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袄、大秦、摩尼三教之不同，既如上述，然后人每混为一谈。前清学者，如钱大昕、杭世骏、徐继畲、俞正燮、朱一新等之考大秦景教，均不免此弊。宋人姚宽之考火袄，实开其先焉。其原本由于《通典》注将三教掌故，连类而书。后之人不究其所以然，遂误混为一。今将《通典》原注备录如左，以识其误之滥觞。
《通典》卷四十：萨宝府袄正。注：袄，呼煙反（此据明本，今通行本作呼朝反）。祆者西域国天神，佛经所谓摩醯首罗也。武德四年置袄祠及官，常有群胡奉事，取火咒诅。贞观二年置波斯寺（据《景教碑》及《长安志》应作十二年）。至天宝四年七月敕（《唐会要》卷四九及《册府元龟》卷五一作九月）：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修或作循），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州郡有者亦宜准此（《会要》作诸府郡置者亦准此）。开元二十年七月敕：末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佛祖统纪》卷四十作既是西胡师法，其徒自行，不须科罚）
本叙萨宝府袄正，而注并引贞观十二年及天宝四年波斯寺大秦寺事，又引开元二十年摩尼教事。凡此皆以其为外来之教，连类志之，以便观览。岂意后之人有因此而混为一教者，始料所不及也。《通鉴》卷二四八胡三省注，亦用《通典》注之例，将大秦、摩尼、袄三教之事，连类而书，不备引。
《西溪丛语》卷上，称唐贞观五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袄教诣阙奏闻。敕令长安崇化坊立袄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武宗毁浮图，籍僧为民。会昌五年敕：大秦穆护火袄等六十余人，并放还俗。然而根株未尽。宋公言袄立庙出于胡俗，而未必究其即波斯教法也。
姚宽之说，本于赞宁《僧史略》。《僧史略》卷下有“大秦末尼”条，混火袄与大秦、末尼为一。姚宽引之，讳其所自出，而反咎宋敏求之未袄为即波斯教法。考贞观时之所谓波斯寺，天宝四年悉改为大秦寺，是波斯寺与大秦寺，原为一寺，不过前后异名。至于袄祠，则武德四年已有，与波斯寺绝对不同。宋敏求《长安志》于二者分析极明，而《僧史略》则合之为一；且《长安志》崇化坊并无祆寺，亦无波斯寺。窃意此必因贞观九年阿罗本诣阙奏波斯教，敕于京师义宁坊建波斯寺之事而误也。南宋嘉熙间宗鉴撰《释门正统》，景定间志磐撰《佛祖统纪》，均循《僧史略》之误。
《释门正统》卷四引《僧史略》排斥摩尼之论，复为之词曰：今之魔党，仍会昌配流之后，故不名火祆；仍贞明诛斩之余，故不称末尼；其教法则犹尔也。
《佛祖统记》卷三九，“正观五年”条下口：初波斯国苏鲁支立末尼火袄教，敕于京师建大秦寺。注：袄，火烟反，胡神，即外道梵志也。波斯国在西海，此云大秦。
又卷五四：末尼火袄者，初波斯国有苏鲁支，行火袄教，弟子来化中国。唐正观五年，其徒穆护何禄诣阙进袄教，敕京师建大秦寺。天宝四年，敕两京诸郡有波斯寺者，并改名大秦。
由此观之，姚宽循赞宁之误，混火袄大秦为一，尚知略去末尼。宗鉴、志磐循赞宁之误，混火袄大秦为一外，复混入末尼也。《四库提要》论景教碑事，更引《程史》“蒲姓海獠”一段，将回教牵入，是直四教混一，蔓衍支离，莫可究诘矣！
梵志系印度拜火教徒，与波斯拜火教徒又有别，《贤愚因缘经·优波鞠提缘品》，言梵志或事日月，或复事火，朝夕然之。《佛本行集经·迦叶三兄弟品》，《出曜经·广演品》，及《释迦谱第四》，均言佛感化印度拜火教徒事甚祥，以与本题无关，姑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