，（3）学射有定时，（4）每饭后行三千步，（5）临睡洗足。这几件事，即拿现在科学眼光去衡量，也不失为卫生要道。且此数事都不是消极养生法，习射与饭后散步都是锻炼身体、强健筋骨的积极动作，早起可以去故纳新；洗足可以舒畅血液；眠食有时，可以节制劳逸；惟所谓黎明吃白饭一碗，或系湘老如是云云，恐未必真能办到，即曾氏子孙，似亦未遵行。他更有一个主张，就是有病勿投药剂，这是他祖父星冈公的家法，不相信医药。原来中国有句成语，叫做“不药得中医”。意谓吃药固有时会吃好，也有时会把病吃得更坏了。医学未明，生命送在庸医之手者，当然不一而足，所以他只主张平时讲求养生之法，而极力反对医药，大概他家不用医药，至少有三四代，这是他的家风。
自今日视之，他所谓养生之法，都可算平淡无奇，然养生之道，在行之有恒，而不在言之高远。这几件事，他可算行之终身，未尝或辍，且其最大妙用，在利用闲暇时间，饭后散步，临睡洗足，都不费工夫，而能得到实益。我们对他所指示的数种，除习射一项，应改成拳术或他种柔软操法外，都未尝不可一一仿行。苟能持之以恒，再稍师其静坐惩忿之意，则养生之道，思过半矣。
如此行去，有什么功效呢？我们且慢说其高远，但拿曾氏自己做个标准，就可见其大概了。他身体是如彼的羸弱，然而因为养生之故，在戎马倥偬之间，劳苦数十年，治军治民，治家自治，事无巨细，他都运用心思。更于做事之外，做了许多学问，这已不是常人精力所能胜任，然而以他那种羸弱之躯，行数十年而不倦，就不能不令人惊叹他养生之道的功效了。即以其暮年而论，好像就未见他的衰老之象。他虽然只活六十二岁，但是他竟是无疾端坐而终，这是何等快乐的事？我以为第一就是他清心寡欲的功效，其次就是他日常身体修养的功效。所以他尝说：
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
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书味深者，面自粹润；保养完者，神自充足。此不可伪为，必火候既到，乃有此验。（以上各条均见日记）
此处见到他锻炼身体，完全是积极的精神，对自己全无姑息宽纵的态度。平常所谓身体虚弱的人，恐怕就有很大部分是由于自己爱惜太过，保养太过，遇事总是不愿多用自己心力，正是所谓“将前将却，奄奄无气”，以为这是保养了，而不知如此下去，愈保养乃愈虚弱，神气必日沮丧。他所谓“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睡觉愈快活”，这是他由经验得来的成绩，身体虚弱的人们最宜取法。
大抵平常器量浅窄的人，稍遇折磨，便会戕贼身心，忧郁怨尤，疾病乃乘虚而入，这是常人不健康的最大原因。如能胸怀坦夷，则患难忧虞之际，正德业长进之时，身体健康，尚是末事，稍有外感，又何足患？然此等境界，确非易致，圣贤仙佛，所争都只在这活泼泼的胸襟、坦荡荡的意境，而这种胸襟与意境，又不是可以勉强作为，必火候既到，乃有此验。他说：“书味深者，面自粹润；保养完者，神自充足。”此可见学养既到，身体上自然而然的就有一种充满粹润的表现，不容做作，亦不容隐藏。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见得身体的修养与精神的修养原属一贯，二者互为表里，未可有所轩轾于其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