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是人类用以记载和传承信息、知识与文明的载体。在我国悠久辉煌的古代文明中，书籍产生的时代很早，有漫长的发展历史。不同时期的书籍，由于所用材料及样式的不同，形成各异的书籍制度。概括而言，我国古代书籍制度主要分为三大类，即简牍制度、卷轴制度和册页（叶）制度。至于商周的甲骨刻辞、铜器铭文及后来的碑石刻文，也有学者认为可以列入古代书籍之列。不过甲骨刻辞和铜器铭文一般都有特定的内容和用途，大多不以广泛传播文化知识为目的，而属于文献档案之类；碑石虽有铭刻古代典籍或诗文的，但毕竟是特殊的形式。因此，这几种写刻载体在书籍制度上不具有典型性，这里姑且略而不论。
第一节
简牍制度
一、简牍的起源和历史
简，指竹木制成的简册；牍，指木制的版牍。竹木由于遍地生长、物丰价廉，是我国最早使用的书籍材料之一。用竹木制成的简册，从古文字学和历史文献考察，可以推断至迟在商代就已出现。商代甲骨文中有“册”字，也有“典”字。“册”写作“”、“”、“”等，均象竹木简编连之形；“典”则写作“”、“”等。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引庄都说：“典，大册也。”今人认为象以手捧册置于架上。从甲骨文还知道，商代已把史官称为“作册”，这与我国早期文献《尚书》中的“王命作册”、［1］“命作册度”等语适相印证。［2］《尚书·多士》篇还明确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些都可视为商代已使用简册的有力佐证。至于版牍，文献记载周代已使用。《周礼·司书》说：“掌邦人之版。”《司民》说：“掌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等等。不过，可能由于年代久远、朽蠹殆尽的原因，在考古发掘中，至今没有发现商周时期的简牍实物。
不过，商周的简牍典册，最初还不等同于后世的书籍。因为最早的典册都是史官的著作，内容大多是记录统治者的言行，目的是为统治者提供参考。加之春秋以前，史官垄断了著作权和典藏权，这些典册不是一般人所能见到的，因此基本属于文书档案性质。另外，西周至春秋时，还产生了许多诗歌作品，收集起来以配合舞乐，就成为后来的《诗经》；用蓍草占卜的卦辞、爻辞，收集起来以判吉凶，就成为后来的《周易》；贵族之间通行的礼仪，收集起来以节制行止，就成为后来的《仪礼》，等等。这些资料的收集整理者本是贵族中有文化的“祝”、“史”之流，写于典册后也由他们掌握，一般人同样不能见到，所以最初也都属文书档案性质。
春秋后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文化开始从祝史的手中下移到民间。儒家创始人孔子，以个人身份整理修订六经，并用以在民间传播知识文化。这样，《书》、《诗》、《易》、《礼》、《乐》、《春秋》之类，就成了传授文化知识的教科书，正式变成了供人阅读的图书。此时个人著述也大量出现，到战国时期，不同学派、不同思想的人们纷纷著书立说，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此时，书籍作为思想文化的载体，无论从内容到形式，还是从数量到质量都有了一个划时代的发展。
春秋战国以前的书籍，大多写在简册上，也有的写在缣帛上。简册与帛书，甚至与后来的纸书，在行用的时间上有或长或短的交叉重叠时期。据现有资料，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丝质的缣帛就已被用作书写材料，不过由于价格昂贵，在行用上始终未能独占一个时代（详见“卷轴制度”一节）。两汉时期虽然发明了纸，但直到东晋，官府公文、户口黄籍等还常用简牍书写，以示庄重。唐徐坚《初学记》卷二一引《桓玄伪事》说：“古无帋（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桓玄（369—404）在东晋末年曾代晋称帝，可见在此之后，简牍才基本为纸所代替。
如果从商代开始算起，直至公元四五世纪，竹木简册的使用，至少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二、简牍的形制
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和马衡二先生先后撰写了《简牍检署考》、《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两文，对简牍和帛书的形制多所论证。由于此后，特别是近些年来简牍实物的不断发现，王、马两先生的考证大多得到了证明，而其中的小疵微瑕，也有了补正的依据。
简牍形制的书，固然主要以竹木为载体，但有时也用玉石。1965年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侯马市秦村以西，发现了几百个晋国盟誓遗址，共出土盟书五千多件，文字可辨识的有六百多件，大多是春秋时晋国的盟誓公约，这就是著名的“侯马盟书”。这些盟书写在玉石片上，形状类似圭、璋，也颇似简片，大多用朱笔写成，少数则为墨书。近年来在河南辉县，还曾出土50枚一束尚未写字的玉简。
用竹制简，首先须将竹竿截成段、劈成竹片，然后刮削修治成狭长条的简片，亦即古书中所谓“截竹为筒，破以为牒”［3］。简原有青皮的一面称为“篾青”，另一面称为“篾黄”，文字一般写在“篾黄”的一面。新竹水分多，易朽烂变形，所以还必须烘干水分，这叫“汗青”、“汗简”，也叫“杀青”。东汉应劭《风俗通》说：“刘向《别录》云，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亦治也。”［4］“杀青”后的简，就可用来写字了，所以后人常用作书籍的代称，南宋文天祥就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5］后来人们写定书稿，也称为“杀青”。在干燥少竹之地，人们也常用木材制简。19世纪末以来，曾在新疆南部、甘肃敦煌以及古居延等地多次发现西汉至东晋时期的木简。这些木简所用树材，多半是白杨木、柳木、松木，因其色白、质软，易于吸收墨汁。制作方法大体与竹简相似。
竹木简上的文字，通常是先将空白简编连成册，然后书写。《后汉书·周磐传》就说：“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已经发现的竹木简册，许多编绳虽已朽坏，但编痕处常留有空白，正是书写时避开编绳的结果。当然也有的简册是先写好后编的，所以简上的编绳有时盖过了文字，如《永元兵器簿》。
竹木简上的文字，过去传说是用漆书写的，但目前出土的简册上的文字，几乎都是用毛笔蘸上墨汁书写的。随同简册，人们还发现过战国、秦及汉代的毛笔、墨、砚等文具，这就更加有力地证明所谓漆书写简，恐怕是一种误传。过去还传说用刀在简上刻字，其实也是误传。在发现战国毛笔的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曾发现铜锯、锛、刀、削等物；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随同笔、砚、墨等也曾出土青铜削刀。但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些都不是用来刻字的。铜锯、锛、刀等，是用来砍削制作简牍的，至于“削”或“削刀”，古称“书刀”，则是删改文字时所用。汉代刘熙《释名·释兵》说：“书刀，给书简札有所刊削之刀也。”所谓“刊削”，指简上文字如果需要纠正或改动时，用书刀把原字刮削除去，再补写新字。所以《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唐人颜师古解释说：“削者，谓有所删去，以刀削简牍也；笔者，谓有所增益，以笔就而书之。”［11］
每根简上的文字，多少没有一定。大多数只写一行字，也有写两行、三行的；少的只有几个、甚至一二个字，多的则有数十字。如甘肃武威出土的木简，一般有60—80字。文字的书写格式，有的上下两端留有空白，如同后代书籍的天头地脚；有的则自上而下写满文字，两端不留余地；有的一根简上下分为数栏书写，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51枚简均分上下5栏书写。此外还有图、表格等形式。［12］
简册的长度，王国维和马衡根据文献资料的记载，认为视书籍的性质、内容有所区别：依照汉尺的长度，战国两汉的简最长为二尺四寸（约55厘米多），用以写六经及传注、国史、礼书、法令，即《说文》所说的“大册”之“典”；其次为一尺二寸（约27厘米多），用以写《孝经》等书；最短的八寸（约18.5厘米），用以写《论语》及其他诸子、传记书籍。所以东汉王充的《论衡·量知》篇说：“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因为战国尺制，有一种相当汉尺八寸，所以汉尺的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分别相当于战国尺制的三尺、一尺半和一尺，所以“二尺四寸之律”，汉人或称为“三尺法”、“三尺律令”；［13］而八寸之“诸子短书”，也有被称为“尺籍短书”的。［14］
版牍是与简册形制不同的书写材料，由长方形木板制成，两面削治平滑以供书写，文献中称为“版”（也写作“板”），或称为“牍”。《论衡·量知》说：“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另有一种三尺（指汉尺）长牍，也称为“椠”。《释名·释书契》说：“椠，板之长三尺者也。椠，渐也，言其渐渐然长也。”与版牍类似的书写材料，文献中还常提及“方”。《仪礼·聘礼》说：“书帽于方。”《周礼·秋官·硩蔟氏》说：“以方书十日之号。”等等。过去以为“方”就是版牍，东汉郑玄注《既夕礼》就说：“方，版也。”但据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的《司空》说：“令县及都官取柳及木楘（柔）可用书者，方之以书；毋（无）方者乃用版。”［17］似乎与“版”的形制有所不同。《史记·酷吏列传》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说：“觚，方。”所谓“觚”，则是一种方柱或三棱形的木制书写材料。
古时臣子在朝向天子奏禀事由，为了简洁明了及防止遗忘，常写在一块比牍狭小的长方形小木板上，持在手中，汉人称为“奏”或“奏牍”。《释名·释书契》说：“奏，邹也，狭小之言也。”后世则常用玉石或象牙制成，其形略曲，两端稍窄，称为“笏版”，但并不在上面记事，逐渐演化为一种朝政装饰物。
三、简牍制度的影响
简牍制度是我国最早的书籍制度，对后来书籍形制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简册形制的书，其编连长度要视书籍内容的长短而定。但如果太长，抄写、阅读和收藏都不方便，因此就需要分成若干“篇”。每一篇往往是由若干枚简编成的一册，然后合数篇为一书，如《论语》20篇、《孟子》七篇等。《汉书·艺文志》著录图书，“篇”与“卷”同时使用。“卷”指卷轴形制的帛书，“篇”即指简册形制的图书。简册之“篇”，内容上或是一意相贯，或是以类相从，大多自成段落，这正是后世书籍文章分“篇”的由来。同样，后世的长篇巨帙往往分成若干册，也正肇始于简册各篇之“册”。
古代的书籍，许多本无书名和篇名，或者有篇名而无书名，出土实物多有所见。如果书名、篇名都有，简册中往往是篇名（小题）在上，书名（大题）在下。这种方式，早期古籍中还采用，后来则改为大题在上、小题在下了。考古资料中还发现这样的情况：全书书名写在最末一简的背面，如睡虎地秦简《封诊式》，这在后世书籍中很少见到。简册的篇名书写格式，考古发现有多种，其中对后来书籍形式影响较大的有：
1．篇名单独写在篇首第一简的正面，正文从第二根简开始书写。这种篇名在正文之前的格式，后来成为书籍的通用格式。
2．篇名写在篇首第一枚简的背面，正面书写正文。这种格式与简册的收藏方式有关。简册书写完毕，往往是卷成一束放置。卷的方向是由左到右，这样，写在篇首第一简背面的篇名就正好显露在外，方便查阅。这与后来书籍都要在外封面上写或印上书名，作用是一样的。由简册的卷起收藏，还令人想到，后来卷轴制的帛书及纸卷所以卷起收藏，固然与其质地柔软、便于卷舒的性质有关，但恐怕最早也是受了简册卷束收藏方式的启发。
3．简册的开头两根简不写正文，篇名有时写在其中一简的背面，作用与上述第2种相同；有时也写在空白简之后、正文的前边。这篇首的两根空白简，称为“赘简”，作用是保护后简少受磨损。后来的帛书、纸卷，前面也都留有空白，以免后边的文字部分受损，显然是沿袭简册的遗风。再后来册页制的书籍，封面及封底内往往留有一页至几页的空白护纸，称为“护页”或“副页”，也正是这种遗风的一脉相承。
4．篇名写在篇末最后一简的文字结束处，或是写在最后一简的背面。这种篇名在正文后的格式，在《诗经》、《礼记》等多种古籍的早期版本中常见，但后代版式则很少见到。如《礼记·乐记》，据《史记·乐书》及唐张守节的《正义》，原本有多项小题，今天的通行本（如《十三经注疏》本）中大多不存，但《子贡问乐》一篇的篇题尚在，而且正在篇末，从中可窥知古书旧貌。
简牍制书籍的篇名，除了在简册中标明外，还有另外集中写在木牍上的。这种篇题木牍，近年来时有发现。如银雀山一号汉墓，随同简册一起出土的还有木牍和木牍残片，经缀合以后的五件木牍，都记载着与汉简相应的书籍篇名及篇数，其中包括《孙子兵法》和《守法守令十三篇》的篇题木牍。因为二号木牍的中腰两侧各刻有小缺口，以便系绳，而木腰中也留有清晰的系绳痕迹，可见这些篇题木牍，原本是附系于卷起的简册外部的，作用相当于简册书题的目录。［18］后世书籍，正文之外莫不有目录或总目，追始溯源，简牍制时就已发端了。
用许多简编连成册，书写文字也就有了天然的界栏，可以保持整齐、清晰。后来的帛书、纸卷，大都画出界栏，以便使文字整齐和美观，帛书中还有用丝织出界栏的。后来雕版印刷的册页制书籍，也莫不有界栏，这应当也与简册的形制有某种联系。
最后还应注意的，是简牍制度对书籍、文章内容方面的影响。因为简册总是用各种编绳编连，翻阅日久，再结实的编绳，也不免散断，所以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编绳一旦散断，原简的排列顺序极易混乱，甚至还有可能造成简数的脱损，这样，书籍或文章的内容也就会颠倒错乱或者缺失。因此简牍形制的书籍，“脱简”或“错简”的情况经常出现。如果一部书的乱简再和别种书简混在一起，清理辨识起来就更为困难。《汉书·艺文志》就说：“刘向以中古文（《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所以在今日的考古发掘中，辨别散乱的简册顺序、正确排出书籍文章的前后内容，是件极为繁难的工作。早期简牍制书籍的一些“脱简”和“错简”情况，在后来书籍形制发生变化时，因为无由纠正，往往依旧流传下来。其后虽经历代文人学者的研究、校正，但仍有一些存在于流传至今的古书中。或是还没被发现，或是虽有觉察但无从校正，因而带来人们阅读和理解上的困难。所以可以说，简牍制度对书籍内容的影响，直至今日也还没有完全消失。
第二节
卷轴制度
卷轴制度书籍，包括帛书和纸卷书两种形式，它们有共同之处，也有各自的特点。
一、帛书的起源和历史
帛书是写在缣帛等丝织品上的书籍或文章。丝织品的发明和加工，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技术成分，因此帛书的出现，或许晚于简册。简册虽是简便易得的书籍材料，而且在很长时期内广泛使用，但有不少缺陷。除了因编绳散断，容易导致“脱简”、“错简”外，编连成长册后，因为体大质重时常不便阅读和携带。例如战国学者惠施，就曾经用五辆车来运载笨重的书籍，这就是成语“学富五车”的来历。［19］此外据说秦始皇每天批阅公文，“至以衡石（120斤）量书”［20］；西汉东方朔上书，用奏牍三千，汉武帝让两个壮汉尽力持举，从上方阅读，“二月乃尽”［21］。相比之下，丝织品的帛书有不少优点：缣帛质地柔韧，吸墨性强，既便于书写，又可随意卷舒，阅读和收藏都比较方便；帛书的分量很轻，携带方便；帛书的篇幅宽长，书写时可据书籍内容长短裁剪，又不会有简册散断错乱的毛病，等等。因此，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人用缣帛写书，并在很长时期内与简牍并用。
养蚕织丝，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发明，因此用丝织品作为书写材料，也应是我国首创。但帛书究竟起源于何时，由于资料和实物的匮乏，目前尚难确考。不过，至迟在春秋战国文献中，已时常可见关于帛书的记述。如《论语·卫灵公》说：“子张书于绅。”“绅”，《说文》说是“大带”，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是下垂的带，总之是一种丝织品。《墨子·明鬼》篇说：“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韩非子·安危》篇也说：“先王寄理于竹帛。”《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说得更为明确：“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于策，通之诸侯。”如果其言可信，那么在公元前7世纪的齐桓公时代，就有帛书了。所以王国维认为，“则以帛写书至迟亦当在周季”［22］。
由于丝织品比竹木更易朽坏，目前考古发现的帛书，大多出于汉代，先秦的较少。闻名于世的，有1949年前在湖南长沙子弹库发现的画有十二神像的楚帛书，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973—1974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现了帛书“篆书阴阳五行”，上有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的记载，所以也很有可能写于秦统一前夕。此外还发现两件楚帛画。［23］
魏晋以来，纸虽已普及，但缣帛仍然常用为书写材料。而且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用纸不及用帛高贵、郑重，即所谓“素贵纸贱”。《北堂书钞》卷一〇四引崔瑗《与葛元甫书》就说：“今遗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裴松之《三国志注》引胡冲《吴历》也说：“帝（魏文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西晋的荀勗著《中经新簿》，著录图书29944卷，“盛以缥囊，书用缃素”［29］。直到唐代，仍有人用缣帛写书。雕版印刷发明以后，丝织品一般不再用作书籍材料，但封建皇帝的诏书、圣谕及画家作画，也还常用缣帛。直到今天，绢帛仍然常用于书法或绘画。
总起来说，从现有资料和实物考察，至少春秋以降就已开始用缣帛写书和绘画，秦汉以来更是普遍行用。但由于丝织品价格昂贵，不能像竹木及纸那样广泛普及，所以帛书始终未有一个独立使用阶段。它的前期伴随着竹木简册的盛行，后期则因为纸书的兴起而衰落，从公元前8—前7世纪到公元后3—4世纪，作为书籍的书写材料，大约也有一千多年的时间。
二、帛书的形制
我国早在商及西周时代，养蚕业就已相当发达了，因此丝织品的种类繁多，用途也越来越广。在《说文》中，丝织品就有缯、绢、绮、缣、绨、纨、、素、练、缥、缙、锖、缇、缲、缁、帛等数十种名称。而据清人汪士锦《释帛》统计，古代的丝织品有六十多种。这其中，可供书写的主要有以下数种。
“帛”字始见于甲骨文，是一般丝织品的通称。“素”是由生丝制成的白帛，不经漂染，平实无华，便于书写，也常用作书写用缣帛的统称。“绢”是用生丝织成，轻薄如纱，不仅常用于书写，还常用于绘画。与“绢”类似的还有“缯”，也是生丝织成的，轻柔洁白。“绨”可能是野蚕丝的织品，厚而暗，但较其他缣帛经久耐用。“缣”则是用双丝织成，色黄。《释名·释采帛》解释其得名由来时说：“其丝细致数兼于绢，染兼五色，细致不漏水也。”其价格远较普通的素昂贵。20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在所盗敦煌缣帛残卷上，就发现有用“缣”字标明织品种类的。此外，“缣帛”也是书写所用丝织品的通称。
古代织成下机的丝帛，成品长度不一，一般说来，标准尺度是40尺。用作书写材料时，可根据抄写内容的长短缝接或剪裁。唐人徐坚《初学记》卷二一就说：“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截之”。所以帛书的长度，短的有一尺至数尺，长的则有数丈，因此东汉董卓的官兵才会用来做滕囊或帷盖。考古发现的帛书也是长短不一，如长沙子弹库的十二神像帛书长38.7厘米，帛画长37.5厘米；陈家大山帛画长31厘米；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长约192厘米等等。
帛书的宽度，古籍记载以一尺为常制，但从考古实物看，有时也并不一致。马王堆帛书，有一种是用整幅的帛来书写的，宽约48厘米，如《老子》等；另一种则用半幅的帛来书写，宽约24厘米，如《周易》、《战国纵横家书》等；［30］子弹库的帛书、帛画分别宽47厘米和28厘米；陈家大山帛画宽22.5厘米。20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东汉初年缣帛书信，一件约9厘米见方，另一件长15厘米，宽6.5厘米，可见帛书的宽度也是经常根据需要来裁截的。
缣帛的质地柔韧，可以随意折叠或卷舒，所以早期的收藏方式是折叠与卷束并用。如子弹库十二神像帛书，就是经过8次折叠，然后放在一个竹匣中；［31］马王堆帛书中，用整幅帛写成的，也是折叠成长方形，再放在一个漆盒下层的格子里；而用半幅帛写成的，则用一长方形木片为轴，卷成一卷。［32］折叠收藏的帛书，天长日久，折叠处难免破损断裂，所以后来的帛书，大多采用卷束收藏的方式。一部书可以卷成一卷或几卷，所以后来“卷”就成为计算书籍篇幅的单位，一直沿用到今日。不过，古时所说的“卷”，最早指一册，今日也还有这种用法，如《马克思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等，一卷就是一册。但在一般古籍中，卷的篇幅往往比册小，一册中常有若干卷。
帛书的卷束，形式与简册有所不同。帛书与后来的纸卷，质软而薄，卷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轴，粘连在卷子的末端，以此为中心，从左向右卷。而竹木的简册，质硬且厚，最末一根简就起着轴的作用，无须另外用轴，这就是卷轴形制书籍之所以不包括简册的原因之一。卷轴制书籍所用的轴，要比卷子的宽幅稍长，卷起之后两头在外。其质料早期不过是竹木片，后来通用漆木。皇帝及王公贵族，常用贵重的质料制轴，如琉璃、象牙、玳瑁、珊瑚、黄金等。如南朝宋明帝所藏二王法书，就分别用珊瑚轴、玳瑁轴、金轴装帧；［33］而隋炀帝秘阁之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34］。除卷、轴之外，据古籍记载，卷轴制的帛书及纸卷，还有褾（包首）、带、帙（袠）、牙签等附属品，以便保护书籍或便于查阅。但今日发现的秦汉帛书中却很少见到这类物品。它们很可能是草创于帛书卷轴，而大备于纸书卷子，所以我们放在下面“纸卷的形制”中一并说明。
三、纸的发明和使用
简牍笨重，缣帛昂贵，作为书籍的书写材料，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经过长期不懈的实践和探索，终于在世界上最早发明了轻薄便用、价廉物美，足可以取代竹木和缣帛的书写材料，这就是纸。
提起纸的发明，我们自然会想到东汉蔡伦造纸的故事。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宦者传》中的《蔡伦传》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在东汉刘珍等人的《东观汉记》、晋张华的《博物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因此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纸是东汉蔡伦发明的。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
在谈到纸的发明时，首先应该明确，“纸”的概念内涵是不断发展的，曾经发生过重大变化。我们今天所说的纸，通常用植物纤维造成，而东汉以前文献中提到的“纸”，许多时候是指动物纤维的丝绵纸，在质地上与缣帛相同，所以上引《后汉书》蔡伦本传才会说：“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这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也可以得到证实。《说文》解释“纸”的本义是：“絮一苫也，从纟，氏声。”这是因为古人制作丝绵冬衣时，要把煮过的蚕茧放在席箔上浸入水中，然后反复捶打，使蚕茧铺开成为丝绵。当把丝绵取下后，席箔上就会留有薄薄的一层残存的丝絮，将其晒干后揭下，就成为类似后世纸那样的轻薄丝絮片。古人常用来包裹东西，后来又发现可以在上面写字。这就是许慎所谓“絮一苫也”的内涵，也是其字形“从纟，氏声”的由来。在《汉书·外戚传下》中，还提到一种可以用来写字的纸叫做“赫蹄”（xiti）。东汉学者应劭说：“赫蹄，薄小纸也。”孟康进一步解释说：“‘蹄’犹‘地’也，染纸素令赤而书之，若今黄纸也。”［35］“素”本指白色生绢，“纸素”即指白色的丝絮片，孟康的意思是说，把前面提到的那种白色的轻薄丝絮片染成红色，就叫“赫蹄”了。上述这些文献资料告诉我们，在东汉蔡伦之前，当时所谓“纸”，时常是丝绵质地的，而且是在漂丝制衣过程中无意发现的一种副产品。
东汉以后，造纸所用的原料种类不断增多：魏晋除麻类外，还用藤类植物；隋唐以后又用桑、枸（即楮）等；元代已多用竹类原料；明清以后，竹纸原料中又掺入了禾草类纤维。纸的产量、质量也日渐提高，并且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虽然东汉至魏晋，人们受“素贵纸贱”传统习惯的影响，认为用纸写书是种不敬，但植物纤维纸毕竟价廉而物美，在经济规律的支配下，仍然迅速传播于各地。所以魏晋以后（3—4世纪），纸的使用便逐渐取代了竹简，并把缣帛排挤到附庸地位，王公贵族之家，也开始用纸写书了。据说西晋时，左思构思十年，写成《三都赋》，“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39］。陈寿写成《三国志》后，晋惠帝也曾“诏河南尹华澹下洛阳令张泓遣吏赍纸笔，就寿门下写取《三国志》”［40］。1924年，在新疆鄯善县就曾出土一份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后被英国人盗往国外。1965年，在新疆吐鲁番一座佛塔遗址中，又发现一份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内容是《孙权传》，存40行，五百多字。据考证，这两份抄本正是在西晋陈寿《三国志》成书不久抄写的，时间在3—4世纪。这可以算是我国现在可见的最早的纸本书籍了。
总而言之，西汉时期我国已发明了植物纤维纸，经过东汉蔡伦的改进提高，开始广泛用作书写材料。但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直至魏晋，社会上仍然是纸书与简册、帛书并行。东晋末年，纸开始取代简册；魏晋以后，王公贵族也开始用纸写书，此后纸书抄卷独盛。唐代发明雕版印刷以后，纸更成为唯一的书籍印刷材料，一直使用至今。也就是说，纸从发明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四、纸卷的形制
纸卷的形制初期是沿袭帛书卷轴，古代文献的记载和敦煌卷子等实物都证明了这一点。到了后期开始向册页制转化，演进为独特的形制，如经折装和旋风装。
纸卷如同帛书卷轴，以轴为中心，从左向右卷束。纸卷一般由多张纸连接而成。古纸的长度往往有一定标准。汉纸每张大约是汉尺一尺（0.231米）。晋纸的规格，宋人赵希鹄说：“高一尺许，而长尺有半。”［41］敦煌卷子纸一般宽30厘米左右，比晋纸略宽；长度大致是41—48厘米，约等于汉尺二尺，与古人所说二尺之纸用以抄书之语大致相符。古书篇幅较长需要多张纸连接时，或用糨糊粘连，有的还用烙铁烫熨，经久不散。如敦煌卷子，虽然有不少断烂，但连接之处却少有脱落。纸卷的连接处有时钤印或署名，称为印缝、押缝、款缝等。连接以后的卷子，长度通常有9—10米，甚至数十米。每一卷是一个单位，一本书可以由一卷或几卷组成。
为了使字体整齐美观，写书纸上一般要画出界栏。四周的叫“边”或“阑”（也写作“栏”），各行字之间的直行叫“界”。唐人称之为“边准”，宋人称为“解行”。后人也有采用帛书中的名称，称为“乌丝栏”、“朱丝栏”。纸卷各行的字数也不固定，从实物看，十几字到几十字的都有。卷子一般是一面写，也有两面都写字的，如敦煌卷子里，经书的注疏往往抄在背面，叫“背书”。
古书的注解也有的并不写在背面，而是写在别处。写在正面天头上的，叫做“眉批”；写在正文行间，叫“夹注”。这种写在正文行间的夹注，为了与正文有所区别，有多种样式：或者用大小两种字体分别书写，正文用单行大字，注解用双行小字；或者正文顶格写，注解低一二格写；或者注文仍作单行，但字体略小，写在正文的下面。这后一种方法，抄书者一不小心，往往会使古书的注解与正文混淆，产生类似“错简”的错误。六朝以来还出现用朱、墨两种颜色写成的卷子：正文用朱笔写，注解用墨笔写，这是后代套色印刷的先驱。
纸卷的抄写格式沿袭帛书而更趋周密。开首往往也空两行，以示“赘简”，然后写篇名、书名，一般也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但唐代已有改为先写大题，后写小题的。篇名、书名后，写著作人姓名，有时写上职衔。全篇之后写本篇或本章的名称、次第，有时还写上抄写人姓名及年月日。卷子的末端常空数行，以备写书人将抄书的缘由、经过、感想等等写出来，这就是“题记”，后世书籍的跋尾发端于此。在敦煌卷子里，有的卷末除抄写者、年月日外，还注明校注者、审定者、装帧者姓名及用纸数量等。
在古代文献中，时常见到用“黄纸”写书的记载，这在前文所引文献中已有所见。北宋宋祁《宋景文公笔记》“释俗”条说：“古人写书，尽用黄纸，故谓之‘黄卷’。”这种“黄纸”是用黄檗（柏）汁染过的，颜色发黄，以防虫蛀，在造纸技术上称为“入黄（也写作‘入潢’）”或“染黄”。我国很早就使用药物以保护书籍纸张，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有“染潢及治书法”一节，详细叙述了用黄檗汁染书的方法。［42］从现存古本抄卷看，不少尽管已经破损断烂，但很少有蛀蚀的现象，可见这种防蛀法是行之有效的。
纸卷写错了字，自然不能像简册那样刮削修改，古人或用纸贴，或用粉涂，效果都不理想，于是有人发明用雌黄来涂改。雌黄又名鸡冠石，可用作绘画颜料，用来涂抹错字，不仅颜色与黄纸相仿，而且“一漫即灭，仍久而不脱”［43］。这种涂改法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已采用了，贾思勰《齐民要术》在“染潢及治书法”后，又有“雌黄治书法”一节；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也有“以雌黄改‘宵’为‘肎’”的记载。所以后人讥讽那些信口开河或妄加评论者为“信口雌黄”。
五、卷轴形制的演进——由卷轴到折叠
经折装的书籍不用拉开和卷起，可以随时翻阅，比卷轴方便得多，这是书籍形制的一大进步，也是由卷轴到册页的过渡形式。但经折装的书籍厚厚一叠，阅读时容易散开而成为长长的纸条，于是又有人将一张大纸对折，作为书皮，再把经折装书籍的首页和末页都粘连在书皮内，读时就不会散开了。用这种方法装成的书籍，从第一页可以翻到最后一页，还可再回翻到第一页，回旋往复，不会间断；而且迅急如风，所以称为“旋风装”，它是经折装的改进型。
经折装和旋风装大约出现于唐代后期，一直沿用到北宋。由于它们都是折叠的形式，折叠后的长方形状如同一片片树叶，所以又称为“叶子”或“叶”；折叠以后成为厚厚的一册，所以也称为“册”或“册子”（“册”又写作“策”）。北宋欧阳修在《归田录》卷二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彩选》之类是也。”南宋程大昌也说：“古书不以简策，缣帛皆为卷轴，至唐始为叶子。”［44］南宋侯延庆还提到，北宋哲宗时，苏轼所上奏章，哲宗以一“旋风册子”“手自录次”［45］。折叠形制的书籍启发了后来的散页装订，形式上也有些相像，所以书籍的册页形制，实质以经折装、旋风装为开端。“叶”、“册”这些术语，后来散页装订时依然沿用，不过“叶”字大多改写为“页”，意义上也由像树叶转变为单页、一页了。
第三节
册页（叶）制度
卷轴制度到唐代发展至顶峰，唐代后期开始演进到折叠式样，此后又逐渐发展为册页制度，这与雕版印刷的发明和普及具有密切的关系。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不仅大大提高了书籍的复制速度，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而且对书籍制度的发展，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要了解册页制度就不能不了解雕版印刷。
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印刷术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英国李约瑟在其名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我以为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没有比纸和印刷的发展更重要的了。”［46］然而我国雕版印刷术究竟发明于何时，自古至今却有着多种不同的说法。1958年，张秀民先生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列举了古今中外五六十家的说法，并将其归纳起来，分为七种，即汉朝说、东晋说、六朝说、隋朝说、唐朝说、五代说、北宋说。1989年，张先生的续作《中国印刷史》一书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两部著作中，张先生均认为：“汉朝说、东晋说、六朝说，未免过早，北宋说又太晚，均不能成立。清代流行的五代说，已为敦煌发现的唐咸通本《金刚经》等实物所推翻。隋朝说因为误解文献，信者已不多，剩下的只有唐朝了。”［47］然而唐朝有将近三百年的历史（618—907），通常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对此，张先生力主“七世纪唐初贞观说”。
张秀民先生之所以赞同“贞观说”，主要的文献依据有两条。其中之一是明代史学家邵经邦《弘简录》卷四十六的记载：“太宗后长孙氏，洛阳人……遂崩，年三十六。上为之恸。及宫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采古妇人善事……帝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文中所谓“梓行”，如同后世常用的“刻梓”等语，都是指雕版印刷，这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不过此条资料出自八九百年之后的明人之手，又没有说明来源或依据，后人存疑者不少。不过张先生所举的另一条资料则有相当的可信度，这就是唐人冯贽《云仙散录》卷五引《僧园逸录》里的一段话：“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唐代高僧玄奘于太宗贞观初年西游印度，贞观十九年（645）返国，其事迹可谓家喻户晓。这条资料不仅是唐人记唐事，而且可以在玄奘本人所著的《大唐西域记》卷十、玄奘弟子彦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略晚于玄奘的法藏（643—712）《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一和《华严经探玄记》卷二等文献中找到有力的旁证，［48］因此颇具说服力。
近年来，萧东发教授更是大力主张“雕版印刷术发明于隋代”的意见。他认为：“在肯定我国唐代初年已有雕版印刷品流行的前提下，亦不能完全否认隋代出现雕版印刷术的可能。尽管目前还缺乏有力的实物遗存和文献的佐证，但有理由认为由捶拓和印章的结合，向印刷的过渡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将印刷术起源时间确定在590—640年之间，是有根据的。印刷术起源于中国，时间是在6—7世纪，应该成为共识。”［51］这里所说的根据，除了认为当时的社会需要、物质基础和技术手段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创造了必备的条件外，比较直接的主要是两条。一条出自于文献记载，即隋费长房（557—601）《历代三宝记》卷十二所引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49）十二月八日的诏令，其中说：“废像遗经，悉令雕撰。”虽然其中所说的“雕”究竟是指雕塑还是雕版，至今仍有不同的意见，但毕竟有指雕版刻印的可能。正是出自这样的理解，自明至清，陆深、胡应麟、方以智、高士奇、陆凤藻等人都赞同雕版印刷肇始于隋代的意见。另一条可算实物旁证，这就是冯鹏生先生在《中国木版水印概说》中提到的隋大业三年（607）《敦煌隋木刻加彩佛像》。对于此图是否木刻印品，虽然也有学者提出质疑，但经我国当代水印大家王荣麟、孙树梅等鉴定，认为“属雕版无疑”［52］。
二、册页（叶）制度的诞生与发展
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书籍开始还是沿用传统的卷轴形制，至唐代中后期出现了经折装和旋风装，这在前文已经提及。所以早期的雕版印刷书籍，不像后世那样单独成页，而是用比后代书版长而窄的长条形木版来刻字印刷，然后把印好的印张粘连起来，再卷成卷子或折叠成经折装、旋风装。折叠形制的书籍，阅读或查检虽比卷轴方便，但折叠处容易断裂，断裂后整册书就变成了一张张的散叶。于是有人想到，既然卷轴和折叠形制的书籍本来就是由一张张的印张连接而成，为什么不可以直接用印张来装订呢？大约从五代时期开始，人们便开始采用散叶装订的形式了，首先是蝴蝶装，后来改用包背装，最后是线装。蝴蝶装出现以后的散叶装订书籍，彻底改变了延续一千多年的卷子式样，是我国书籍制度上的又一次革命。虽然后经不断地改进和革新，但散页装订的基本方法，可以说一直沿用到今天。
1．散页上的名词术语
书籍采用散页装订法后，刻字版片的式样也随之变化，不仅由原先的长条形变为长方形，还有一套相应的版式，出现了一些专门术语。
版面的四周由线条拼连而成“版框”，拼成版框的线条叫“边阑”、“阑线”，也省称为“边”、“阑”（“阑”又写作“栏”）。版框上方的边阑叫“上阑”，下方的叫“下阑”，左右两边的叫“左右阑”。边阑有单、双之不同。只有一条线的称“单边”或“单阑”，一般用粗线条。如果在粗线条内侧加上一条细线，就构成“双边”，也叫“双阑”。雕版印刷的古籍，版框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一般没有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
版框内，用直线自右至左划分为行，称“界行”或“界格”。正中的一行叫“版心”或“中缝”，不刻正文，有时刻上书名、篇名、卷数、页码、本页字数、刻工姓名等等。蝴蝶装以后的书籍，版心上往往有鱼尾形的花纹，鱼尾交叉之处，正当版面的中心，可作为书页对折的标准点。鱼尾如果是全黑的，称“黑鱼尾”；白色的称“白鱼尾”，白鱼尾上加各种花纹，是“花鱼尾”。版心上有时只刻一个鱼尾，叫“单鱼尾”，上下各刻一个鱼尾，称“双鱼尾”，在上的叫“上鱼尾”，在下的叫“下鱼尾”。也有的版心上不刻鱼尾，只有上下两道横线，甚至有连横线也不用的。
古籍采用包背装和线装时，一张散叶沿中缝对折，使两个半页的背面相合，有文字的一面露在外面，这时对折的中缝处在书籍开合的一边，因此也称“书口”。为了折叠整齐，有时书口在上鱼尾之上、下鱼尾之下各印一条黑直线，这是版心线。每页的版心合在一起，从书口上看是黑色的，叫做“黑口”。不印版心线的称“白口”。黑线宽粗的称“大黑口”或“粗黑口”，细窄的称“小黑口”或“细黑口”。因为鱼尾和黑色的版心线通连，对折起来后，从侧旁看去有些像长鼻大象的头部，所以又称“象鼻”。
蝴蝶装时期的书籍，有时左阑外上方刻一个小小的长方格，内刻篇名或篇名省称，叫做“书耳”。这是因为蝴蝶装书籍每页是沿中缝将有文字的一面对折，背面空白处在外，装订时每页的版心在书背一侧，而左右阑线在开合的书口一侧，这样，左阑外有篇名书耳，可以方便查阅。到了包背装和线装，版心转到了书口一侧，并且时常刻有书名、篇名，这样，书耳的提示、查阅功能消失，也就很少用了。
有些书籍在目录后或卷末空白处刻有“牌记”，也叫“书牌”或“木记”。内容一般是说明刻书人、刻书时间、地点、所据版本等等。牌记的外形多样，一般是长方框，坊刻本的牌记则往往搞得比较花哨，有的还加上几句广告式的宣传文字，以招徕顾客。
上述刻本书籍版面的种种格式，统称“版式”。不同时代、不同刻书地区、不同的刻书者，其书籍版式往往各具特色。因此在古籍版本学中，了解和研究版式的异同，是鉴定古籍版本的一个重要方面。
2．蝴蝶装
蝴蝶装又作“蝴蜨装”，始于唐末，盛行于北宋。前面提到，蝴蝶装的装订法，是每页从中缝将有文字的两个半页对折，背面空白处在外，然后把这样对折的一叠散页用一张纸从前包裹到后，并将各页折口处牢牢地粘连在这张纸上，以免脱落。
蝴蝶装用以包裹书册前后、形成封面和封底的纸，叫“书衣”（今称“书皮”）。书衣往往内用软纸，外加一层硬纸，有时还用绫锦为表，很像现在的精装书。书衣封面左边有时贴上张狭长的签条，叫“书签”，上写书名、册次，有时加上卷次。书册的上端叫“书头”或“书首”，下端叫“书根”，右边粘连的一边叫“书背”或“书脊”，左边翻阅的一边叫“书口”。由于蝴蝶装的书衣都很坚硬结实，所以上架的方法与今天的书籍相似，是立放在书架上。只不过今天的书籍插立时是书背向外，书头在上，书根向下压在板上，而蝴蝶装则是书背向上，书根向外，书口向下压在板上。北京图书馆旧藏宋代蝴蝶装《册府元龟》和《欧阳文忠公集》，书根上写着书名和卷次，而且是由书背的一侧向书口一侧直行向下书写，书口处又有摩擦痕迹，这都是书口向下立放的证明。
蝴蝶装在宋代似乎还有不用粘贴而用线缝的。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说：“王洙原叔内翰尝云：作书册，粘叶为上，岁久脱烂，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他日得奇书，不复作缝缋也。”这里所说的“缝缋”，就是指用线缝住单页而成册，其具体方法已不得其详。不过，大概正是因为张邦基所说缝线断绝后次序容易混乱，当时人较少采用。
3．包背装
包背装始于北宋末，一直沿用到明代中叶。包背装书籍，书口正是书页的版心，上刻篇名、书名、卷次、页码后，作用如同蝴蝶装的书耳，查阅方便。但如果仍然采用蝴蝶装的插架办法，书口向下压在书架上，经常磨损后势必导致书页从中缝处断裂为两半。这样，不仅版心上的书名、篇名等不可辨识，翻阅和展读时又会像蝴蝶装那样屡遇空白。因此，人们便改用平放上架的方法，把许多书平叠放置。既然是平放，书衣也就不必用硬质的材料了，这样就出现了软书衣。而书根上的书名、篇名之类，也就由上下直写改为横写，如同后来的线装书一样。
包背装的书籍，要想把每页的两边牢牢地粘在书背上，比起蝴蝶装更为费事。而需要粘连的两个外边，版框外又总有较宽的余纸，因此有人便采用新方法，在余纸上打二至三个小孔，再用纸捻穿进小孔，把一册书订牢。这打孔穿订的一边叫做“书脑”，外边再用整张的书衣包裹起来，外表依然和包背装一样。这种经过改进的包背装，就已经为后来的线装打开了通路。
4．线装
线装书书脑一侧的上下两角容易磨损，有些贵重的书籍便用绫锦之类把书角包裹起来，叫“包角”。有时旧书修补或重装。在每页书里衬上一张白纸，叫“衬纸”。衬纸往往比原书纸长大，这样修补或重装的书籍，原书纸一般黄旧，衬底则洁白，黄白相间，人称“金镶玉”，又称“袍套装”或“惜古衬”。
散页装订的书籍，特别是线装书，封面内往往订有空白纸，多的有二至三张，作用如同“赘简”，起保护作用，这称为“护页”或“副页”，也称“看页”。护叶后是题署书名及著作人姓名等的扉页，过去称“内封面”。卷末封底内，也订有空白的护页，过去人所作的题跋，就常写在其上。
由于线装书都是软书衣，为保护书籍，也为便于上架收藏，明清以来的藏书家，还常为线装书制作书套，又称为“函”。套函一般用硬纸作衬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籍的四边包起，只留书头和书根，再用两个牙签插紧。有的则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裹在内，称为“四合套”。书套因为是用糨糊裱糊而成，易被鼠咬虫蚀，日久又易散坏，所以有些人爱用“夹板”，就是用两块与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带子，把书册夹紧扎牢。现在图书馆及私人收藏古籍，还常用套匣。这种套匣只包裹书册的封面、封底、书头、书根、书背，书口的一面空缺，书籍装套时用夹板或者不用，由空缺的一面装进去，套匣的书背上写书名、卷数、作者等等。线装书本来也是平放架上的，用书套之后，就可以像现代书籍一样立放架上，既整齐美观，又便于取用和放还。
如上所述，我国古代的书籍制度由简牍到册页（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书籍制度，总是与那一时期人类的文明程度相适应。书籍制度的发展历程，也如同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一样，沿着由低到高、由粗转精的道路在不断前进，其间凝聚着我国历代人民的心血和智慧。由于书籍制度反映并决定着书籍的外部形态，因此可以说，无论哪种形式，在历史上都曾对记录和交流人类的思想情感、保存和传播各种文化知识，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形成，也具有不可低估的贡献。
* * *
［1］ 《尚书·洛诰》。
［2］ 《尚书·顾命》。
［3］ 《论衡·量知》。
［4］ 《太平御览》卷六六〇引。按：此段文字，古今多以为应劭转录《别录》原文，而余嘉锡先生则认为只是应劭自己对《别录》中“已杀青”一语的解释，见其《书籍制度补考》一文。此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特刊》，后收入《余嘉锡论学杂著》下册，中华书局，1963。
［5］ 《过零丁洋》。
［7］ 《仪礼·聘礼》贾公彦《疏》。
［8］ 王国维《简牍检署考》引《太平御览》。
［9］ 参看马衡《汉永光二年文书考释》及《汉兵器簿记略》二文，见《凡将斋金石丛稿》卷七及《居延汉简甲编》。
［10］ 湖南省文管会《长沙杨家湾M006号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2期。
［11］ 《汉书·礼乐志》颜师古《注》。
［12］ 参看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第11页。
［13］ 见《史记·酷吏列传》、《汉书·朱博传》。
［14］ 《论衡·谢短》。
［15］ 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第10—11页。
［16］ 参看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第342—346页。
［17］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第83页。
［18］ 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第231页。
［19］ 《庄子·天下》。
［20］ 《史记·秦始皇本纪》。
［21］ 《史记·滑稽列传》。
［22］ 《简牍检署考》。
［23］ 参看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352—357页。
［24］ 《史记·高祖本纪》。
［25］ 《全汉文》卷五二。
［26］ 《后汉书·儒林传》。
［27］ 《隋书·经籍志》。
［28］ 参看《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及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第315页。
［29］ 《隋书·经籍志》。
［30］ 晓菡《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文物》1974年第9期。
［31］ 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文物》1964年第9期。
［32］ 晓菡《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文物》1974年第9期。
［33］ 张怀瓘《二王等书录》。
［34］ 《隋书·经籍志》。
［35］ 见《汉书》卷九七下，《外戚传》第六七下颜注引。
［36］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第168页。
［37］ 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科学出版社，1999，第55—57页。
［38］ 萧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35页。
［39］ 《晋书·左思传》。
［40］ 《北堂书钞》卷一〇四引王隐《晋书》。
［41］ 《洞天清录集·古翰墨真迹辨》。
［42］ 参看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三，《杂说第三十》“染潢及治书法”一节。
［44］ 程大昌《演繁露》卷一五。
［45］ 涵芬楼本《说郛》卷四八引侯延庆《退斋笔录》。
［46］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化学与相关技术》第一分册《纸和印刷》序，刘祖慰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7］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12页。
［48］ 详参萧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第54—57页。
［49］ 〔日〕长泽规矩也《和汉书印刷历史》，吉川弘文馆，1992，第5—6页。
［50］ 李致忠《〈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译制考》，《新闻出版报》，1996年12月。
［51］ 萧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第45页。
［52］ 参萧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第58—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