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尼与回鹘之关系，上章言之。摩尼未与回鹘生关系之前，摩尼之入中国者，尚无说教之所。吐火罗王虽尝为摩尼请置法堂，然未闻朝议许之。开元二十年敕，言“西胡自行，不须科罚”，然则非西胡行之，即须科罚，明矣。当时既未许其布教，自不许其建置法堂。摩尼之有法堂，自大历三年始。
《僧史略》卷下：大历三年（西七六八）六月敕：回纥置寺，宜赐额“大云光明之寺”。
《佛祖统纪》卷四一：大历三年，敕回纥奉末尼者，建大云光明寺。（并见卷五十四）
据《僧史略》，知寺为回纥所置；据《佛祖统纪》，知回纥建寺以奉末尼，回纥实为摩尼护法也。大历三年，距拂多诞始至之年，已七十四年。至是始有摩尼寺。韦述撰《两京新记》，备载西京各坊袄祠波斯寺，而于摩尼寺独无闻。韦述卒于至德二年（西七五七），可见天宝以前，西京尚未有摩尼寺。或以《长安志》卷十有“大云经寺，本名光明寺”，大云、光明二名，偶与摩尼寺合，遂谓隋时中土已有摩尼寺；此则望文生义，一览《续高僧传》卷八《县延传》，即知其谬矣。县延著《涅槃义疏》等佛经多种，何与于摩尼？摩尼之有寺，韦述卒后十余年回纥为之请建者也。李肇《国史补》（学津本）卷下云：回鹘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其法日晚乃食，敬水而茹荤，不饮乳酪。其大摩尼数年一易，往来中国，小者年转江岭，西市商胡橐其源，生于回鹘有功也。
回鹘于唐有功，摩尼于回鹘有功，故京师为之立寺。大摩尼即大慕阇，小摩尼即拂多诞，皆传教士也。摩尼斋食，不茹荤。曰茹荤者，非讹字，即脱字。《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元和初再朝献，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饮水茹荤，屏酪，可汗常与共国者也。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
《新书》此条，明采自《国史补》，而稍易其词句。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始字殊误。《通鉴》卷二三七其误亦同。元和元年（西八O六）距拂多诞始至之年，已百十二年，即距大云光明建寺之年，亦已四十年，何所云始？《佛祖统纪》卷四一云：元和元年，回纥遣使同摩尼伪人来朝。
据此，则谓元和初再朝献，又以摩尼至，犹可。谓始以摩尼至，则谬甚矣。摩尼不茹荤，茹荤云云，亦沿《国史补》之误。曰商贾颇与囊橐为奸者，置词也。《国史补》无此句，欧《史》特厚诬之。大历间回纥恃功而骄，横行坊市，人吏不能禁，见于旧《书》《代宗纪》及《回纥传》者，史不绝书。然未闻一次涉及摩尼，摩尼之安分传教，不滋生事端可知也。回鹘虽为摩尼护法，摩尼实未尝藉回鹘之势以凌人。
今有一事，足证明回鹘为摩尼护法者。当会昌初元回鹘失败之时，与唐商议退兵事件，“安存摩尼”为重要条件之一。《会昌一品集》卷五，《赐回鹘书意》有云：将相大臣，累陈公议，以可汗逗留塞上，逼近边城，百姓不安，人心疑惑，可汗亦须深见事体，早务归还。所求种粮，及安存摩尼，寻勘退浑党项劫掠等事，并当应接处置，必遣得宜。
此为会昌元年事。计所请求者三事：一种粮，二即安存摩尼，三寻勘退浑党项劫掠。足见当时保护摩尼之责，实回鹘任之，如近世条约所谓保护教士者焉。更有一事，足资反证者。唐室对于摩尼，若有骚扰苛待等事，回鹘必不许可。观《会昌一品集》卷四，《论回鹘石诫直状》有云：石诫直是一卑微首领，岂能有所感悟？况自今夏（会昌二年）以来，两度检点摩尼回鹘，又宠待唱没斯至厚，恐诫直之徒，必怀疑怨。此去岂止于无益，实虑生。
检点摩尼，犹今日调查外国教士户口，特寻常事耳，而回鹘因此即生疑怨，其庇护之程度可您也。幸其时回鹘业已衰败，倘值强盛，唐室对于摩尼，恐直不能过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