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读书的先决问题
平常人总会以为做学问就是读书，书读好了，就会有官做，做得官了，则富贵利禄，乃至声色货利，都会源源而来。故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此可见一般人对于读书的观念。而读书一事，所以会占整个学问的领域，也无非为此。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做学问就是读书，读书可以升官发财。这句话固然不能包括过去现在的一切学者，但确是一般读书人的普遍心理。故读书这件事，在社会上的确看的很重要，然而读书人愈多，社会国家只有弄得愈糟，寻根究柢，不能不归结到读书的目标问题。彼其以“颜如玉”、“黄金屋”为读书目标，当然时时刻刻，对目标以追求，人人如是，社会尚堪问耶？
曾氏数十年来，虽在戎马倥偬之中，而读书为文不辍，其教生徒，教子弟之读书方法，尤能亲切踏实，而为后进入学之门。不过他不是主张读死书的，更不是拿读书做寻求官阶的工具。他以为读书是做学问的一部分，而做学问的目标，应在“化民成俗”。他那个时代士气颓丧，读书人除帖括诗赋之外，已不知何为学问；除欲得举人进士之外，已无所谓志向。所以他是一心一意想挽回这个颓风，先由自己本身做起，然后由近及远，以造成一个良好风气，正风俗而救人心。虽然事体甚大，但是他相信只要有一部分人，在那里真能以身作则，真心倡导传播，则亦未尝不可以“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他说：“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嬗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渎，和者如支河沟浍，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如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隶之士风，诚得有志者导夫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可知此事虽然甚大，只要去做，效果倒也无难。故曰：“凡一命以上，皆兴有责焉者也。”他又说：“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因此我们知道要想做“化民成俗”的事业，固然不可以不读书，但是专读死书，是不会“化民成俗”的，虽不读死书而无远大的志愿，也不能“化民成俗”的；所以他认为读书第一个先决问题，就是要“志大人之学”。他说：
读书之志，须以困勉工夫，志大人之学。（日记）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闵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弟书）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以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化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卅岁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致纪泽）
凡此都是志大人之学之事。所谓大人之学，这里也说得很具体，民胞物与之量，内圣外王之业，使匹夫匹妇，皆得其所，所谓悲天命而闵人穷，这是何等盛德大业？岂是读书求官之辈所能梦见？又岂终日占毕咿唔于诗赋帖括者所能望其项背？然而同一读书，或彼或此，便是所谓坚卓之志的作用。凡人读书，莫不有志，志大人之学者固谓之志，即志在升官发财，诗赋帖括者，亦何尝不日夜孜孜，求达其志？故在读书之始，假如不把志向定得正大，则其流毒将不堪闻问。记得是张蒿庵说的吧，“学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乱之源，生人忧乐之本矣。”所谓一日之志，我以为就是学者读书为学之初，自己所期于自己者，是若何趋向，若何愿望。这便叫一日之志。这种趋向，若在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呢？那么不得志倒算是天有眼，一经得志，便要地无皮了。假如趋向在民胞物与，悲天闵人呢？则所谓得志与民同之，不得志修身俟于世。无论在上在下，都可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才算是学者正经，读书亦才有用，且亦才需要读书。有了这种志愿，虽自己气质稍下，亦可借读书以改变。并不是书籍有这大力量，不然古今读书人都应入圣贤之域了。又何以大奸巨猾，往往满腹文章呢？就可见书要看什么人读：大奸巨猾，则书中所载，莫非为其奸猾之资；以民胞物与为怀者，则圣贤之言，皆我之言，书中之事，皆份内事，自然会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不如周公者，而求其所以为舜为周公者。孜孜矻矻，朝乾夕惕，则未有不能达其愿望者。而其得力处，则在自己有坚卓之志。所以说立志就是换骨之金丹。然而所谓立志，又不是或作或辍，一暴十寒所能奏效，必朝斯夕斯，抱定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的精神，然后才能毋望其速成，毋诱于势利。所以他常在立志之下，加“有恒”二字，意谓始终不懈的精神，乃读书第二个先决问题。他说：
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见识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几，至于有志有恒，则诸弟勉之而已。（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致诸弟书）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抄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廿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廿卷、《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诸弟若能有恒如此，则虽四弟中等之资亦当有所精进，况六弟七弟上等之资乎？……诸弟试将《朱子纲目》过笔圈点，定以有恒，不过数月即圈完矣。若看注疏，每经亦不过数月即完。切勿以家中有事，而即间断看书之课，又弗以考试将近，间断看书之课，虽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书，考试之日，出场亦可看也。兄日夜悬望独此有恒二字告诸弟，伏愿诸弟刻刻留心，幸甚幸甚！（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致诸弟函）
此处他不但把有恒的效用说得很详尽，并且做出有恒的样，为他诸弟们规画出有恒的方案。这种方案，不但他的诸弟可以受益，即我们现在还是可以依此做去。他所举有志有识有恒，自然都是读书应有的先决问题，不过“有识”不是初学所可骤几，所以他平常教人，总是以立志有恒为最要。然而我以为果能立志而又能持之以恒，时时不断的与古人为俦，当然会知道学问无尽，不致以一得自足。河伯观海，井蛙窥天之陋，或者即可因此免除吧？所虑者就是立志未必坚定，见左右前后，与我相仿佛者，皆得奥援而腾达了，于是自己也就耐不过了，或望其速成，或诱于势力，或竟弃其所学而另觅蹊径，都叫做无志，都叫做无恒，就会不免于河伯观海、井蛙窥天了。他写此信，正是在京城做京官的时候，也可以说正是他发愤立志，发愤持恒的时候。我们看他几个月内，做了许多功课，我们或者会惊疑他是天才独厚吧？其实不是，绝不是，他的资质，并不过人，他惟一长处，就是他那副诚拙的精神，困知勉行的精神，孳孳不懈，无稍间断的精神。每日看廿页书，并不算是难事，然而我们就不能有他那样成绩，便是因为我们缺少他那副有恒的精神。假如我们也立定志向，要持之以恒，每日看廿页书，几个月后，成绩也定可观。而况年年如此，终身如此，何患无所精进？荀子曰：“无冥冥之事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曾氏此时，正是励志潜修，冥冥惛惛的时期；凡他后来那些昭昭之明、赫赫之功，都是这时候做成的基础。即他诸弟后日功业，也很得力此时的乃兄教导。故凡有志于盛德大业者，不可不立定坚卓的志向，尤不可不持之以无稍间断的恒心！
有了坚卓的志向，不断的恒心，然后感觉自己理不充，识不远，才不足以应用，那么可以谈读书问题了。这时候去读书，才是正当的需要，才不至于借书中之义以济其私而满其欲。即就读书本身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其了解力，运用力，都必较茫无目标者，为强且大；不过书籍之浩浩，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其中万径千蹊，莫知所适，在读书之前，苟不指以正当途径，则将以羊肠为大道，以断港绝潢为终南捷径，则将皓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故在立志、有恒两问题决定之后，还要辨明应该采取什么趋向，这可算是读书第三个先决问题。他关于这个问题在全书中说的最多，兹就其告直隶士子者，略述如下：
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偏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体心思，日接于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妇，稍远者有君臣有朋友。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夫使举世皆无憾于伦纪，虽唐虞之世，有不能逮；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书俱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观其雅言推阐，反覆而不厌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这一段话拿现在目光骤然看去，或要觉得有些迂腐了吧？其实所谓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难道不是万古不变之真理？难道不是人类应有的基本行为？普通人或因环境关系，教育关系，而未能完全如此，读书负先知先觉之责者，当然应该以此为急务。盖自一般腐儒，以规行矩步坐尸立齐种种形式，自矜为义理之学，而其心术有时乃不堪闻问。于是义理二字，变成迂腐虚伪之名词，提及义理二字，或者就会引起人们联想到那种迂拘腐朽的形态，实在这不是义理之过，假义理以欺世盗名者之过。义理的内容，就是立身为人之道，成己成物之方，至于用何方式以立身为人，以成己成物，则尽可随时代以变迁，随环境以变迁，要其归则始于正己，终于济世，如百川异派，同达于海而已，初不必拘于一定方式，一定途径。他所谓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昔人所谓学有本源，便是指此。有了这个本源，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所谓求辞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差，则天下无往而非学，无事而非学了。到此时，虽曰六经皆我注脚，亦无不可。
以上所举这三个先决问题，他全书之中，并未这样明白的告诉我们。不过在他言论中归纳起来，可以得到这三点是读书应有的先决问题。我以为此事于读书为学之始，关系极大，故于其读书方法之先，述此章以为冠，是否郢书燕说，则不暇问了。
第十一章 读书方法
观察一个人的读书方法，可以看出他的读书兴趣和其造诣的浅深。这句话固然未可当作绝对的标准，但是大致是无甚差误的。从前塾师教小学生死读《大学》、《中庸》一类深奥的书，并教以先要“安详恭敬”（朱熹语），不从，则临之以夏楚，一般天真烂漫的小学生，乃视读书为畏途。这是方法影响到他的读书兴趣。因为没有良好的方法，而书又不可不读，于是有一些学者尽量的死读书，读死书，到头童齿豁，而数百字时文，乃有未通顺者。或读书数十百卷，而无一句足资应用者，都算是方法下的牺牲品。曾氏为时代所限，积习所限，其所举读书方法，当然与现代教育理论犹未免于差池，然而踏实诚拙，是其天性，由是踏实诚拙之天性，乃产生他实事求是的读书方法。盖读书最忌取巧，取巧固有时可以得到书中一知半解的皮毛，若想求深造，求本原，求前人未发之秘，皆绝对不能存丝毫取巧之心。不但不能取巧，凡学术造诣愈深者，恒用力愈拙。西人往往为发明一理论，不惜穷毕生之力以求证据，必待数十百千证据都相同了，然后才敢自信。清朝汉学大师，亦尝为一字一义，而求数百证据。在聪明人看起来，不是太拙了吗？而不知他的造诣，即从这拙中得来。许多聪明人而异常浅薄，就是因为不愿用这拙的功夫。而况书中趣味，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深者得深，浅者得浅，精蕴之处，全要自己求得，才为己有。父兄师友拿他自己心得来告诉我们，固亦可以启示一二，然究竟与我自己得来者，是两样意味。然则读书可以不用方法了？是又不然。方法好像是指示我们一个方向，告诉我们这方向的路道上，有什么河溪，有什么山谷，应该坐车，或应该坐船？至于路上风景的如何美观，便要你自己去看才能亲切。方法又如矿师告诉我们矿苗的所在，与开掘的方法，我们虽然明白了何处有金矿，何处有银矿，亦且明白了怎样开掘的方法，然而实行去开掘，便非我们自力不可。至于采获多少，更须视我们用力如何，与毅力如何，方能决定。现在青年有太重视方法，而忽于自己的实力，对学问不愿下苦工，成就安能不薄？而其最大原因，则在专欲取巧。我所取于曾氏读书法者，就为他这种脚踏实地毫无取巧的精神。至其所举应读的书籍，自然有许多已受时代的汰除，但是他的方法，却最足以给我们仿效，我们当然不能去其精华，而求其糟粕。
他的读书方法可以分四项说明：（1）看、读、写、作，（2）专精一业，（3）求明了勿求强记，（4）分类笔录。怎样叫看、读、写、作呢？他说：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书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衷》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苏、黄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与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至于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仨后则长进极难。……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将不肯为矣。（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舟次樵舍下与纪泽函）
看生书宜求速，不多阅则太陋，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
这可算是读书方法的初步。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四者的界说与效益，他都言之綦详。四者之中，除写字一门，现在不甚注意外，其他三项今日为学之士，仍不可偏废，尤其是读书与看书，他说的最为透澈。盖读书意在求熟，看书意在求速，熟然后可以专精，速然后可以广博。学者须先有若干部烂熟之书在胸中，然后再去涉猎群书，方无阻碍。此如为将官者，自己手练精兵若干万人，赴汤蹈火，略无难色，然后以此若干万人为主，协同其他新练之兵，攻城略地，则不但手练精兵无往不利，即新练之兵亦将无往不利。读书看书，亦正如此。学者苟有若干部烂熟而又深澈了解之书在胸中，然后看书自可以速，且易于了解。现在青年对于熟读一事，恒视为畏途，不要说整部书不能读熟，即学校几篇国文讲义，要希望他们读熟，都不是容易的事。胸中连几篇熟文章都没有，更那里能谈得到看书？即看书亦如何能深澈了解？又如何能作得出清晰明畅的文章？就我的经验：看书作文，都要以胸中熟书多寡为标准，不先注意熟读，乃欲做成好文章，或求看书之速，是皆缘木求鱼之事。我是笃信初步为学必须熟读的人，看书作文，都须以熟读为根基。当然不是一切作品，都要熟读，但是其重要者确非熟读不可。不能全读者，则须多看，所谓不多看则太陋也。我以为读书最好分三部：1.熟读之部，2.常看之部，3.涉猎之部。常看者就是不止看一次，涉猎者一眼看过，得其大意即足。
曾闻前辈先生云：曾氏最讲读法，声调神态，均极入妙。证之他自己的言论，尤觉此言之足信。他曾告诉其子纪泽云：“尔欲做五古、七古，须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在他日记中，亦曾说到“温苏诗朗诵颇久，有声出金石之乐。因思古人文章所以与天地不敝者，实赖气以昌之，声以咏之。故读书不能求之声气二者之间，徒糟粕耳。”在这两小节中，我们几乎可以听到他那铿然如出金石的书声了。尤透澈的，就是他所谓高声朗诵，密咏恬吟，相习既久，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岂但作诗是如此？作文亦何独不然！初学为文，往往字句生硬，或上气不接下气，都是未能常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己之喉舌相习的缘故。所以我觉得这一段虽然说的是看读写作四种，除了写字一门，其余三者，我以为读是一个纲领。
其次便要专精一业。他尝说：“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在他《圣哲画像记》那一篇中，亦力言广心博骛之病，而主专攻一学，所以他教子弟，总是以专精为主。他说：
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若志在穷经，则须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万不可兼营竞惊，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凡专一业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义。诸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赏之，有疑义可以问我共析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致诸弟书）
读书之道，有不可易者数端：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辞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辞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无别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七日致诸弟函）
大概贪多而不务得，原是青年最易犯之病状，在已有看书能力的时候，常会泛滥无边的乱翻乱看，无系统，无中心目标，这样看去，终不会有精蕴的心得，终其身亦难有专长。犹如自己手里没有精锐之士，所部尽新募之兵，当然指挥不灵，而不能有一定趋向。曾氏所谓专一经，专一史，绝不是教人除此一书之外，不阅他书，他屡屡叫人要多看书，谓不多看则太陋。此所谓专，就是要求精之意，欲求精必须专，专有二义：一谓专艺，二谓专心。专艺就是专一经或专一史，或专攻其他任何一书，均谓之专，但须研寻其义理，考证其名物。如练兵然，必练成可以赴汤火蹈白刃者，始谓之精。经则专主一经，史则专熟一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把一部书研究得精通烂熟，甚至终身以此一书为研究之中心，是之谓专。他认为专字是读书一个秘诀，故除专艺之外，还要专心。怎样专心呢？就是拿全副精神，专注在一种书上，所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他说：“读《昌黎集》则觉天地间除《昌黎集》外，更无他书。”这真是最精澈的秘诀。现在学校之中，要说终日沈潜于一书，自是不可能之事实；但是取法他的意思，用全副精神去看书，还是可能的。虽只看书一小时，就在这一小时内，聚精会神，忘却书外的一切，这是应有的习惯；至于一本未完，断断不换他书，也是我们应该取法的。
在这种情势之下，最怕的就是遇着难关，便自抛去；则不但不能专业，更谈不到专心。所以他在专字诀后，又加一个耐字诀。大概这两个字，是不能拆开的，因为无论何种书籍，总有相当的困难，定要胜过这种困难，才能前进；假如稍遇困难，即便丢去，则根本即谈不到看书，更遑论专业？所以他叫人要耐。我觉得遇难关固然要耐，遇兴趣缺乏之处，亦须要耐。因为一种书的内容，优劣不一定与兴趣成正比例，有时理论愈深，兴趣犹愈减少，必待用力钻研之后，兴趣才由胜过难关中盎然而出，这是耐的收获。现在一般人遇稍难之书不愿看，份量稍大者亦不愿看，都是缺乏耐性的表现；而现在作品，总是份量不甚多，内容充满刺激性者，也就是为要迎合这种缺乏耐性的弱点。我以为每一种书，在未看之先，宜稍审慎，不合意者，尽可不看，既看则无论若何困难，若何无兴趣，均须看到底为止，一书不完，决不更换他书，纵或内容未必皆精，亦宜耐着性子看完，然后才知道书内的好处在那里，坏处在那里。能知得书中坏处所在，虽未得益，也就算是得益了。
有一个问题为一般人最易发生者，就是书已看了，记不得，奈何呢？与其记不得，还不等于不看吗？这句话说的有点似是而非。看书记不得的原因，大概是自己对于某项根基太浅，而骤看较深之书，当然不容易记得；然而虽不容易记得，看了一遍自己脑筋中却已留下一个无形的印象，到将来再看相类的书籍，就比看第一本时容易多了。所以不能说记不得，就等于不看。关于这个问题，曾氏有深切著明的解释。他说：
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实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悦之境，则自然记得矣。（咸丰九年六月十四日与纪泽书）
凡读书有难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记者，不必苦求强记，只需从容涵泳，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但于已阅过者，自作暗号，略批几字，否则历久忘其为已阅未阅矣。（咸丰五年五月二十六致诸弟函）
纪泽儿读书记性不好，悟性较佳，若令其句句读熟，或责其不可再生，则愈读愈蠢，将来仍不能读完经书。请子植弟将泽儿未读之经，每日点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读十遍，不必能背诵，不必常温习，待其草草点完之后，将来看经解，亦可求熟；若蛮读蛮记蛮温，断不能久熟，徒耗日功而已。（咸丰五年正月十八日致诸弟函）
读书不求强记，此亦养身之道也。凡求强记者，尚有好名之心，横亘于方寸，故愈不能记。若全无名心，记亦可，不记亦可，此心宽然无累，反觉安舒，或反能记一二处，亦未可知。此余阅历语也。（咸丰五年七月初八日致诸弟函）
平常所谓读书记不得者，大概是因为走马看花，并未把内容看得明白；假如把内容理论看清楚了，条理看清楚了，不求过速，亦不停止，自然会得到书中趣味。他所谓寸心若有怡悦之境，真是阅历之言。这个境界是我们个个人经历过的不过未深注意罢了。我们回想看到一种透澈淋漓的议论，一字一句，皆能入人心坎，几乎句句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句句为我所说不出来者，当此之时，我们心中的滋味如何？就我的经验来说，就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快活。假如看书能常得到这种境界，则万无不记得之理，更无须乎强记。这是教育心理学中所谓理解记忆法。还有许多机械语句，如何去记呢？曾氏的意思，是不必苦求强记，只需从容涵泳，时时翻阅，常在眼中经过，自然可以在不知不觉间记得。最坏的是蛮读蛮记，这样在儿童便要戕贼其天性，愈读而愈蠢；成人亦将残害其身体，终亦不能多记。他说凡求强记者，有好名之心，横亘于方寸，故愈不能记。这是因为太不自然的原故。我觉得看书最重要者，应在看的时候，把内容弄明白了，不必存心去求记，遇到重要的地方，拿起笔来，加他几个圈点，或者加些符号在字句旁边，或把重要句子提在书眉上，或把自己意见批在书眉上，都可使脑筋中多留些书的印象。有人说一种书多看几遍，不就可以记得了吗？固然，一本书看了一遍，连着再看一遍，时间既较经济，效力且更加大，方法自亦不错；不过我觉与其把同一书本多看几遍，倒不如将同样性质而不同样的书本，多看几种，兴趣可以不枯，效力仍可加大。譬如看中国史，第一遍看的是甲编的，第二遍最好是找一本乙编的本子来看。如此既可比较，又等复习，兴趣比专抱一个本子浓厚多了。这是我个人平时阅历如此，不知别人亦如此否。
还有一事，为读书时应注意者，就是不要把书籍看得太宝贵了。书上不轻动一笔，写一字，外表看来似乎是爱惜书籍了，其实是最坏的事。我觉得看书应充分的动笔，涉猎之书不必如此。凡与本书有关系者，一律抄到书上，不足，再用札记本子，这是前辈先生所重视之事，而亦研究学问之不二法门。赵翼《廿二史札记》、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曲园《群经评议》、《诸子评议》、孙诒让《札迻》……都不过这项工作的扩大而已。所以无论研究什么学问，读书笔记，总是少不了的。曾氏尝恨自己生平写字迟钝，抄录札记不多，引为大憾，故时时以此事教导子弟。
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四种，共不过十余种。早岁笃志为学，恒思将此十余书，贯串精通，略作札记，仿顾亭林、王怀祖之法。今年齿衰老，时事日艰，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愧悔。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寝得甘，此外别无所求矣。（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致纪泽函）
近世文人如袁简斋、赵瓯北、吴谷人，皆有手抄辞藻小本，此众人所共知者。昌黎之记事提要，纂言钩元，亦系分类手抄小册也。尔曾看《说文》、《经义述闻》，二书中可抄者多，此外如江慎修之《类腋》及《子史精华》、《渊鉴类函》，则可抄者尤多矣。尔试为之，此科名之要道，学问之捷径也。（咸丰九年五月初四日致纪泽函）
大抵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摘抄之法。从本原论之，当以《尔雅》为分类之最古者。……余亦思仿《尔雅》之例抄纂类书，以记日知月无忘之效，特患年齿已衰，军务少暇，终不能有所成，或者余少引其端，尔将来继成之可耳。（咸丰十一年九月初四致纪泽书）
中国学术素乏精密的科学系统，学者初入其门，如入百戏场中，千变万态，应接不遑；才智之士，把自己读书心得写出来，或把经史等书拆散了，再依其性质分为若干类，如《渊鉴类函》等，都不过是读书之时，为便于自己翻阅，但是及其成功，乃为极有价值的类书，与极有价值的读书札记，可为后学者学问捷径。然此又非必大学问家始能为此，凡读书人都能为之；惟不必急求发表罢了。赵翼、王念孙、俞曲园、孙诒让诸人，当他笔录的时候，何尝念及传诸后世？盖读书之士，既莫不有其心得，即莫不应有其读书笔记。他说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摘抄之法。他这几句话很有科学方法的思想，可惜他自己军务少暇，未能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这是他自己抱憾的地方，亦是我们应以为可惜的事。不过他指我们这个分类笔录的道路，总是不错的。只是有一点应认清楚的，就是他那时所谓分类笔录，大都是为文章词藻，为夺取科名之要道。现在为学，科目繁多，当然无暇及此，然与自己性情相近的学科，仍应备有读书笔记，或卡片，或活页抄本，或固定抄本，要随时随地，逐处留心，凡与自己欢喜研究的那门学科有关系，足以补吾研究之资料者，无论古书今书，报章杂志，名人演讲，虽一鳞一爪，都应把他录在本子上面。研究学问应有一个“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的精神。纵或有些材料不甚精萃，亦可供相当的参考。这种工作，说小一点，可以补充书本之不足，而便于阅览，说大一点，则大学问家，大著述家的搜集材料，都不出此途。所以我尝觉得读书最重要者，就是笔不能懒。
以上所述读书方法，可以说是四个步骤，可以说是四种研究学问的方法。为学之初，看读写作缺一不可，次则宜就自己所喜悦者，择一艺以求专精；然又不可局于一隅，以至于太陋，故须多方阅读，阅读有得，随手笔之，此所谓四个步骤。四者之中，以专精一业为中心，看读写作是专精一业以前的事，阅读为广求所专之业之补助材料，笔录亦是以所专精者为中心。这是就表面次序说如此，实际亦并不是有一定的封域，专精一业时，并不是抛弃了看读写作，分类笔录等，更不是抛弃了前面那三项工作。故自初学的次第言，似乎是四个步骤，自研究的中心言，则此四者，乃是四种方法，缺一不可。
读书是学问路道之一，做学问当然不是死读书；但是不读书亦不足以言学问。且如本书所述曾氏之学，其大者曰修养，曰治事，似乎皆非书本上事，然若完全抛弃了书本，则其修养者，必不至有如此健全，而所治之事，恐不能如此细大不捐，群下从风向善。他以一匹夫而转变一代风气，第一是他以身作则的精神过人，第二是他研究有素的学识过人，有此二者，故一言一动，皆足以服当世人心。我觉得他为官数十年，处处是以学术化人，人格感人，从未凭借他的势位，任意宰割人民，强人民以从己，这是最使我们怆然仰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