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商品生产阶段的产物。中国古代货币，是世界上起源最早的货币之一。它源远流长，三四千年的发展过程连绵不断，形成了具有东方色彩的中国货币体系，在世界古代货币史上独树一帜。中国早期货币形式的演变、货币理论的研究、货币制度的发展以及货币制造技术工艺的进步，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古代世界上国际经济交往，特别是亚洲各国货币的发展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一丛艳丽之花。
中国的古代货币制度，与其他国家不同，不存在什么本位制度，也没有主币辅币之分，往往金、银、铜、谷、布帛以及后来的纸币都同时不同程度地行使货币的职能，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所侧重而已。各个朝代的货币制度也很不一致，即使一个朝代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也有种种变化和区别，叙述起来不胜繁举。现仅按货币的不同形式种类，分述如下。
第一节
商品交换和货币的起源
在原始氏族社会，人们过着群居简陋的生活。那时生产力还很低下，人们成年累月地辛勤劳动，所获得的衣食用品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的最低需要，所以当时没有商品交换，也不存在货币。
随着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产品在满足了人们自身生活需要之外开始有了剩余。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人们的需求也多样化起来，于是出现了交换活动，“以己之有换取所无”。最初是氏族与氏族之间进行剩余产品的交换，后来扩大到部落之间互通有无，交换的物品主要是各自的公共财物。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个人之间的交换也愈来愈多了，而且逐渐占据了优势。古书曾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1］；“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2］。据说这是四五千年以前神农、唐尧时代的情形，是以物易物的直接交换。
生产日益发展，物品愈来愈丰富，交换也就愈频繁。人们为了交换方便，就先把手中的商品换来一般易于为别人接受的或需要的商品，然后再用这种商品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这样，在众多的商品中就逐渐分离出一种可以同其他一切商品都能交换的商品。这种商品在政治经济学上叫做“一般等价物”，它的特点是可为多数人所喜爱或接受，用它可以与各种商品进行交换，从而成为各种商品交换的媒介。一般等价物的出现，简化和方便了交换过程，从而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成为最早的货币雏形。在我国古代，曾经充当过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多种多样，如牛、马、刀、箭、皮革、布帛、贝、玉等等。经过长时期的演变，为了交换的便利，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种类不断减少，逐渐集中并固定在少数的经常为大家所公认的几种商品上，这些商品即成为古代的原始货币，司马迁写道：“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3］其他古籍也有记载。如：《管子》：“先王……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4］，“汤以庄山之金铸币”，“禹以历山之金铸币”；［5］《盐铁论》“弊（币）与世易，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6］等等。从这些记载可以知道，我国最早的原始货币主要是上述一些物品，其中有金、银、铜、贝、玉、珠、龟甲等物；也有人们的日常用品，如农具钱、布（镈）和渔猎工具刀。原始货币产生的年代，据说是“虞夏”或“夏后”时代，也有说是神农、黄帝时代的。如以夏代（约前2070—前1600）计算，至少也有四千余年了。
但是，这些古籍的记述过于简略，而且都是后人追述的，带有很大的传说性质，还需结合考古发掘的出土实物，加以研究验证。
第二节
贝 币
贝壳在中国古代是深受人们喜爱的装饰品，由于它圆润而有美丽的花纹和光泽，且数量相对稀少，就成为大家都想获得的价值极高的一般等价物，由此人们往往把最美好的东西称做宝贝。从古代文字结构看，凡是同货币、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如赏赐、宝货、贫贱等等。可见，中国文字形成的时候，贝就已经是起货币作用的价值尺度了。
据考证，贝在夏代就已成为原始形态的货币了。在河南偃师夏代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中，除发现了人们作为货币使用的天然贝外，还有经过加工制作的骨贝和石贝。［7］二里头文化的断代，介于龙山文化［8］和郑州二里冈商代前期文化之间，应该是夏代晚期的遗址，因此这一发现可以说明夏末商初时期贝币的使用已相当广泛了。骨贝、石贝等人工制造的仿制贝的出现，表明当时贝币的需求量很大，天然的真贝数量已不敷应用，才以仿制贝来代替真贝。可以认为，这一时期贝的功能，应为兼有装饰品和货币的两种作用。
贝之所以能够成为古代最早的货币，一是由于它具有天然美丽的形态和色彩斑斓的花纹、光泽，同时又被古代先民看做是“生育之门”的象征，是美好和吉利的护符，所以人们都乐于互相赠与或珍藏。二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它具有很多作为交换媒介物的优点，比如它能以枚为单位，便于计数；坚固耐磨，轻巧灵便，便于携带和授受；它的产量不多，得来不易，不致流通过滥。海贝有一百多个品种，被用作货币最普遍的是齿贝，它的长短大小在一寸左右，人们交换授受比较方便。此外，还有紫贝、玄贝、大贝等。大贝作为货币在商代已有记载，殷《戊辰彝铭》：“戊辰弜师锡鬯廿卣、贝”；《庚午父乙鼎铭》：“作册友史锡贝”，［14］据郭沫若考证，“贝”就是大贝。《尚书·大传》中也有“大贝百朋”的话。殷墟妇好墓出土实物中的一种大贝，比一般的海贝体积大得多，可能就是这种贝，它的价值应比一般的海贝要高。从甲骨文和金文中有的贝字写成、形状看，被当做货币的贝，可能还有类似河蚌的双壳贝。贝币发展到鼎盛时期，真贝的数量不足，仿制贝日渐增多。现在已知的仿制贝种类有：珧贝［15］、石贝、骨贝、角贝、陶贝以及各种金属贝，如铜贝、金贝、包金贝等。
贝币在流通中，最初以枚或个为计算单位。商末周初，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货币的作用和流通范围扩大了，贝币的计算单位就逐渐改为“朋”。朋是用绳穿起来的贝币。根据朋字的写法“”、“”，以及其他史料的研究，一朋的数量大约是十个或二十个贝币。现在出土的贝币，有不少是有穿孔的，一孔的、二孔的、三孔的都有，这就是绳穿的遗迹。在商代以朋计数的尚少，进入西周后，各种文字中记载贝币数量时，以朋为单位就多起来了。如《诗经》：“既见君子，锡我百朋”。［16］西周青铜器也有“易贝十朋”、“易贝五十朋”等铭文，所记数额都在十朋以上。以朋计数的贝币的购买力有多大，现在已知的材料很少。西周初期的《遽伯睘彝铭》，记述铸造本器的费用为：“用贝十朋又朋”，意即铸造它花费了十四朋贝币。周共王三年的《卫盉铭》记载：“堇（瑾）章（璋）才八十朋，氒（厥）”；“赤虎（琥）两、麂（韨）两、一，才廿朋”，［17］说明瑾璋（美玉制的礼器）值贝币八十朋，两件赤琥、两件麂韨（麂皮制的祭服蔽膝）、一件（画有花纹的蔽膝），共值贝币十朋。可以认为，这就是当时的物价了。
上述贝币流通的整个时期，能起价值尺度和其他货币职能作用的物品还有：金、银、铜、龟甲、珠玉、布帛等，但这些都不占主要地位。到西周末春秋初期，铜贝以及金属铜块的流通使用已相当广泛，它的作用和流通范围都超过了以往的天然贝，从而逐渐取代了天然贝的主要货币地位。春秋以后，金属贝也逐渐衰落。至秦始皇改革币制时，明确规定禁止用贝作货币，从此贝在法律上正式失去了货币的资格。
第三节
早期的铜铸币
我国古代很早就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金、银、铜等都曾担任过一般等价物，起过某种货币媒介作用。由于当时金、银的产量很少，而铜的开采和冶炼相对地比较容易，于是铜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从生产工具、兵器、祭祀的礼器到日常生活器具，都逐渐用铜制造。这时，铜的货币媒介作用也随着它的产量和质量的提高而逐步扩大。
进入商周时期，青铜制品已达到了相当精美的水平，铜块、铜饼等铜制的货币也随之出现，并与贝、金、银、谷、帛等货币同时流通。历史上关于铜制货币的记载，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不少了。西周青铜彝器铭文中，有许多关于用铜来赏赐、处罚或缴获铜货币的记述。如周成王时《禽铭》：“王易（赐）金百寽”，周昭王时的《伯铭》：“伯从王伐反荆，寽金”，周穆王时的《觯铭》：“易赤金”，［21］这里所说的金，显然都指的是铜而不是黄金，说明铜在西周时期已发展为一种比较重要的货币了。这一时期铜制货币的形态，是没有固定形状的生铜块，现在已知的有不规则的块状、饼状、钣状。1975年江苏金坛县鳖墩西周墓葬曾出土过这种青铜块。1976年陕西临潼县零口街西周遗址，也曾出土过作为货币的铜饼。这种铜饼呈圆形饼状，直径约二十厘米。从各种资料来看，这种无定形的铜制货币，是早期铜铸币的初始类型，属于称量货币，它的计算单位与铜贝一样是寽。
到春秋时期，牛耕、冶铁、煮盐等先进技术相继出现，农业、手工业的进步促使商品生产迅速发展，商业的规模空前扩大，原来的以贝币为主的货币流通体制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而逐渐解体，铜贝和无定形铜块在流通中的作用逐渐缩小，代之而起的是新型的早期铜铸币。这种新型货币，经历了春秋、战国两个时期，一直延续到秦始皇统一全国币制时止，在全国范围流通至少有五六百年。
早期铜铸币，在全国范围内有四个货币体系同时并行，即布币、刀货、蚁鼻钱、圜钱四大货币体系。由于当时周王权衰落，各地诸侯割据争雄，政治上的分裂导致经济上的分割，反映在货币上即逐渐形成货币形制特点和流通使用区域范围不同的铜铸币。不同体系的铜铸币，既互相区别，又互相影响、融合。
一、布币［22］
布币是由类似铁铲或锄头的农具演变而来的。古代有一种农具叫“钱”（jiăn），是用来翻土、起土的，其形状类似现代的铁铲，其上面头部圆空，可装木柄；中间扁平厚重，不易折断；下面底部平直或稍向上凹曲。另一种农具叫“镈”（bό），其形状类似“钱”，只是下面两侧足部稍尖，是用来锄田去草的。《诗经·周颂》曾有“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其镈斯赵，以薅荼蓼”之句。《说文·金部》也说，“钱，铫也，古田器”。这两种农具，在频繁的交换过程中充当一般等价物，逐渐演变为货币，即布币。这也就是后世将货币通称作钱币的由来。
在战国时期，布币形状变得更加轻小。其外形出现重大变革，其头部不再是圆空的銎，而变为扁平坚实的板片状，世称为平首布或实首布。平首布的形制，只略具原来的农具钱、镈形态而已，基本上摆脱了原始的痕迹。为了适应货币流通发展的需要，携带方便，随着时间的推移，平首布的头部、肩部、足部形状逐渐朝着平钝化、圆化的方向发展。原来的空首平肩弧足布，逐渐变为平首平肩平足布；原来的空首耸肩尖足布，逐渐变为平首斜肩尖足布，后又变为方足小布。到战国晚期，很多地方铸造的布币都渐变为圆首圆肩圆足布了。有些地方还铸造了各种形状不够规范的布币，有的圆肩，有的短足，一般称为异形布。晚期的圆足布有的上面还有穿孔，多为三个穿孔，这是为了用绳穿起来携带方便，所以这种布币又叫做三孔布。布币的圆化趋向，表明了铸币在形态上的进步和完善，因为战国时期商品交易已相当发达了，货币交换愈来愈频繁，带尖的、有棱角的铸币在多次反复使用中易于磨损和折断。从货币历史的发展来看，布币的圆化，也可以说是以后几千年行使圆形钱币的前奏。
平首布的铸造，比空首布要精巧得多，纹饰也愈来愈美观。币面一般都有铭文，多是地名和重量、价值单位，如“梁囗（原文此处为方框）”、“梁一”、“梁半”等，是我国最早的纪值纪重铸币。“”是布币的货币单位，它所代表的重量在战国的几百年中是有变化的。从出土实物看，战国早期的一布约重12—17克，半布约重6—9克；战国晚期的一布约重11—13克，半布约重4—6克。魏国迁都大梁后还铸过同时标明两种重量单位的铭文布，如“梁夸百当寽”。据说寽是指楚国流通黄金的计重单位，为魏国布币计重单位，“当百寽”是二者的比价，“夸”是表明大而足值的意思，因此这种布币是适应使用两种不同重量单位的两地间商业往来的货币。
二、刀币
刀币产生于我国东方、北方渔猎区和手工业商业发达的地区。刀币是由古代一种叫“削”的铜制渔猎和手工业用刀演化而来的。它的形状类似带柄的刀，其前部刀端较尖，刀背呈弧形，刃凹，柄身有裂沟，柄端有穿绳圆孔。刀币按它的形制和铸造地区划分，大体有三种类型：
3．赵刀赵刀是赵国靠近燕国的地区使用的刀币。它的特征是前端比较平或呈圆形，刀身平直薄小而有弹力，又叫做圆首刀、平首刀或直刀。赵刀的铭文多为“甘丹”（邯郸）、“白人”（柏人）两种地名，也有少量其他地名的。赵刀流通时间，约在战国中后期，赵地本是布币流通区，因受燕、齐的影响，为便于地区间商业交往而铸造的，实际上，燕、赵两地均为布币、刀币并行流通地区。
三、圜钱
圜钱是从纺织工具纺轮演化而来的。它的形制扁平而圆，中间有孔，大小、形状都和铜制纺轮实物差不多。圜钱的扁圆体型，比布币刀币更便于计数和携带，又不像布币那样容易折断，而且有孔可以穿绳，适合于商品交换日益增长的需要，所以圜钱的出现，是早期铜铸币的一个进步。在战国的中后期，除楚国以外陆续为各国所采用，逐渐取代布币、刀币而形成一种新的铜铸币体系。
秦国也处于布币流通区，秦圜钱与别国不同的特征是，以“两”为货币单位，币面只纪货币单位，不纪地名，这表明货币铸造权集中于朝廷，在货币制度上更具有进步性。秦圜钱的形制，最初是圆形圆孔无郭，背面平而无文字，正面铭文“珠重一两”（珠是宝贵珍物的意思），战国晚期演变为圆形方孔的“半两”钱。由于它大小适中，便于授受，适合当时流通的需要，得到了迅速发展，后来成为全国统一的货币。
四、蚁鼻钱
综合上述四个铜铸币体系情况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货币经济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已开始确立，货币因素渗透于人们生产、生活的各方面。战国初期魏国李悝曾列举了一张当时普通农家生活费用账单，他说：农民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除缴税和本身消费外，可得1350钱，衣服每口岁用300钱，五口则为1500钱，再加上社闾祭祀等活动的支出，尚不足450钱，需靠副业等补足。［23］这张单子表明，货币经济在当时已很普遍，不仅在城邑到处使用货币，而且又渗透于农民日常生活之中了。早期铜铸币的使用范围已很广泛，除日常买卖东西之外，还用于赏赐、馈赠、贿赂、纳贡、借贷等经济活动。劳动力的雇佣也使用铜铸币。《韩非子》说：“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24］当时的财政税收，用粮食也兼用铜铸币。“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25］。穷人向富人借债也用铜铸币，名之为“称贷”、“贳贷”，“贷子钱”或“贷息钱”。大的放高利贷者，称为贷家、子钱家。齐国孟尝君放债，一次就收“息钱十万”。鲁人曹邴氏为子钱家，“贳贷行贾遍郡国”［26］。铜铸币还被当做殉葬品，河南汲县山彪镇的一个战国大墓，一次就随葬六七百个空首布。［27］以窖藏铜铸币来保存价值的现象更为普遍，如1961年冬在山西祁县下王庄出土一个绳纹陶罐，罐内装满了战国布币，共重24.5公斤。
由于铜铸币的广泛通行，以货币计算的价格观念也渐深入人心。关于当时物价的记载，在史籍中也逐渐增多起来，但由于各国货币制度不统一，铸币的轻重大小差别很大，难以和后代比较。例如，春秋末、越国粟价，在平常年景大约为一石值30钱，价格低落时20钱，价格高涨时可达八九十钱。［28］秦国禾粟价格，也是“石卅钱”；做衣服的粗麻，“十八斤直六十钱”［29］。齐国的物价，据《管子》所说，粟价每石四十钱，绢价每匹合黄金十四铢半，布价每匹约合黄金五铢。金价是一金四千钱，如果一金是指一斤，则绢价每匹值钱150，布价每匹值钱50。
铜铸币在各国的发行流通虽有一定制度，但都较粗放，发行数量一般无所限制，减重的事也时有发生。例如楚庄王因钱轻，要改小钱为大钱，百姓感到不便，孙叔敖劝楚庄王恢复了旧币制。［30］周景王二十一年（前524）也要铸大钱，单穆公反对，讲了一番关于铸大钱、铸小钱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道理。［31］这种大钱，如果是增加钱的重量，则会使物价下跌；如果是只增加名义价值，不增实际钱重，则物价会上涨。所以，管子说：“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32］，这是他对那一个历史时期货币物价关系的总结。
第四节
铜 钱
铜钱是我国流通时间最长，对古代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一种货币。从秦始皇到清朝末年，大约流通了二千一百多年，这在世界货币史上也是仅有的。
铜钱是在早期铜铸币的基础上产生的。战国末期，各国商品生产发展较快，商业繁荣，地区间贸易往来也很频繁，货币的使用范围和数量也愈来愈大。但是另一方面，各诸侯国以至大的城邑货币制度极不统一，货币种类相当繁杂，形形色色、大小轻重不一，代表的价值相差悬殊，给商品交换带来极大的不便。秦始皇兼并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政权，推行统一的铜钱制度，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从此铜钱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行使开来。
铜钱的形状，呈周圆孔方的金属圆饼。这种外圆内方的形态，在世界上是东方货币的典型代表，它体现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象征着君临万方，皇权至上的思想。把钱币和天地宇宙相比拟，说明中国的货币发展到铜钱阶段，货币在人们的心目之中已处于极重要的地位。有人给钱币起个别号为：“孔方兄”，认为它是万能的，说“死生无命，富贵在钱”，“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33］铜钱的形制也就是货币拜物教思想的体现。
铜钱上都镌铸有铭文，与西方钱币上有人物、动物等花纹图案完全不同，这也是东方货币的一大特色。早期铜钱上的文字，一般是标明重量，后期则一般为朝代年号，也有标上铸造地点、铸造机关以及其他标记符号的。制作铜钱的材料（简称币材），主要是铜，一般为铜、锡、铅合金，所以叫做铜钱。由于币材其本身是有使用价值的，所以钱币的重量就是它的价值的标志。历代政府对钱重都有明确规定，但也经常有钱币减重贬值的情况。
铜钱的通行，标志着我国金属铸币制度已发展到成熟阶段。两千多年来随着朝代的演变，它的发行制度和流通制度有着明显的阶段性，随着冶金制作工艺技术的进步，以及地区、民族特点的体现，铜钱的名称、形制和流通状况等也有着不同的发展变化。因此，铜钱的种类非常繁多，样式也千差万别。归纳起来，随着时代的演进，铜钱大体可分为半两钱、五铢钱、通宝钱、制钱四个大类别体系。
一、半两钱
半两钱，有秦半两和汉半两二种。
秦半两是秦朝铸造的，流通的年代如果从秦惠文王算起到汉朝初年，大约有一百三十多年。秦半两造型古朴，开始时为圆孔圆形无轮郭，后改为外圆内方无轮郭，币面有小篆体“半两”二字。史书说“重如其文”［35］，即半两重，实际上由于当时冶炼技术还较原始，各枚重量往往相差悬殊。从出土的实物看，重的一枚可抵轻的三枚以上。
汉半两，是西汉初期铸造的。西汉继承秦的币制，但认为秦半两太重，提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改铸较轻的半两钱，并允许民间私铸，即为汉半两。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汉半两共行使了七十余年。
汉半两的形制与秦半两基本相同，但重量不断减轻，名为半两（即十二铢），实际只重八铢、四铢、三铢不等。有些小钱穿孔大而钱体薄小，形似榆，又叫“钱”。汉半两的减重贬值，造成了汉初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
汉半两的发行制度和流通制度，都不够稳定，七十余年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改革的突出问题为是否允许私人铸钱。汉高祖“许民私铸”，造成低劣小钱到处充斥。后又严禁私铸，规定违者处死，但也未根本解决问题。汉文帝时又允许私铸，各地豪强富商借机大发横财。大夫邓通因铸钱而“富甲天下”，超过王侯。吴王刘濞招亡命之徒采铜铸钱，“富埒天子”，后来终于叛乱。于是汉景帝又禁私铸。汉武帝时大臣们进行了一场经济政策与货币政策大辩论，最后采纳了桑弘羊的主张，将冶金、煮盐、铸钱大权收归官营，从而为以后数千年造币权集中于中央政府奠定了基础。
二、五铢钱
五铢钱与半两钱同是以重量为钱名的铜钱，法定重量为五铢。自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共通行了739年，对我国古代钱币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在长期流通过程中，不同朝代不同地域的五铢钱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和不同的特点，从而也出现了各种不同名目的五铢钱。比如汉武帝“三官五铢”，制作精整，郭纹很细。汉宣帝五铢，上有宣帝年号，币面“五”字的中间相交的两画向内收，外郭比较宽。东汉灵帝、献帝时的五铢，钱背面有四道斜文，从穿孔的四角直达边缘，叫做四出五铢。南朝萧梁铸造四柱五铢和二柱五铢，即在五铢钱正面有两个星点，背面也有两个星点，是为四柱五铢；背面没有星点的，是为二柱五铢。隋文帝时的五铢，重量严格，制作精整，书法笔画较细，“五”字交股处稍曲而圆，钱色发白，又叫“白钱”。
王莽推行光怪陆离的特殊的货币制度，却也促进了铸造钱币技术工艺水平的提高。例如其中“金错刀”的错金（以金丝金片嵌入刀币的文、郭面上）技术是相当高明的，“一刀”两字能发射出水银的光彩，是珍贵的艺术品。东汉张衡在《四愁诗》中写道：“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把它和珠玉相比美。又如“货布”，长二寸半，宽一寸，四枚连在一起，恰好等于汉制一尺，以此标榜它源于先秦的纤维织物布帛货币。这种货布制造规格严谨，检查上千枚，其大小轻重差别也很小，因而可用这种货布来确定汉代的度和衡的规制。但是，钱币华美的外表无法掩盖它实际价值的降低，王莽的新币制使物价越来越高，米价涨到每石万钱。
三、通宝钱
通宝钱在货币发行和流通制度上，比五铢钱又进了一步。通宝钱是以通宝（或元宝、重宝）为钱名的钱币，改变了过去以重量为钱名的旧制，而以帝王年号为主要标志，在流通中取代了五铢钱。这种钱币，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开始铸造发行，到清朝末年，共流通了1290年，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经济有很大的影响。
通宝钱的一个特征，是历代皇帝为了表明自己的统治权，都在钱币的铭文上大做文章。开元通宝是唐王朝开国第四年开始铸造的，取名开元的意思是自唐高祖李渊开始，要去除过去的币制积弊，富国强民，开辟新纪元。以后各朝皇帝大都把自己的年号铸在钱币上，作为他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的象征，客观上也是对币值的一种保证，所以叫做年号钱。年号钱最早出现于五铢钱体系南北朝时成汉李寿的汉兴钱，但当时仅系偶然现象，流通时间很短。但在通宝钱体系，从唐高宗乾封泉宝以后，直至清末，各朝所铸钱币多数都是年号钱。如两宋320年间，共铸造发行了45种年号钱。
通宝钱的铭文书法和图案标记具有较高的艺术性。总的说来，五铢钱多为篆书，通宝钱在唐代多为隶书，五代十国的南唐开始采用真书，两宋时则真、草、行书与隶、篆体并用，并且出现了“对钱”。对钱，是同一种年号钱，同时有两种或多种书体，或篆、真，或行、隶，相配成对，而钱的铜质、大小、轻重、厚薄以至穿孔、轮廓的广狭、制作风格都完全相同。如北宋仁宗、神宗时的真、篆书对钱；徽宗时的篆、行书对钱，篆、隶书对钱；南宋高宗时篆、隶、真三体书对钱等。与宋同时的辽、金、西夏等国也都有各种不同书体的钱币。通宝钱许多铭文书体很讲究书法艺术，一些钱币上的文字多出自名家手笔。如唐初的开元通宝为欧阳询所书，是“八分书”隶体，极工整。宋初的淳化元宝有宋太宗亲自书写的真、行、草三种书体，即所谓御笔钱。崇宁通宝、大观通宝的多种钱币都是宋徽宗所书，铁画银钩，号称瘦金体。元祐通宝的文字则有司马光、苏东坡写的。此外，还有不少钱币上铸有各种图案或标记，如开元通宝上铸有星、月、太阳、星月、双月、莲纹等等。有一种开元钱，在穿孔的上面有一仰月如，也有作俯月的如，称做“”。此“”来源，有人说是在向皇帝进呈钱模蜡样时，被皇后掐了一指甲印，铸钱时不敢改动，就遗留在钱背上。更有人说这“”是杨贵妃的指甲痕，对此金朝人曾写过“金钗坠后无因见，藏得开元一捻痕”的诗句。另一些专家认为，这是受到西域钱币上铸星月图案的影响，是钱币的一种图案或标记。
四、制钱
制钱是明、清两代所铸造的钱币，是通宝钱体系的一种特殊类型。按照明朝规定，本朝所铸造的钱币称为“制钱”，带有法定货币的意思，对以前各朝代的钱币则统称为“旧钱”。制钱和旧钱可以并行流通，但在兑换比价方面有差别。比如明嘉靖时就规定，嘉靖制钱七文可兑白银一分，而前代旧钱则需30文。清代币制仍然沿袭明代旧制，所以，制钱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制钱流通时间，大约共五百多年。清代制钱的消亡，也就结束了铜钱流通的历史。
制钱的形制，仍然维持了方孔圆形。名称也是以各个皇帝的年号为钱名，如洪武通宝、永乐通宝等。明朝统治者在货币体制上比较注重纸币，所以开国以后对铜钱铸造和使用时开时禁，从宣德到嘉靖的几十年间则完全停铸和禁用铜钱，民间盛行纸币、白银或实物交易。嘉靖六年（1527）因纸币宝钞膨胀过甚，不能再用，才又恢复铸钱。从洪武到正德的九个年号的制钱，都是嘉靖时补铸的。清朝入关前已铸造自己的钱币，入关后制定钱法，有五种钱式，即：一式为光背（钱的背面没有文字），仿古钱形式；二式为仿唐开元钱形式，钱背面有一个汉字用来标明铸造机关的局名；三式为钱背有“一厘”二字；四式为钱背有两个满文标志铸造机关的局名；五式为钱背有满、汉文各一字标志铸造机关的局名。以后各朝每改一次年号就新铸一种年号钱，从康熙通宝到宣统通宝共十种，形制则选用上述五种范式中的几种来铸造。康熙晚年还铸造过一种字形写法不同的康熙通宝，色泽金黄、光闪夺目、质地精细，据说这种钱内含有黄金，是年羹尧任四川总督时，将庙里鎏金罗汉熔铸而成的钱币，所以人民把它叫做罗汉钱。清末制钱曾一度使用机器制造，叫做机制钱。如光绪十四年（1888）广东等地都曾制过。但因成本较高，不如造铜元有利，因此铸造的数量不多，流通不广。
制钱的流通，经过咸丰时的大乱，到光绪时期已是强弩之末，虽经几次整顿但仍日趋消亡。原因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的商品经济有了发展，要求比较简便易行的货币与它相适应。而制钱的种类繁杂，形制很不规范划一，成色质地也参差不齐，一串钱之中，经常夹杂质差个小的恶钱，人们把一串千文中夹恶钱百文以内的叫“毛钱”，夹百文以上的叫“一九钱”，二百文以上的叫“二八钱”，依此类推，甚至有“倒四六钱”，老实的商人、百姓经常吃亏上当。各地区流通的制钱也不一致，如京城行使当十大钱，外地则行使一文制钱。外地客商在京售货后须把大钱换成制钱，经常受到克扣盘剥。制钱的计量单位——“吊”的计算方法，各地也不一致。顺治时规定制钱一枚叫“一文”，千枚叫“一吊”。光绪时京津一带100文为一吊，东三省160文为一吊，山东、河北500文为一吊，长江一带每吊为980文。换算复杂繁难，极为不便，不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另一原因是，外国货币侵入国内，特别是国内铜元、银角相继兴起，逐渐代替了制钱的地位。以铜元为例，铜元形制工整划一，取消了制钱的中孔，花纹细致，不易假造。所以铜元一出现，人们都乐于使用，开始时它的市价高于名义价值，原定铜元100枚当银元一元，光绪二十八年市价为银元一元换铜元80枚到90枚。铜元仍沿用“文”或枚为单位，一般为一枚合制钱10文。但它的重量比当十制钱轻，咸丰当十大钱一枚重六钱，铜元一枚只重二钱。由于铜元成本低，可取得双倍利润，于是各省官僚纷纷铸造。铜元的铸造量，从光绪三十年算起，五年间增长了六倍多，从此流行了两千多年的方孔圆钱被挤出历史舞台。
上述四大类型铜钱体系，主要是历代政府发行的钱币，此外，历代农民起义军也有不少铸造铜钱的。一般的说，唐以前农民起义军铸造的货币，多属于五铢钱类型，唐以后的多属于通宝类型，如明末李自成的“永昌通宝”、张献忠的“大顺通宝”。清末太平天国在相当大的地域行使过多种铜钱，如“太平通宝”等。农民起义军的钱币，大多比当时政府的货币币值稳定，受到人民群众拥护。据说，明末人们甚至把“永昌通宝”、“大顺通宝”缝在帽子上做装饰品。
我国古代钱币，除铜质的以外，还有用铁、铅、锡甚至泥等材料制作的。这些材料的价值都较铜的价值低，所以这些材料制作的钱币一般都是作为铜钱的减值形式出现的，流通于战乱或通货膨胀的时代。铁钱是最常见的低值钱币。最早的铁钱，大约是在西汉初期出现的。近年来，长沙、衡阳西汉墓发掘中，就出土过较多的铁钱，有的一次发掘就出土三百余枚铁钱，其中有的铁钱形制类似汉文帝时的四铢半两钱。［39］铁制的五铢钱在文献记载中就比铁半两钱要多了。《梅福传》张宴注说，西汉成帝“河平二年，沛郡铁官铸钱，如星飞上去”［40］，据说这是最早的铁五珠。西汉以后许多朝代，都行使过铁钱。如：东汉公孙述铁五铢、三国刘备的直百五铢以及南北朝、五代十国、两宋时代的铁制通宝钱。比较有名的如南朝梁武帝的铁五铢，价值极低，交易时要用车载铁钱支付，计价时论贯（千枚）计算，物价上涨到一斗米卖80万钱。北宋各朝铸造的铁钱种类和数量最多，两淮和四川地方专门行使铁钱，规定铁钱不出界，铜钱不入境。宋太宗时四川因铁钱发行过多，一匹罗要两万铁钱。清咸丰年间发行铁制钱，开始时因制作精整还受欢迎。后来又铸造铁大钱，从当五到当千有六种之多。由于铁大钱贬值太厉害，日常买卖交易以铁大钱计算的价格比铜大钱高五倍，咸丰七年正月初十日北京商户干脆拒不收用，形同罢市。
我国铜钱制度，长期以来每一枚法定重量基本上是不变的，这是与外国金属铸币不同的一个突出特点。例如通宝钱，从唐武德四年（621）确定开元通宝一枚重一钱以后，一千余年虽经无数次改朝换代而钱的法定重量却没变动。但是短时间钱币减重贬值又是经常出现的。自从汉武帝推行五铢钱，将钱币铸造权集中于中央朝廷以后，钱币减重贬值就成为统治阶级用来掠夺人民百姓财产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手段了。由于钱币的实际价值与名义价值相分离，从而同时伴随着出现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因此，从铜钱流通的两千余年长期历史来看，它的购买力水平总是处于经常波动的状态。物价上涨到万倍以上的至少也有五六次，而上涨十倍百倍的次数就更多了。历代政府实行铜钱贬值的方法，基本上有三种类型。一是减重，即将每枚钱币的重量减轻，使币材的重量小于钱币的名义重量。例如汉初的半两钱，原重十二铢，后减为三铢，但名义仍是半两，等于膨胀了四倍。董卓铸造的小钱，将五铢钱改铸一铢重，膨胀了五倍。减重钱又轻又小，人们对此十分厌恶，给它们起了各种别号，如环、翦边、鹅眼、钱、大眼贼、短命等等。如东晋沈充铸的钱极其薄小，每枚仅重一克，人们比作榆，唐代诗人们就常提到它，李贺诗云：“榆相催不知数，沈郎青钱夹城路”，李商隐诗云：“谢家轻絮沈郎钱”，反映了人民的不满情绪。二是铸大钱，币材重量虽稍有增加，形体较大，但规定的面额价值要超过币材的几十倍甚至千百倍。如王莽的宝货制，“大泉”铜币币材比五铢钱加重2.4倍，面额作价等于五铢钱的50倍，实际等于贬值到1／20。“契刀”铜币，一枚当五铢钱500使用，按其重量则等于贬值成1／120以下。“错刀”币，一枚当五铢钱5000枚使用，约等于贬值成1／720。短时间内货币如此急剧贬值，使物价狂涨不已。史称：“赋敛民财什取五”，“米石万钱，人相食。”［41］三是改变币材的金属成分，降低贵金属铜的比重。如宋徽宗时宰相蔡京推行夹锡钱，即在铜钱合金配方中减少铜的比重，增加铅锡的比重，使黑锡和白锡占43%以上。含铜量只有57%左右，而标准的唐开元钱含铜量一般均在83%以上。结果夹锡钱币值降到1／20，引起通货膨胀，连宋徽宗也承认，“夹锡之患，甚于当十钱”。
第五节
金银和谷帛货币
一、黄金
1．早期的黄金货币
黄金白银，体积小价值大，色泽美丽，不锈不烂，分割也不太困难，是适宜作货币的理想金属。我国古代金银产量较少，只能起部分货币职能作用。金银用作货币，据古籍记载距今大约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史记》说：“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金）或白（银）或赤（铜）”，“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42］《管子》也说：“先王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43］《汉书》则认为，西周初期黄金货币已有了一定的形制，还有法定的货币制度，它说：“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太公退，又行之于齐。”［44］这些说法表明，商周时期黄金已在发挥货币的作用，在安阳虽曾出土过金贝和包金铜贝，但还缺乏大量考古实证。
春秋战国时期，黄金已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货币之一了，与早期的铜铸币并行使用。当时大宗交易支付，国与国交往都使用黄金，封建贵族、大商人买卖珍贵的奢侈品，多以黄金论价，如千里马、象床、宝剑、玉卮、狐白裘等，都计值在千金以上。据说韩国有一美人，售价很贵，诸侯们不能买，后由秦国花三千金买去。［45］地主、商人的家产也往往以黄金计值，夸耀为“千金之家”。统治者们朝贡、馈赠、赏赐、贿赂也都使用黄金。如“尉缭说秦王，赂诸侯豪臣，不过三十万金，而诸侯可尽”［46］。当时各诸侯国的铜铸币——布币、刀币、圜钱等都有一定的流通范围，受地域的限制，而黄金则可通行于各国，不受国界限制，成为国际性货币。
关于早期黄金货币的购买力，古籍中记载的不多，也缺乏与其他币种的比较。《管子》曾记载：“粟贾平四十，则金贾四千。”［50］可以认为，一石粟值40铜币，而4000铜币等于一斤黄金。《管子》又说：“黄金一镒，百乘一宿之尽也。无金则用其绢，季绢三十三，制当一镒；无绢则用其布，经暴布百两当一镒。”［51］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还需要进一步发掘和研究。
2．黄金货币的盛行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规定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西汉承袭秦制，黄金仍为法定货币，单位改为斤。这一时期，是中国货币史上使用黄金货币最盛的时代。
当时的货币流通，小宗买卖都使用铜钱，凡价值大和支付额多的交易都以黄金计算。据记载，黄金的使用范围主要的有：赏赐、库藏、朝贡、助祭、算赋、买卖官爵和民间窖藏等。赏赐是黄金数量最大的用途。仅就《汉书》记载，皇帝各次赐金加起来的总量达90万斤，合今天276吨还多。例如，陈平曾以4万斤黄金间于楚；文帝赐周勃金5000斤，宣帝赐霍光7000斤。皇帝娶皇后的聘礼，惯例为黄金2万斤。其次是酎金，这是汉代诸侯为祭宗庙向皇帝贡献的助祭费。按规定，以诸侯封地人口计算，每千人贡金4两，实际加起来就是很大的数量。如果交纳酎金重量不足或成色不好，则犯大不敬罪，王则削县，侯免国。汉武帝时，因酎金问题获罪夺爵的有106人之多。黄金代表财富，西汉皇帝运用酎金及赎罪、罚款、抄家、卖官等手段，搜刮了大量黄金，集中于皇家。汉武帝时，皇室贮藏的黄金有50万斤，约占全国黄金的一半。王莽时期，实行黄金国有，他制定了“宝货”制，使用严刑强逼民众交售（实际是没收）黄金和金制器物，藏于宫中，每万斤为一柜，在他灭亡时还存有六十余柜。［52］
汉代黄金与铜钱的比价，法定是黄金一斤值铜钱一万。但在民间实际流通中，则因时因地而有高有低。《九章算术》中曾记载：金一斤值钱“六千二百五十”［57］，“金价九千八百”［58］。在战乱年代，黄金价格变化甚大，如王莽失败后的长安三辅一带，曾有“黄金一斤，易豆五升”的现象。［59］
3．黄金货币职能的减退
东汉至晋隋期间，黄金愈加贵重，人们对黄金的用途有了很大改变。用于大额支付和商品交易的情况锐减，作贮藏、饰品和其他方面用处的大为增加。像皇帝对臣属的赏赐，西汉215年间赐黄金有一百多次，东汉195年间赐金只有9次，而赐钱、赐物的相应增加，仅赐铜钱的就有64次之多。东汉赐金的数额也很少，总计约为21740余斤，合今5.5吨左右，仅及西汉赐金总数的2%。皇帝赐金少了，臣下献金的也少了，连赎罪也改用缣。把黄金作货币媒介以外的用途，则广泛发展。当时社会风气崇尚奢侈浮华，盛行用金银打造器皿、服饰。汉光武帝的内弟郭况，在家中就蓄有四百多人专门制作金银器物。［60］妇女们用黄金做首饰也很流行，曹植诗“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是其时风尚的写照。同时，两汉之际佛教东传，魏晋以后道教也逐渐盛行，寺观庙宇、佛像、法器多用黄金装饰。北魏天宫寺造佛像，一次就用黄金600斤。特别是战乱频仍，铜钱经常贬值，物价腾贵，人们多以黄金来保存价值，避免损失，这样，黄金就逐渐退出了市场流通范围，成为大家竞相贮存的对象。由于用金数量稀少，黄金的数量名称也起了变化。本来汉代称黄金一斤为“一金”，到了晋代，称“一金”却往往指的是一两了，这是因为使用黄金时用两计算已逐渐习以为常了，而南北朝以后就不再用斤计算了。
唐宋时代，金银制作工艺达到相当高超的水平，黄金用于打造器物、饰品以及佛道法事祭祀、布施等有增无减，黄金的用途更加广泛。与此同时，由于工商业和对外贸易蓬勃发展，以黄金计价、估值以及用于大额赋税、大宗交易的情况又时有发生。杜甫就有“囊虚把钗钏，米尽折花钿”的诗句。由于经济的增长，黄金的货币作用在这一时期又有所上升，但相比之下它作为贮藏、保值的作用仍是主要的。史籍对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如“天下金帛皆贮于左藏”［61］等等。元代以后，纸币逐渐流行，黄金则进一步退出流通领域。尤其是明朝，曾明令禁止民间用金银交易，但实行的结果是，白银未能禁止住，而黄金的货币地位则正式取消。
黄金货币的形制，一直是多种式样同时并行的，但不同时期又分别以某一式样为主要形式。东汉以后，除圆饼形外，铤状逐渐多起来。金铤是狭长的金钣，似大臣用的笏，一直流行到唐代。1979年山西平鲁屯军沟曾出土金铤82件，金饼4件，部分刻有唐肃宗乾元年号。［62］南北朝时，黄金制的钱币开始出现，《南史·吕僧珍传》曾有生动的记述。这种金钱，多是仿照当时流通的铜钱的形制而造的。从出土实物看，有些金钱是从国外流入的，如拜占庭金币等等。唐宋时期，金银制的钱币已较普遍，但多用作祭祀、布施、馈赠、殉葬等，与流通中的铜钱有所区别。《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开元元年（713）九月，宴王公百僚于承天门，令左右于楼下撒金钱。杜甫诗云：“何时重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张祜诗云：“长说承天门下宴，百官楼下拾金钱。”两宋时金银开始以锭的形式出现，这是一种砝码或绕线板的形状，为两端宽、中间窄的亚腰形。元代的金银锭又改为元宝形，即两端尖而翘起。明、清时又有中锭（小元宝形）、锞子（小馒头形）以及滴珠、福珠形状。上述多种形状的黄金，都仍属于称量货币，在使用时需用秤称量，分量重者要进行截凿。
黄金的购买力，东汉以后千百年来一直是比较稳定的。金银比价为1:5左右，维持了相当长时间。至宋初为1:6.52。明中期为1:7—8，明末为1:10左右。清乾隆时为1:14左右，和当时欧洲的比价大体相当。黄金和铜钱、纸币的比价，则由于后者价值经常不稳，而变化较大。
二、白银
1．早期的白银货币
白银和黄金一样，在古代传说时期就已成为人们交换中使用的货币之一了。但由于我国对白银的提炼技术比较落后，因此白银的使用时间应较黄金稍晚。
春秋战国时期，白银铸币已经出现。1974年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18枚银布币，据考证，其中空首布1枚，约为春秋前期的；5枚短型平首布，约为春秋晚期的；12枚中、长型平首布，约为战国初期的。［63］同年河北平山县战国时中山国墓葬的发掘中，出土了银质贝币数枚，同时出土的还有赵国的刀币，［64］因而可知银贝在中山国也同刀币一样是日常流通的货币。
秦始皇统一币制，对白银是禁止作为货币来流通使用的，所以白银只用于首饰和贮藏。汉代没有明令禁止白银，但由于数量不多，仍主要用于首饰和贮藏，有时也作货币使用于大额支付。汉代白银属于称量货币，一般作饼状或铤状，叫做银饼或银铤，与金饼、金铤形状类似。已知的，西汉曾有过无字银铤、汉景帝“中元二年（前148）银铤”及银砖等物。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因对匈奴用兵，财政困难，用少府积存的银锡铸造“白金三品”。白金三品是三种银币，一是圆形龙纹币，重八两，值三千铜钱；一是方形马纹币，重六两，值五百铜钱；一是椭圆形龟纹币，“肉圆好方”（即方孔椭圆形），重四两，值三百铜钱。这白金三品银币的发行，仅是一次失败的尝试。由于它作价太高，比实际价值约高出三倍以上，又系银锡合金而无固定成分比例，因而民间纷纷私铸，降低银的成分，使此币大幅度贬值，不利于正常经济生活，仅用了四五年就废止了。两晋、南北朝时，史籍记载中用银的例子逐渐多起来，也有了以银计值的记载。但白银仍不是主要货币，除用于饰品和贮藏之外，人们在赎罪、贿赂、租税、贡奉等方面也有用白银的。银的形制，除银铤外，银质的钱币开始出现，有的类似五铢钱形制，有的可能是对外国银币的仿造，但数量都很少，只起货币某些职能的有限作用。
2．白银的货币作用增强
唐代的货币，主要是绢帛。中唐以后，绢帛货币已不能适应市场交易的需要，其货币作用逐渐趋于衰退。贵金属白银，作为货币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来，唐代的法律不承认白银为合法的货币，但由于交换、支付使用方便，人们多乐于用白银，致使后来唐政府的经费也使用白银了，所以实际上白银货币在唐代已具有多种用途，如：商品交易、租税、赈济、赏赐、贡奉、军费、布施、官俸、债务等等。甚至政府的税法都有用银的规定，如唐税制《租庸调》规定：“丁，随乡所出，岁输绢二匹……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谓之调。”［65］到唐末、五代时期，白银已成为商品流通中最常见的一种货币，根本改变了过去主要用于饰品和贮藏的状态。不仅用银的范围扩大，而且用银的数量也是空前的。据一些史籍记载，人们进行贡献、济军、贿赂等活动用银，一次往往是数万两或数十万两。
两宋时期，白银的货币性质进一步增强。政府正式规定白银为租税和官俸的法定货币。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白银货币占据很大比重，而且日趋增加。北宋真宗天禧末年（1021），政府岁收中白银为八十八万余两，岁支中白银为五十八万余两。［66］到神宗熙、丰年间（1068—1086），岁收中白银已达二百九十余万两，［67］47年间，白银岁收额增加二百多万两，增长2.3倍。南宋孝宗淳熙（1174—1189）中，左藏库对政府禁军百官俸给岁支中白银为二百九十三万余两。［68］可见，南宋每年仅在军饷、官俸方面的用银就比北宋神宗政府全部岁收用银多二万余两。宋代用银范围比唐代更加广泛，民间私人经济交往，也常使用白银。白银在经济中的作用，已超过西汉时的黄金。南宋有的地方发行纸币“会子”也以银为单位，如绍兴七年（1137）川陕宣抚副使吴玠在河池发行的“银会子”即以银计价。但这一时期白银还不是十足的货币，在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方面的职能也还不够充分。如宋代的物价，还都是用铜钱来表示的，人们有白银也还得先兑换成铜钱，然后交换使用。百姓日常生活用银，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
白银货币在唐代通行的形式是银铤。西安唐大明宫遗址曾出土唐玄宗天宝年间的银铤，长市尺九寸六分，宽二寸一分五厘，为笏状长方形的银钣，铭文“重五十两”［69］。在其他地方也发现一种重20两的小银铤。宋代白银货币一般叫做“银锭”，其形状是在铤形基础上，两端为圆弧状，中间较窄，而且在正面记有地名、用途、重量、官吏、匠人名称等。大银锭重50两，小银锭则重量不一，如25两、12两等。宋代也铸造了一些银质的通宝钱币。
3．白银成为主要货币
在与南宋同时代的金朝，白银已成为主要货币，和铜钱、纸币同时流通使用。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铸造了白银的“承安宝货”，这是汉武帝以后第一次出现的政府法定银铸币。它的形制类似银锭，按重量从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种银币，一两承安宝货值铜钱二贯。近年来在黑龙江阿城一带曾出土了这种银币。承安宝货由于没有规定固定成分，于是发生大量盗铸掺假，使百姓受到损失，京师商人曾为此罢市，因而到承安五年就停止流通了。但称量性质的银铤、银锭仍继续流通使用。金朝历届政府为了推行纸币交钞，曾经严令限制银价和用银数量，民间贸易强令搭配使用交钞，但商民百姓不予理睬，继续以银论价，乐于用银交易，拒用纸币。
白银货币的流通，在清朝初年是比较稳定的，当时对外贸易出口生丝、茶叶、瓷器等，输入的主要是白银。据统计，嘉庆以前的一百七十余年间（1644—1821），西班牙、荷兰、英、法、美等国输到中国的银元达三亿零六百多万元。道光以后，鸦片贸易使白银大量外流，每年出口白银数千万两，造成国内银荒。另一方面，外国银元制造精致，规格划一，计数比用秤称白银方便得多。人们宁愿以十足的白银换取成色较低的银元使用，以致外国银元在国内市场盛行，缴纳赋税以及商人交易都愿用它。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林则徐在任江苏巡抚时就曾试铸过中国自己的银元，每枚重七钱三分，但行用不久即废。以后道光十八年（1838），台湾铸过有寿星图像的“足纹银币”；道光二十四年（1844）福建漳州曾铸造军饷银币。咸丰、同治年间浙江、上海、吉林等地也出现过各种银饼、银币，都是民间或地方政府铸造的，流通时间不长、地区范围不广。光绪十五年（1889）两广总督张之洞正式奏准朝廷，用机器铸造“龙洋”银元。币面中央为“光绪元宝”四字，背面为蟠龙花纹，重七钱二分。龙洋含银九成，与白银等价使用。龙洋出现后，各省也纷纷仿铸。宣统二年（1910）四月，朝廷制订国币则例，规定银元铸造权归于中央，次年五月开始铸造统一的“大清银币”，但几个月后，辛亥革命就爆发了。清政府虽然灭亡，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现代铸币银元取代称量货币银两的趋势已经构成。
白银在流通中作为主要货币行使大约有七百一十余年。这一时期白银的购买力，基本上是下降的趋势，其价格变动主要受产量和进出口的影响。例如米价，明初洪武年间每石值银四钱六分，明末崇祯年间每石约需银一两一二钱。清康熙年间每石值银五钱九，清末光绪年间为二两一七。白银与铜钱比价，明初为白银一两值铜钱一千文，到万历年间为五六百文；清初顺治年间为一千四百文，康熙以后约为一千文，嘉庆以后白银外流，银价上涨，道光年间涨至二千文以上，同治年间又降至一千六百文左右。银钱比价的变动，受打击最重的是农民，因他们卖粮收铜钱，而纳税要交白银，如果银价对铜钱上涨五成，即意味着农民的租税负担增加50%，从而引起农民纷纷起义反抗。
三、谷帛
谷即指粮食，帛或布帛指纺织品，帛为丝织品的通称，布为麻葛类织品的通称，都是人民赖以生活的衣食之本。我国古代自从有了交换，谷帛就是重要的一般等价物，起着货币媒介作用。谷帛是本身使用价值极强的一种货币，退出交换后即可直接进行消费。因此它最适合商品交换不发达的自然经济环境，或战火纷飞、社会动乱时期交换媒介的需要。即如古代童谣所说：“虽有千黄金，无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饱，千金何所直。”［70］由是几千年来谷帛一直断断续续发挥着货币作用，有时甚至完全代替了其他货币的地位。
周秦以后，据历史记载，谷帛一直是与金属货币并行的重要币种。《汉书·食货志》载：“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汉代把谷帛作为法定的货币，是政府财政收支的一个重要手段。比如汉代政府的官俸中，就有一部分是以粮食计算的。皇帝的赏赐有时也使用缣帛。《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巡狩郡县时，曾赏赐用帛百余万匹。赋税和民间交易也都是钱、帛并用。在王莽末年、东汉晚期和三国时的曹魏，由于社会动乱，粮食和布帛更上升为主要货币的地位，排斥和削弱了铜钱的流通作用。魏明帝以后，恢复了五铢钱，实行了钱帛并行流通。但西晋八王之乱以后，战火连绵，谷帛的货币作用又趋扩大，黄河流域及辽东地区，几乎处于实物交换状态，谷帛取代了铜钱，金银也只作宝藏和装饰之用。东晋和南北朝时期，各国大多是钱币、布帛、米麦同时并行流通。如萧齐时，虽然规定以钱币为主要货币，但在户租中，则三分之二收布帛，三分之一收钱币。萧梁时，规定各种交易“钱帛相半，为制永久”。北魏则一切公私财务收付，如俸饷、税收、赈济、赏罚、借贷等等，都以帛作价，有时还用牲口。北齐规定发放俸饷，以帛、粟、钱各三分之一。唐朝沿袭前代习俗，政府法令明确规定绢帛与钱币并行流通。如开元年间规定，“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与钱货兼用，违者准法罪之”，［71］“布帛为本，钱刀是末，贱本贵末，为弊则深”，“自今以后，所有庄宅，以马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棉等，其余市价至一千以上，亦令钱物兼用，违者科罪”。［72］政府赋税，如《租庸调》的庸、调，也是收绢帛。军费支出，一次用绢帛可达几十万匹。民间交易，大宗小项用绢帛的比用钱的多。日用的柴米油盐也用绢帛买卖。白居易《卖炭翁》诗中描写：“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即可见一斑。
唐代中叶以后，绢帛的货币作用逐渐衰落。这是由于天下承平较久，商品生产逐渐发展，布帛作为既有交换价值又有使用价值的货币，其局限性较大，如布帛的品质不易划一、一经割截其整体价值就会受损、久藏会变质朽坏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因而在流通中逐渐被铜钱所代替。宋代以后，谷帛即逐渐退为生活日用品，仅在社会动乱时偶然发挥交换媒介作用。
关于谷帛货币的规格，谷是粮食的通称，各种谷物一般以斛、升等容量或重量为单位。布帛作为纺织品，其品种很多，如锦、绣、纱、绫、绮、罗、縠、绢、缣、绨、布等都可作货币，其中常见的是：丝织品绢、缣和麻、葛织品布。汉代曾定有规格，即：阔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六十尺为端。二匹布抵一匹绢。唐代规定，绢以四丈为匹，布以五丈为端，均宽一尺八寸。在小额交易中，也有割断零碎使用的。
绢帛货币的购买力，在各个朝代都有所不同。唐代贞观初年，一匹绢约值一斗米。玄宗开元十六年（728）规定，每匹绢值钱五百五十文。实行两税法以前，大历年间（766—779），绢价曾涨至三四千文一匹。文宗开成三年（838），扬州白绢每匹660文。宣宗大中六年（852），每匹绢900文。绢价高低与外贸出口也有一些关系。
第六节
钞 币
钞币是古代的纸币，它本身没有价值，是代表一定价值的符号，是在信用关系比较发达的情况下为社会所公认的一种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钞币的出现，表明我国货币已发展到较先进的阶段。
中国是世界上使用纸币最早的国家。据说，纸币的雏形，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叫做“里布”。春秋战国时，又有“皮币”、“傅别”。汉武帝时有“白鹿皮币”。唐朝有“飞钱”、“便换”。五代十国时有长沙的“契券”。严格地讲，这些都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纸币，但是它们对钞币的产生有着重大的影响。
我国最早的纸币，是北宋初年的“交子”。宋、金、元、明、清各朝都发行了多种类型、名称各异的纸币，由于其中叫“宝钞”、“钞券”名称的使用年代最长，所以一些钱币学家把古代的纸币通称为“钞币”，［73］以便和现代纸币相区别。钞币的流通到清咸丰官票宝钞消亡为止，大约有八百七八十年。以后近代银行券兴起，中国纸币的发展即进入了另一新的阶段。
中国钞币的发展，如果从其性质来看，基本上可分为：兑现的钞币和不兑现的钞币两类。
一、兑现的钞币
早期的钞币，都是以兑换券形式出现的，凭券随时可以换取现钱或现银，所以是兑现的钞币。这种纸币，在宋、金和元初流通使用，大约有三百余年。
最初的钞币产生于四川。北宋开国前后，四川流通行使的是铁钱。铁钱个体重价值小，买卖交易用钱量大。大铁钱每千枚重25斤，小铁钱每十贯重65斤。买一匹绢，需用两万多个小铁钱，重量共达130斤，得用车载驴驮，极为不便。于是在淳化、至道年间（990—997），出现了交子。“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74］交子的“交”是交换的意思，指凭券即可交钱，所以是兑换券性质。由于交子随时能兑现，因而它可以代替现钱在市场流通。
在交子和钱引流通的同时，各地区还产生了关子和会子。它们起初也是民间发行的，后改为官办。会子盛行于东南各地，南宋时最流行。会子和钱引一样，也是三色套印，精美程度稍差。钱引的金额是临时填写的，会子则把面额、发行机关等印在上面，分为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几种。上半部还印有严禁伪造等法律规定。
金朝受南宋的影响，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设交钞库，发行交钞，与铜钱并行流通。交钞是交子和钞引的合称，形制基本上仿自交子和钱引，长方形，四周画云鹤图案，钞面有文字说明，并有对伪造、捕告的惩赏条例。［75］交子以铜钱为单位，分大、小钞各五等（即一、三、五、十贯及一、二、三、五、七百文），以七年为期，到期以旧换新。后因通货膨胀改为无限期。泰和七年（1207）金政府曾发布《钞法条例》，制定了有关交钞的管理规定。［76］由于金政府军费开支过大，交钞从1189年起通货膨胀，尽管一再更换新钞，先后改名为宝券、通宝、珍货、重宝、宝会等等，但币值越换越小，信用越来越低，直至经济全面崩溃。
元朝是古代纸币最盛行时期，市场上除银元宝外，几乎都是纸币。成吉思汗时期，曾发行过会子和交钞。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以白银为本位，面额仍沿用铜钱单位，从十文到二贯分为十等，每二贯同白银一两。当时不限地区，不限年月行使。这些纸币初时还都是兑现的，但中统钞因发行量过大，不久即宣布不再兑现、强制永久通行，从此结束了兑现钞币时代。
三百年来兑现纸币的发行，较大地方便了工商贸易和民间支付，促进了当时商品生产，受到商民百姓的欢迎。但是，纸币发行权收归官营以后，又不可避免地被政府利用来收掠民间财货，弥补财政开支。因此，无论哪一种纸币，在开始正常行使流通了一阵之后，都毫无例外地出现了大规模超量发行，从而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例如，“界”本来是宋代钞币的重要特征，是为保证兑现和控制发行量的措施。实际上，宋政府并未认真遵守这个规定，也没真正按定额发行。两界并行或一界展期的事时有发生。大观六年（1107），交子发行量一界超过天圣年间的20倍。到南宋绍定五年（1232）两界会子发行三亿二千九百多万贯，为立界之初定额的33倍。显然，界的限制作用已经消失。淳祐七年（1247），南宋政府终于取消了会子的界分，永远通用。［77］最突出的是金朝的交钞恶性膨胀。金朝初起时，军事上四面出击，发了战争财，上下骄奢靡费。后来四面受敌，军费开支太大，财政极端困难，就滥发纸币。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以后，取消七年期的限制，不限发行数量，不管兑现，不备钞本，并且不断发行新钞，扩大交钞面额。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在已经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发行面额二百贯到一千贯的大钞，结果币值跌成千分之一，一贯钞币实际只值一文钱。百姓的资财受通货膨胀影响瞬间即化为乌有，当时称做“坐化”。贞祐三年又发行新币“贞祐宝券”。一年后，宝券又跌到每贯只值几文钱。贞祐五年再发行新币“贞祐通宝”，一贯当宝券一千贯，再跌成千分之一。至兴定五年（1221），银价已上涨四十多万倍，元光二年（1223）银价已涨到六千万倍。后来元初的耶律楚材说，当时“万贯唯易一饼”。金朝末年，民间已公然拒绝用钞，许多商人罢市，远逃他乡。
二、不兑现钞币
不兑现钞币，是靠政府行政权力强制通行的纸币，已成为纯粹的价值符号，表明我国纸币发展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我国古代不兑现钞币，从元代中统钞开始，历经明、清两代，行使流通大约五百余年。
元、明、清三代的不兑现钞币，都是在战乱年代或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发行的，凭借皇权威势以行政方式强迫商民百姓行用。实际是一张无价值的纸片，无偿地征收民间财物来弥补政府财政的不足。明朝的货币政策，规定政府支付俸给、军饷都用宝钞发出，而租税却不收宝钞，光投放不回笼，或多投放少回笼，利用大明宝钞搜刮人民财富的手段尤为露骨。由于发钞有利可图，促使政府漫无限制地滥发，从而通货膨胀一直伴随钞币流通而共始终。如元代钞法虽较完善，但执行得非常混乱，任意扩大发行，使钞币到处充斥市场。初发钞时中统元年，中统钞发行量为七万三千余锭，到至元二十四年，发行额已增至五百零九万余锭，增长220倍，物价也上涨数十倍。到至大三年发行至大银钞一百四十五万锭，合中统钞三千六百余万锭，比中统初增长1253倍。物价随之大涨，如米价元顺帝至正末比忽必烈中统初上涨六七倍。贿赂官吏，所需钞币要用车载。［79］明代的大明宝钞从一开始就处于通货膨胀的阴影之下，币值不断下跌，到洪武二十七年（1394），大明宝钞一贯实际只值一百六十文钱。正统九年（1444）宝钞一贯只值十文钱。弘治元年（1488年），宝钞一贯值钱一文，实际上这时民间已不用钞了。嘉靖初年（1522），规定入库只用银不用宝钞，即等于正式宣布宝钞作废。清咸丰钱票最初的三四个月就发行了一百几十万串。人们拿到钱票却换不回现钱，所以大家重私票（私人钱庄的钱票）轻官钞（大清宝钞），钞价大跌。咸丰四年（1854）宝钞一千文值四五百文钱，咸丰五年官票一两和宝钞一千文，只值制钱一二百文。许多省份，拒不行用。外国商人则乘机压价收购钞币，按规定的五成用钞币去缴关税，逃避负担。因此，钞币已成为政府之累赘。到咸丰十一年（1861），官票早已绝迹，宝钞一千文只值二十六文铜钱。
货币是历史性的范畴。中国古代货币及其制度，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不断地前进的，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在中国古代货币的历史长卷中，展现了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发展繁荣兴旺的景象，也显示了封建制度后期货币经济停滞及种种矛盾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给我们研究和处理当代的货币问题以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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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同上。
［21］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22］ 经裘锡圭、艾俊川、周卫荣等考证，先秦的铲形铸币，自东汉末郑玄对《周礼》误注为“布币”后，以讹传讹，虽有历代名家指出其错误，但未受到多数人重视，相沿袭了一千多年，因此认为“布币”应改称“铲币”。（参见2002年出版的中国钱币学会编《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第6—37页）但考虑到这一见解目前仍有不同的争议，故本文仍称做“布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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