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治事的精神
曾氏生平学问，泰半是从事业上磨炼得来的；而事业之所以昭著，则又得力于其学问涵养，二者颇有相互为用之妙。在他的意思，学问不经事业的磨炼，终不能切于实际，事业不经学问的陶镕，则不学无术，终不能建诸久远。所以治事的精神，在他整个的学问中，占最大的地位。他生平事业，可分治家、治军、从政数端，以下将分章详述，本章先言其治事精神。他所以能在昏庸多忌的满洲政府之下，以一书生而能削平大乱，位极人臣，使一班亲贵虽欲中伤而无可语者，就因为他有这种治事的精神。他综揽东南军政大权，转战数千里，网罗各项人才，而各项人才无大小，莫不心诚悦服，欣然就范者，也是因为他有这种治事的精神。这种治事的精神，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其价值仍多不朽。
他治事精神中最重要的就是凡事立有确定规模，规模确定之后，便认定目标向前做去，方法虽变，而规模则始终不变。大概有了规模，不但可以督励他人，使努力前进，并且可以督励自己，使勿松懈。好逸恶劳，人之恒情，不有一个规模做限制，恐怕任何人都不容易始终不懈。现在各机关、各工厂，都规定做工时间及其他种种条例，便是所谓规模。故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自己，这规模都是决不可少。不过所谓规模，是不是合乎事实，假如不合乎事实，自己一方面徒是执意孤行，在别人则正人远去，邪曲阿从，如此不但不成为规模，并且要因之偾事了。曾氏的规模如何呢？他说：
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规模，后求精熟。即人之所以为圣人，亦系先立规模，后求精熟。即颜渊未达一间，亦只是欠熟耳！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日记）
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总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弟之总理密微，精力较胜于我……至规模宜大，弟亦讲求及之；但讲阔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颟顸，毫无修理，虽大亦悉足贵？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则器局宏大，无有流弊者耳。（咸丰七年十月初四致沅浦弟）
我辈办事，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为喜惧耳。（批牍）
寸心郁郁不自得，因思日内以金陵宁国危险之状，忧灼过度，又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皆由平日于养气上欠工夫，故不能不动心。欲求养气，不外“自反而缩，行慊于心”两句。欲求行慊于心，不外清、慎、勤三字，因将此三字各缀数句为之疏解。清字曰：无贪无竞，省事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此十二语者，吾当守之终身，遇大忧患、大拂逆之时，庶几免于尤悔耳。（日记）
这几段中看得他主张凡百事务，都应先立定规模，把规模确定了之后，就一心一意地在这规模上求精熟，无论一切阻碍困难、成败毁誉，与夫众人之喜惧，都听其自然，不稍改变自己的规模。大概凡百事务的一种规模，就等于海船开驶的方向，办事主体的人，就是舵工，其他办事人员，应该在同一规模之下，共同努力，就等于船员与舵工同在一方向上把船向前开驶。在这种情形之下，虽然遇着风浪，遇着逆水，都不应该改变它原定的方向，这是办事的先决问题。他说“我有可以自立者”，就是指此。他是凡百事务都有一定规模，治家、治军、从政、修己……都在这种精神上努力前进。然而他的规模究竟是如何呢？总说一句，就是“自反而缩，求慊于心”。条分之则可以说在他自己方面，是拿清、慎、勤三个字做自励的规模；在办事方面，则立定远大与密微两个规模。远大就是凡事从大处着想，密微是凡事从细处着手，如是然后才可以不散漫、不颟顸、不至毫无条理，而可以行之久远。然而这几句话，看起来似乎容易，行起来倒有些为难呢。因为凡事莫不有其阻碍与困难，毁誉与成败，假如意志不坚、心地不坦、器量不大，都不免要变成一纸空文，毫无实际，不然便要流弊百出，至于偾事。此中枢机，只在少数人的胸臆之间，而影响之巨，有时竟达乎四海之内，因此我们明白他拿“自反而缩求慊于心”一语，做一切规模的规模，是有至理存焉。他自己是如此了，是不是因此即可以化及部属，化及全国呢？当然有时也靠不住。那么怎样去保全他这个规模，贯彻他这个精神呢？我觉得他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常度，这个常度就是贯彻他一切规模的利器。这常度的内容，就我所观察，可分为三项：（1）诚拙的态度，（2）宏大的器量，（3）严密的考查。这三件事组成他的常度。他终其生未尝稍变，他的学风、他的办事规模、他的人生，都建筑在这个常度上。怎样是诚拙的态度呢？他说：
凡办一事，必有许多艰难波折，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动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亮。（日记）
凡办公事，须视为己事，将来为国为民，亦宜处处视为一家一身之图，方能亲切。（日记）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终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毫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亦岂始事时所及料哉？（《湘乡昭忠祠记》）
即此数语，已可见得他诚拙的态度。大概规模确立之后，他便诚心求之，虚心处之，无论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他相信只要自己脚跟立得稳，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所以他虽历经靖港之败、湖口之败、南昌之困、祁门之困，但是他的常度不稍变，志气不稍屈，而终成一代中兴事业。他自信心是如此的诚笃，希望心是如此的远大，所以视公事如己事，视国事如家事。平常人所以易挟私见，易动客气，甚至稍稍得意，便趾高气扬；稍稍失意，便心灰意冷，流于颓废。我都以为是器量太浅，缺少自信心而时时希望取巧的缘故。我们看看曾氏这种诚拙的精神，应增长不少的自信心与勇气。曾氏所以能如此者，固然是赖有诚笃的自信心与远大的希望心，但是所以能如此者，却又因为他有过人的器量，始能容纳远大的希望，始能有一夫不获时予之辜的胸怀。不然，智虑不离乎钟釜，慈爱不外乎妻子，则一旦妻子欢娱童仆饱，便心意满足，不顾其他。这种人要他有多大的抱负，则根本这抱负即无所容载，这是器量的关系，所以孔子说：“斗筲之人，何足算也！”便是说器量褊狭的人，没有出息。所谓器量宏大，就是要能多所容纳，一方面要容纳自己最大的抱负，一方面还要容纳他人的臧否得失。我们看他所为《昭忠祠记》与他平时的言论主张，处处都见得是要以忠诚为天下倡，处处要以诚拙精神挽救天下颓风，简直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概。在他日记中有这样一段：
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其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亡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这种器量，是何等伟大！非以圣贤自期者，其孰能之！他既已如此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了，而犹日夜自责，惟恐失于狭隘而不能容物，所以在他日记中又有这样一段：
五更醒，展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者，亦十之二三。实则大乱之时，余所遇之僚属，尚不十分傲慢无礼，而鄙怀忿恚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褊急，痛自刻责惩治者有年，而有触即发，仍不可遏，殆将终身不改亦！愧悚何已！
这又是何等待人宽而责己严。拿这种精神去办事，还有不成功之理吗？常人办事，所以不能顺理成章，是因为未能真正精诚团结，而所以不能精诚团结，莫非恶人之拂逆己意，必欲使天下之人皆顺从我而后始快于心。于是凡不顺从我者，皆设法以诛锄之，其结果则使一世之人，皆鲜廉寡耻、阿附求容，正气日益消亡，社会日趋下流，而自己亦终不免于权臣之行。故凡担当天下大事者，必具有能容天下之量，则人之拂我、逆我者，皆可借为磨砺德行之工具，然自曾氏以后，就未多见了。
器量宽大，并不是松懈放任。随部属如何办理，则一切事务都要废弛了，尚何规模常度之可言？他的个性很严肃，又很精细，又不畏烦剧，事无大小，似乎都要经他的考察。他谓治事之法，以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为主。他说：
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先要擘得开，后要括得拢是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是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众之辞，既有公文，又不惮再三苦口丁宁是也。（见全书杂著二）
又曰：莅事之始，其察之也不嫌过多，其发之也不宜过骤，务求平心静气，考校精详，视委员之尤不职者，撤参一二员，将司役之尤无良者，痛惩一二辈。袁简斋云：“多其察，少其发。”仆更加一语云：“酷其罚。”三者并至，自然人知儆惧，可望振兴。（日记）
此处最见到他治事精神的，就是所谓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照这样做去，不但自己所经历的事不会有丝毫的差错，即属员亦无从松懈。这种精神可以说出乎他的天性，也可以说这是维持他办事规模的主要因素。所以这种严肃的治事精神，它是无时不在。他常说：“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然而他虽是如此的严肃，却完全是以事为主，只求事能办得好，不是要以苛刻待人。所以察之虽不嫌过多，发之则不宜过骤，务使事体办好，而人心咸服，非至万不得已，不轻言罚，然苟一罚，则又不妨其酷，盖欲儆一以惩百也。他所谓务求“平心静气，考校精详”，这是完全以宽厚之心行严肃之政，惟恐自己稍有意气，稍有粗心，以致考察失实，而误正事。谨慎如此，诚拙如此，人又焉有不服，焉有不感发兴起，戮力从公之理呢？此处我们见得他为常人所不能及者有两件事：一是不怕烦剧，一是不存意气。不怕烦剧，故能遇事周密，不至稍有弛懈；不存意气，故能一秉至公，而无所恩怨。常人既怕烦剧，故凡事皆多草草，及稍稍溃败，又复轻动意气，于是赏罚恩怨，皆不能出于大公，事业之败，胥由于此。我们看曾氏办事的精神，先立定了规模，次守之以常度——诚拙的态度、宽宏的器量、严肃的考察，而又继之以始终不懈的精神，故对事的本身上，是得到知人晓事、履险如夷的功效，并且于治事之外，得到作育英才的佳果。何谓知人晓事呢？他说：
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黾勉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以冀和衷。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重以不知人，则终古相背而驰，决非和协之故。故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亦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伪私晻暧，则为小人。故群毁群誉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能附和。（书札）
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见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批牍）
此处见得知人晓事之重要。他说，知人诚不易学，而晓事则可以黾勉得之。大概所谓晓事者，就是明晓事理之所以然，与事理之所当然。这件事虽然亦非易易，但是历事既久，经验渐增，即是晓事的途径。至于知人，则非自己的学问、涵养、识见、才能，都有以超过对方的人，则不足以知之，所以这件事不是容易学来的。综这两件事可以归纳成一个“识”字。他曾说：“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我以为知人晓事就是“识”的注脚，办事尤其是办大事的人，假如没有知人晓事之识，则人之短长，事之是非，都冥然不明于心，处理自是无一是处，纵一秉至公，然事理不明，鲜不失当，将终不免于谬误。他所谓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也就是识。他的识见能远大，能深察，便是所谓高明与精明。以高明、精明的眼光，去知人晓事，自然人无不知，事无不晓，而每事都可归于平稳踏实的地位。这两件事——知人、晓事，可算是曾氏生平的特长，而尤其是知人一项，他简直是神乎其技。许多人被他一见之下，可以察识终身，见其仪表，可以察其内心，更是无从隐秘，不知者以为他是精于相术，实则是他学问、涵养、才识、阅历，有过人处，故一入眼帘，即能知其为何如人。他生平得力于此者至夥，兹录“薛福成”一段如下：
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行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才。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才，尤属不遗余力。尝闻江忠源未达时，以公车入都谒见，款语移时，曾国藩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当以节烈称。”后乃专疏保荐，以应求贤之诏。胡林翼以臬司统兵隶曾国藩部下，即奏称才胜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国藩经营军事，卒赖其助，其在籍办团之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珍、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拔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各尽所长，内而幕僚，外而台局，均极一时之选。其余部下将士，或立功既久而浸至大显，或以血战成名。临敌死绥者，尤未易以悉数。最后遣刘松山一军入关，曾国藩拔之列将之中，谓可独当一面，卒能扬威秦陇，功勋卓然。
这一段是薛氏身历其事，记述最为亲切。写他知人之明，可谓透澈无遗。吾人读薛氏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更知他对各项人才，兼收并蓄，而处理得当，使人人得尽所长，莫不死心塌地，竭尽忠忱。固然是他伟大的人格感化力之深，然亦由其英明卓识，超乎常人，使才大者不得不心悦诚服，才小者不敢不死心塌地。曾氏更能量其才器而任以适当之事，此为曾氏治事精神上最得力之点。我们骤然看去，总觉得他这知人之明，未免太神奇了，究竟他有什么神通呢？他用什么方法去看人呢？现在还是拿他自己的言论来证明，庶乎比较的切实。他说：
观人之法，须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尤以习劳为办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劳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咸丰十年七月初八日致沅季弟）
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而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而长处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谓无本不立，义或在此。（日记）
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
大抵人才约有两种：高明者好顾体面，耻居人后，奖之以忠则勉而为忠，许之以廉则勉而为廉，若是当使薪水稍优，夸许稍过，冀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间，不妨略示假借。卑琐者本无远志，但计锱铢，驭之以严则生惮，防之以宽则日肆，若是者当俾得循循于规矩之中。（日记）
此处所云观人之法，自然不能代表他观人的全体，但是至少可以借此而知其大概了。在他言论之中，我们可以知得他的观人标准只有两事：一曰操守，二曰志趣。操守是一个人的骨子，所谓为人之本，以朴实廉介为主。志趣是一个人格局器量的表现，志趣不远者，纵有操守，亦不过成为硁硁自守之士。有了朴实廉介的操守，又有高远的志趣，再能习苦耐劳，有条理而少大言，自然是上等的人才；其次则志趣高明，而稍欠切实，顾体面而耻居人后，此种人则全恃用之者如何调度，使之心满意足，勉为其大，亦往往能于此等人中获得英才。若遗弃之，或委屈之，则将自伤郁抑，终于不能自振。所以他主张对这等人，应该略示假借，使自奋发。最坏的是根本无所谓操守，于是乎投机取巧，无所不为，而志趣亦决不会高远，总是安于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但计锱铢而已。这等人只好请他做机械工作，使循循于规矩之中。故人才以操守为最重要，操守是有颠扑不破的认识，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有学养，有抱负，合则留，不合则去，不为威逼，不为利疚。乱世之士，有此操守者，最为难得；然真正人才，又必取于此等人中，始能靠住。他用这种观人之法，又济之以他自己的学养经历，所以才力大小、贤否智愚，都逃不了他的观察。凡有一长，均可得用，但是天下那里有许多人才，为他察识举用？到人才不足的时候，又将如何呢？他也很顾虑到这一点，所以他一面自负提擢人才之责，一面又自负作育人才之责。他当时所用的一班人才，何尝全是已成之才？恐怕大多数还是由他作育成功的呢！薛福成曰：
曾国藩谓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磨练而成，故其取人，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借，量才录用。将吏来谒，无不立时接见，殷勤训诲。或有难办之事，难言之隐，鲜不博访周咨，代为筹画，别后驰书告诫，有师弟督课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非常之士，与自好之徒，皆乐为之用。虽桀傲贪诈若李世贤、陈国瑞之流，苟有一节可用，必给以函牍，殷勤讽勉，奖其长而指其过，劝令痛改前非，不肯遽尔弃绝，此又其怜才之盛意，与造就之微权，相因而出者也。（见《庸盦文集》）
他作育人才的殷勤诚恳，至于如此，他认定人才是可以由在上者造就成功，而人才又至为难得，故不敢求备于一人，而凡有一节可用者，即不肯遽尔弃绝。他尝说：
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之尤者而材之。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原才》）
由此可见他自负之大，望才之殷，而不敢丝毫忽略了。他又说：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由勉强磨炼而出耳。
人才非困厄则不能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无盘根错节则利器莫由显著。
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
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学无常师，即取人为善也；无行不与，即与人为善也，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念忝窃高位，剧寇方张，大难莫平，惟有就吾之所见，多教数人，因取人之所长，还攻吾短，或者鼓荡斯世之善机，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机乎？（以上各条均见日记）
这几段话，与薛福成的言论，正相印证。他作育人才之作用，在与人为善，取诸人以为善，此二事是循环相生，人我受益，而其机枢则在君相师儒。质言之，即是靠在上者的提携造就，则不患天下没有人才了。他尝说：
今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原才》）
他觉得所谓无才，是我们自己没有去造，没有去求，若能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则天下人才，自然联袂而至，善源不绝，这便要看在势者作育的精神如何了。平常所谓在势者，总是会说一句现成话，“天下无才。”实则自己不去作育人才，甚至戕贼天下之才，使一世之人，皆阿附求容，毫无操守，一旦偾事，则咎天下无才，真是“谓之不诬，可乎否也？”不知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是由培养激砺而成，必须在势者求才之心，有“不得不休”之诚，然后人才始乐为之用。所谓鼓荡斯世之善机，挽回天地之生机，其消息固往往操于一二人之心机。而其主要条件，则在具有大公无我之精神，稍有私心者，即不能胜。私利固不可，私善亦不可。必真能与人为善，取诸人以为善，只在求善，不分人我，如是然后可以作育人才，亦始可以收用人才。苟有所私，则必欲使天下美名美事，尽出于己而后快。事实不能如此，则将害人之善，妒人之才，务使天下之才，尽出己下。于是人才愈绌，世风愈下，所谓在势者，亦无以自全。当清之中叶，洪杨未起之时，国内情势，正是如此。满人窃居高位，妒害汉族人才，无所不用其极，其意欲使整个汉族才能，尽在满人之下。是以千方百计，妨闲妒害。至道光年间，天下人才，真个快销亡了，而清朝整个江山，亦无以自保。及洪杨变起，全体满人皆无办法，始有肃慎、文庆等力主重用汉人，因得扶此危局，然满廷宵小，犹自大大不平。故曾国藩初出山时，天下几乎奄无生气，由他作育提携，始获人才辈出，共挽危局之效。我们看他在道光三十年《应诏陈言疏》内所描写当时社会情况，最为透澈。
人才循循规矩准绝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为者渐觉其少，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计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实际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这一段描写当时政象，最为透澈，稍有才智锋芒者，都已摧残殆尽。所能容者，尽是“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之徒。质言之，就是一班奴才而已。所以他与彭丽生书，就痛恨道：“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当然了，举国都是奴才，都是一人一姓的奴才，那里会产生出攘利不先赴义恐后之人呢？即有，亦绝无所容呀！在提倡奴才的时代，凡有才智锋芒者，至少都应该销声敛迹，不，简直是无生存之理吧？只有贪饕退缩者，可以骧首上腾，富贵名誉，老健不死。曾氏能见到当时社会病根在此一点，他便尽量在这一点上着力——提倡真正人才。我觉得这是曾氏有过人之识，所以能有他那种治事的精神，因而产生出当时的一辈人才，以辅助他事业的成功。
第七章 治家
前章所述曾氏治事的精神，为其可以代表他的整个人生，故言之不厌其详。他的治事精神，除开律己之外，第一步便要数到他的治家。他们兄弟五人：曾氏居长，次国潢字澄侯，次国华字温甫，次国荃字沅甫，季国葆字季洪，他这四个弟弟之中，国潢是留在家中专理家务的，国华、国荃、国葆都由曾氏教导成人，至于显达。后来国华是死庐州三河之难的，国葆佐国荃解安庆之围，将迫金陵积劳病死。国荃攻克金陵，收戡定之大功。他们办事精神都与乃兄相仿佛。家务虽由澄侯料理，但是我们看他的家书，关于治家之道，教子之方，处处都感觉可为世法。我们更感觉他在戎马倥偬之间，万难集于一身，而对家中琐屑，犹能如此周密仔细，一方面见得他精力过人，治事的精神无乎不在，一方面也见得他对先世家风，谦守勿失，惟恐以自己地位增高，家中子弟有所仗倚，而流于骄侈，致失家风，贻误子弟。所以他对治家一事，自己虽不能在家，却无时无刻不在心头，虽在极忙之时，家信总未尝或缺，且写来总是详详细细，无微不至。
曾氏先世有很严肃的家风，多半是他祖父星冈公所铸成；星冈公虽未显达，但是治家教子，皆有成规，国藩少时，颇受熏陶，终其身未忘祖父之遗教，而其治事规模，亦大抵与其祖父类似；故尝斤斤于其祖父已成之家风，而惟恐或失。他尝说：“余于起居饮食，按时按刻，各有常度，一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为，庶几不坠家风。”然所谓家风，究竟如何呢？据《曾文正公大事纪》前面所载星冈公的一段言论，最可见得一般。星冈公之言曰：
吾少耽游惰，往还乡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垅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引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饮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吾宗自元明居衡阳之庙山，久无祠宇，吾谋之宗族诸老，建立祠堂，岁以十月致祭，自国初迁居湘乡，至吾曾祖元吉公基业始宏，吾又谋之宗族，别立祀典，岁以三月致祭。世人祀神徼福，求诸幽遐，吾以为神之陟降，莫亲于祖考，故独隆于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阙焉。后世虽贫，礼不可隳，子孙虽愚，家祭不可简也。吾早岁失学，壮而引为深耻，既令子侄出就名师，又好宾接文士，候望音尘，常愿通材宿儒，接迹吾门，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礼不怠，其下泛应群伦。至于巫、医、僧徒、堪舆、星命之流，吾屏斥之，惟恐不远。旧姻穷乏，遇之惟恐不隆，识者观一门宾客之雅正疏数，而卜家之兴败，理无爽者。乡党戚好，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人道之常也，吾必践焉，必躬焉，财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邻里讼争，吾常居间以解两家之纷，其尤无状者，厉辞诘责，势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尊酒通殷勤，一笑散去。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其道一耳！津梁道途废壤不治者，孤嫠衰疾无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随时图之，不无小补；若必待富而后谋，则天下终无可成之事矣。
这一段言论，是曾氏家风的创轫，国藩本人的条理规模，及其治家教子，都一本之于此。他与纪泽的信中尝说道：“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治家之法，第一要起早，第二要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同时又把星冈公治家之法，归纳成“八字”、“三不信”。八字者：早、扫、考、宝、书、蔬、鱼、猪。他自己解释道：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乡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书、蔬、鱼、猪，即读书、种菜、蓄鱼、养猪也。三不信：就是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此可以完全包括星冈公之家法了。原来中国家庭制度，过于庞杂，治家一事，自古为难，一家之中，老幼贤愚不等，问题乃自此而生。若再拘泥于什么“五世同堂”、“九世同居”一些老调，这家庭的丑剧与惨剧，便要层出不穷了。故往往有才力很好，事业很好，而家庭无办法者，实屡见而不一见。曾氏所赖以维持者，大部分就在这固有的家风；因为既成了一种风气，而又由主人躬自力行，则一家之中，将认为天经地义，虽有不肖，不敢侵犯。至于五世同堂、九世同居等话，他虽未公然反对，但是事实上他们兄弟后来都是析居的；因为这样才能洽乎人情，而保全恩爱。我们看他的家书，见他们兄弟感情的纯笃，处处足使今之有兄弟者，赞叹愧服。然其所以致此者，自然是他们兄弟之中——尤其是居长兄地位的国藩，能躬自勤俭，互相肫挚，然亦因为先世已有醇厚家风，只须恪遵勿失，即可光其余绪，然而没有国藩这样光前裕后的承嗣精神，为诸弟先，为一家表，则星冈公之遗范，亦未可知也。兹述曾氏承嗣的规模。
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私肥于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予自卅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此时事奉高堂，每年仅寄些须以为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穷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许，以尽吾区区之意。盖即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丰；与其独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并恨堂上，何如分润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钦敬乎？将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我不敢也。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之素志也。（道光二十九年致四位弟）
这一段是他治家的大规模，对父母、对兄弟、对子女、对戚党，都无微不至；尤其是兄弟之间，爱之以德，而不爱之以姑息；对儿子则惟教以自立之道，而不蓄积银钱为其衣食之需。他曾说：“儿子若贤，则不靠官囊，亦能自觅衣食，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因此他治家精神，最主严肃。他说：“治家贵严，严父常多孝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胜言矣。”他因为立誓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所以他为官十余年，衣服书籍之外，一无他物，即此区区，犹拟罢官之后，与兄弟均分。有这种坦白胸怀，自然是无所处而不当。尤其是曾氏先代，并未显赫，他一朝尊贵，最易改易门楣，堕先人余绪，而流于骄泰，则子孙淫惰，家道乃自此衰。试看今之为官者，几何不是如此？所以在他的治家规模之下，有二大端：一是积极的训导，一是消极的防止。
关于消极方面者：归纳起来，盖不出于戒骄、戒奢。大概仕宦子弟，能免此者，确不甚易。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左右前后，趋承奉候者，既无微不至，则其势必至于骄奢，不知稼穑艰难。故仕宦子弟，犹能勤俭谦和，忘其权势者，真是绝无而仅有了。然而亦因此之故，仕宦子弟，贤能向上，也很难得；更因此之故，仕宦之家，能维持三代四代，不堕家声者，亦不多见。而其原因，则莫不由于在势之时，子弟骄奢淫佚之所致。所以他对这两件事，真是战战兢兢，不敢或忽。他尝谓：“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子孙能自树立，多读书，无骄矜习气。”因此他日记与家书中，记载戒骄奢之处，不一而足，兹录数段如下。
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人短，所谓骄也。由骄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为达官者，得运乘时，幸致显宦，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日记）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致纪泽）
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淫佚矣。（咸丰四年四月十四日致诸弟）
在这几段中，他把骄奢淫佚之害，完全归在一个“骄”字病根上；因为骄便会奢，便会淫，便会佚，便会无恶不作，而其总因，则又因父兄为达官时，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在他意思，子弟不能拾柴收粪，插田莳禾，便叫做骄；衣食俯拾即得，即叫做奢。所以他教子侄，须半耕半读，不准有半点官气，不准舆车马仆从，凡家中一切事务，均须子侄一一为之，以力戒骄奢怠惰之习。
他除严肃教子侄，恪守家风之外，更注意到子侄的婚娶。在旧式家庭中，往往因为娶得一个不贤之妇，而败坏家风者；所以他对子女嫁娶，立一个原则，叫做“嫁女必富于我，娶妇必贫于我”。其用意就是要杜绝骄奢。女子嫁到富于我之家，则自己无从骄奢，娶一个贫于我之女子来家为妇，则亦无从骄奢，而可安其家风。他说：“儿女联姻，但求勤俭孝友之家，不愿与官家结契联婚，不使子弟长奢惰之习。”当时常南陔想把女儿嫁给他儿子做媳妇，他便始终不愿。他说：“常家欲与我结婚，我所以不愿者，因闻常世兄最好恃父势作威福，衣服鲜明，仆从煊赫，恐其女子，有宦家骄奢习气，乱我家规，诱我子弟好佚耳。”因此他婚嫁子女，不许用多金。咸丰九年在江西军营时，有一段日记云：“已刻派潘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又崇德老人年谱云：“文正公手谕嫁女奁资不得过二百金，欧阳太夫人遣嫁四姊时，犹恪秉成法，忠襄公闻而异之曰：‘乌有是事？’发箱奁而验之，果信。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以一个总督婚嫁子女，简单至于如此，诚不免令人惊异，然而我觉得他是另有深意存焉。大概宦家子弟之骄奢，是乃自然趋势，所谓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凡所遇之环境，莫不足以长其骄奢气焰，自非其子弟有过人之质，或其父兄有特达之见，鲜有不为环境所囿者。相传某世家子弟，不知民间疾苦为何事。有人告诉他：“某家没有饭吃。”他说：“为什么不叫厨房开呢？”其人又告诉他：“因为没有钱呀！”他说：“为什么不到账房去拿呢？”他自己的环境是厨房开饭，账房拿钱，于是以为天下都可如此，尚安望其勤俭守家，怜恤戚党邻里之困苦呢？所以戒骄戒奢，简直是他治家教子的开宗明义第一章。必定要这种习气扫除净尽，然后才谈到积极的诱导。
关于积极方面的训导：可归纳成功三点：其一是和睦，其二是勤俭，其三是要使家道悠久。兹分别言之如下：所谓和睦，就是要使一家之中，兄弟妯娌雍雍穆穆，然后子孙有法，家道乃昌。他说：“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所以他给澄侯的信中，有这样一段：
《五种遗规》四弟须日日看之，句句学之，我所望于四弟者，惟此而已。家中蒙祖父厚德余荫，我们得忝卿贰，若使兄弟妯娌不和睦，后辈子女无法则，骄奢淫佚，立见消败，虽贵为宰相，何足取哉？我家祖父父亲叔父三位大人，规矩极严，榜样极好，我辈踵而行之，极易为力。别家无好榜样者，亦须自立门户，自立规条，况我家祖父现样，岂可不遵行之，而忍令堕落之乎？现在我不在家，一切望四弟作主。兄弟不和，四弟之罪也；妯娌不和，四弟之罪也；后辈骄姿不法，四弟之罪也。……我家将来气运之兴衰，全恃乎四弟一人之身。（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致诸弟）
此处因为他们排行的关系，呼澄侯为四弟，澄侯始终未出来做事，料理家务的时期最长，故负家庭的责任亦最大。此处责望之重，即是期望之殷。他的大目的，自然是要造成一家之中雍容和蔼，而更大的愿望，还在使后辈子女有法则。诚然子女完全依照父母的榜样，形成他自己的性行，父亲在兄弟行中，是不和的，其子女亦往往互相怨怼；母亲在妯娌行中，是不和的，其女儿嫁到人家，还会闹出妯娌不和的戏剧。这虽然不是绝对的因果律，但是至少可以说是有极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朝夕熏陶，取法太易呀。调转过来，假如父母在兄弟妯娌中，是绝对的谦让为怀，子女自然亦熏陶成性，而无乖戾之气；而况他家已有先代遗风，规模极好，只须遵而行之，家风即可不败，所以他激励澄侯者，无所不至，就是惟恐兄弟妯娌之间，或因细故而伤感情，则一切治家之道，都无所施了。
其次他所训导于家庭的，就是勤俭。“勤”字原是他整个治学方法中的骨干。除了这个字，他的一切治学方法，都成空文；除了这个字，他的毕生事业，亦无由表现。因此他对子侄的训导，尤注意于此点。据崇德老人年谱云：“同治二年，欧阳太夫人率儿女媳孙自家到安庆督署，……仅携村妪一人，月给工资八百文，适袁姊有小婢一人，适罗姊则并婢无之，房中粗事亦取办于母氏房中村妪，乃于安庆以十余缗买一婢，为文正所知，大加申斥，遂以转赠仲嫂母家郭氏，文正驭家严肃守俭若此。嫂氏及诸姊等梳妆，不敢假手于婢媪也。”故在他的家书中，对于勤俭，总是反复叮咛。
嗣后诸男在家勤洒扫，出门莫坐轿，诸女学洗衣，学煮菜烧茶，……至于家中用度，断不可不分，凡吃药染布及在省在县托买货物，若不分明，则彼此以多为贵，以奢为尚，漫无节制，此败家之气象也。务要分别用度，力求节省。（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致诸弟）
甲三、甲五等兄弟，总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生当乱世，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则为患害，又不可过于安逸偷惰。……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咸丰五年八月二十七致诸弟）
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作羹，勤于纺绩，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年年做鞋一双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黹之工，所织之布，做成衣袜寄余，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咸丰六年十月初二日致纪泽）
这几段见得他对家庭子侄的习勤习俭，可算无时或忘。以他这样地位，家中女子，还要洗衣煮饭纺绩针黹，男子除读书之外，还要耕种打杂。他说：“子侄除读书之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又崇德老人年谱云：“同治七年，由湘东下，至江宁，入居新督署，文正公为余辈定功课单，（课单从略）云：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训数年，总未做出一定规矩。自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绩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又附注云：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他家庭之风勤俭如此，以视今之官太太少爷小姐，我们便要为他子女叫冤了。但是观他所谓“生当乱世，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则终为患害”，则又不禁叹服其为子女之计深远，而不忍见其安逸偷惰以致无以自立。孔子云：“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曾氏盖深得孔子之义，是以家庭之间，一以严肃勤俭为主，皆有深意存焉。
还有一件，可算是他训导子弟最后目标，也可以说是他治家的当然结果，原可以不须他斤斤注意，然而他却不敢或忽；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求家道的悠久，就是要希望他的家庭气运，不要由他一世而斩。如何才能达到这个愿望呢？则须在势之时，善自惜福，而又有贤子孙者，庶乎这个愿望不难达到。他说：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有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而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延绵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致诸弟）
居家四败：——妇女奢淫者败，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仕宦之家，不犯此者，庶有悠久气象。（日记）
平日最好以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星冈公昔年待人，无论贵贱老少，纯是一团和气，独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遇佳时令节，尤为凛凛不可犯；盖亦具一种收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度，流于放肆也。余于弟营保举银钱军械等事，每每稍示节制，亦犹本“花未全开月未圆”之义。（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致沅浦）
悠久气象，是他治家的最大愿望，而时时存现于心目中者，则为“花未全开月未圆”的现象。有了这个现象在心目中，更有一个求悠久的最后目标，自然不敢想偷安佚乐，富贵骄人，并且还要战战兢兢，以此为戒了。他有这样深远的眼光，去维持他那世代相传的严肃家风，故其子孙亦能如其所期，代有闻人，此不得不令人感念曾氏治家教子的精神了。
第八章 治军
历史上有一个久悬不决的问题，就是英雄造时势呢？还是时势造英雄？我是笃信时势造英雄的；理由是另一个问题，此处所要述的曾国藩治军，就是一个例证。他是一个纯粹的书生，哪懂得什么军事？他既没有学习过武备，更谈不到什么军事学校；然而他却能领兵数十万，转战数千里，削平纵横十六省，绵延十五年的洪杨大难，卒成一代中兴事业，把清朝的命运，延长了五六十年之久。固然他本人有许多长处，但是不遭时势的造就，至少可以决定他不会治军的。经了时势的磨炼，他便能建此不世之功，这便完全是时势之赐，便是时代造成的人物。非但曾公，古今贤豪莫不如此。曾氏本人并不长于打仗，所以凡属他自己临阵的时候，多半是吃败仗；但是他所提擢的将官，却都能攻城、野战，叠立大功，并且死心塌地受他指挥。抄句旧话来说：也可以说他是“不善将兵而善将将”。所以我们终久不能不佩服他治军的本领。然而自另一方面说来，他又实在是毫无本领，当他以侍郎资格在籍办团练的时候，不但举国上下未料到他有那样的收获，即他自己亦决未想到他能戡此大难，恐怕更有很多人士，如满廷大臣，和当时一种腐化的官僚将士，都要对他们这一起书生表示白眼，或竟冷眼旁观，等着看他们笑话呢！我们在他批牍上曾看见这两段话：
贵襄办志趣坚卓，应趁劳乏艰难之时，咬定牙根，向前做去，熬过几次，众人自不敢轻量书生，不耐艰苦矣。（《批刘秉璋函》）
古来名将帅，亦多出于文弱书生，功之成与否，虽不敢预必，要之清洁自矢，则众不敢侮，严明驭下，则兵不敢玩，此则有志之士，可以勉力为之，立竿见影者也。圣贤豪杰，岂有种子？大半皆铢积寸累，渐作而渐近，渐似而渐成耳。（《批彭椿年呈》）
在这两段里，见到他们初起时的整个情形。在旁观者总觉一般书生，那里能耐艰苦？因此便会时时加侮。曾氏这两段话，固然是勉励他的部属，也可以说是他自己时自警惕的衷曲。所谓咬定牙根，向前做去，熬过几次，……与所谓铢积寸累，渐作而渐近，渐似而渐成，就简直是他自己为学治事的精神所在。他们就是凭着这副精神，忍辱含垢，咬定牙根，与环境奋斗，卒雪书生不耐艰苦之耻，而成戡定大功。在他所谓熬过几次的“熬”字里面，就可推想他们当时作事的困难重重，与反对派的旁观讥讪了。这种情形并不是完全因他这两段话，或者这两段话中的几个字句去凭空推测的，我们只要略一考察当时的掌故，就可知道有清中叶将士的腐败，和他们事业上的荆棘。试看曾氏的书札奏议，和时贤的议论，均不难见到：
兵伍之情状，各省不同，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崩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禀奏屡陈，谕旨屡饬，不能稍变锢习。（《曾奏疏》）
近世之兵孱怯极矣，而偏善妒功忌能，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仁心以媚杀己之贼，而很心以仇胜己之兵勇。其仇勇也，更胜于仇兵。近者兵丁杀害壮勇之案，层见迭出，且无论其公相仇杀；即各勇与贼战殷殷之际，而各兵不一相救，此区区之勇，欲求其成功，其可得耶？不特勇也，即兵与兵相遇，岂有闻此营已败，彼营往救者乎？岂有闻此军饿死，而彼军肯分一粒往哺者乎？（见曾书札《与王珍书》）
驱怯战之兵，日日浪战，以冀幸其一胜，军兴三年，无一人深入贼营，探其虚实，贼营动静，无能知者。亦未闻设一奇策引其入彀。……今粤西乃弃民以尝贼，以此图功，窃所未喻。其失一也。粤军兵将卧耽鸩毒，即无疾病，亦半委靡，选将不精，束伍不定，以此言战，何恃不恐？以此言兵，虽多奚为？其失二也。（胡林翼《通饬修筑碉堡启》）
当咸道之际，民不知兵，强寇窃发岭外，其势猋忽震荡，是时楚军、淮军，风气未开，疆臣武臣，但依疲窳涣散佣丐充数之营兵，当彼黠悍方张之寇，譬若驱群羊咋馁虎，掇桥苇以燎于洪炉，至则靡耳。（薛福成《书陆建瀛失陷江宁事》）
这几段可以写尽清朝中叶将士的腐败骄惰，不但助敌造乱，不能作战，而且善于妒功忌能。国藩他们新兴的湘勇，当然在所必忌妒仇杀之列，观其所谓兵丁杀害壮勇之案，层见叠出，可为痛心。曾忆胡林翼尝谓“胜保（满将军）每战必败，每败必以胜闻”。又谓“胜保在蒋坝残败不复能军，山东人向呼此公为败保。盖其治军也，如郑公子突所谓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轻而不整，贪而无亲”。举这一个满将，可以代表全体的满将旗兵了。当太平军定都江宁，琦善和春等所率领的江北大营，与江南大营，算是清廷的主力军队，然皆次第为太平军歼灭净尽。当江南大营被歼灭的时候，江北大营早已败亡，一般人莫不为清军忧虑，独左宗棠闻之叹曰：“天意其有转机乎？”或问其故。曰：“江南大营，将蹇兵疲，岂足讨贼？得此一番洗荡，后来者始得措手。”果然，自江南大营洗荡之后，政府才死心塌地，信任曾国藩，一班满洲将吏，也才莫敢谁何，而时局也才有急转直下之势。然而曾国藩却能聚集一班书生，转移全国风气，我们倒不能不研究他治军的精神，到底是怎样一回事？
他虽然是一位书生，但是治起军来，到不一定是书生面目。他说：“读书之与用兵，判然两途”，所以他那些训练士卒的方术，和临阵制胜的策略，骤然看去，倒不免令人惊异；不过归根结底，他那根本精神，则仍是一贯。他感觉当时军队，所以抵不住用，其根本原因，就在将骄士惰，他便看定这一个病根，痛下药石。凡他自己所练的新军，第一步便要使他生气勃发，勿有丝毫骄惰之气。他说：
军事有骄气惰气，皆败气也，孔子临事而惧，则绝骄之源，好谋而成，则绝惰之源，无时不谋，无事不谋，自无惰时矣。（日记）
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勤则胜，惰则败，惰者暮气也，常常提其朝气为要。（日记）
这可算是他治军的根本精神，常常提其朝气，就是一举一动，都要具有新兴气象，这个新兴气象的总名词，就是一个“勤”字。他尝说：
约束弁兵，以勤字为本，刻刻教督，是曰口勤；处处查察，是曰脚勤；事事体恤，是曰心勤。（批牍）
既如此时时以勤字为念，则所谓为善惟日不足的气象，自然无暇吸烟赌博淫侈扰民，凡此诸端，皆由了“骄惰”二字产生。平时如此骄惰，当然谈不到训练，更谈不到得民众的同情与援助。如此，一朝遇战，安得不望风崩溃？所以曾氏治军的秘诀，在积极方面，惟在一个勤字；在消极方面，则勿骄勿惰。他所谓去其暮气，提其朝气，这便是一个易知易行的下手工夫。至于具体的治军精神，归纳起来，有下列各点：（1）在主张上能使将士与敌派绝对不并立，即是要将士有彻底打倒敌派主张的敌忾精神。（2）要在生活上能使将士与敌派绝对不并存，即是要将士有彻底肃清敌派党徒的攻击的精神。（3）要在行动上能使将士与人民打成一片，即是要将士有纪律，不扰民，更进而能与人民合作杀贼。（4）要军队的长官与士兵，官长与官长，士兵与士兵，都有协同动作的精神，即是要军心不为敌派所动摇，作战不为敌派所各个击破（参阅陈著《胡曾左平乱要旨》第四章）。用这种精神去治军，军队的成绩如何呢？他有一个理想：
仆之愚见，以为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而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贤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自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与王珍书》）
鄙意欲练勇万人，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庶可血战一二次，渐新吾民之耳目，而夺逆贼魂魄。自出省以来，日夜思维，目今之急，无逾于此。（《与文任吾书》）
近日官兵在乡，不无骚扰，而去岁潮勇有奸淫掳掠之事，民间倡为谣言，反谓兵勇不如贼匪之安静。国藩痛恨斯言，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演操，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与张亮基书》）
这是他所希望的理想成绩；但是这种理想，还能在不如贼匪之旧武弁身上得到吗？当然只好别树一帜，改弦更张，庶乎可以驰驱中原，渐望澄清。要想培养出这种成绩，其最大培养剂，则在以忠义之气为主。有了忠义之气，自然会一德一心，不扰百姓，而其下手工夫，又必将其暮气涤净，朝气提起，然后才谈到训练。
训练最重要之点，便要有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的精神模范。教人不怕死，自己就得先不怕死；教人不爱钱，自己就得先不爱钱；教人不扰民，自己就得先不扰民；教人胜则让功，败则相救，朴质勤劳，沉着忍耐，与夫一切精神，为将士所不可少者，俱得先由本身一一表现出来，然后再训练他部属将领，然后再训练兵勇士卒，如此自然可以焕然一新，驰驱中原。我们看他与各将领的书札批牍，教各将领应具的气度，句句都见得出于他的肺腑，即处处见得是他自己身体力行的模范。他尝对将士说：
营官果能勤以自励，廉以率下，自可作士气而服众心。……我教尔等，即如父兄之教子弟，字字皆我之心血，切莫忽略看过。（批牍）
大概凡做领袖，尤其是军事领袖，假如不能以身作则，欲望群下确守纪律，不但在这种情形之下，根本就无纪律可守，即有，也是病的死的，所谓徒法不能以自行，所以他的态度是：
带勇之人，……血性为主，廉明为用，三者缺一，若失輗軏，终不能行一步也。
为将之道，谋勇不可以强几，廉明二字，则可学而几也。弁勇之于本官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于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合力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得廉明二字为之基，则智信仁勇诸美德，可以积累而渐臻。（《批吴廷华禀》）
当营官统领者，有四个不字诀：不要钱、不怕死、不偷懒、不扰民。（批牍）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者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视似四者，终不可恃。
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咸丰七年十月廿七日与致沅浦弟）
他平时所与各镇将领的函牍，及与各将领面晤时所反复叮咛者，多不出此类议论。这是他感觉为将领者应具之气度，他觉得做大将所最不可少者，就是忠义的血性，而又处处能廉明。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则凡他所讲的四个不字诀，与四大端等，均不难相纵以俱至。且将领必得具有这副气度，然后才能感动士卒，才能起士卒之信仰，才能训练士卒，率领士卒，去与敌人作殊死战。兹述其训练士卒之方术。
关于他训练士卒的规条甚多，大率散见于其杂著、批牍、书札之中，对于营哨，对于兵士，对于他们起居生活，营房驻扎，出阵攻守，均有一定规章与告诫。兵勇不识字，则制成种种歌词，如《爱民歌》、《得胜歌》、《解散歌》、《保守平安歌》等，都是把军中最重要的规律，和军人最重要的天职，用浅显生动的文字，编成歌曲，使兵士一个个口诵心维，无形中印入脑筋。虽然未必能使一个个人对一句句都发生效力，但是当他扰乱百姓的时候，忽然想到《爱民歌》，心中总会有点恻然吧！再加上营官哨官，上下一致的用一贯精神去训练，就不难如所期望了。因此他把训练事体，看得很重，训练意义，亦说得至明。他说：
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作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作人则全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练有二：练队伍，练技艺。练技艺，则欲一人足御数人，练队伍则欲数百人如一人。（《批韩进春禀》）
这几句话可算是他训练士卒的总纲。其余散见于他全书中者，更不一而足。兹录其劝诫营官四条，即可见其训练士卒的具体办法之一般了。
一曰禁骚扰以安民 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故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百姓最怕者惟强掳民夫，强占民房二事。掳夫则行者辛苦，居者愁思；占房则器物毁坏，家口流离。为营官先禁此二事，更于淫抢压买等事，一一禁止，则造福无穷矣。
二曰戒烟赌以儆惰 战守乃极劳苦之事，全仗身体强壮，精神充足，方能敬慎不败。洋烟赌博，二者既费银钱，又耗精神，不能起早，不能守夜，断无不误军事之理。军事最喜朝气，最忌暮气，惰则皆暮气也，洋烟瘾发之人，涕泪交流，遍身瘫软，赌博劳夜之人，神魂颠倒，竟日痴迷，全是一种暮气。久骄而不败者，容或有之；久惰即立见败亡矣。故欲保军士常新之气，必自戒烟赌始。
三曰勤训练以御寇 训有二端：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练有二端：一曰练技艺，二曰练阵法。点名演操，巡更放哨，此将领教兵勇之营规也。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为营官者，得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练技艺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枪炮能命中，能及远。练阵法者，进则同进，站则同站，登山不乱，越水不杂，总不外一熟字；技艺极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
四曰尚廉俭以服众 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着想。如营官于银钱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灭口粮，缺额截旷，而后议之也。即营官好用亲戚本家，好应酬上司朋友，用营中之公钱，谋一身之私事，也算是虚糜饷钱，也难免兵勇讥议。欲服军心，先尚廉介；欲求廉介，必先崇俭朴。不妄花一钱，则一身廉，不私用一人，则一营廉，不独兵勇畏服，亦且鬼神钦服矣。
这几条可以代表他训练士卒之一般方术。生活、习惯、行军技艺，乃至立身为人之道，都详详细细殷勤告诫，而又加上他那知人善任之明，凡部属不遵照办理者，便有相当惩戒。以知人善用之明，加之以忠诚恻怛之教谕，再加之以公正廉明之赏罚，人非木石，焉有不抒诚向化之理？所以我觉得以他一介书生，起而治军，居然治得很好，就是全凭他那副诚拙忠义之气。《礼记》、《大学》有两句话：“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我于曾氏治军亦云。
他并不是纸上谈兵，并不是书生大言，空谈误国的谈兵。他是实际临阵，成败利钝在于当前，固非空谈理论者可比。我们翻开他的批牍，看他所教谕各将领行军用兵之道，与批评各将领所以致败之由，真是“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平时我们意想他那种立身为人的态度，恐怕定要感觉他用兵总不免呆板，甚至会受敌人诱骗，孰知事乃有大谬不然者。他的临阵制胜之策略，简直是静如处女，动如脱兔，神龙变化，不可方物。当张运兰失陷牛角岭的时候，他就说：
兵法最忌“形、见、势、绌”四字，常宜隐隐约约，虚虚实实，使贼不能尽窥我之底蕴；若人数单薄，尤宜知此诀，若常扎一处，人力太单，日久则形见矣。我之形既尽被贼党觑破，则势绌矣，此大忌也。必须变动不测，时进时退，时虚时实，时示怯弱，时示强壮，有神龙矫变之状，老湘营昔日之妙处，全在乎此。此次以三百人扎牛角岭，已是太呆，正蹈形见势绌之弊，除夕曾函止之，十一日五旅失陷后，再以第三旗扎此，则更呆矣。……
大概军旅之事，宜多实际而少理论，此处所谓形见势绌，为兵家大忌，实为一切战术之总纲。我们归纳他临阵制敌的策略，要不出奇之制正，静以制动。即此二端，运用灵活起来，便有神龙矫变之妙，兹析言之。
怎样是奇以制正？就是临阵制敌而不以常法，所谓出奇制胜，在兵家为最可贵之策略，而亦最危险之动作。因为他要以少胜多，以逸胜劳；胜固足以摧敌，败亦足以为敌所扑，故非老谋深算，有多数把握时，不宜轻用；然苟以制胜，则又利市百倍也。他说平日非至稳之兵必不可轻用险着；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轻用奇谋；然则稳也正也，人事之力行于平日者也。险也奇也，天机之凑迫于临时者也。此可见出奇固足以制胜，然非天机凑合，至稳之兵，至正之道，必不可以轻用。且须深明奇正之义，熟审奇正之形，然后才可运用。他解释奇正之义，和运用奇兵之法，都很明晰。
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右左两边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伺隙狙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轻动者为正兵，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而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日记）
老营处孤危之地，则小队出奇之师，贵少不贵多，贵变不贵常，古人谓之狙击，明人谓之雕剿，设小队稍有疏失，而老营仍一尘不惊，斯为尽善。老营则安如泰山，小队则动如脱兔。（《批张运兰牍》）
此处关于奇正之义，解释至为明了，即运用之机，亦略示端倪；因为此系兵法奇谋，至为危险，须临阵相机行事，非可纸上空谈。总之奇兵只可以作一个别动队，飘忽无常，为诱敌之计。譬如赌博，欲以少数赢得多数，是即兵家运用奇兵之义。故非看定有可赢之机，不轻投注。于正当营业，则兵家正兵之义，故不可不坚稳鲜明。这是在他全书之中，屡屡叮咛我们的，就是叫我们要深明奇正之义，而不可轻用奇兵。他的重要战略，还在静以制动，即是以主制客，奇兵是不轻用，更不常用。不过将领们不可不明奇正之义罢了。因为他们的敌人太平军，不是正规的军队，部卒多由随地裹胁而来，聚集甚众，既无训练（按长毛所以到处焚杀此为主因），当然不利于正面冲突；然而内中将官如陈玉成、李秀成、石达开辈，确是一时名将，故不得已而惯用奇兵，不打硬仗，专伺官军之隙，而不使官军明其情形。是以有时行踪非常猋忽，使官军疲于奔命，有时坚守城垒，使官军难于攻击，有时突围而出，使官军防不胜防。因此不能不对准这种敌情，而讲求特殊的战略与战术。敌人是惯用奇兵的，假如官兵也惯用奇兵，老实说官兵是打不过他们那为目的不择手段的流寇；所以曾氏的主张，是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然而对敌人伎俩，却又不可不知，因此我们可以说他这种临阵制敌的策略，是重在“静以制动，节节进击”。静以制动，就是要能反客为主，不轻战，不浪战，不随敌人四处追击，设法使敌人不得不来接战，而我沉着镇定以应之。节节进击，就是在攻势之中，有防御的准备，不使为敌人的奇兵所暗算。这样的战略，似乎是太稳健了，但是他们攻击的精神，还是很厉害，譬如在鄂、皖之间，与陈玉成的剧战，在皖、赣之间，与李秀成的剧战，都是异常猛烈；更如罗泽南、李续宾、多隆阿、鲍超、江忠源辈，都是极勇猛的名将，后来曾氏因为江、罗、李诸将因猛攻身死，甚至惨败，故戒各将领，宜审察敌情，相机战守。
先安排以待敌之求战，然后起而应之，乃必胜之道；盖敌求战，而我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整遇散，必胜之道也。此意不可拘执，未必全无可采。
凡出队有宜速者，有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贼，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贼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喜为主，不喜作客。休祁黟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加之探报不确，地势不审，贼情不明，徒能先发而不能制人，鄙人深以为虑，请阁下于诸公讲明此两层，或我寻贼，先发制人，或贼寻我，以主待客，总须审定乃行，切不可于两层一无所见，贸然而出。（书札）
攻城最忌蛮攻。兵法曰：“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罪也。”（批牍）
贼若来扑渔亭，我官军切不可出队太早，须待各路之贼到齐，看明何路贼多，何路贼少，何路贼强，何路贼弱，何路为贼之正兵，何路为贼之伏兵，一一看清，待营中饱吃中饭后，申酉之间，天色将晚，贼久立气疲，头目欲战，众贼欲归，然后出队击之，必可获胜，胜后不必远追，追五六里，整队还营可也。若贼来太多，则坚守不出。（批牍）
此处可算是他的中心战略，全重以主制客，决不轻举妄动；所以他尝叮咛将士，“必须谋定后战，切不可蛮攻蛮打，徒伤士卒。”又谓：“不轻敌而慎思，不怯战而稳打。”处处以逸待劳，以静制动，即至自己陷至客的地位，亦必须设法反客为主。苟不深明敌人动静，宁可不去猛攻，不可浪战，而至于“虽先发而不能制人”，则将变成反主为客，正是所谓情见势绌了。他这种战略，最为踏实，尤其是用以制流寇式的太平军，最为相宜。此种稳扎稳打的战略，自湘军以至于淮军，都谨守勿失，后来湘淮合军平捻，更是得力于此。
曾氏战略，可说是拿主以制客为体，奇以制正为用。他的大本营全是正兵，全做成主的地位，遇到适当机会，才用奇兵，这固然是因敌人之势而制成这种战术，然而主将的个性与学养，亦有相当关系。曾氏是极稳健派的学者，我们看他立身为人，做学问都是稳健的一路，用兵也仍未脱此本色；所以这种战略，可以说是因势制宜，也可以说是出于主帅的一贯精神。
总之他虽不是军事人才，但是能有此成绩，我以为不出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就是他那副诚拙忠义的精神，其次则是就事磨炼而成。因为有他那副诚拙忠义的精神，所以处处能按部就班集思广益，而得到事实上的美满结果。能虚心谨慎，在事上磨炼，故事的本身，能随时精进。因为这两种精神的作用，所以他虽然是一个外行军事家，却成功这么大的事业，并且由今观之，凡他治军的精神，和训练士卒之方术，临阵制敌之策略，即今世号为军事家者，似亦未必过是。其一般原理，虽时过境迁，至于今日，犹有很多地方，未可磨灭。因此我们得到两个教训：一是凡事只须拿出真诚忠义之气去做，不但事可必成，而荆棘且将自去。二是凡人在社会上的成就，无论大小，都是社会培植之功，野心家在那里妄想做一个造时势的英雄，是不独把历史因果规律看倒了，且终必至偾事而不自知。纵观今古，横观世界，都不难得到事实证明，曾公事业，更无论矣。
第九章 治吏
一种政治的设施，应以时势为对象，在某种时代和某种形势之下，宜乎某种政治，这可以说是政治变迁史上的一大原则。因此我们现在要来追述曾国藩整饬吏治的方术，亦必先明白其时代与形势，然后再看他的政治设施，才能明白其意义。他那时代，可算是清廷政治腐败达于极点的时期，洪杨一呼而天下骚动，并非洪杨政治有什么深洽民心之处，实因清廷官吏太坏，人民久不堪命，故一闻洪杨倡乱，而天下莫不浮动。然而洪杨倡乱十五年，蔓延十六省，而卒就剿灭者，则由于洪杨等脑筋中充满了帝王思想，对于政治设施，毫无新兴气象，若辈所打算者，只在个人之富贵利达，曾未思及民间疾苦，慨然有拯济之心，而清廷则反由腐败而渐具生机，故能一举而荡平群寇。是知政治腐败，乃内乱之媒，政治清明，寇自消灭，一部中国史莫非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什么是成败？外面看起，似乎是武力，仔细推敲，还是政治。且专恃武力，终必底于灭亡，项羽、刘邦，便是一个显例。以曾国藩的时代论，清廷原是异族，虽政治腐败，天怒人怨，然而得一转机，犹得延长数十年命运；洪杨为民族革命者，然而劫杀盗淫，横征暴敛，民族亦不表同情，可知政治与之关系，有如此者！
清廷政治怎样会有转机的呢？其唯一原因在曾国藩、胡林翼等的才识过人，看定戡乱之要，首在政治清明，胡林翼尝谓：“吏治不修，兵祸之所由起也；士气不振，民心之所由变也。官吏之举动，为士民之所趋向；绅士之举动，又为愚民之所趋向。未有不养士而能致民者，亦未有不察吏而能安民者。”又曰：“救天下之急症，莫如选将，治天下之真病，莫如察吏。兵事如治标，吏事如治本。”曾国藩曰：“今日局势，若不从吏治人心上痛下工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他们能看到民心向背，在于政治优劣，天下真病，不在军事而在政治，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断无挽回之理。曾氏的治吏精神，全基于此。
中国宦途，盖自明之中叶，已呈腐败之象，观宗臣《报刘一丈书》而知当时宦途黑幕，不减今日。至其末造，则腐败更甚，官府坏于吏胥，地方坏于乡绅，满清承之，既毫无文化，更难言吏治。且妒忌汉人，无所不用其极，故一切政治设施，举不出明朝胥吏范围；虽纯正洁白之士，一入宦途，即往往变其气习，甘与胥吏为伍，而造成万恶渊薮的社会。欲洁身自好，只有跳开政治漩涡的一法。因此政治腐败，官吏贪污，视为固然。曾氏他们的整饬吏治，很看清这一点，所以极力提拔一班纯正洁白的书生，教他们替百姓做些切实的事业；但是书生虽有纯洁的长处，却有时因为阅历短浅而不通大体，或拘于小而碍于大，或放言高论，而少切实，或……然而他本质是洁白的，气节是坚强的，操守是高尚的，只须得到相当的磨炼，定能做出新气象的事业来。当时曾国藩主持东南大政，凡所引荐，悉为书生，他很能运用书生之长，而匡救其短，这是他治吏之特点。因此他的政术，不但是对民设施，并且还要对官训导。兹就其治吏大端，分正己、戢乱、察吏、勤学四项述之：
所谓正己者，就是要一班官吏，永久保持自身的纯洁，不要因为做了官，便坏了自己的良心。怎样可以保持自身的纯洁呢？我以为他常说的勤俭廉明，最为中肯。能勤俭自能廉明，能廉明便能做好官，而可永久保持自身的纯洁。在他批牍中，对各部属尤其是各县令，总是以此义叮咛嘱咐。兹录其与各县令之批牍数首如下，以见一斑。
该令初次做官，未染宦途习气，尤宜保守初心，无论做至何等大官，终身不失寒士本色，常以勤字、廉字自励，如天地之阳气，万物赖之以发生，否则凋枯矣；如妇女之贞洁，众人因以敬重，否则轻贱矣。（《批望江县令周甫文禀》）
大兵之后，民困未苏，亦须加意抚循，不可稍涉苛扰。该令以书生初历仕途，惟俭可以养廉，惟勤可以生明，此二语者，是做好官的秘诀，即是做好人的命脉。（《批庐江县郭令禀》）
该令等初到安庆时，本思从容教诫，培成循吏；其后匆匆离皖，此愿未偿，昨至金陵相见，未改读书本色，为之一慰。勤廉二字，系为政之本，平日必须于此二字认真体会，俾案无片纸积留之牍，室无不可告人之钱，自有一种卓然自立之象。（《批太平县知县蒋山禀》）
“廉、明”二字是做好官的秘诀，而亦是立身为人之本。初做官时，未失书生本色，只须能勤即能渐至于明，能俭即可以廉，此二字为正己之始，循吏之基。这两句话可算他自守教人的基本原理。诚然，“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民上者一举一动，既为民所观瞻，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恶之流行，亦速于置邮而传命。曾氏尝曰：“风气之正否，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日记）古人居高位所以战战兢兢，不敢或懈，所谓“若朽索之驭六马”，都是看透自己的责任重大，己身不正，即“是播其恶于众也”，其害何可胜言？所以政治好坏的先决问题，端在官吏本身的纯正与否。所以他说：
居高位之道约有三端：一曰不与，谓若于己毫无交涉也。二曰不终，古人所谓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终；盖居高履危，而能善其终者鲜矣。三曰不胜，古人所谓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傈傈危惧，若将陨于深渊；盖惟恐其不胜任也。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方望溪言汉文帝之为君，时时有谦让若不克居之意，其有得于不胜之义者乎？孟子谓周公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其有得于惟恐不终之义者乎？（日记）
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绝。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操斯八术以往，其无所失矣。（日记）
李次青赴徽州，余与之约法五章：曰戒浮，谓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谦，次青好为愈恒之谦，启宠纳侮也。曰戒滥，谓银钱保举，宜有限制也。曰戒反覆，谓次青好朝令暮改也。曰戒私，谓用人当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也。（日记）
凡治大事，以员少为妙，少则薪资较省，有专责而无推诿；少则必择才足了事者，而劣员不得滥竽其间；少则各项头绪悉在二三人心中手中，不至丛杂遗忘，多则反是。总之为事择人，则心公而事举，为人谋事，则心私而事废。该局冗员稍多，以后大小事件，须有专责，一一吹竽，则渐有起色矣。（《批江宁万蕃司启琛等禀》）
凡此皆所谓求在己者也。为政不能如此，即虽有清明之望。不与，不终，不胜，可谓从政人员之极则，无论大小地位，都应该如此。质言之，就是凡居领导地位，均须具此三端，事的本身才能做好。不过“不胜”、“不终”，他都解释得很清楚，并且举有例证了。“不与”的意义如何呢？我以为就是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的“不与”。“不与”就是“不有”，不有其功，不有其位，都是“不与”的意义。怎样就是“与”呢？就是自有其功，自有其位。做皇帝就以天下为私产，做官吏即以官位为私有，似乎有了地位，就等于赚得一份产业，应享有特种权利，而自忘其义务。处处表现自己是有权威的，是应该高人一等的，这便叫做与，叫做有。居高位者只要有了这层观念，那么一切设施，都不会适当。纵有一二钓名沽誉之事，似乎是出于爱民，然究竟是藉以为巩固自己地位的手段，与真心爱民者，终是两事。且必有“不与”的精神，才谈得到不终不胜之义，不然，视天下为私有，既不对任何人负责，更何须不终不胜呢？故必视官位与己毫无交涉，然后才是真心替百姓做事，才会有“恐其不终”、“恐其不胜”之意，亦才谈到得人治事之方法。故我尝以为凡做一切的领袖，都先要有“不与”的观念，才能以事为主，而不以个人私见为主。这然后自然会虚心下问，勤俭廉明，日求正己之道，以求免于颠危。有了这个基本观念，然后如有才力不足之处，由人指导，才可以虚受。至于胸怀器量，固然有许多是生成伟大，如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亦有并非生成伟器，而可以借学问淬励，事业磨炼，使渐练渐进，以至于不与的境界。此处他所谓为政之道，与万藩司之批，我以为都是砥砺属员正己的方法，亦即借以磨炼胸怀的工具；即与李次青所定的约法五章，虽然是对个人，有为而发，然内容所及，亦确为一般官吏最易犯以事实。他且勿论，即所谓用人当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试问居高位者，有几人真能如此！不能如此，即是己身之不正矣，更何能谈到正人！
他那时所谓政治，多半是军事之后的设施，更有许多是军事甫息，匪患未绝，地方官不但要有政治长才，并且还要有剿匪能力。即不然，亦须竭力辅助军人，安良除暴。质而言之，在他的理想，能合当时的情况，最好是将能兼吏，吏能兼将，所以他对将官说的话，与对文吏说的话，其基本意义，类皆相似。薛福成曰：“曾国藩之在江南，治军治吏，本自联为一气。自军旅渐平，百务创举，曾国藩集思广益，手定章程，期为行之经久，劝农课桑，修文兴教，振穷戢暴，奖廉去贪，不数年间，民气大苏，而官场浮情之习，亦为之一变。”观此可知他的治军治吏，心目中原无区域。不过一个是冲锋陷阵，攻城夺垒，一个是整顿后方，与民休息。二者原是一气相连，无可间断。所不同者，武将重在战术，文吏重在治道，而安良除暴，则又二者之共同目标，故其封官吏有这样的两段话：
土匪横行，宜大加惩创，择其残害于乡里者，重则处以斩枭，轻亦立毙杖下。戮其尤凶横者，而其党始稍戢，诛其尤害民者，而良民始稍息；但求于孱弱之百姓，少得安恬，即吾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己。（批牍）
告讦之胁从，概从宽宥，以绝株累诬扳之风。访获之头目，必置重典，以杜煽诱猖獗之渐。治胁从则有党必散，治头目则有犯必惩。外宽内严，恩威并用，不过数月，必有大效。（批牍）
这两段都是说当时官吏应该负起戢乱的责任。只要于百姓有实利，即自己受祸，亦所不计。盖“治乱国，用重典”；彼时彼地的官吏，不如此即不足以安多数之良民，且不能彻底戢乱。即有任何优良政治，亦无从设施；故此时官吏，应先负起戢乱之责，然后才谈到政治措施。
曾氏的理想，是要自己训练出一班书生本色的循吏，使他们去负戢暴安民的责任，以收拾民心，与民更始。但是如何能使这个理想不落空，而可以成为事实呢？便要看他那种严密而敦厚的察吏方法了。薛福成尝述曾氏察吏之法，谓：“其法于莅任之始，令省中司道，将所属各员；酌加考语，开摺汇进，以备校核，一面留心察访，俾有所闻，即登之记簿，参伍错综，而得其真。俟贤否昭然，具疏举劾，阖省惊以为神，官民至今称颂。曾国藩未尝专讲吏事，然其培养元气，转移积习，则专精吏治者所不逮也。”这足见得他察吏方法，严密如此。然而他并不是苛刻，他的严密，完全是对事，不是对人。所以对事是严密了，对人还是敦厚。这是如何说法呢？就是说对事的本身非常严密，一步不放松；但是训导培养吏材，则又极宽厚慈祥之至。可以说他的察吏方法，一半是留心访察，一半是训导培养。因此他的属吏，贤者益自奋励，不肖者亦能自勉。关于考察情形，在第六章中及此处所引薛福成的言论，可以得其大概，惟是前所言者，大抵偏于严肃的一方面，实则严肃之中，处处带慈祥之意。看下面两段，便可知了。
稽查属员，宜如父兄之教子弟，先之以训诫，继之以严饬，不可遽存疾视之心，致成隔膜。如有不服教诲，怙终不悛，及实干贪酷六法之员，则立挂弹章，不必问参员心服与否，更不宜听扬言而自形愤懑也。（《批安臬司禀》）
为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饬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诲人不倦也。其广谘忠益，以身作则，即取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为之不厌也。此皆以君道而兼师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师。（日记）
这是何等剀切慈祥的态度？我们看他的书札与批牍，处处见得他有这副气象。诚如父兄之教子弟，业师之教生徒，只有期望，而无疾视；更因各人才质行径，而予以相当的训诫与鼓励。譬如对陈国瑞则戒以“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对鲍超则教以小心大度。他说：“小心者戒骄矜，戒怠忽，即前此所谓花未全开月未圆也。大度者，不与人争利，虽办得掀天揭地事业，而自视常若平淡无奇，则成大器矣。”其他一切属员，都时时予以这样的训练。他曾手订《劝诫浅语》十六条，当时印成小册，分散部属，考察的时候，即以此为标准。十六条中，有四条是劝诫营官的，已见于上章。还有十二条则劝诫州县者四条，劝诫委员者四条，劝诫绅士者四条，兹录其大纲如下：
劝诫州县四条（原注云上而道府下而佐杂以此类推）：一曰治署内以端本。二曰明刑法以清讼。三曰重农事以厚生。四曰崇俭朴以养廉。
劝诫委员四条（原注云向无额缺现有职事之员皆归此类）：一曰习劳以尽职。二曰崇俭约以养廉。三曰勤学问以广才。四曰戒傲惰以正俗。
劝诫绅士四条（原注云本省乡绅外省客游之士皆归此类）：一曰保愚懦以庇乡。二曰崇廉让以奉公。三曰禁大言以务实。四曰扩才识以待用。
此十二条中，每条之下，都有详细的说明，与前所录劝诫营官者相等。兹为节省篇幅起见，录其大纲，然已可见其概要。凡他所劝诫者，事事皆由他本身做起，部属未能完全遵照者，则殷殷劝导之；其才力不足，发生事实上困难者，则设法辅助之；其有因公死事者，则优予抚恤，以励廉吏。如此训诫激励，恩威并用，故能不数年间，风气大变，此可见其训练之功矣。
还有一事，在他政术中占重要地位者，厥维劝学。劝学之方向有二：一为劝官吏学，一为劝地方人士学。劝学的目标亦有二：一曰励人才，二曰厚风俗。诚然，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假如没有学习研究的心志，则无论所司何事，都不会有多少进展。当然学习研究不一定要在书本上钻寻，但是完全没有拿书本的兴趣，甚至鄙视书生，则亦谈不到虚心研究，使自己才能有所进步。故就官吏说，要想自己才能日益广大，至少要有一付学习研究的心志。就一地方说，假如地方人士，都不好学，势必一方之人，皆粗野鄙僿，而风俗亦必致日益浇漓。故劝官吏学，则人才日出；劝地方人士学，则风俗日厚；是为事实上必然之结果。这两方面是有连环性的，所以他同时并教，使一般官吏都能于公务之余，潜心向学，庶不致不学无术而为祸国殃民之事；使一方人士都能潜心向学，不但可以厚风俗，且可擢人才，所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惟在上者擢而用之耳。兹先述其劝官吏学者如下：
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曰吏，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漕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讲究之法，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劝诫委员》第三条）
闲暇则读书习字，深思力行，总不使此身此心，有一刻之怠惰，并与杨参将互相规劝以勤劳二字为主，能吃天下第一等苦，乃能做天下第一等人。无得自暴自弃也。（《批江绍华禀》）
才力不逮，不必引以为歉。凡才力得之天禀者不足喜，得之人事者乃可据。厉志以广之，苦学以践之，才力无不日长者。水之渐也，盈科而进；木之渐也，积时而高。才力之增，亦在乎渐而已矣。（《批吴廷华禀》）
我在第一章中，即曾说明曾氏把“学”字意义看的很广，举天地间一切事物，莫非是学。此处他举出军、吏、饷、文四端，系专对将吏委员之言。教他们就本事职务择一讲究，以求深造，并告诉他们讲究之道，不外“学问”二字，更将“学问”二字，分析得如此明了透彻，娓娓动听，只要能够勤苦耐劳，自可日即高明。且由勤苦耐劳中得来的学问，倒是脚踏实地，铢积寸累，最靠得住，他所谓才力得之人事者乃可据，便是指此。所以我说官吏如能潜心向学，对个人则才能日进，对社会则人才日增。其劝地方人士者，又如何呢？他说：
风俗之美恶，主持在县官，转移则在士绅。欲厚风俗，不得不培养人力，古者乡大夫宾兴贤能，考其六德六行六艺，而登进之，后世风教日颓，所谓六德者不可得而见矣，至于六行，曰孝、友、睦、姻、任、恤，孝友则宗族敬服，睦姻则亲党敬服，今世未尝无此等人也；任则出力以救急，恤则出财以济穷，今世亦未尝无此等人也。六艺曰礼、乐、射、御、书、数，今世取士用文字诗赋经策，其事虽异，其名曰艺则一也。今之牧令，即古乡大夫之职，本有兴贤举能之责，本部堂分立三科以求贤士，凡孝友为宗族所信，睦姻为亲党所信者，是为有德之科。凡出力以担当难事，出财以襄成善举者，是为有才之科。凡工于文字诗赋，长于经解策论者，是为有学之科。仰各州县，采访保举一县之中，多者五六人，少者一二人，其全无所举，及举而不实者，该牧令皆予记过。教官如确有所见，亦可随时禀保，有德者本部堂或寄匾额，以旌其宅，或延致来省，赐以酒食，馈之仪物。举有才者，本部堂或饬属派充团长，酌给薪水，或调省一见，札令帮办捕务。举有学者，本部堂或荐诸学使，量加奖拔，或召之来省肄业，优给膏火。每州每县，皆有数人为大吏所知，则正气可以渐伸，奸宄因而敛迹，此虽与清讼无涉，而端本善俗，尤在于此。因一方之贤士，化一方之莠民，芳草成林，荆棘不锄而自悴；鸾凤在境，鸱枭不逐而自逃。诸良吏无以为迂而忽之。（《直隶清讼事宜（第十条 奖励人才变易风俗）》）
《学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古之所谓学者，初非限于读书，六德六行六艺，莫非是学。上有好者，下必有甚，果在上者真能以学行自励，对士民又能劝导奖进，无微不至，士民未有不望风而化，浸以成俗。苟在上者，自己不正，不学无术，则部属将吏，亦必以类相从，顽钝无耻，奊诟无节，其结果将使一世之人，皆知非阿谀谄媚，苟合取容，则无以自存。如是而犹望风俗敦厚，而不流于卑污苟贱，何由得乎？纵在上者，时时以礼乐教化为口头禅，而欲掩饰时人之耳目，亦徒见其心劳日绌而已。故我以为曾氏所以能指挥部下将吏，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听从，其最大原因，就是他本身有学问，足以服众。他是一切言行举动，足以为部属士民之法，而又时时以励人才厚风俗为职志，部属士民尚安有不从之理？且如他求贤的路径，分为三科，则凡士民之有一行之善，一技之长，均有以自见。如此不但使天下贤士无怀才不遇之憾，而正气既伸，奸宄敛迹，所谓芳草成林，荆棘不锄而自悴；鸾凤在境，鸱枭不逐而自逃。真是励人才厚风俗之根本大计。易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又曰：“君子道长，小人道消。”邪正之互为消长，乃千古以来无法避免之事实。居高位者既不可不看清此点，而为之辅翼奖励，使正气得伸，奸宄敛迹，更不可不自检点本身言行，务使一举一动，一言一默，俱足以风民而服众，庶乎言顾行，行顾言，而无出尔反尔之灾也。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曾氏之言行不远，患在不以为则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