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是一块古老的土地，1800万年前的大陆板块运动，造就了自“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向东南沿海倾斜的地势，形成了山地、高原、丘陵、盆地和平原的不同地貌。南北气候历经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具备了不同的生态景观。中华民族就是生活在这样一块土地上，黄河、长江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当然，相对于这块土地的沧桑巨变，中华民族的历史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瞬，中国文化的兴衰沉浮，也不过是几千年的事。但是，我们要追溯中国文化的起源发生，就必须关注这块土地的地理生态环境，关注人类自起源到有史社会的漫长进化历程。在地理环境与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问题上，西方学界曾有“地理唯物论”的观点，认为地理条件规定着民族性与社会制度，制约着历史和文化发展的方向。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讨论中，也有人用黄色陆地文明和蓝色海洋文明概括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区别，并得出中华文明落后的结论。对于此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我们自然无法认同，但是决不意味着漠视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具体到中国的地理环境而言，由于四周有明显的天然屏障，而且这些屏障在史前甚至上古时期都是难以逾越的，所以中国不但与相距遥远的世界上几个最古老的文明发祥地缺乏联系，而且同距离最近的古印度文明因为隔着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也无法沟通。因此中华文明只能是起源于本地，而且在早期的发展中也极少与外界文化发生关系，是世界上少有的原生性文明。
在相对封闭的区域之内，中华文明却拥有较其他古老文明更为辽阔的发展腹地，而复杂的地理形势，完备的气候类型，则为历史文化的多样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中国三大自然区中，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经济发展受到环境较大制约，历来人烟稀少。即使在人口密集的东部季风区，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经济活动和文化发展呈现出不同的态势。华南地区在采集经济时代，环境无疑十分优越，但正因为一年四季都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取天然食物，缺乏用人工方法生产食物的压力和动力，所以农业就发生得比较晚。东北地区森林资源丰富，适宜狩猎和采集活动，但因为气候寒冷，农业发展有相当的困难。西南地区气候适宜，但山多平地少，交通不便，无法发展大规模的农业，所以人口分散且民族复杂，文化多姿多彩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因此，综合地理条件和气候因素，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才是最适宜农业发展的两大温床。在史前时期，对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无疑首推农业的发明，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两大农业温床紧相毗连，各有特色又相互补充，它们的发展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文明特点的形成以及往后的发展道路都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是伟大中华文明的摇篮。
第一节
从聚落到国家
世界最古老的、独立发展的文明，有六大文明，即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墨西哥和秘鲁。在世界古老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延续时间最长，且始终未曾中断。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曾经存在两个极大的误区，这就是基于欧洲中心论的中华文明外来说和中华文明单一起源说。但大量的考古发掘表明：中华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是在中国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当然这并不排斥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时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因素、外来的影响；另外，中华文明也不是单一起源于黄河流域，而是呈多元发展态势。
在文明的起源问题上，学术界通常是把文字、铜器、城市等作为文明的标志或基本要素。但是根据不同区域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古代不同类型的文明在其演进过程中所呈现的物化形式存在很大差异，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归纳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明标志物。因此，有些学者又提出摆脱具体的物化形式和文化形式，把相对抽象的“国家”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实际上近百年来，把国家的出现视为史前社会的终结和文明社会的开端，已经在学术界获得相当广泛的共识。当然，关于国家形成的标志，还存在不同的阐释。
如果把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那么从聚落到国家的社会进化历程，就是研究文明起源的关键所在。在这一问题上，摩尔根的“部落联盟”和恩格斯的“军事民主制”概念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石，国内史学界长期沿袭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的发展模式，缺乏社会形态和结构特征方面的深入探讨。20世纪60年代起，塞维斯（Elman R. Servic）等西方人类学家依照社会进化的观点把民族学上各种社会加以分类，构想其演进程序为：游团（band，地域性的狩猎采集集团）—部落（tribe，平等性的，一般与农业经济相结合）—酋邦（chiefdom，具有初步不平等的分层社会）—国家（state，阶级社会）。华人学者张光直在其《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中，［1］系统引述了游团、部落、酋邦、国家的概念，并将黄河流域古代社会进化程序与之相对应：
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则根据考古发现，把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国家形成划分为三大阶段：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含有初步分化和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都邑国家形态。分别对应的是：公元前7100—前5000年的彭头山、磁山、裴李岗、老官台、河姆渡文化和前5000—前4000年的半坡、姜寨文化；前3500—前3000年间的仰韶后期、红山后期、大汶口后期、屈家岭前期、崧泽和良渚早期；前3000—前2000年夏之前的方国崛起时期，相当于考古学的龙山文化和古史传说的颛顼、尧、舜、禹时期。［2］
其实，无论是基于文字、铜器、城市之类物化标志，还是作为社会结构文明标志的国家形成考量，中华文明都可以说是肇源于新石器时代。中国的新石器文化遗址非常丰富，迄今已发现七千多处，遍及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年代大约起于公元前6000年，一般延续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根据目前正式发掘的一百多处遗址来看，中国新石器文化的面貌基本是明确的。
半坡、姜寨遗址揭示的聚落布局，显然是一种有意识的安排，居住区内大房子和中小房基的对应关系，则似乎暗示着人群组织的形式。据此我们可以推论，七八千年以前，黄河流域已经存在相当于村落规模，且有一定秩序的社会组织。在秦安大地湾遗址、泰安大汶口遗址时期，此类聚落的规模更为扩大，大地湾遗址的面积是36万平方米，大汶口遗址更多达80多万平方米，反映出人口集结的规模和经济、军事的实力。而聚落之间和聚落内部，根据建筑规模、墓葬形制等方面考察，已经形成主从和不平等关系，出现了类似庙堂的建筑群。阶层和阶级的产生，实际是文明和国家起源的必然历程。
大约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黄河、长江流域陆续出现了许多用夯土城墙或石头筑成的城邑遗址。如山东章丘城子崖，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湖北天门石家河等遗址，发现有面积巨大的公共建筑、陶器作坊、下水设施，护城河和防御性建筑。石家河遗址甚至在方圆八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几十处同期遗址，形成卫星式遗址群，足可构成一个方国。城邑式遗址分布格局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代，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已陆续形成了邦国林立的局面。这种状况同文献记载中夏代之前“五帝”时期“万国”并存的传说相吻合。应该说国家的雏形已然形成，即将跨入文明社会。
从“以玉为兵”的黄帝到“以铜为兵”的禹，中华民族实际是在向青铜时代过渡的过程中，完成了向文明的过渡。传说的尧、舜、禹时期，部落领袖实际已经具有相当于后世国王的权力，只是这一职位还要由各部落首长协商推选，史称“禅让”。据说尧、舜、禹之间就是经过“禅让”转移权力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私有财产的丰富和部落领袖权力的增加，权力和财富的继承也被垄断。夏禹死后，其子启继位，把“禅让”的公天下，变成了传子的家天下，确立了“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制度（以子继父为世，以弟继兄为及）。至此，国家形态正式产生，中国进入了有史社会。
第二节
神话传说的文化寓意
神话自然不能当做历史来穿凿附会，但神话的流传及其内涵，实在是文化传统嬗变中其来有自的现象，不会凭空产生。赫胥黎说：“古代的传说，如用现代严密的科学方法去检验，大都是像梦一样平凡地消逝了。但是奇怪的是，这种像梦一样的传说，往往是一个半醒半睡的梦，预示着真实。”［3］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史前社会“三皇五帝”之类神话传说，虽然屡经臆测改篡，但拨去历史的迷雾，仍不难发现有价值的因素。“三皇五帝”自然不会像儒家学派纂集的帝王谱系那样精心排列，但是其具体名号如何，史前社会有无其人，实际上并不重要。我们可以把他们看做是我们祖先处于史前各个不同文化阶段的象征，可以笼统地说，他们是史前社会华夏、羌、夷、戎、狄、苗、蛮等氏族部落的首领，或者是氏族部落的象征物（图腾），或者是氏族部落的名号。他们所代表的氏族部落，“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氏族部落的不断迁移和相互交往的扩大，各个部落之间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形成相反的利益，而在另一些时候和另一些地方又形成了相同的利益，由此引起了各个部落的分化和组合、战争和联盟，逐渐形成为不同的民族”（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这些民族就是今天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前身。
东夷集团的活动区域主要在黄河下游，包括今山东、河南东南和安徽中部地区。在考古学上，属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及青莲岗文化江北类型分布区。五帝中的太昊、少昊，以及与黄帝恶战的蚩尤、凿井的伯益、射日的后羿、为舜掌管刑法的皋陶，都属于这个集团。
苗蛮集团主要活动于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分布区，如若向东延伸，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也可归入此集团。三苗、伏羲、女娲、兜，都属于这个集团。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私有财产、私有观念萌生，血缘关系逐渐为地域关系所取代，各氏族部落基于自己的利益和崇尚，诉诸武力解决矛盾冲突。黄帝、炎帝所代表的部族，兄弟同室操戈，大战于阪泉之野，炎帝溃败，黄帝独自成为华夏集团的代表。此后，黄帝又与东夷集团的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获胜后将蚩尤处死。黄帝之后，华夏集团经尧、舜、禹几代努力，又征服了苗蛮集团，把中华文明传播到两湖三湘大地。华夏集团的胜利，巩固了其在中华民族及文化多元发生中的主流地位，“华夏”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称号，“黄帝”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祭奠的人文始祖。实际上经历了大规模战争、迁徙之后，华夏集团本身的民族血液、文化纯洁都已不复存在，大量融进东夷、苗蛮等诸多部族的文化成分。实际上，“世界上没有血统很纯粹的民族。民族既非单元，文化也就不会单元。反过来，文化越灿烂，民族的血统似乎越复杂”［5］。
第三节
民族融合与民族迁徙
中国古史传说中有“五帝时代”，苏秉琦氏根据考古发掘成果，揭示出其活动背景。五帝时代大约以距今500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前段以黄帝为代表，后段的代表是尧、舜、禹。古史记载，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在晋南一带，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中国”一词。此时，万邦林立，各邦的“诉讼”、“朝贺”，均由四面八方“之中国”，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但这只是承认万邦之中有一个不十分确切的中心，此时的“中国”概念可以说是“共识的中国”。夏、商、周三代，基于方国的成熟与发展，出现了松散联邦式的“中国”。周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实际只是“理想的中国”。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秦汉帝国建立，“理想的中国”才真正变为“现实的中国”［6］。因此，“中国”概念的形成过程，又是中华民族多支祖先不断组合与重组的过程。五帝时代，夏、商、周时代，无不如此，只是主题有所变化。如果说夏、商两代还是以“诸夷猾夏”、“诸夷率服”，夷、夏较量，互为消长为特点的话，那么西周至春秋时期则是以“以夏变夷”为其主流，“尊王攘夷”成为诸侯竞相揭橥的旗帜。战国时代，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7］，标志着夷夏共同体重组的历史使命已经大致完成，从而为秦汉时期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奠定了社会基础。
夏、商、周三代在政治继承制度和国家的政治构筑形态方面，同处在由村落社会过渡到国家社会时期。三代之间的关系，并不似后世王朝的前后继替。根据《史记》的说法，夏商周三代的祖先，禹、契和后稷，都在帝尧、帝舜的朝廷里服务。夏商周应是自黄帝下来一直平行存在的三个政治集团，他们之间的更替，只是代表对统治中心的占据和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8］但是三代在文化方面，根据文献考古资料来看，基本表现为平行并进，互为重叠影响，大同小异。所谓“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礼记·礼器》）《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夏、商、周的氏族来源固然不一，宗庙各异，但均发展出城邑式的宗族统治机构，君王的继承制度也有基本上的类似。而且在物质文化方面，基本特点也是一致的。比如，都以农耕为主要生业，都以土葬为主要埋葬方式，陶器都以灰色印纹陶为特征，器形以三足和圈足为特征。凡此种种，足以表明中国文化在其早期即产生了自身的凝聚力，可谓“寻其本则一脉相承”。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动荡和分裂的时期，但是中国统一的基础也就在列国兼并战争之中奠定。兼并战争就是弱肉强食，强大的国家随着兼并的国家越来越多，实力越来越强。齐国兼并了山东半岛及沿海地区大量的东夷小国；楚国兼并了长江、汉水沿岸的各个诸侯国，基本统一了长江流域；燕、赵二国消灭了北中国的大量少数民族，将之同化；秦国在西北地区也大量兼并少数民族和诸侯小国。这些兼并过程，既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的疆域，又加速了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融会交流，为统一打下了基础。
王室陵夷，诸侯力政，战乱频仍，生灵涂炭。长久分裂造成的痛苦，也加剧了华夏民族业已存在的向往天下一统的心理趋势。统一天下，不但是国君的野心，同时也是全社会对秩序的渴望。在诸子百家争鸣、文化多元发生阶段，实际已经孕育着文化整合的力量。“尊王攘夷”成为春秋霸主竞相揭橥的旗帜，孔子念念不忘“宗周”，墨子倡言“一同天下之义”，都表现出社会向往统一与秩序。战国时代，孟子发出天下统一才能安定的横议，荀子则呼唤“四海之内若一家”。成文于战国晚期的《禹贡》，以“九州”划分天下，表明一统国家地域观念的明确。
汉代初期，实施与民休息政策，往往以“和亲”等方式安抚周边少数民族。汉武帝执政开始，汉王朝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进入政治、经济发展的全盛时期。汉武帝本人深具雄才大略，自然不甘心清静无为的保守政治，执政期间，不但大力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在军事上开疆拓土，声威远播。伴随着汉王朝扩张的步伐，高度发达的汉文化也传播到了周边地区，与当地的土著文化发生碰撞，相互交流。其间，汉与西域的文化交流堪称是最辉煌的篇章。西域与内地的联系，始于遥远的历史年代，但大规模的交流却始于汉武帝时代。汉王朝凭借强盛的军事、经济实力，开疆拓土，挺进西北。当时对汉朝威胁最大的是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匈奴。建元三年（前138），汉武帝派遣张骞通使西域，寻找被匈奴驱逐西迁的大月氏人，希望他们返回故地，共同夹击匈奴贵族。张骞历经千辛万苦，跨越大宛、康居，到达大月氏。尽管大月氏陶醉于大夏故国的肥沃土地，不愿返乡复仇，使张骞无功而返。但张骞打通了贯穿中亚，进而联结欧洲及北非的交通干线——“丝绸之路”，内地与西域乃至中西文化交流从此拉开了新的序幕。
在统一的秦汉帝国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三国鼎立、“五胡乱华”、南北对峙的分裂和动荡时期。其中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自4世纪初到6世纪末叶，长期处于外来民族的控制之下。内迁和沿边的诸少数民族，纷纷登上北中国的历史舞台，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由于文明发展程度不同，文化存在差异，民族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其间有民族歧视、压迫，甚至仇杀，有胡化抑或汉化的激烈对抗，但是总体趋势是民族融合。在高度发达的汉族文明影响之下，不同民族之间经过渗透融合，混融为中华民族的整体。匈奴、羯、鲜卑、氐、羌这些显赫一时的民族，以及许多杂“胡”，都是在此期间解体，步入了历史。
公元3世纪末叶，西晋王室自相残杀的“八王之乱”，开启了中原乃至广大北方地区混战的序幕。匈奴、鲜卑、羯、氐、羌诸民族利用西晋王朝自我毁灭创造的机会，先后在中原地区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汉族政权之间进行了残酷的厮杀，民族矛盾达到白热化。从公元304年匈奴刘渊建立汉国到北魏统一北方之前，短短的一百多年时间，王朝嬗代犹如走马灯，战乱频仍，为害剧烈，成为中华文明史上黑暗的一页。史称“五胡乱华”，即“五胡十六国时期”。
十六国指汉及前赵（匈奴）、后赵（羯）、前燕（鲜卑）、成汉（巴氐）、前凉（汉）、前秦（氐）、后秦（羌）、后燕（鲜卑）、西秦（鲜卑）、后凉（氐）、南凉（鲜卑）、西凉（汉）、北凉（卢水胡）、南燕（鲜卑）、北燕（汉）、夏（匈奴）等16个政权。其中成汉在巴蜀地区。在传统的十六国之外，还有汉人冉闵建立的魏、丁灵翟氏建立的魏、武都氐帅杨氏建立的仇池国、鲜卑慕容氏建立的西燕、鲜卑拓跋氏建立的代五个政权，先后总计建立了21个政权。其中，后赵、前燕、前秦都曾占据过北方的大部分疆域，前秦甚至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不过时间都很短。一百多年的时间，北方基本处于战乱状态。
由于北方各族混战，灾难深重，中原地区的汉族百姓为逃避战火，掀起移民江南的热潮。特别是东晋建都建业（今南京）之后，北方世家大族率先举族迁居江南，追随正统王朝，尔后普通民众大迁徙，许多地方官府机构会同民户整个迁到江南，产生了历史上独特的“侨置郡县”现象。魏晋时期的南方，除汉族之外，主要有越、蛮、傒、俚、僚、爨等民族。他们大多散居在深山峡谷之中，过着比较原始的村社生活。代表汉族正统的晋政权南迁之后，政治中心随之南移，世家大族大量移居江南。为补充兵源和劳动力，南朝统治者逼迫南方少数民族出山，采取的办法是武力征服、烧山和怀柔。南方民族被迫移居山外，为汉族贵族服役、耕作。由于大批北方居民的迁入，黄河流域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到江南，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加之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相对太平的社会环境，使江南很快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延至唐朝，全国财富以扬州为第一，益州为第二，标志着中国经济中心正式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
江南之外，中原汉族百姓还逃避到辽西、凉州等边远地区。辽西地区在中原混战之时，相对和平稳定，河北的汉族百姓纷纷到此避难，设置了许多侨郡、侨县，致使“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晋书·慕容皝载纪》）经济也相应得到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开发区。凉州地区在西汉时代就因丝绸之路上发达的经济贸易而得到一定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该地区还比较稳定，吸引了大批汉人，除传统的河西走廊之外，连带其他地区也得到了开发。
第四节
汉化与胡化的较量
民族的兼并、迁徙不但导致了族群的混融，而且也加速了文化的融合。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发挥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血统，种族的歧视只是暂时的，而文化的融合则是永久的。陈寅恪先生即指出：“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10］中古时期，北方诸民族文明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且均远远落后于高度发达的汉族文明。他们迁徙到传统的汉族居住区之后，必然受到处于强势地位的汉文化的熏陶，而他们所建立的政权，为了能够稳定在汉族地区的统治，也不得不拉拢汉族头面人物，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入中原地区的北方少数民族，不但族群逐渐解体，固有的文化也被“汉化”。
在胡族汉化的历史进程中，后赵的石勒，前秦的苻坚，北魏的孝文帝，都是颇具代表性的推动人物。石勒虽然在政治上主要依靠羯人和其他“胡”族，但是非常注意拉拢汉族失意士人，如张宾就成了石勒的谋主。在攻陷冀州时，石勒就搜罗当地“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定都襄国后，又专设“崇仁里”，安排汉人士族居住，下令禁止“胡”人“侮易衣冠华族”。石勒还恢复九品中正制度，并通过察举、考经等办法，为士人参政广开门路。石勒在襄国设太学，令“胡”人贵族子弟入学，学习汉族文化。还设专官主管经学、律学和史学，开办文化事业，表现出对汉文明的崇尚。由于石勒的笼络，不少汉族士人甘愿为他效劳，对后赵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五胡之中，氐族受汉文明的影响较深，苻坚登基之后，即重用汉族寒门士人王猛，进行一系列改革，强化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苻坚还听从王猛的建议，采取了一些恢复和发展汉族文化的措施。他广立学校，提倡儒学，令公卿贵族、将佐子弟以及宿卫战士和宫中后妃入学受业。苻坚每月一临太学，亲自考问学生经义，提拔成绩优异者做官。苻坚还下令“复魏晋士籍”，维护士族特权，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由于政治修明，文化措施得当，前秦的国力增强，版图一度西至西域，东极于海，北尽沙漠，南至西南边陲，只有占据东南一隅的东晋与之对峙。
汉化是必然的历史趋势，但是汉化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常受到胡化的冲击。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由于尚处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虽然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汉族的影响，但基本上还保存着自己的部落组织，有自己的语言和习俗，统治方式也具有部落军事统治和封建统治的二重性，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表现出相当程度的野蛮和落后。胡族军事集团基于其游牧民族的习性，赤裸裸地掠夺和滥杀，更是对华夏文明造成了严重破坏。匈奴族建立的汉国，占据了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把各族人民大批地迁到山西地区，采用胡汉分治的办法，加强控制。后赵石勒颇具政治见识，崇尚汉族文化，但是也未能摆脱刘汉政权胡汉分治的民族局限，甚至走得更远。他下令以羯人为“国人”，不准称他们为“胡”，“国人”的社会地位高人一等，完全与民族融合的客观要求背道而驰。前秦王猛的改革措施，触犯了氐族贵族的利益，在汉化与胡化的问题上斗争十分激烈，得力于苻坚的强力支持，才能够推行。而苻坚的支持并不是一贯的，王猛死后，族内守旧势力抬头，苻坚不仅放弃了王猛打击氐豪的作法，还把关陇氐人15万户分配到诸方要镇，残酷压迫当地人民，造成民族矛盾激化。北魏的汉化改革深入而彻底，因而招致了保守的鲜卑贵族的激烈反抗。孝文帝迁都洛阳，鲜卑贵族坚决反对，最后不得不以南伐为名义，率30万大军南下。连绵不断的秋雨，让长途跋涉的鲜卑贵族和士兵困乏不堪，到达洛阳后都不愿继续前进，孝文帝乘机宣布定都洛阳。孝文帝的汉化措施也受到鲜卑宗室贵族的强烈抵制，他们对孝文帝信用汉人而疏远“国戚”表示不满，甚至屡屡发动叛乱进行反抗。
当然，文化融合的趋势并不以部分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强势的汉文化压力之下，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迅速融入汉族这一主导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包括南方的越、蛮、傒、俚、僚、爨，作为民族名号已然隐入历史，但是其文化因子并未消解，在隋唐乃至以后的社会，仍然显现着灵光。
汉代建立起的丝绸之路，加强了中原与西域地区的联系，进而引发了各国之间向往接触的强烈愿望，并进行了初步的商贸和文化交往。但是从汉末到隋初三百多年时间内，由于战乱绵延不断，中原王朝无力经营西域，致使其长期为割据势力和少数民族控制，丝绸之路时断时续，中西交流受到严重影响。隋朝立国之后，鉴于突厥、吐谷浑称霸西域，阻断丝绸之路的局面，决心打通西域。隋炀帝委派大将薛世雄、裴矩建立伊吾城，控制咽喉要地，并广开屯田，保证西域之路的畅通。炀帝还任命知晓边事的裴矩为“监知关市”，吸引西域诸国到张掖进行贸易。裴矩通过与胡商的交往，详细了解各国的风俗物产和山川险易，准确描述出了通往西方到达波斯、东罗马的三条道路。这些记录不仅有助于国家的决策，而且使原来并不固定的通道更加确定、畅通。隋大业五年（609），炀帝巡幸河右，深入祁连山腹地，极大地传播了中原王朝的声威，西域和中原的经贸往来随之日趋活跃。
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作为国际文化进入中原的门户，在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意义。敦煌在汉代已经设郡，集聚了大批西域人和汉人，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隋代裴矩描述的通西域的三条道路，“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唐人则把坐落于敦煌西南的阳关看做是一条文化分水岭，“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敦煌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军事、文化并重的城镇。往来于丝绸之路的各国商贾、僧侣、使节在此休整，办理关牒手续，许多贸易活动在此拍板成交，有些商人干脆定居创业，成为大唐的编户齐民。民族的杂处，导致了文化的融合，不同背景的文化经过初步的整合之后，又向东传播到关中和中原地区。
在西南地区，乌蛮联合白蛮建立的南诏，接受唐的封号，臣属于唐。唐玄宗时，南诏王皮逻阁在唐朝的支持和直接参与下，统一六诏。公元766年，南诏王阁罗凤建立《南诏德化碑》，追述南诏与唐朝建立和发展关系的历史，表示“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南诏作为西南多民族融合的共同体，在中原与南亚地区的联系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在东北地区，靺鞨族建立的渤海国，也一直接受唐朝的册封，保持着臣属关系。渤海国全盛时期，其疆域涵盖今东北大部、朝鲜半岛北部及俄国滨海地区部分，号称“海东盛国”。渤海国是唐朝与东亚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多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展示了新民族重构的历史进程。由于战乱、地理隔绝等因素的制约，基于民族融合而产生的文化融合效应，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等到隋唐建立统一的帝国之后，胡汉文化融合的效应才得到充分的释放。
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之下，长安出现了“胡化之风”，唐人坦然接受传统汉族士人极力诋拒的胡人风尚。唐太宗的废太子李承乾，在宫城里建五狼头纛，五人置一帐落，平时喜欢说突厥话，穿突厥服，役使宫奴数百人，椎髻彩衣作胡舞，撞击叫啸，声闻于外。他甚至声称：“一朝有天下，当帅数千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13］足见其不习惯衣冠文明而向往游牧民族的生活。承乾做太子时八岁，假使不是李家本身尚存有不少胡俗，身旁又有不少胡儿，应不会有如此言行举止。胡人风尚还渗透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就连中唐反对胡化、大声疾呼“愿求牙旷正华音，不令夷夏相交侵”的大诗人白居易，也喜欢在庭院中住毡帐，并写下了不少毡帐诗。西域的胡商在长安广设酒店、珠宝店，聘用能歌善舞的“胡姬”为招待，李白、王绩等文人因经常出入胡商的酒店，笔端遂有“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风吹柳花满店香，胡姬压酒劝客尝”等名吟，胡姬酒肆把异域文化普及到了市井酒楼。唐人还非常喜欢“胡食”、“胡装”。胡食之中，烧饼最受欢迎，日本僧圆仁入唐，曾见“时行胡饼，俗家皆然”［14］。姚汝能《安禄山事迹》称：“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衣服之制度，襟度窄小。”“就中偏称小腰身”的回鹘装，有“四周垂丝网”的吐谷浑长裙帽，用“乌羊毛”织成、顶部略尖、四周织有花纹的蕃帽，髻堆面赭的化妆形式，成为长安服饰的流行风。在日常生活中，胡瓶、胡床、胡饼、胡麻、胡椒等用品和食物都与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陕西富平县唐代房陵大长公主墓壁画，有七幅侍女画中的侍女手持带把壶、高足杯、多曲长杯等各种外来器物，表现贵族进食场景，其中手持高足杯的侍女连用手指掐住杯足那种不自然的执物方式，也模仿着异邦情调，显示出商品输入、文化碰撞后引起的生活方式的变化。
唐朝还主动吸收外来文化，陆续引入的异域新颖的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样式，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鲜元素。唐太宗时，增订国家雅乐为十部乐，分别是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广泛融合了域外音乐形式。箜篌、琵琶、笙、笛、箫、筚篥、铜钹等西域乐器，随之进入了中原文化生活。西域曹国的曹保、曹善才、曹刚一家以善弹琵琶著名，安国的安万善以吹奏筚篥闻名。唐代士大夫多醉心胡乐，王建有诗云：“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风靡于长安的胡舞更使唐人心醉神迷，以至有“禄山胡旋迷君眼”、“贵妃胡旋迷君心”的诗句，其时流行的胡旋、胡腾、柘枝等胡舞样式，至今仍能在唐墓壁画和敦煌壁画雕刻中看到。异域文化的涌入，为唐人的文化生活增添了万千风采。
总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应该说汉化是总体的趋势，但是文化的融合并非只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伴随着胡族入居中原，背景广阔的异质文化汇入汉族社会，在对传统文化造成剧烈冲击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新鲜而有活力的因素。实际上正是由于文化融合的多元格局，特别是得益于突破国家、民族、地域限制的“丝绸之路”的畅通，最终促进了南北统一后隋唐文化新的整合，造就了空前的辉煌盛世。秦汉时期形成的中华文化共同体，经过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异质文化因素的滋养，不但内核不失强固，而且更具有兼容并包的文化自信，最终形成了向四周强力辐射的文化圈。
第五节
北方民族政权建构与文化冲突
在经历魏晋南北朝的“五胡乱华”、隋唐时期的胡汉文化融合之后，公元10—13世纪，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北方民族活动的高峰期。此间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蒙古人先后建立了辽、夏（史称西夏）、金、元四个强大的民族政权。公元17世纪，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后裔形成满族，他们建立的满清王朝为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民族融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辽、西夏、金、元、清这些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与历史上匈奴、突厥、回鹘建立的草原游牧民族政权具有很大的不同，他们都是仿照汉族王朝的模式而建立，拥有国号、年号、汉式政权机构和相关的礼仪制度。其统治范围，已不再局限于民族原居住地，而是不同程度地拓展到汉族社会。辽、西夏控制了部分北方和西北的农耕地区；金则入主中原，与南宋形成对峙；元更是混一南北，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北方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清代，中国的疆域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巩固，北方民族融合达到高峰。在民族融合的广阔背景之下，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交流、融汇陆续发生，其中北方民族的汉化依然是主流倾向，汉文化的核心地位更加强化。
北方民族均是华夏民族夷狄遇之的所谓野蛮民族。据文献所称，契丹是鲜卑宇文部之后，源流出于古老的东胡。唐初，契丹八部组成部落联盟，联盟长称可汗，受唐赐姓为李。唐代中期起，联盟内耶律氏家族势力不断壮大。至10世纪初，耶律阿保机遂取代可汗之职，并于916年称帝建立契丹国。其次子耶律德光在位期间，利用中原的混乱局势，帮助军阀石敬瑭取代后唐建立后晋政权，因而得到长城以南、包括今天北京和河北、山西北部的燕云十六州作为酬劳。947年，德光出兵灭掉后晋，进入汴京，模仿汉王朝礼仪接受百官朝贺，正式定国号为辽。由于在中原难以立足，很快撤回北方。北宋建立后，辽、宋之间互有攻守。1004年，辽、宋在澶州（今河南濮阳）订立“澶渊之盟”，双方约为兄弟，各守疆界。宋每年向辽支付“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此后双方基本相安无事，直至1125年，辽被新崛起的金所灭。其部分残余势力在皇族耶律大石的率领下至西域重新建国，史称西辽，1218年亡于蒙古。
女真是唐朝黑水靺鞨的后裔，其族源可追溯至上古的肃慎。主要活动范围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因臣属于辽，一部分人被迁至辽东，编入户籍，称为“熟女真”。没有迁徙者，社会形态相对落后，称为“生女真”。辽代后期，完颜部逐渐统一了生女真各部，首领完颜阿骨打于1115年正式称帝，建国号金，定都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1125年，金灭辽，1127年，灭北宋。1141年，金与南宋签订“绍兴和议”，双方以东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一线划界。南宋称臣于金，每年缴纳“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金第四任皇帝海陵王完颜亮在位时，迁都至燕京（今北京），改名中都大兴府。13世纪初，蒙古崛起于漠北草原，南下攻金。金被迫放弃中都，迁都至北宋旧都汴京，扼守河南、陕西的狭窄地区，苟延残喘。1234年，金为蒙古和南宋联军所灭。
金被元灭亡之后，女真人散布在东北诸地。元代时居住在辽阳等路的女真人，因长期与汉族杂居，从事农业，逐渐趋于汉化。而分布在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中下游的女真人，则是“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15］。明代初年，这部分女真人逐渐向南迁徙，并形成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三大部落。三大部女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相互之间为了争夺全族的统治权而不断进行兼并战争，公元17世纪上半叶，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最后完成了对女真各部的统一。努尔哈赤打破原有的氏族血缘关系，创立政治、经济、军事合一的八旗制度，统辖所有女真人，并致力于语言文化的统一。女真各部的统一，为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政权。公元1635年，皇太极废黜女真旧号，定族名为“满洲”。次年皇太极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大清”。公元1644年，明王朝灭亡，清迁都北京，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清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和发展的时期，其疆域“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16］，基本奠定了近、现代中国的版图。清王朝的建立和国土的空前统一，为均已形成单一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的中国各个民族创造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与交流的极好平台。
北方民族的统治在某种程度上还把奴隶制因素注入汉地，致使社会经济领域中出现了人身依附关系强化的倒退趋势。女真、蒙古社会中都有役使奴婢的传统，进入中原后，通过战争俘虏、罪犯家属籍没和人口贩卖等方式，大量掠夺人口，作为奴婢。据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的统计数字，女真贵族、平民拥有的奴婢总人数将近140万。奴婢在金、元又称为“驱口”，子孙相袭，没有人身自由。元朝法律规定，驱口是主人财产的组成部分，可以任意转卖。元朝的统治还带有很强的民族歧视与压迫色彩，统治者按照被征服的先后将治下百姓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等，地位依次降低。在户籍管理方面，则依据职业、信仰等因素将全体居民分为若干种，称诸色户计。其中承担特殊行当的“户计”，都是父子兄弟世代相传，不得随便脱籍，表现出更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清代的大规模圈地，导致京畿地区汉族农民变成“无田无家”的流民，清廷强迫他们“投充”，即依附于满族地主。而满族地主对于投充人的人身及其财产，都可以随意处置，实际使投充人丧失了平民身份，变成世袭的奴隶。习惯于自耕农生活的汉族农民对此自然强烈反抗，纷纷逃亡，清廷于是制定严厉的“逃人法”，缉捕逃人，形成严重的民族矛盾。
在北方民族南进的浪潮中，中华传统文化遭受极大冲击。战火所及，经籍散亡，学校隳废，儒士颠沛流离，困窘不堪。蒙古入主中原之后，很长时间里满足于“马上治天下”，“视学校为不急，谓诗书为无用”。［19］士大夫无以为生，“混于杂役，堕于屠沽，去为黄冠”［20］，甚至沦为驱口，处境十分悲惨。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其官僚体系基本是本民族旧制与汉制的复合产物，如辽朝即实行南、北面官制度，“（北面）以国制治契丹，（南面）以汉制待汉人”［21］。在官员的选择方面，贵族世袭政治色彩明显，唐宋发展完善的科举制度反而降为从属。元代选官首重怯薛（皇帝的宿卫亲军）近侍，其次为刀笔胥吏，儒士反而出路狭窄，仕进无门。延至清代前期，满洲贵族仍然牢牢控制着重要的职位，在行政管理上，尽管使用汉人，但是并不赋予实权。汉族士人社会地位的低落，实际是儒家文化受到轻视的反映。在北方民族的观念中，儒教思想相对陌生，他们更为熟悉的是萨满之类本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以及外来的佛教、喇嘛教信仰。元朝建立后，最高统治阶层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甚至亲自受戒皈依喇嘛教，并在地方广设帝师殿，供奉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制度超出孔庙。清代早期，喇嘛教还是十分盛行，在满洲皇室和贵族阶层获得广泛的崇奉，但不再具有国教的地位。
清朝定鼎中原之后，面对人口占据绝对多数且文化深厚的古老帝国，自然产生出本能的文化恐惧。为此，清廷提出“崇尚满洲”的治国原则，并通过屡兴文字狱、禁毁书籍的方式消弭汉族士人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有清一代，文献记录的文字狱多达一百六十余起［22］，主要集中在康、雍、乾三朝，而案由多是涉及眷念前朝、否定清廷正统地位。康熙朝的第一大案是庄廷珑《明史》案，庄氏为湖州富户，有志著史传世，购得明末朱国祯《皇明史概》残稿，请人加工补写，以为己作。因书中多有清廷忌讳的“违碍”词句，被人以“逆书”罪名告发。当时庄氏已死，剖棺戮尸，作序、校补、审稿、出资助刊、刻印及买卖之人均遭株连杀害，死者七十余人。康熙五十年（1711），又发生戴名世《南山集》案。戴氏为翰林院编修，以古文名家，著有《南山集偶抄》，其中引用方孝标《滇黔纪闻》，议论南明史事，并用南明诸帝年号，比为蜀汉，视作正统。结果被参劾“语多狂悖”，戴名世处死，方孝标戮尸。牵连两家家属及刊印、作序之人数百，本来皆议处死，后经康熙帝亲自裁定，从宽戍边。较之庄氏史案，已是足够宽大。雍正朝影响最大的是吕留良案。吕留良主程朱性理之学，尤重华夷之辨，有强烈的反清复明思想。湖南人曾静受其影响，著《知几录》、《知新录》，宣扬华夷之别，表达对清朝的仇恨情绪。雍正六年（1728），曾静派弟子张熙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被岳告发逮捕。吕留良遭剖棺戮尸，其后人及弟子或杀或充军，曾静、张熙师徒却意外地被作为“误信邪说”的从犯，赦而不杀。雍正意图利用曾、张进行宣传，他把经过歪曲的与曾静辩论“华夷之辨”以及自己即位合法性的文字，包括曾静的忏悔作《归仁录》，合编为《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乾隆即位以后，迅速将曾、张二人凌迟处死。乾隆朝是清代文字狱最为频繁的时期，而且绝大部分案件都是望文生义、穿凿曲解，加以莫须有之罪。沈德潜《咏黑牡丹》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乾隆以其暗含影射，下令剖棺锉尸。诗文中“明”、“清”二字的使用，往往遭到深文周纳。徐述夔去世多年后，遗著《一柱楼诗集》因含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明朝期振奋，一举去清都”之类文字，而遭剖棺锉尸，后代问斩。乾隆朝文字狱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文字狱的对象已不仅仅限于士大夫，而且扩展到士农工商各个阶层，几乎成为遍及社会的政治运动。
满族入主中原后，在语言、礼仪、服饰诸传统习俗层面，也采取放弃汉族传统而进行满族化的政策。顺治初年，强迫汉人剃发留辫，服用满式衣冠，规定“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25］。此项高压举措自然引起汉人的强烈反应，满洲八旗兵下江南宣布“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嘉定、江阴军民则发出“头可断，发决不可薙”的誓言，并以死抗争。许多士大夫更以“士可杀不可辱”相期，清初王夫之坚守夷夏大防，“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26］，甚至主张对非我族类者，“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27］。王夫之的思想延至清代末年，仍在鼓舞着主张反清复明的志士。
第六节
北方民族的汉化与民族融合
北方民族凭借武力征服统治汉地，但是在与汉族社会的广泛接触过程中，依然没有逃脱征服者反而被征服的命运，通过遣使、朝贡、互市、联姻等不同方式的经济文化交流，北方民族相继走向汉化，主体部分内迁之后逐步融入汉族。契丹虽是游牧民族，但长期活动在华北农业区的北缘，对汉族农业文明有着深入的接触和了解，并很早就开始发展农耕和纺织。辽开国之初，阿保机即在上京建孔子庙，春秋祭奠。辽圣宗喜欢读《贞观政要》和唐高祖、唐太宗、唐玄宗的事迹，经常询问臣下有关唐朝贞观、开元之政事，以汲取经验教训。辽后期皇帝道宗自谓“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28］，他在清宁元年（1055）下诏设学养士，在各州相继建立孔子庙，并颁赐“五经”诸家注疏，命令博士、助教认真传授。此后还在中京设国子监，诏令有司颁行《史记》、《汉书》，翰林学士宣讲五经大义。辽亡于金，契丹人大多被金朝编入部族军，守卫北部边境或承担畜牧业劳动，部分契丹贵族则在金朝任职，并加入了女真贵族汉化的潮流。辽太祖长子耶律倍的八世孙、金尚书右丞耶律履之子耶律楚材，蒙元前期在汉廷怯薛掌管汉地文书，汉人称为中书令，实际是一个汉化相当彻底的契丹士大夫。他反复向蒙古统治者陈说儒家治国之道，并致力推行减少屠杀、依照中原传统确定赋税制度、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设立机构编纂刊刻经史著作等旨在恢复汉地正常统治秩序的措施。契丹出身的耶律楚材为保护和延续中原农业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故后人称其“大有造于中国，功德塞天地”［29］。在元代的四个民族等级中，契丹人、女真人和北方汉族居民被视为一体，统称“汉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所列汉人八种就有契丹人。实际最迟至元末明初，契丹除少部分融入漠北蒙古族和东北女真族之外，基本都与汉族社会融合，契丹之名逐渐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
党项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吸收西北地区氐、羌、吐蕃等民族成分而形成的重要民族，其发展本身就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段的民族融合过程。党项虽然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但是与汉族地区的接触比较早，因此汉化的倾向非常明显。元昊亲自主持、野利仁荣等人创制的西夏文字，形体结构都是以汉字为依据，而且大量使用汉语借词。《论语》、《孟子》、《孝经》、《贞观政要》、《周书》、《孙子兵法》、《六韬》等大量的汉语文献被译成西夏文字，在西夏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西夏仁宗因母后曹氏是汉人，自幼对汉族文化十分崇尚，在其统治西夏的五十四年中，始终坚持“崇儒”、“尚文”的施政方针。他广置学校，设立孔庙，并加封孔子为“文宣帝”以示尊崇。此外还开设科举，并允许宗室成员应试，西夏神宗早年即以科举出身，且为廷试第一。仁宗建有内学，挑选著名儒学家主持讲授。西夏自己的儒学家斡道冲就被任命为蕃、汉教授，他曾用西夏文翻译过《论语注》，名为《论语小义》，还用西夏文撰成《周易卜筮断》一书，流传于西夏各地。党项人在元朝的民族等级制度中，与畏兀儿等西北民族共同列为第二等级色目人，不同于契丹、女真列入汉人，因而民族文化风习保持相对持久。元朝统一全国之后，党项人作为重要的依靠力量被分遣到各地戍守，逐渐融入了当地汉族社会。河南濮阳的西夏遗民在家谱中记载：“时北方人初至，犹射猎为俗，后渐知耕垦、播殖如华人。”党项之名大致在元末明初也归入了历史。
女真建国前后，生产方式已经过渡到粗放的农耕阶段，因此虽然活动的区域远离汉地，但是接受汉文化的激进程度较契丹、党项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三任皇帝熙宗尚未迁都中原，即已“失女真之本态”，“宛然一汉家少年子也”。［30］迁都之后诸帝汉化愈深，文治更盛，号称“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31］。金灭北宋之后，实际儒学逐渐在金代文化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熙宗开始，诸帝都遵奉孔子，力崇儒学，宣讲儒学在金朝蔚成风气。学习儒学为主的学校日益兴盛，士人由科举而位列宰相者甚多，还涌现了霸州杜时升、易州麻九畴、真定王若虚、磁州赵秉文等理学名家。金朝以词赋取士，诗词成为文人普遍采用的文学体裁。金人诗词继承北宋，模仿苏（轼）黄（庭坚），金末元好问以其倾注饱经丧乱情感的诗词，独特的艺术造诣，成为当时北方文坛的魁首。女真人自金太宗至金末，内迁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人口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多习汉语，衣汉服，效仿汉族生活习惯，甚或弃武就文，趋尚文墨，民族特色逐渐丧失。金亡之后，中原女真人大多改用汉姓，如完颜改王，乌古论改商，纥石烈改高，术虎改董，蒲查改李，赤盏改张等，与汉族更少分别。元朝将女真人列入“汉人”这一等级，更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畛域，使之彻底融为一体。只有东北地区的女真人依然保持旧俗，成为后来满族的前身。
但是，作为元朝的统治民族，我们应当看到，蒙古族内迁汉地的只是一小部分，民族的主体仍然居于漠北草原，并且没有因为元朝的灭亡而消失或同化于他族，而是长期作为草原的主人活跃在历史的舞台。由于坚持游牧、狩猎生活方式，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蒙古族与契丹、党项、女真相比较，汉化进程明显迟缓，而蒙古文化除汉文化之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其实，元朝色目人在与汉族融合的过程中，也有例外的情况，那就是今天中华民族重要的成员回族。当年伴随着蒙古对中亚、西亚的征服，有大批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波斯、阿拉伯人移居到中国，汉人称之为回回人，他们被元朝政府列入色目人之中。回回人的种族、语言、籍贯并不相同，但入居中国后，在伊斯兰教强大的整合作用下，形成为新的文化共同体。他们散居在全国各地，长期与汉人相处，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但又始终保持着自己原有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致力于兴教建寺活动。元朝灭亡后，内迁色目人基本融入汉族，只有回回人没有消失，最终发展成为今天的回族。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关键时期之一，无论其影响的幅度还是深度，都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峰。在疆域辽阔且统一巩固的多民族帝国里，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融合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了充分施展的舞台，其中满汉之间的民族融合占据了主角位置。早在清兵入关之前，清政权与明王朝之间已经有着经常的接触。努尔哈赤在建立八旗制度之初，就重视在汉族的文明宝库中寻找自己民族缺乏的文化要素，他设置专门的翻译机构，将《明会典》、《武经》、《洪武宝训》、《大学衍义》、《资治通鉴》和《通鉴纲目》等书翻译成满文，还翻译了《三国演义》、《西厢记》、《金瓶梅》等文学名著。清初的科举考试中，也设有专门的翻译科。汉文经典的大量翻译，势必影响文化相对落后的满人在政治、社会、人伦等方面的价值取向，潜移默化地改变处在“半游牧”状态的满族的文化心理。努尔哈赤、皇太极都经常引用汉文经典训诫诸王“世守孝悌之道”、“体恤士卒”。清兵入关之后，随着满人大批内迁，满汉之间的地域界限被打破，进而形成交错杂居的局面。尽管清初实行“崇尚满洲”的治国方略，强制推行圈地、投充、剃发等激化民族矛盾的政策，并在科举、任官甚至居住区域诸多方面，刻意地区分满汉，以求维护满族文化的地位。但是在汉族地区的统治趋于稳固之后，置身于汉文化汪洋大海之中的满洲贵族，逐渐迷失了自己，依然没有逃脱被汉化的命运。清代的康、雍、乾三帝自幼都接受过良好的汉化教育，就其个人文化素质而论，甚至超出了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汉族皇帝。康熙帝一生以好学著称，精通汉文经典名著，亲自撰写了多种解经著作。他崇尚程朱理学，重用汉人理学名臣，还亲自为太子讲授四书五经，务令精熟贯通。康熙又爱好自然科学，对农学、医学、气象都有浓厚的兴趣，还专门向欧洲传教士学习过几何学等西方科学知识。雍正帝在经史之外，通晓佛、道之学，还自撰论著阐述治国理念，对华夷之别、君臣职分等重大政治问题都进行过深入透彻的论述。乾隆帝擅长诗文书画，写作的汉文诗篇达五万余首，题字遍及天下，在历史、地理、考古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在诸帝的示范之下，满洲贵族学习汉族文化蔚然成风，由于享有优渥的物质待遇，他们把大量的精力消磨在汉族传统士大夫热衷的诗书琴棋画等艺术门类。《八旗通志》记载有五百多种满族士人的经史子集著作，民国初年成书的《八旗画录》收录了从顺治至清末的满族画家二百九十余人，其间享有盛名者颇众。普通的满族百姓在与汉人的交错杂居中，也逐渐吸收和顺应汉民族的文化习俗，他们与汉族通婚，语言文字习用汉语，许多满人已不会说满语，最后连姓氏大部分也改用汉姓。可以说截止到清末，除了部分区域和家族，满汉民族已然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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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第49—54页。
［2］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3］ 赫胥黎《类人猿的自然史》，《人在自然中的位置》，科学出版社，1971，第1页。
［4］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
［5］ 岑仲勉《西周社会制度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111页。
［6］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
［7］ 《孟子》卷五，滕文公章句上。
［8］ 参见张光直《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载《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
［9］ 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汉代学术史略》附录，东方出版社，1996。
［10］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1］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太宗贞观七年，中华书局，1982。
［12］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中华书局，1982。
［13］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太宗贞观十七年，中华书局，1982。
［14］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5］ 宋濂《元史·地理志》卷五九，中华书局，1976，第1400页。
［16］ 赵尔巽等《清史稿·地理志》卷五四，中华书局，1977，第1891页。
［17］ 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苏天爵编《元文类》卷五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8］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中华书局，1985—1987。
［19］ 程钜夫《雪楼集》卷十《奏议·学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 彭大雅撰、徐霆疏证《黑鞑事略》，《丛书集成》初编本。
［22］ 据郭成康、林铁钧《清代文字狱》统计，群众出版社，1990。
［23］ 详见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24］ 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
［25］ 《清世祖实录》卷一七，中华书局，1985—1987。
［26］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四，“哀帝”，中华书局，1975。
［27］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八，“五代”上，中华书局，1975。
［28］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九，“道宗天福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9］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八，“耶律楚材”条，中华书局，1997。
［30］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六引《金虏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1］ 脱脱《金史》卷一二五，列传第六十三，文艺上，中华书局，1975。
［32］ 元朝后期镇江路所辖一司三县，即住有非汉族的外来侨寓人口一百七十余户，其中包括蒙古29户，畏兀儿14户，回回59户，也里可温（指外来的基督徒）23户，河西（党项）3户，契丹21户，女真25户。《至顺镇江志》卷三《户口·侨寓》，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90—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