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代的碑刻
概说
在石上刊刻以文字为主的东西，用来供阅读识别，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它起源于黄河流域，不久遍及汉族生活地区，还旁及兄弟民族和受我国文化影响的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地方。
收集著录这种石刻文字的事情开始于北宋。这是因为到北宋我国已进入成熟的封建地主制社会，学术文化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研究这种石刻文字之风自随之而兴起。
当时是把这种石刻文字和青铜器及其铭文统在一起称为“金石”的，直到清代以至民国还习惯承用称这门学问为“金石学”。只是对石刻文字的收集研究远多于青铜器铭文，以“金石”命名的书除开头有极少数著录青铜器铭文外，绝大部分都是石刻文字。如今青铜器的研究已纳入考古学中，青铜器铭文即所谓“金文”的研究也成为古文字学的一部分，讲石刻文字自应单独用个名称。称“石刻文字学”似不妥，易误会为文字学的一种；就石刻文字中为数最多的碑和墓志称为“碑志学”，也不妥，因为仅存于古人文集中的碑志也可阑入。以此不如用“碑刻”一词来概括石刻文字，称这门学问为“碑刻学”。说“碑”自可连带同类的墓志、造像……称“刻”则规定必须是石刻而不包括仅存文集中的碑志在内。
当然，今天的碑刻学仍旧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前人成果很多，初学可先看清末叶昌炽的《语石》和民国时马衡的《中国金石学概要》（北京大学讲义，后收入所著《凡将斋金石丛稿》）。要查阅碑刻的录文和考证，可利用清中叶王昶的《金石萃编》和其后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北宋的金石名著则有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至于民国以来尤其是建国后出土的大量墓志和其他碑刻，则尚在整理中。
下面，将碑刻区分为碣、碑、墓志、画像、造像、石经、题咏题名、建筑物器物刻字共八大类来讲述。
碣
碑
按照刊刻的内容，碑又可区分为下列几类。
（一）墓碑：为数最多。著名的如东汉《郑固碑》、《孔宙碑》、《衡方碑》、《鲁峻碑》（均八分）、《袁安碑》、《袁敞碑》（均小篆），曹魏《曹真碑》、《王基碑》、（均八分）东晋《爨宝子碑》、刘宋《爨龙颜碑》，北魏《郑羲碑》（摩崖上下二刻）、《高贞碑》（均由隶至楷的过渡时期书体，自《爨龙颜碑》以下俗称为北魏体、魏体），唐昭陵陪葬诸碑（多数楷书），宋以来则数量更多但较少著名。还有释道身后的碑也和墓碑同样性质。著名的有北魏《马鸣寺根法师碑》（魏体），唐《道因法师碑》、《信行禅师碑》、《不空和尚碑》、《大达法师玄秘塔碑》、《圭峰定慧禅师碑》（均楷书），这都是僧徒。道士较少，著名的有唐《孟法师碑》和《魏法师碑》（均楷书），前者是女道士。
（四）其他杂刻之碑，有：
（1）诏敕文牒：诏敕如唐太宗《少林寺赐田敕》，唐玄宗《令长新诫》，宋太祖《戒石铭》、徽宗《辟雍诏》、《大观圣作碑》（均楷书），而元《圣旨碑》存世尤多，都用汉文白话（亦楷书）。文牒则如北宋景祐元年《中书门下牒永兴军》、二年《中书门下牒永兴军》均是（均楷书）。
（3）界至：称“界碑”、“界至碑”、“四至碑”，标明土地的东南西北各至何处，佛寺也称“界相碑”。如唐《丰乐寺大界相碑》，北宋《栖严寺四至记》、南宋《常熟县经界记》（均楷书）。
（4）医方：较早的有北齐《都邑师道兴治疾方》（魏体），与造像记同刻一石。陕西耀县有三石刻医方，传为孙思邈《千金方》（均楷书）。
（5）书目：杭州有元《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
墓志附塔铭买地券
墓碑立在墓前日久易于损毁，古人另在墓圹中安置石刻记死者姓名简历，以供后世子孙辨认。其事大概起源于东汉。光绪末年山东峄县出土的《临为父作封记》就是这种墓石（八分）。同时河南孟津还出土东汉时刑徒死后埋葬的砖刻，刻有姓名、籍贯、刑罚和年月。西晋时这类墓石有所谓《荀岳墓题字》、《魏雏柩题字》、《石尠墓题字》、《石定墓题字》等等（均八分），但仍没有称为“墓志”，而且形制广狭不一，没有定式。
这种墓志北朝多，东晋、南朝少。南朝墓志出土的过去推刘宋《刘怀民志》为最早（八分过渡初期字体）。建国后南京附近又出土东晋《谢鲲志》（八分）、《刘谦妇刘氏志》、《王兴之志》、《刘剋志》、《王丹虎志》、《王闽之志》（均所谓魏体）。萧齐有《吕超静志》，萧梁有《程虔志》、《永阳王萧敷志》、《萧敷妻王氏志》、（均魏体而有变化）。北朝的则推北魏太和二十三年《韩显宗志》（魏体）为最早，以后为数极多。旧时出土著名的北魏有《刁遵志》、《崔敬邕志》、《张玄（黑女）志》、《郑道忠志》、《李超志》（均魏体），隋有《常丑奴志》、《董美人志》、《苏孝慈志》（均楷书）。民国时洛阳北郊出土元氏志和其他北魏将相大臣志更多，多为于右任鸳鸯七志斋所收得，后移赠西安碑林博物馆。唐志则民国时洛阳出土的多归张钫千唐志斋，今仍在河南新安县铁门镇张氏故居；少数为李根源曲石精庐所得，在江苏苏州。建国后陕西出土唐志颇多大而精美者，多在碑林博物馆及昭陵博物馆。宋志出土转少于唐，且常不被重视。元明以下更少见收藏著录。
僧尼和居士不用棺葬而用火葬，有骨灰塔，一人一塔，不用墓志而在此塔上刻墓志式的文字叫“塔铭”。有名的如唐《化度寺邕禅师塔铭》、《王居士砖塔铭》等（均楷书）。
还有一种“买地券”，也叫“墓”，刻石标明死者姓名及墓地“四至”，像前面所说的“界碑”那样，埋入墓中。已出土的有吴《浩宗墓券》、西晋《杨绍墓》（均八分）、南汉《马二十四娘墓券》（楷书）所说四至都在虚无之中并非实地。四至为实地的有唐《刘玄简墓券》（楷书）。
画像
唐宋碑刻上也偶尔刻有工细的线条画。如西安唐大雁塔四个门楣石上刻有佛寺庭院，碑林唐《道德寺碑》的碑阴刻有女尼画像，都是唐画精美之作。
造像
石像之外还有用铜、泥造佛像的。造铜佛像的事情多见于《太平广记》“释证”门，今存铜造像也多北朝隋唐时所造，小的只有二三寸，大的不过一尺多，像下有座，造像记或刻座上，或刻像背上，有的还涂了金。看《太平广记》所说这种造像多在私宅供养，不必送佛寺。泥像在佛寺中的都没有题记，不属碑刻研究范围，只有所谓“善业泥”造像，形制像小铜造像，背面有“大唐善业泥压得真如妙色身”阳文十二字（楷书），是用僧人骨灰和泥模压而成，清中叶西安大雁塔下尚有这种“善业泥”造像被人拾得。
道教很多地方模仿佛教，也留有少数造像，有名的只有北齐末年阳文方格的《马天祥造像》（隶书），原石失佚，流传拓本多翻刻。陕西耀县的《姚伯多造像》（魏体）则尚无恙。
石经
唐石经，文宗开成二年刻于长安，楷书，世称《开成石经》，有《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九经，加上《论语》、《孝经》、《尔雅》为十二经，又附以唐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后存西安碑林。明嘉靖时因地震断裂损字，王尧典按旧文集所缺字另刻小石立其旁，颇有错误。清康熙时巡抚贾汉复又补刻《孟子》。
孟蜀石经，广政七年毋昭裔立石，世称《蜀石经》，楷书，不仅正文，且有唐人习用之注，是其特色，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孝经》、《尔雅》十经，北宋皇祐时田况又补刻《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宣和时席贡又补刻《孟子》。石原在成都，久佚失，仅存残拓，民国时刘体智据以影印。
北宋石经，仁宗时立石，有《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孟子》九经，一行篆书，一行楷书。石原在开封，今存残石及旧拓残本。
清石经，乾隆五年蒋衡进献楷书《十三经》，五十六年刻石，今存原国子监中，不为世重。
此外还有零星刊刻的。最有名的是唐玄宗天宝四载所立御注《孝经》，御书八分体，四碑合成一柱，世称《石台孝经》，今在西安碑林。
道经刻石，多用碑石，所刻以《老子道德经》居多，今存有唐刻五石，宋刻一石，元刻二石，以唐中宗景龙二年龙兴观一石为最古。此外尚刻有《阴符经》、《常清静经》、《消灾护命经》等（均楷书），远不如佛经刻石之多。
题咏题名
又有职官及科举及第者之题名，亦始于唐代。今存者以开元时《御史台精舍题名碑》及大中时《郎官石柱题名》为著。科举及第之题名存者皆宋元以下，而明清进士题名碑之在北京者为数尤夥，皆有资于史学考证。
建筑物器物刻字
上列诸项，悉以文字为主，即造像亦文字与所造佛像并重。至石质建筑物、器物之刻有文字，则以物为主体而附加文字而已。
建筑物之刻有文字者，如：
阙。东汉魏晋南朝皆有刻字之石阙。东汉嵩山《太室》、《少室》、《开母》三石阙，都是神庙前的阙（均汉箓）。墓道前的阙则山东有东汉《武氏》二阙、《南武阳》三阙，四川有东汉《王稚子》、《高颐》等阙（均八分），江苏有南朝的梁阙（均楷书，西阙之字均反书）。
柱。唐宋寺观的石柱或柱础上多有刻字的。安阳出土凿孔的方形石刻有“赵建武四年造泰武殿前猨戏绞柱石孔”（八分），是传世柱础刻字最古的。
塔。塔盖、塔盘、塔座之用石刻者间或有刻字，如登封会善寺的塔盖有北魏神龟三年刻字（魏体），苏州治平寺塔盘有隋大业七年刻字（八分，已佚），陵县塔座有唐天宝六载刻字（楷书）。
黄肠。显贵者用黄心柏木累砌棺外叫“黄肠”。到东汉时多用石替代，上刻年号及尺寸数字。
石人石兽。多立在宫室及冢墓之前，有的刻上文字。如曲阜鲁恭王墓前有二石人，胸前一刻“府门之卒”，一刻“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均汉箓）。掖县太基山有郑述祖所造石人，刻“甲申年造乙酉年成”（魏体）。建国后灌县出土东汉造李冰石像（八分），胸前也刻有职衔姓名。石兽中著名的有东汉时刻狮子，刻有“雒阳中东门外刘汉所作师子一双”一行（八分）。
桥。江浙石桥多刻有宋元年号，有明清年号的更多。
井。井栏刻字以梁天监十五年刻字为最古（魏体），江浙一带多有宋元明清刻字的井栏。
石质器物刻有文字的，有：
幡竿石。寺院用来立幡竿，存者以唐开元时虞乡石佛寺一刻为古（楷书）。
石灯台。形制近似经幢而用来燃灯的，存者以唐天宝时洛阳、元氏二刻为古（均楷书）。
石香炉。寺观祠庙用来焚香的，存者以后晋天福时密县超化寺、益都玉皇庙二刻为古（均楷书）。
石盆。以北宋治平时苏轼所铭雪浪盆最为著名（楷书）。
石硙。山东有晋太康九年刻字石硙（八分）。
拓本
拓本的“拓”，要读作tà，拓本也可写作“搨本”。是用纸稍微弄湿后覆盖在碑刻之上，加以捶打，使有字划处纸凹下，再在纸将干未干时用拓包沾墨在上面轻轻打过，这样揭下来的纸就成为黑底白字的“拓片”，这种拓片就是此碑刻的“拓本”。《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字石经”、“三字石经”若干卷，还注明“梁有几卷”，说明这种拓碑技术当起于南北朝时，因为《后汉书·蔡邕传》讲立石经后只说“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足证当时还不懂得捶拓只好摹写。
碑刻虽是石质，日久也易损泐。拓本时代早的损泐少，晚的损泐多，所以旧拓最受重视。再有原石佚失，拓本仅存，就成为孤本或稀见之本。碑估或好事者从而覆刻，即拓本又有原石本和翻刻本之别。所以同一名目的拓本大有优劣，价格也随之贵贱不一。
旧拓中今存最早有唐拓，都是在敦煌发现的，有唐太宗书《温泉铭》（行书）残存后半篇，有长庆四年柳公权书《金刚经》（楷书），都裱成卷子，有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塔铭》，剪裱存单开12页。
明拓除上述诸唐碑外，已广及汉魏六朝。今东汉名碑如《礼器碑》、《乙瑛碑》、《史晨前后碑》、《张迁碑》等均以明拓为上品，明末出土的《曹全碑》自更贵明拓。北魏碑刻至清中叶才被重视，北魏《张猛龙碑》、隋《龙藏寺碑》、《常丑奴志》（楷书）的明拓就以少见珍。
清拓中的旧拓，又有清初拓（清人曰国初）和乾嘉拓（乾隆、嘉庆，有时还包括道光、咸丰）之称。今存碑刻之清初及乾嘉时出土或搜获的，如东汉《韩仁铭》（八分）、北魏《郑羲碑》、《马鸣寺根法师碑》、《高贞碑》、《刁遵志》、东魏《刘懿志》（魏体）、唐《韩仲良碑》、《樊兴碑》等（均楷书），均以清初拓或乾嘉拓为初拓，价格不在明拓之下。但有明拓的碑刻，则乾嘉拓也只称稍旧拓，并不十分贵重。
以上这些宋拓、明拓、清初拓、乾嘉拓，过去都统称为旧拓。遇到时代难于确定时，也可泛称为旧拓。
清同治光绪以来到民国的拓本，过去概称为近拓、新拓，除非原石已告佚失，不受重视。其实这些近拓留至今日也已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在此时期内原石难免再有损坏，加以为保护原石起见目前已多数禁拓，则这种近拓也必然日见珍贵，将来都会升格成旧拓。
再说孤本和稀见本。原石佚失仅存一个拓本的，此拓本叫孤本。如明拓北魏《张玄志》（在无锡秦氏），宋拓《永阳王萧敷夫妇志》（在上海博物馆），宋拓隋丁道护《启法寺碑》（在日本），唐拓唐太宗《温泉铭》残卷（在法国巴黎），宋拓褚遂良《孟法师碑》，宋拓魏栖梧《善才寺碑》（楷书），宋拓薛稷《信行禅师碑》（楷书，以上均在日本），宋拓李邕《法华寺碑》（行书，在上海博物馆），宋拓沈传师《罗池神庙碑》（楷书，在日本），唐拓柳公权《金刚经》（在巴黎），宋拓柳公权《神策军纪圣德碑》裱本上册（楷书，在北京图书馆）等均是。
仿照原有碑刻重刻一石，则又有原石拓本和翻刻本（也称覆刻本）的区别。翻刻有三种情况：（1）原石佚失，据原石拓本翻刻一石，拓了冒充原石拓本，多墓志，因为石小工省。其中如清中叶翻刻的《司马绍志》、《司马昞志》以及《董美人志》，民国时翻刻《常季繁志》，均尚近真。（2）原石尚存，据损泐较少的旧拓翻刻一石，拓了冒充旧拓以牟利，如翻刻了《礼器碑》冒充宋拓，翻刻了《张猛龙碑》冒充明拓，多清人所为。（3）原石尚存，另刻一石拓了出售，以供儿童习字临写，如《皇甫诞碑》、《九成宫醴泉铭》、《多宝塔碑》、集王书《圣教序记》等都有这类翻刻本，此外《龙门二十品》也有多种翻刻，《郑羲碑》、《等慈寺碑》也有翻刻。
拓本的纸张。宋拓有用麻纸的，明拓、清初拓多用棉纸，以后或用连史纸，或用毛边纸，边远地区也有用粗皮纸的。但凭此来鉴别拓本的时代实很困难，和纸的新旧更无关系。有的乾隆时的连史纸拓本至今仍洁净如新。
拓本的墨色。多黑色，精者用墨，劣者用烟煤，精者椎拓，劣者用刷子沾墨在纸上刷过，叫刷拓。椎拓又有重墨、轻墨之分，重的色浓叫“乌金拓”，轻的色淡叫“蝉翼拓”。从拓墨不易看出拓本的新旧，新拓放置潮湿处便会生白霉，而旧拓往往从不生霉。只有乌金拓而有光的，多为清末民国时拓法。此外也有用朱色、蓝色、绿色拓的，不多见，多数是近拓。
还有拓本虽从原石拓出但仍有作伪的，有两种伪法：（1）拓时将原石缺泐的笔道填蜡，做得像并未缺泐，还有将缺泐处留空不拓，另刻块笔道完整的小石，在此留空处补拓，但看上去总欠自然。（2）拓成后用墨笔描填缺泐的笔道，但后涂的墨色和原拓本不可能一致，细看即可觉察。
要鉴别拓本的新旧、原翻、真伪，最可靠是细审此碑刻某处的文字笔道是完善抑或缺泐，并辨认原石与翻刻在某些文字笔道上的差别，这就是碑估的所谓“考据”之处。民国时方若的《校碑随笔》对此记录颇详，“文革”后又出了王壮弘的《增补校碑随笔》，大体可以信据，可购置备查阅。
拓本之外还有影印本，即把拓本摄影后制作的本子，包括照片本、珂罗版本、石印本、胶印本几种。照片本即摄影后按原大洗出的照片，有的还装裱成册。珂罗版本的珂罗是英文collotype音译，也叫玻璃版，印出来效果好，墨色浓淡一如照片，但每版仅能印二三百份，多则模糊。石印本可无限量地印，但只有黑白两色，不能分浓淡。胶印本则能分浓淡，且能多印，近来最风行。
影印本多据旧拓影印，但有时所据的号称宋拓、明拓不一定可信，甚至有用墨笔描填过的。此外，也有人用影印本染纸剪裱冒充旧拓的，但字口光且平，和拓本不同，细审即易分辨。
装裱
装裱，也叫“装潢”，是我国的特有技术，用来装裱书画，也用来装裱碑刻拓本。不过装裱拓本不能像书画那样将纸刷得过于平直，过于平直会使笔画变肥失真。
拓本的装裱有多种方式：
（一）整装。即不将拓片剪开，以保存碑刻原式，多用之于旧拓或孤本，缺点是不便披览临摹。这种整装又有三种方式：
（1）挂轴式，和书画挂轴的式样相同。
（2）背面裱托一层白纸，然后折叠，工省价廉，且便于收藏。
（3）有时还恐损伤拓片，就仅将拓片四角粘在白纸之上，折叠收藏。
（二）剪裱。即将拓片剪成若干直条，再割成同样尺寸的若干短条，按文义依次裱装成若干页，以便翻看临摹，缺点是不能保存碑刻原式。这种剪裱又有四种方式：
（1）裱成每页分离的所谓“单开”。每开用白纸条或棕、蓝、黑色纸条裱在四周，讲究点也有挖空嵌裱的。然后将若干单开在翻阅处粘合成册，也叫“蝴蝶装”（但和宋元刻本书的蝴蝶装在折叠处粘合正相反），每册前后再加木板或硬纸板以资保护。
（2）形似单开，其实相连接，可拉成长条，叫“经摺装”或“旋风装”（和刻本书的经摺装、旋风叶相同），前后也加木板或硬纸板。
（3）也是单开，但只裱一层，向外折叠成书本式，加封面线装，可省工省钱。
（4）自己动手，粘贴在空白册子或无用的线装书上，但页数多了，中间必凸起不平。又凡装裱都必用极稀薄的糨糊，如不内行用了普通的厚糨糊粘贴，日后要重裱就有揭不下之苦。
当然拓片也可不装裱而折叠存放，但折叠处日久易于破裂损伤。
第二节
古代的书法
概说
汉字是一种语素一音节文字而不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由若干字母组成，尽管可以写得好或写得坏，还产生了字母的花体写法，仍总的形成不了艺术。汉字则由于结构繁复且多变化，书写汉字很早就成为一种艺术，人们称之为“书法”。又由于汉族和用汉字的人在我国占了绝大多数，通常也就把这种“书法”定为我国特有的艺术。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地也讲书法（日本称之为“书道”），则是因为用过或仍用着汉字，受了中国书法的影响。
任何事物都在发展演变，中国的书法自不例外。所以讲书法得从它的发展演变来讲，也就是从书法史来讲才讲得清楚。这又牵涉字体的演变，这虽是文字学的内容，在这里仍不能不讲到。
历史上有名的书法家要不要讲？当然要讲。但要知道这些书法家，只是书法发展到某一阶段产生出来的杰出人物，并非脱离了时代风尚孤立的人物，不要把他们神秘化。
书法要根据什么资料来讲？当然最好根据实物，即古人书写的墨迹。但传世的写在纸或绢帛上的书法家的墨迹，唐和唐以前的几乎没有真的，最好的不过是后人的摹本临本，往往走了样，多数还出于后人伪造，完全不能信据。因此除了先秦时期可利用甲骨、青铜器外，秦汉以来下至魏晋南北朝隋唐主要得用碑刻。碑刻也有缺点，它不论是用朱砂写在石板上，或者写在纸上再摹到石板上，最后都得把笔画刻出凿出，总难免留下斧凿痕而多少失去毛笔书写的气韵，当然更看不到原来用朱砂用墨书写时显出的轻重浓淡。不过它一般不会伪造，比误用了伪造的和临摹失真的所谓墨迹以及据此刊刻的帖要好得多。此外，出土的秦汉魏晋的帛书、简牍书以及敦煌的写经和其他文书同样可供参考，这些很少能伪造，当然也有缺点，即多数并非出于书法家之手，不是上乘之作。再则史传和其他文献上讲到书法之处也值得重视，会发现和碑刻、写经所显示的情况十分一致。宋以来则多有可靠的真迹流传，即使有伪造的也多经鉴别剔除，可凭这些真迹，再辅以文献、碑刻，来研究讲述。
甲骨文
最早的原始的汉字是什么模样，今天已不清楚了。今天知道的现存的早期文字有甲骨文，它已比较成熟而并非原始的汉字。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殷商时候的统治者很迷信，经常要烧灼龟甲（腹甲、背甲）或兽骨（主要是牛的肩胛骨），看其裂缝（叫“兆”）来卜吉凶，并且把卜的事由、吉凶以至应验与否刻在这些甲和骨上面，今天就叫它甲骨文。但切莫误会，认为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用笔，要写字只会用刀来刻；也不要以为当时的龟甲和兽骨就像后世的纸一样，是专用来书写文字的东西；另外，殷商时代也并不是只有甲骨文，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即通称为金文的并不是在西周才出现然后取代了甲骨文。
先说笔。我国传统的用来写字的毛笔，早在殷商就已存在而且成为书写文字的主要工具了。证据是甲骨文中已出现了“聿”字，其原形作“”，正像一只手拿着毛笔的样子。难道殷商的知识分子就如此傻，有了毛笔不用要用刀。《尚书》的《多士》篇是可靠的西周文献，其中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的话，这“册”字也见于甲骨文，作“”“”等形，很明显是用绳子把若干细长的竹木编联成“册”，“典”则是把“册”存放在架座即“”的上面。所以当时正式的文书——典册是用毛笔书写在竹木简上的，这种竹木简在汉代纸出现后还使用了一段时间，到东晋以后才逐渐绝迹。遗憾的是，已发现的最早只有战国时楚墓里的竹简，殷商的典册迄今不曾发现。但不要紧，殷商时已经能铸造精美的青铜器，青铜器上常有铭文，亦即殷商的金文，这种金文肯定是用毛笔书写后铸在器上的，字形美观，笔道有方有圆，有粗有细，可以看出当时书写者已在讲究书法艺术。此外，在甲骨出土的河南安阳殷墟，还发现陶片上有个别用黑色书写的文字，陶皿上和甲骨上有朱色书写的文字。有人推测有些甲骨文还是先写了再用刀刻的，刀刻当然是怕笔写的日久会磨灭。
甲骨文因为用刀刻，不易刻出圆的笔道，所以看上去和金文不一样，但仍旧在讲书法艺术。出土的甲骨中有在牛骨上刻“干支谱”的。干支者，古人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干，以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为十二支，二者相配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正好六十轮转一次，其中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有甲字的计出现六次，因而也叫“六甲”，古人用它来纪日子、纪年以及做种种迷信活动。所以在汉代幼童初入学首先要学“六甲”、“九九”，“九九”即数学的小九九表，“六甲”即练习书写“六甲”，是习字的开始。而甲骨上居然也出现了“干支谱”，其中有的刻得精美整齐，有的歪斜拙劣，说明早在殷商时已用“六甲”来习字，其精美整齐者是老师刻的范本，歪斜拙劣者是学生刻的作业。这个习字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说明我国对书法艺术的一贯提倡重视。
金文和小篆
已发现的西周的青铜器多为周王朝的贵族、臣僚所有，春秋时则是各个诸侯国的。因此这各诸侯国青铜器上的金文，除起初还沿袭西周晚期的风格外，以后各国以及各地区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字形构造虽大体近似，书写风格却有区别。尤其是某些地处东方、南方的国家，有些金文字形特别狭长，笔画故意宛转屈曲，出现了明显的美术化倾向。到春秋末战国初，楚、宋、蔡、吴、越等国的金文中还流行一种加进鸟形、虫形纹饰的美术字体，后人称之为“鸟虫书”。
战国时东方六国的文字，在青铜器、玺印、货币、陶器、竹木简和帛上都可看到，但仍以青铜器上的金文为主。在战国早期，这六国的金文和春秋后期还差不多。到中后期则长篇的已很少见，一般只有作器年份、主管作器的官吏和作器工人的名字等少数文字，而且往往不是铸在器上，是器铸成后再用刀刻上去，和过去相比已较为简率。
再看西方的秦国。在周王室东迁今洛阳以后，周王室在今陕西的领地就为秦国所占有。加以秦国的经济文化不如东方那样发展迅速，所以秦国的文字基本上还近似西周晚期。当然也在缓慢地向前演变，现存的春秋战国之间刻在石碣上的秦文字即所谓《石鼓文》的，在字形上已比较整齐匀称。以后还有《诅楚文》，是战国后期秦王诅咒楚王的告神之辞，每告一神刻一石，北宋时发现了三石，可惜原石及拓本均已佚失，现存的摹刻本只略存字形，看不出它的书法艺术。
这种文字通称为“小篆”，也叫“秦箓”。不过这都不是当时就有的，是汉代人叫起来的，当时大概只称之为“箓”。这“箓”和“瑑”字古人通用，而“瑑”是“雕刻为文”的意思。所以称之为“箓”者，是说这是当时正规的文字，是可以铭刻在金石上的文字。
从隶书到八分
小篆在统一我国字体上起了大作用，而且从艺术角度来说确实很美观，美中不足的是书写起来还太麻烦，很多笔道像画圆弧，而圆弧画起来比直线要吃力得多。像琅琊、峄山等庄严的刻石固可慢工出细活地书写，日常使用就不能不随便一些，把本该画圆弧的改成直线，改成折角。这样，就很快地在小篆普及的同时又出现了改圆成方的隶书。《汉书·艺文志》说秦时“始造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是大体说对了的。
秦代的隶书今天虽已看不到，但看秦权、秦量上的文字已不如琅琊等石刻整齐，已有变圆为方的地方，说明已在开始向隶书转变。到西汉时的石刻，如现存的《群臣上酬刻石》、《巴州民杨量买山地刻石》、《鲁孝王刻石》、《麃孝禹刻石》，新莽时的《莱子侯刻石》，已都是这种由小篆演化成的隶书，说明在西汉时这种隶书已有逐渐取代小篆之势。
这种八分的艺术性不亚于过去的小篆，可同样又产生了书写费时费力的缺点。好在不久又出现了一种新字体，叫做“草书”。顾名思义，它就是比旧隶书和八分写得草率一些的字体。这种字体中仍有像八分那样的波磔，是它和后来出现的无波磔的草书的最大区别。无波磔的草书人们称之为“今草”，而给有波磔的起了个“章草”的名称。
在东汉以前，没有说谁是书法家。到东汉末年书法艺术在社会上日见重视，就出现了公认的大书法家钟繇。东晋时另一位大书法家王羲之曾说：“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当雁行”，见《晋书》本传。稍后刘宋时人羊欣也说“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法书要录》）。行狎书是写信札所用，肯定和同时的张芝一样用章草来写。章程书则用来抄书，字体当在章草和八分之间，和敦煌发现的早期写经差不多。铭石书则是纯正的八分，相传曹魏的《上尊号碑》、《受禅碑》都是他的手笔。《晋书·荀勖传》说勖“领秘书监”，“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可见钟繇的书法已成为西晋时的官学。这胡是胡昭，也善写八分、章草。西晋时官方立的《皇帝三临辟雍碑》，就一承《上尊号碑》等的书法。
从八分向楷书过渡
这从现存的碑刻上的铭石之书和写经的章程书都看得清楚。东晋《王兴之及妻宋氏志》（348）、《刘剋志》（358）、《王丹虎志》（360）、《爨宝子碑》（405），以及北魏《嵩高灵庙碑》（456），都已逐渐摆脱八分的波磔，这是向楷书过渡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则不但原先的波磔都已变成险劲的方笔，结体也多倾斜作势，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北魏体”。它开端于刘宋的《爨龙颜碑》（458）、《刘怀民志》（464），以后如北魏的《始平公造像》（488）、《孙秋生造像》（502）、《穆亮志》（502）、《寇臻志》（505）、《司马绍志》（511）、《元珍志》（514）、《元祐志》（519）、《郑道忠志》（521）、《杨乾志》（526）等造像墓志几无一不做这种北魏体，而《贾思伯碑》（519）和《张猛龙碑》（521）尤为标准北魏体的名碑。这时候北朝和南朝的书法发展基本上是一致的。到北魏末、南朝萧梁时，南朝超越了北朝首先进入第三阶段，即变方笔险劲为虚和流美，结体也由倾斜转趋平正。这在萧梁的《永阳王萧敷志》、《妻王氏志》（520）上就看得很清楚。接着北朝也受影响而转变，北魏末年的《尔朱绍志》（529）、《元天穆志》（531），东魏的《高湛志》（538）、《刘懿志》（540）、《敬显俊碑》（540）、《李仲璇碑》（541），北齐的《崔志》（551）、《徐之才志》（572）等均已跟着进入第三阶段。北周文化比较落后，进入第三阶段迟一些，但看稍后的《张满泽妻郝氏志》（577）等也和北齐无大差别。写经已公开发表的不如碑志多，但看上去也大体经历这么三个阶段。最后进入隋及唐初，今天的所谓楷书就正式成立。
这和文献记载也符合。刘宋时羊欣讲“钟书有三体”时说“皆世人所善”，宋齐之间的王僧虔还说“钟公之书，谓之尽妙”（《法书要录》）。说明南朝前期钟繇的旧字体还未被淘汰。北朝也是如此，《魏书·崔玄伯传》说“玄伯祖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故魏初重崔卢之书”，也和西晋时以钟书为官学一脉相承。可到南朝后期的讲法便不一样了。陶弘景上梁武帝的《论书启》里这么说：“比世皆尚子敬（王羲之子献之的字）。……非唯不复知有元常（钟繇的字），于逸少（王羲之的字）亦然。”可见不仅钟繇连王羲之在这时也被认为过时了。北朝的书法也在这时候被南朝人看不起。颜之推本是南朝梁人被俘入西魏继又逃到北齐的，在他的《颜氏家训·杂艺篇》里就说“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周书·艺术·赵文深传》说：“文深雅有钟、王之则，笔势可观……及平江陵之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文深之书，遂被遐弃。文深……后知好尚难反，亦攻习褒书，然竟无所成。”这又说明北周书风向南朝趋同，上述北周进入第三阶段的《郝氏志》，正是在这以后的产物。
剩下一个问题是写信札用的行狎书。从文献上看，这时期确实出现了“行书”，羊欣就说谁“善行书”，谁“善草、行书”，这时不带波磔、不同于章草的今草当已出现，而行书则是介乎今草和上述过渡时期书体之间的新字体。现在人们见到的传为王羲之的《兰亭序》，就用这种行书书写。有人又认为像《兰亭序》这种行书要迟至梁、陈时才能出现，就是东晋时王羲之所书写怕靠不住。究竟如何，尚有待继续研究。
唐楷及其他
“楷书”这个名称出现得比较早。早在南北朝时曾用它来称八分，本是说八分整齐规矩，可作为楷模的意思。以后也就一直用下去，把脱离了八分的波磔向前过渡的新字体仍叫“楷书”。同时，“隶书”一词并没有取消，它覆盖面更广，从西汉的隶书开始，经过东汉以后的八分，再向前过渡的新字体，都可统统叫“隶书”。另外，南北朝时又出现一个名词叫“正书”或“真书”，是对草书而言，和八分以来的隶书以及楷书实际上成为同义词。到了宋代，就以箓、隶（或八分）、真（或正、楷）、行、草定为五种字体，称为“五体书”。其中真书到近代更多称之为“楷书”。
楷书到隋代可说初步定型，到唐代就完全成熟。唐初书法家以欧阳询、虞世南和褚遂良最为有名，其中欧和虞行辈最先，实际都系隋人到晚年才入唐的。虞世南的楷书只写过一块《孔子庙堂碑》，原石早已佚失，有北宋初王彦超在西安摹刻的所谓陕本和元人在山东城武摹刻的城武本，还有清临川李氏旧藏的所谓原拓残本，但均不见佳妙，因为虞的专长本非楷书而是行草，因唐太宗李世民同样爱好行草，才使虞获得崇高的地位。唐人学虞楷书的只有高宗时张德言所书《魏法师碑》，很少被人称道，可见虞书在当时并无多大影响。楷书真高明的是欧阳询，他写的《九成宫醴泉铭》、《温彦博碑》、《皇甫诞碑》以及原石佚后有唐宋旧拓传世的《化度寺邕禅师塔铭》，都极有名。以至在书法史上有“欧体”、“欧字”之称。但这种字体在隋代早就流行了，隋墓志中如《元公志》、《姬夫人志》、《苏孝慈志》等有很多和欧体同一风格同一面目，而唐初碑志中写欧体的仅发现一方《文安县主志》。这说明欧体在当时已偏旧而无大影响，虽然到中唐以后又流行起来曾用它书写《开成石经》，宋代官刻书也多模仿这种欧体。欧阳询子欧阳通也有书名，但所书《道因法师碑》和《泉男生志》转形古拙，更无影响可说。
唐太宗开始用行书来写碑刻，今存《晋祠铭》已剜损，只有《温泉铭》唐拓残卷能得其真。其后高宗书《李碑》，武太后书《升仙太子碑》，李邕书《李思训碑》、《李秀碑》、《麓山寺碑》，都是行书中的佳作。颜真卿也能写行书，如《争座位帖》等都颇有名。草书则怀素在今草基础上又创造一种“狂草”，有《东陵圣母帖》刻石传世。
八分在北齐曾用来书写碑志。到唐代又出现一种别开生面的“唐隶”，如玄宗书《石台孝经》，梁升卿书《御史台精舍碑》，史维则书《大智禅师碑》，都体态丰厚，结构妙丽，较前此的八分另有一种艺术意味。
南北朝以至隋及唐初已不太会写小篆，碑额和墓志盖上的小篆都甚为拙劣。到中唐前期才有李阳冰出来一振颓风，所书《缙云县城隍庙记》、《三坟记》、《栖先茔记》较之秦箓可称青出于蓝，为后来写小篆者临摹学习。
宋以来的书法
宋以来的书法，仍以楷书为主，擅长楷书者也多能写行书。草书不论章草、今草、狂草都谈不上创新，隶书也缺乏创新，只有篆书到清代出现点新面目。
北宋的楷书、行书，多数走的是颜真卿一路。当时有“苏、黄、米、蔡”四大家的说法，苏是苏轼，黄是黄庭坚，米是米芾，蔡本是蔡京，后人因为蔡京奸佞，把他的前辈蔡襄换上。清人王澍说“宋四家皆出鲁公（颜真卿封鲁国公）”，“《争座》一藁（颜行书《争座位帖》）便可陶铸苏、米四家”，这至少对苏、蔡来讲是不错的。蔡襄楷书《万安桥记》、《昼锦堂记》，苏轼楷书《丰乐亭记》、《醉翁亭记》，都是颜字的味道，苏轼的行书更是如此。蔡京留下的多为行书，好像和颜字不同，但据其子蔡絛《铁围山丛谈》所说，蔡京先受笔法于蔡襄，后与苏轼同学唐人徐浩，则和颜字仍有渊源。米芾也未见有楷书，行草则似追踪所谓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帖。黄庭坚的楷书以及宋徽宗的瘦金体楷书，则像是学了褚遂良再加进点柳公权的笔法。到南宋楷书行书仍多学颜体，从过去故宫博物院影印的《宋人法书》看得很清楚。值得注意的，连当时福建建阳刊刻的大量书籍都一律用颜字，足见颜字在当时社会风行的程度。
褚、赵这一路的书法进入明代后仍很流行，明代初年的书法家沈度、沈粲兄弟创立当时的所谓“馆阁体”，楷书端正雅丽，仍是赵字的气派格局。从明初到正德以前刻书的也照旧用赵字。正德、嘉靖时祝允明、文徵明等都以楷书和行草著称。祝允明的楷书仍源出褚、赵，文徵明楷书也承褚法而稍带瘦劲。当然也有写颜字的，但多不著名。学颜而著名的是明末的董其昌，但行书尚秀润可喜，楷书则全仿颜字缺乏新意。明末还有张瑞图、倪元璐等写行书有古拙意味，清初傅山也是这一路，但总有点走偏锋而不够正宗。
清人的楷书、行书，分别走颜、董和褚、赵两条路子。师承颜、董的以张照、刘墉、钱灃等最有名，渊源褚、赵的推王文治、梁同书等最杰出。同时还有一位翁方纲，写唐楷中的欧体，在书坛很有地位，其实只是临摹《化度寺邕禅师塔铭》等石刻，缺乏自己的个性。大概由于写唐楷、学宋元学得厌了，到清中叶邓石如、包世臣又主张学北魏，包的《艺舟双楫》论书部分对魏碑宣传得最起劲。其实包的行书甚至楷书仍多得力于《淳化阁帖》，不过掺杂了魏碑的笔道。这方面比较成功是稍后的何绍基，但他仍是以颜字作底子，再加点北魏《张玄志》的笔意，成功之处是能形成自己的风格。此外箓刻大家赵之谦在印石上刻边款模仿魏碑仿得真像，但用笔在纸上写北魏体就太软弱少气魄。清末陶濬宣学龙门造像又太板滞欠生动。总之，魏碑的字是写了以后在碑志上用刀刻出来的，用毛笔去硬写总有些勉强，还不如写颜字写赵字能雅俗共赏，既够艺术又有禆于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