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 述
一、中国农业的起源和发展
人类最早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是采集植物的根、茎、叶和果实，以及捕捉野兽、鱼类。在经历了上百万年的采集、渔猎基础上，才进一步发明了农业。一般所指的农业，包括种植业和畜养业两大部门。农业的产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人类第一次从依赖自然界转变为开发、改造自然界。没有农业的发明，人类至今仍会过着穴居野住，采集、渔猎的生活，而不能进入此后经历的各个社会发展阶段。
农业起源于大约一万多年前，即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证之我国的考古出土材料亦如此。我国农业起源是多源的，迄今全国已发现了六七千处以上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遗址。黄河流域已发现的最早农业遗址是分布在河南中部的裴李岗文化［1］和河北的武安磁山文化，［2］距今约有七八千年之久。与裴李岗、磁山文化年代差不多，经济面貌相似的还有分布于陇东和关中的大地湾文化（又称老官台文化），以及分布在陕南汉水上游的李家村文化。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了距今七千多年的栽培黍遗存。［3］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都为农具，制作精致，种类有石斧、石铲、骨耜、木耜、石锄、蚌锄、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即从砍伐林木、耕翻土地到收割和加工谷物用的农具已一应俱全，配套成龙。磁山遗址出土了四百多个窑穴，其中88个堆积有谷物遗存，估算原存量达5—6吨。又长江下游最早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大量有关农业生产的农具、谷物等。根据发现的稻谷、稻壳和稻草的堆积层，有专家推算，折合稻谷估计在12吨以上。［4］农具中用鹿骨和牛肩胛骨加工成的骨耜，是用于挖沟和翻土的。出土的家畜骨骼，说明河姆渡人已饲养猪、狗和水牛。［5］河姆渡遗址距今已近七千年。以上考古材料再结合《易经·系辞下》说的“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还有从近代有的少数民族的具体耕作方法来看，可以说，七八千年前我国农业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已进入了锄（耜）农业阶段，比最早的“刀耕火种”农业已迈进了一个新阶段。原始农业又分为三个阶段，即刀耕火种、锄（耜）耕和发达锄（耜）耕与犁耕萌芽阶段。那么它们的起源时间当在一万年以前。除上述考古材料外，在长江中游距今9000年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中发现了保存在陶片和红烧土中的碳化稻谷，［6］与彭头山文化时代相近的湖北城背溪文化等遗址也发现了早期稻作遗存。同属长江水系的汉中盆地李家村和何家湾遗址，也有距今七八千年的稻作遗存出土；［7］湖南道县玉蟾岩甚至出土了距今约一万年的栽培稻遗存。［8］华南地区许多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中，都出土了与农业定居生活有关系的原始陶片，还有农业初始阶段，安装在点种棒（木耒的雏形）上的“重石”、磨光的石斧和挖土点种的骨蚌器等。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出土了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家猪遗骨。［9］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则出土了距今一万年前的栽培稻遗存。云贵和西藏地区的原始农业文化更具有地方特点和多样性，至迟距今四千多年前已有一些定居农业村落出现。东北和内蒙古、新疆地区，以种植业为主的遗址比较密集分布在东北大平原的中南部，如距今七千年左右的沈阳新乐文化遗址中出土了栽培黍的遗存。［10］渔猎为主的，以距今约六千年的黑龙江密山新开流遗址为典型。松嫩平原和呼伦贝尔草原也有星散分布以渔猎为主的原始遗存。蒙新高原则零星分布了一些以细石器为主要文化内涵的遗存，可能是原始人们游猎的遗迹。
农业生产的发展离不开气候、地形和水等自然资源条件，同时受到各个历史时期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因此，各地区的农业面貌和进程总是不尽相同和不平衡的。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发展的进程大致如下：
根据考古学资料，在距今四五千年前，黄河、长江流域，甚至包括珠江、辽河流域、澜沧江流域部分地区的氏族部落已较普遍地形成了以原始种植业为主，兼营家畜饲养和采集渔猎的综合经济；有些地区则以畜牧业为主；有的氏族部落还过着以采集渔猎为主的生活。原始种植业的两种不同类型，也基本形成，即北方黄河流域为种粟等作物的旱地农业，南方长江流域则为种稻等作物的水田农业。畜牧业已获得较大发展，成为仅次于种植业的生产部门。采集渔猎业的比重下降，但仍然是原始农业经济的必要补充。在黄河、长江流域的一些地方，出现了原始的石犁、木犁，但由于使用范围不广，牵引动力为人，因此还远远不能取代耒耜的地位。夏、商、西周时期，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和长江流域一些地区正经历着耕作区日益扩大，把游牧业进一步挤向北部、西北部边缘地区和山区的过程。农业生产技术的主要内容耕作、栽培、育种三个方面已基本具备。生产工具虽仍以木、石制作的为主，但青铜制的钱、镩等除草工具已经出现。园圃业已经出现，蔬菜和果树人工栽培的种类已不少，经济林木也开始人工种植。在种植业地区，家畜、家禽基本上已全为舍饲，饲养管理、繁殖和相畜术等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知识，还出现了兽医。养蚕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已具有一定的规模。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铁器自此广泛使用，牛耕逐渐推广，社会生产力有很大提高。其结果，耕地得到大量垦辟，数口之家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从而得以出现。个体小农的生产积极性较高，而他们的经营范围又十分狭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农业生产开始走上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的道路。《荀子·富国》中说：“农精于田”，说明战国中期以后，农民已相当精通和讲究农业耕作和栽培技术。这一时期不仅大田耕作技术获得很大提高，其他园圃、林业、畜牧、蚕桑、渔业等方面的技术都有长足的进步。以后，秦和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是黄河流域农业生产大发展的时期。种植业迅速发展，农耕区向西北方面有了新的扩展；在长江以北淮水以南、关中、中原和西北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灌溉农业区。长江下游广大低湿沮洳地带和岭南地区还远远没有大量开发。东汉末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由于长期战乱，古代农耕重心地区遭到严重破坏。长江以南、五岭以北广大地区和巴蜀，逐渐发展成为比较重要的农耕区。特别是江南地区，由于人口、劳动力的增加，水利工程的兴修和北方一些先进技术的传入，农业生产水平开始赶上一再遭到破坏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改变了“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11］的状况。这一时期，北方旱作农业耕作技术体系形成。为克服干旱的自然条件，除兴修水利外，农民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摸索，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出了以耕、耙、耱为中心的耕作保墒技术。同时，北方的连种制已定型、轮作复种制有了初步发展，间、混套作也有萌芽。隋、唐五代到宋元时期，一开始，南北方种植业都有较大发展，广大西北地区是当时的主要牧区。唐中期以后，南方农业发展更为迅速。汉代南方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10强。东晋以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使南方开发最需要的劳动力大大增加。这时已是“赋之所出，江淮居多”［12］，农耕区的重心已开始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五代十国时，黄河流域又由于前后九十多年的军事破坏，已疲惫不堪；而长江以南则因战争破坏较少，两大河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相去更远，北方日益依赖于南方。北宋和南宋时期，北方劳动人民第二次大批南迁，他们和南方农民一起进一步开发了江南。农耕和蚕桑的重心已明显地由黄河流域转移到了南方。此后，中国南方一直是全国的粮食和蚕桑的重要产地。随着长江流域的开发，水田耕作技术相应发展起来。宋、元时期便形成了以耕、耙、耖为特点的水田耕作技术体系。适应水田耕作的各种农具，自唐代以来陆续出现，如曲辕犁、龙骨车等。为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则出现了梯田、圩田以及一年二熟制等。在园艺、蚕桑、畜养、渔茶等经济部门，这时期在南方也取得突出成就。明清时期，围绕着人口猛增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一步全面深入发展。宋代南方大规模开发，导致中国人口开始了长期增长的趋势，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人口已突破四亿大关，远超过耕地的增长，人均耕地面积日益下降。宋代治平三年（1066）平均每人占有耕地面积为19.22亩，而到了清代道光二十一年（1841）就只有1.64亩了。［13］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农民只有在技术上更下工夫了。首先是多熟种植技术获得很大发展；其次围绕多熟种植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育种和其他许多栽培技术都有较大发展。这时期还从国外引进了玉米、甘薯和土豆等高产作物。可以说，直到近代不久前，中国农业生产中的作物组成、耕作制度、栽培技术等在此时期基本定型。
二、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特点
中国农业生产在发展过程中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是成就突出，至少在有文字记载的四千多年来，稳定而没有中断过。从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史看，必须要有相当稳定的农业生产，供给人们以生活物资，然后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才有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或集团，其农业生产中断了，文化和历史传统也一定随之中断。如曾经繁荣一时的文明古国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还有古罗马以及美洲印加帝国，由于外族的入侵或严重自然灾害等原因，而造成农业生产的破坏、衰落，甚至中断，以致引起国家的衰落、消亡，中国农业基础稳定和成就突出的重要原因是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技术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集中了无数劳动人民的智慧，经过成千上万年的积累，逐渐充实、改进、提高而臻于完备的。几千年来，中国农业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天灾人祸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14］
其次，由于社会历史的各种原因，诸如土地所有权分散、人均耕地少等，中国农业走的是向土地要粮食和纤维的以种植业为主的发展道路。历史地形成了中原地区重粮食和纤维，西部、北部重畜牧，东部重鱼盐，山区重木材，开发较晚的南方也是以粮食和纤维为主的局面。两千多年来，除了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外，中国广大农业区一直以“五口之家”的家庭为经营单位，在不大的一块土地上年年种满作物，同时圈养一些家畜和家禽，畜牧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这同欧洲从古代农业直到转变为近代农业时，仍继承了古代农业牧草和作物轮作，畜牧业在农业经济中比重大的特点迥然不同。
中国古代农业的另一个特点是有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精耕细作”系近代人对中国传统农业（近年来，农史学家们根据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的特点，把农业生产的发展历史过程大致划分为原始农业〔在中国约为距今一万多年至4000年前〕、传统农业〔约距今4000年前直到近代〕和近现代农业三个阶段）精练的一个概括，指的是一个综合技术体系，而不是单项技术；甚至不是局限于种植业，其基本精神也贯彻于畜牧、蚕桑、渔业、林木生产等领域。精耕细作是以劳动集约为主，即是提高劳动强度，实行精耕细作，充分挖掘土地增产潜力，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具体措施是充分用地和积极养地紧密相结合，即以合理的耕作、轮作、施肥和灌溉（有条件的地方）来改良土壤，提高地力，从而保证包括连种、复种、间作、套种相结合的高复种指数的用地体系的实现。欧美人把中国水稻区的耕作方式叫做“园耕”，意思是在大田作业中应用园艺的经营方式。这是极为集约的农田操作和管理；而且主要是靠农民操作手法的灵巧，用简陋的工具做出细活来。这也显然不同于欧洲中世纪耕作粗放的二圃制和三圃制。
三、中国古代的农学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农学家就开始把在此以前丰富的农业生产实践进行总结和理论概括，以后的农学家在这方面也不断做了许多工作。中国古代的农学思想有许多很有价值的理论与原则，至今仍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芒。
1．农业生产中的核心思想“三才”理论
“三才”一词最早见于《易经·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可见“三才”理论是讲天、地、人的变化与关系的。它是战国时期比较流行的哲学观点之一，被人们运用于经济生活、政治活动和军事作战等各个方面。《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段话阐明了农业生产的三大要素是天、地、人，而且把人的因素列为首要地位。到汉代，天、地、人演变为“力”、“地”、“时”。晁错说：“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15］这里的“力”，即人力，具有重视人工劳动的含义。中国历代农学家都继承了在农业生产中强调人力作用这一思想。农业生产中的“时宜”、“地宜”、“物宜”的“三宜”原则是“三才”理论的另一衍化。其主要内涵就是农业生产必须根据天时、地利的变化和农业生物生长发育的规律，采取相应的措施。“三宜”原则也开始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明代农学家马一龙对之作了较为全面、科学的说明：“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而功倍。”［16］“三才”理论运用在中国农业生产中，为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指导思想，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其他较重要的农学思想还有地力“常新壮”论、“风土”论和在农业生产中实现废物利用，物质循环的思想等。
2．具有浓厚特色的经营思想
“量力而行”的思想提出也较早。晋代傅玄（217—278）提出：“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19］即主张提高农业产量，不要靠扩大耕地面积，而应重视在一定单位面积上多投入劳动。后魏农学家贾思勰进一步提出“凡人家营田，须量己力”［20］。意思说，经营农业的规模，需要度量自己的力量，与物力、劳力等相称。
“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也是中国农业经营的传统思想之一。《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就是汉代人们根据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发展各项农业生产，扬长避短，发挥地区优势的生动写照。清代唐甄在《潜书·富民》中又根据他所处时代的情况，作了“陇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饲鹜，湖滨缫丝，吴乡之民，编蓑织席”的真实描述。
“趋利避害”是中国古代农业经营思想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淮南子·缪称训》：“人之情，于害之中争取小焉，于利之中争取大焉。”趋利避害思想应用到农业生产上就是“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21］的经验总结。明代的马一龙不仅明确总结出农业生产的趋利避害原则就是“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而且把它提到“力足以胜天”［22］的高度。
第二节
古代先进的农田水利工程和农业生产工具
一、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成就
水是农业的命脉。在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水利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有些地区农业的盛衰与水利的兴废直接有关。两者的密切关系具体表现在下列几方面：一是对中国农业经济区的形成和转移有重大影响。如秦、汉时期，一系列大规模灌溉渠系陆续兴建，由此而形成了关中、成都平原和冀、鲁、豫等几个重要农业经济区。东汉至魏、晋，陂塘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使江淮之间成为重要农业经济区。中唐以后，长江下游塘浦圩田水利的发展为农业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江南地区创造了条件。其次，水利促进了一些地区耕作栽培制度的发展。如长江流域沮洳下湿地区，随着塘浦圩田水利的发展，排灌技术的进步，耕作栽培制就由一年一熟逐步演进为稻、麦两熟和两稻、一麦的制度。第三，水利使一些地区的作物组成发生变化。黄河流域自西周迄至春秋，主要农作物为黍、稷；而到战国、秦、汉时期，粟、菽（大豆）、麦则成为主要农作物。菽、麦对水分的要求较高，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是促成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再就是农田水利排灌事业的发展，促使一些低产地区变成为农业高产区。
中国农业，自古以来在水的条件方面一直很不理想。中国大部分地区气候受季风影响，降雨量年内分配很不均匀，往往不能满足农业的需要，亟需靠人工灌溉来保证。因此，中国自远古就开始重视农田水利的兴修。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稻谷遗存以及骨耜来推测，河姆渡人从事水稻生产，已初步掌握了根据地势高低开沟引水和做田埂等的排灌技术。黄河流域一直流传着大禹“疏九河”［23］，“尽力乎沟洫”［24］的传说。这可算得上是中国农田水利事业的萌芽时期了，真正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那是到春秋战国时候的事。中国农田水利事业虽然历史悠久，成绩卓著，但总也达不到理想的地步，结果始终是一个由水利而引起各种灾祸所困扰的国家。中国历代当政者都标榜“重农”和讲究水利，二十四史有的就撰有《河渠志》专篇，在《地理志》、《一统志》中也记载有关于农田水利的建设。功绩当然都记到了帝王将相的名下。实际上，贡献更大的是广大农民。农民不经过官府过问，自己联合起来修建农田水利的事例各朝各代、各地皆有。如清代中叶，长江流域无地农民纷纷迁往川、鄂、陕边区山中，开垦山田。他们合力筑造堤堰，控渠引水。其结果如道光时《紫阳县志》所记载的，“深山邃谷到处有人，寸地皆耕，尺水可灌”。由此而推，历史上长江流域广大丘陵地区的开发，情况大体相同。
中国古代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多种形式的农田水利工程，有的工程就其规模之大，设计的巧妙和高超技术，都居于当时世界先进之列。
1．灌溉渠系工程
2．陂塘工程
陂塘系利用自然地势，经过人工整理的贮水工程，其功能是蓄水溉田。二千多年前的文献中已有利用陂池灌溉农田的记载：“滮池北流，浸彼稻田。”［30］芍陂兴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最早的一座大型筑堤蓄水灌溉工程，“陂有五门，吐纳川流”［31］。直径大约百里，周围约三百多里，灌注今安徽寿县以南淠水和淝水之间四万顷田地。今天的安丰塘就是其残存部分。汉代，陂塘兴筑已很普遍，东汉以后，陂塘水利加速发展。陂塘水利适建于丘陵地区，起始于淮河流域，汝南、汉中地区也颇发达。从云南、四川出土的东汉陶陂池模型，可看出当时已在陂池中养鱼，进行综合利用。《淮南子·说林训》中有关于陂塘灌溉面积数量的计算：“十顷之陂可以灌四十顷。”中小型陂塘适于小农经济的农户修筑，南方地区雨季蓄水以备干旱时用，修筑尤多。元代王祯《农书·农器图谱·灌溉门》说：“惟南方熟于水利，官陂官塘处处有之。民间所自为溪堨、水荡，难以数计。”明代仅江西一地就有陂塘数万个。［32］总之，古代遍布各地的陂塘，对农业生产的作用不可低估。
3．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系统
隋、唐、宋时期，水利建设遍及大江南北，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大规模兴修尤为突出。古代太湖地区劳动人民在浅水沼泽，或河湖滩地取土筑堤围垦辟田，筑堤取土之处，必然出现沟洫。为了解决积水问题，又把这类堤岸、沟洫加以扩展，于是逐渐变成了塘浦。当发展到横塘纵浦紧密相接，设置闸门控制排灌时，就演变成为棋盘式的塘浦圩田系统。宋代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1043）中描述道：“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闸门，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太湖地区的塘浦圩田形成于唐代中叶以后。五代时吴越国利用军队和强征役夫修浚河堤，加强管理护养制度，设立“都水营田使”官职，把治水与治田结合起来。这些措施对塘浦圩田的发展和巩固起到了良好作用。北宋初，太湖流域塘浦圩田废而不治，中期又着手修治。南宋时大盛，作了不少疏浚港浦和围田置闸之类的工程。
4．海塘工程
自汉、唐起，江、浙、福建沿海人民为防御潮水灾害而开始修建江海堤防。海塘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开发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海塘从局部到连成一线，从土塘演变为石塘，建筑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五代吴越国钱镠在位时，曾在杭州候潮门和通江门外筑塘防潮，所用“石囤木桩法”［33］以木栅为格，格内填进砖石，经涨沙充淤后，就成为远比土塘坚固的土石塘。可以说这是从土塘到石塘的过渡。北宋时，石塘技术上的一次改革就是采用了“坡坨法”，即海塘为斜坡石级式，塘身稳定性优于壁立式海塘，坡阶又起消力作用。明、清时，海塘工程更受重视，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多以及技术上的进步都超过其他历史时期。
5．井灌
二、农业生产工具
1．高效的取水设备和机具
引水灌溉，最重要的是设法把低处的水引向高处。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有过不少灵巧的发明。人们熟悉的水车，也叫“翻车”、“龙骨车”、“水蜈蚣”。它出现于东汉、三国之际，最初只用来浇灌园地，后来被水田区的农民广泛采用，将近二千年来，在生产上一直起着较大的作用。筒车，今天在许多地方还可见到，大约有千年以上历史。这是把一个大的转轮，周围系上许多竹筒或木筒，安置在水边，转轮一部分没在水中，水流激动转轮，轮上的筒就川流不息地依次汲水注到岸上的田地里。元代王祯《农书》里记载的水转翻车、牛转翻车、驴转翻车、高转筒车，构造比较复杂，效率比较高，都是从翻车和筒车变化出来的。高转筒车可以把水引到十丈以上高的地方。为了把水引向远处，则有连筒和架槽的发明。连筒是把粗大的竹竿去掉里面的节，一根根连接起来，下面随地势高下，用木石架起，可以跨越涧谷，把水引到很远的地方。架槽的设计基本上同连筒一样，只是用以引水的是木槽而已。这类器具，正如王祯所说：“大可下润于千顷，高可飞流于百尺，架之则远达，穴之则潜通，世间无不救之田，地上有可兴之雨。”［34］反映出中国古代这方面的创造发明之巧妙，高效而又实用。
2．耕翻平整土地的农具
3．播种农具
4．中耕除草农具
一类是钱、铲和铫，构造大同小异，实质是同一种农具。古代文献往往用来相互注释，《说文解字》十四：“钱，铫也，古农器。”这类农具需运用手腕力量贴地平铲以除草松土，也可用来翻土。另一类是耨、镈和锄，就构造说也大同小异，都是向后用力以间苗、除草和松土的农具，比钱、铲、铫要进步些，至今仍被大量使用着。春秋战国时已有了铁锄；汉代以后的铁锄和近代使用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耘是水田用的除草、松土农具。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钱镩门》中有耘图。宋、元之际的《种莳直说》中第一次记载了耧锄。这是一种用畜力牵引的中耕除草和培土农具。
5．收获农具
新石器时代已有石制或蚌壳制的割取谷物穗子及稿秆的铚与镰。金属出现后，则有青铜和铁制的铚和镰。几千年来，铚和镰的形制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宋以前，还出现了拨镰、艾、翳镰、推镰、钩镰等收获农具。王祯《农书·农器图谱》中记载的由麦钐、麦绰等组成的芟麦器，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收获小麦的农具。谷物收割脱粒后，利用比重和风力把秕壳与籽粒分开的办法很早就使用了。从《诗经》中可以找到证明：“维南有箕（箕斗，星名，二十八宿之一），不可以簸扬。”［40］1973年河南济源县泗涧沟汉墓出土的陶风车模型，［41］说明至迟西汉晚期已经发明了清理籽粒，分出糠秕的有效工具。风车把叶片转动生风和籽粒重则沉、糠秕轻则飏的经验巧妙地结合在同一机械中，确是一种新颖的创造。
第三节
科学灵活地掌握农时
农业生产活动必须按季节，即各地的气候条件适时而耕，适时而种，适时而获，这就叫做“农时”。不违农时，作物在整个生长过程中就能够很好地适应和利用气候条件，获得丰收；违反农时，轻则招致减产，重则会颗粒无收。中国劳动人民很早就对农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有了较深刻的认识，而且摸索出了科学、灵活地巧用农时的方法。
一、对农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的认识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天时、地宜、人力观已基本形成。诸子著作中多有所论述，并把天时放在一个较为突出的地位来看待。人们认识到天时能决定作物的生长和收成好坏，强调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都应予以重视，渔业、林业生产也应如是，所以说“不违农时，谷不胜食也”［42］；“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43］；“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44］《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对天时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进行了系统总结。除强调“凡农之道，厚（候）之为宝”外，还指出适时耕种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及提高农作物产量和谷物的质量。因此，当权者的职责是致力于掌握农时。为了保证民时，不妨碍农业生产，提出的具体措施是让农民“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正当农忙时，“不兴土功，不作师徒（军旅）。庶人不冠弁（成年礼）、娶妻、嫁女、享祀”。［45］
战国以后，对农时的认识不断深化。南宋初的《陈旉农书》指出适时耕种能保证农业生产计划的完成，“种莳之事，各有攸序。能知时宜，不违先后之序，则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明代的《农说》从相反方面指出掌握农时的重要：“时一失，则缓急先后之序皆倒行而逆施矣，安得顺畅而不困苦哉。”
二、科学灵活地巧用农时
古代农业生产基本上是靠天吃饭。人们没有能力控制气候条件，只能从长期的观察和实践中找出天时变化的规律；利用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天时，以减轻天时灾害的影响，达到增产的目的。因而古代著作中论述如何利用天时时，都说“秉时”、“顺时”、“不违天时”、“应时”和“节四时之适”等，［46］也就是《吕氏春秋·任地》所说的“时至而作，竭时而止”。
为了做到掌握好农时，古代人们在“巧用”二字上下工夫。首先很早就利用物候。把观测星躔（chán，或作缠。星躔指星辰运行度次）、花、鸟、虫、鱼、兽等物候作为时宜的标志。据古代文献记载，早在颛顼时代就有了“火正”这一职官，专门负责观测“大火”（心宿二），根据其出没来指导农业生产。现代研究者根据推算，认为最利于观测“大火”来决定春分的时代是公元前2400年前后。［47］夏、商、周三代最高统治者已把观测天象，敬授民时列为国家的重大政事来抓。中国现存最早、含有夏代丰富物候知识的《夏小正》中记载有许多物候、气象、天象和与之相对应的农事及其他生产活动。例如：
《夏小正》把天象同相应的物候揉在一起，构成了物候历与天文历的结合体。其物候观测内容，植物方面，对木本和草本植物都有观察；动物方面，凡鸟、兽、虫、鱼都有所注意。战国时的诸子著作以及后世的农书中都或多或少记录有不同地区的物候观测。
实际上，物候学是农民自己的科学。它主要是历代农民千百年来对千变万化的各种自然现象的观测总结，揭示出了“天变于上，物候于下”的内在联系，而将之运用于农业生产的。因此，很多物候知识是通过谚语和诗歌形式在民间口头流传着。“春日载阳，有鸣仓庚（黄莺），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48］诗歌里的“黄莺儿鸣叫”就是采桑活动时宜的标志。后魏的《齐民要术》引用古农谚三十余条，与物候有关的如“椹厘厘（言桑葚多且熟也），种黍时”［49］；“麦黄种麻，麻黄种麦”；“夏至后，不没狗（指生长不良，株高不没狗）；但雨多，没橐驼”［50］等。
中国古代历法中的二十四节气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最为密切。所谓“节气”就是太阳位置，即气候寒暖的反映。大体太阳在黄经上从春分点起，每移过黄经15度，算经过一个节气（15天）。这种节气制为中国所独创，还推广到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二十四节气在战国时期已基本形成，但其全部名称到西汉初的《淮南子·天文训》中才具备了。传至今天的二十四节气名称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从这些节气的命名来看，均来自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和实践积累。它主要也通过农谚形式，在民间世世代代流传着。如“小满前后，种瓜点豆”（山西）；“冬至菜花年大麦”（上海）；“惊蛰春分两相连，耕田浸种莫迟延”（广东）等，都是已有相当长年月的农谚了。
由于物候和二十四节气在农业生产上能够较确切地起指示作用，特别是物候，现代气象工作者对之评价甚高，说它往往是很多气象资料也难以完全替代的，因此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喜欢利用物候和二十四节气来掌握农时。
古代人们掌握农时的原则是科学、灵活的。首先注意到农业生产上的时宜和地区的关系。因地势的高低，地区的南北不同，气候的条件也会有差异，作物的播种时间就应有差别，西汉末的《氾胜之书》说粟的种植时间应“因地为时”。《致富奇书广集·授时》阐述比较具体，说：“以上播种随南北地气先后为之，若闽、广地暖，正月则万树俱青，百种易茁矣。至于北地土寒，清明始见柳芽，而燕代五月方可种瓜也。此则因江以南地气先至而言之，以示人及时树艺，时不可失也。”先秦时人们已根据土壤的性质不同决定耕作的早晚。《吕氏春秋·辩土》说，刚硬的“垆”土要先耕，因它含水分少，表层易干枯；软弱的“靹”土可以后耕。《氾胜之书》也说：“春地气通，可耕坚硬强地黑垆土；……杏始华（花）荣，辄耕轻土弱土。”在播种方面，虽为同一种作物，种在不同的土壤里，时宜标准也不一样，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说：“凡种大小麦，得白露节，可种薄田；秋分，种中田；后十日种美田”。《齐民要术·种谷第三》说：“良田宜种晚，薄田宜种早。良地非独宜晚，早亦无害；薄地宜早，晚必不成实也。”
此外，还认识到不同作物的播种期和收获期也不一样，这和作物本身所具备的特性有关。《氾胜之书》说种枲（雄麻）“宁失于早，不失于晚”。晚种了，麻皮质量就差。《齐民要术》谈种蔓青，认为七月初下种最相宜；如在六月种，根部虽长得粗大，但叶子要遭虫吃；如在七月底种，叶子虽肥大，但根部却细小。［51］个别地区的特别灾害也足以影响作物的播种期。如长江下游产棉区，每年秋季常有台风过境，棉铃被吹落，植株被拔倒，影响产量，《农政全书》中就总结出提早种十多天以避免或减轻风害。［52］在作物收获方面，作物特性表现得更为明显。不同作物，收割时期早晚不同。《齐民要术》指出秫“收刈欲晚”，其原因是“性不零落，早刈损实”。［53］而小麦则迥然不同，成熟后麦粒易落，所以《韩氏直说》里提出要带青刈割，一般民间都说“收麦如救火”。
第四节
充分利用土地
农作物种在地里，所以土地是种植业的基础。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国的农业生产在许多地区已走上了以种植业为主的道路。以后人口逐渐增多，越往后世近代人口增加越快，清代乾隆初年，中国人口已突破一亿大关。为了养活众多的人口，中国世世代代的农民，在充分利用土地上创造了值得赞叹的业绩。
一、想方设法增辟耕地
增加粮食产量的一个重要办法是扩大耕地。为此，中国古代农民就开展了“向山争地”、“向水夺田”的斗争。这种斗争到明、清时期达到了高峰。战国时期，对丘陵地、平地、低洼地三种类型的土地已有所利用。到汉代，种植业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沼泽地已基本上垦辟治理为农田。汉以后，北方人口不断向南方迁移，加上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使南方地区农田的垦辟扩大也出现了新形势。
1．向山争地
中国有广大的丘陵地带和山区，农田向山坡扩展是必然的趋势。它最主要的形式是“梯田”，在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开辟梯田始于何时？有不同看法。大致梯田是由山坡田逐步发展而来，《诗经》提到的“阪田”可能就是简单的山坡田。山坡田会破坏山坡上的天然植被，引起水土流失。从严重的失败教训中人们总结出修筑梯田的办法。梯田在条件不同的地方，修筑形式和效果也有所不同。西北黄土地带，主要作用是拦截水土，当地农民的口号是“水不下原，土不下坡，泥不出沟”［54］。而南方丘陵地区的梯田则结合丰富的水源条件，表现了对于水土的高度的利用。“梯田”之名称最早见于南宋范成大的《骖鸾录》，说江西袁州“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梯田的出现当然比这要早得多，四川彭水县东汉墓出土的一块陶田模型上，丘形狭斜，丘与丘相接如鱼鳞，略呈阶梯形，研究者认为很像现今四川之梯田。［55］说明梯田在四川已有近二千年的历史了。唐代人樊绰到过云南，在所著《蛮书》中写道：“蛮治山田，殊为精好”；“浇田皆用源泉，水旱无损”［56］有人工灌溉设施，种植农作物的山田，当为梯田无疑。南宋时，梯田在江西、福建、四川等地已成为普通的田法。南宋以后，梯田仍继续发展。山坡被广泛开辟为农田，必然会形成与林、牧争地的局面。
2．向水夺田
有多种方式，主要的一种是围湖造田。低洼地方湖泊多，滨湖的土地比较肥沃，对人们特别具有吸引力。《汉书》中已记载了北方个别围湖造田的事例。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对农田的需求急剧增加。江南地区围湖造田的活动逐渐增加。刘宋时（420—479），谢灵运先后奏请将会稽回踵湖、始宁（浙江上虞县西南）岯崲湖“决以为田”［57］。孔灵符奏请迁徙山阴（浙江绍兴）贫民到余姚、（浙江鄞县东）、鄞三县开垦湖田。［58］围湖造田，就是排放湖里的水；有的先筑起一道堤，堤的两端与陆地相连，并在适当地方开口设闸，然后把堤内水排干。从湖田衍变出的围田又叫“圩田”、“坝田”、“垸田”，主要推行于古云梦泽及沿长江的沼泽地区。《禹贡》中把荆、扬两州的土壤称为“涂泥”，属下下田。有了圩田这种巧妙的设计后，就使之变成了肥美丰产的水田。唐代著作中关于圩田的记载不多，说明尚未广为推广。到宋代，记载多了起来，北宋沈括（1031—1095）《长兴集·万春圩图记》说，万春圩在南唐以前叫“秦家圩”，“土豪秦氏世擅其利”。宋廷南渡后，大量南撤的军队屯驻在沿江一带，大规模开垦圩田。从此以后，圩田成为长江中下游广大沼泽低洼地区的重要水田类型，对促进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不过，这种向水索地的办法，如超过了一定的合理限度，滥围滥垦，就会破坏天然的水利和生态平衡。
3．想方设法找田种
北方有些地区的农民在自然条件非常差，甚至种植业难以发展起来的地方，也千方百计地扩大种植面积。突出地表现在两大创举上，一是改造盐碱地，古代把盐碱地称为“斥卤”。农民创造出“赶盐”、“压盐”、“压青”、“泡茬”、“躲盐”、“放淤”等办法，把许多斥卤不毛之地改造成为能种植的农田。另一是明、清时期甘肃某些地方农民创造的特殊的土地利用法——“石子田”［60］。贫瘠多山的黄土高原降雨很少，风又大，昼夜温差变化大，水土流失严重。于是农民们设法在耕地之后，施上肥，然后运来砂石，先铺一层粗沙，再逐层铺上一层小石子和大石块。石子田因砂石下面土壤昼夜温差较小，温度较高，适于作物生长；又由于有砂石的覆盖，大大减少了土壤中水分的蒸发，降水渗入土内的水分不易流失；土壤水分保持较好，盐分不易上升，有减轻盐碱化的效果。石子田不仅保收，产量也比当地一般农田要高得多。但它建造起来很费工，而且头十年收成很好，以后产量逐渐下降，30年后必须重新改铺。这种石子田实为世界农业生产技术史上少有的一项创举。
二、提高土地利用率
要增加农业生产量，除扩大耕地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设法充分合理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美国经济学家帕金斯（D.H.Perkins）认为，从14—19世纪，中国人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除了通常的技术措施外，改进耕作方式起了突出的作用。［61］美国育种学家布劳格（N.E.Borlang）认为，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已知的最惊人的变革之一是“遍及全国的两熟和三熟栽培，它在发展中的国家中也居于领先地位”［62］。
《周礼·地官·县师》：“辨其夫家人民、田莱之数。”东汉学者郑玄注释说：“莱，休不耕者。”反映出周代农田还盛行轮荒农作制。到春秋战国时，就开始逐渐废弃了轮荒农作制而走上了土地连种制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又创造了轮作复种制，公元前5世纪，魏国政治家李悝提出“尽地力”之教，其实质就是设法摆脱原始的休耕制，而向连作的高级阶段发展，提高已耕农田的利用率。《荀子·富国》中说，黄河流域有的地方“人善治之”，可以“一岁而再获之”（二年三熟或一年二熟）。东汉郑玄在《周礼·地官·稻人》注释中说，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黄河流域已经流行“禾下麦”、“麦下种禾、豆”的谷、麦、豆之间轮作复种的二年三熟制。南方气候温暖，雨水充足，这一时期在汉水流域的河南南阳一带已经有了稻、麦轮作复种的一年二熟制。［63］《异物志》则记载有“一岁再种”的双季稻。宋以后，中国广大农区已经很少有闲田旷土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出现。在长江以南地区，除大规模开展修造圩田和梯田的活动外，再就是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努力提高复种指数。《吴郡图经续记》中说江苏南部种庄稼已是“刈麦种禾（水稻），一岁再熟”。岭南地区更有水稻一年两熟，一年三熟的记载。［64］“一年三熟”很可能是通过间套复种等多种方式实现的。宋以后，轮作复种制继续有所发展。
“间作”、“套种”是中国种植制度上的又一独具特色的优良传统。中国的多熟种植主要是综合运用轮作复种和间作套种的种植方式实现的。所谓“间作”、“套种”就是在同一块地里同时夹杂栽种不同的作物；或在一种作物的生长期中间，再栽种另外一种作物。这样，当前一种作物还没有收获，而后一种作物已经长起来了。它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土地，使之没有空闲之时。《氾胜之书》和《齐民要术》中都提到了间作、套种，从中反映出在公元6世纪以前，这种方法还只限于使用在园艺蔬菜方面。间作、套种等复种技术在明、清时有较大的发展，方式更丰富多彩，并同轮作复种密切配合，综合运用，收效更大。1834年成书的《江南催耕课稻编》中说：“台湾百余年前种稻岁只一熟，自民食日众，地利日兴，今则三种三收矣。”《修齐直指》中详述的18世纪陕西关中地区“一岁数收之法”和“二年收十三料”之法是北方综合运用间套复种的最典型实例。作者杨屾认为这“乃人多地少，救贫济急之要法”。
三、使地力常新壮
作物生长发育须由土壤供给水分、养料和一部分空气。土壤的这种供给能力，叫“土壤肥力”。土壤肥力保证了人们生存必需的粮食、纤维和其他生活资料。所以古人说“地生财”［65］。战国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66］。随着农业生产土壤管理科学技术的提高，又进一步认识到合理利用土壤、改良土壤和培肥土壤，土壤肥力就不会减退。宋代陈敷的《农书》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并提出了“地力常新壮”［67］这一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的土地利用原则。对人们努力提高土壤肥力，定向改造土壤，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对土壤一向采取主动态度，想方设法去改良和维持它的肥力，在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把土壤耕作，作物轮作和施肥等措施加以综合运用的方法，从而使中国的农田使用了几千年而没有衰敝。近百年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对这一事实很是惊异。
施用有机肥料来恢复和维持地力是关键的措施。古文字学家根据对甲骨卜辞的研究，认为商代已开始给作物施用粪肥，并有了贮存人畜粪和造厩肥的方法。［68］《诗经·周颂·良耜》：“荼蓼朽止，黍稷茂之。”反映周代人们认识到使用绿肥与庄稼生长良好的必然关系。《周礼》、《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谈到了“多粪肥田”，以及改良土壤和对不同土壤应施不同肥料的“土化之法”和“粪种”等。《齐民要术》的记载反映了公元6世纪时的肥料种类有人粪尿，牛、羊、猪等畜粪，还有蚕粪、缫蛹汁、兽骨灰、草木灰和陈墙土。还介绍了一种造堆肥的方法——“踏粪”；强调作物要施用腐熟的熟粪：对基肥和追肥的施用法也作了具体记述，反映出施肥技术已有较高水平。
6世纪以后，在开辟肥源方面不断有新的发展，对施肥方法的改进也很突出。陈敷《农书》说：“用粪犹用药也。”在12世纪时对施肥有这样深刻的认识是值得重视的。18世纪的杨屾在《知本提纲》中总结了历代农民积累的施肥经验，发展了陈敷的认识，指出施肥要注意“时宜”、“土宜”和“物宜”，所谓“时宜”就是“寒热不同，各应其候”；所谓“土宜”就是“随土用粪，如因病下药”；所谓“物宜”是因为“物性不齐”，应“当随其情”。总之，到明、清时期，中国农田施肥技术几乎达到了经验知识的顶端，至于施肥的作用和意义也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欧洲，农田施肥是比较晚的事，即使较早的国家、地区到11世纪方才开始施肥。18世纪时，法国农业在欧洲算是最先进的，可是全国农田仍有半数以上经常休闲着。听任大量土地休闲，主要是因为无法迅速恢复土壤的肥力。
第五节
选种育种成就
中国古代不仅把许多野生动植物驯养和培育成为家养动物与栽培植物，而且通过改良营养条件、人工选择、杂交育种等实践和研究，创造性地培育了大量的农作物和家畜、家禽优良品种，以供人们生活所需。
一、农作物的育种成就
中国为世界栽培植物重要起源地之一。起源于中国的农作物有粟、稷（黍子）、水稻、荞麦；豆类有大豆、毛黄豆；蔬菜有白菜、萝卜；果树有桃、杏、李、梨、柑橘、荔枝等。
当远古人们把野生植物加以驯化栽培时，需有所选择，这就是农作物出现的开始。所以选种的历史和农业发生的历史同样悠久。中国的农作物种类很多，品种更多，现今水稻品种有四万多个，粟有一万五千多个。这都是经过无数代的农民广泛采用存优汰劣的留种和选种技术创造出来的。
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在六千多年前，中国水稻已有秈稻和粳稻两种。在周代，农作物播种前，对种子要进行粒选。选种的标准是色泽鲜亮，子粒粗大饱满，即《诗经·大雅·生民》中说的“种之黄茂”。此篇还反映了当时人们已具有优良品种——“嘉种”的概念，并记述了黍和粟各两个优良品种的名称：“秬”（黑黍）、“秠”（一稃二米的好粟）、“糜”（赤粱粟）、“芑”（白粱粟）。《诗经·鲁颂·宫》篇中有“黍稷重穋，植穉菽麦”之句，“重”、“穋”、“稙”、“穉”，即晚熟、早熟和早播、晚播的两类品种。它们是考察了很多品种的特性和特征之后予以概括出来的，有明显的品种区别，说明周代的选育种技术已有相当高水平。战国时期，人们通过总结积累的经验，制定出了一些选种的标准和措施，如《吕氏春秋·审时》里就分别提出了禾（粟）、黍、稻、麻、菽、麦六种粮食作物的选种标准。
用一个具有优良性状的单株或单穗选育新品种的单株选择法很早就有了。清初，农民已普遍使用此法。《康熙几暇格物编》下册中记载了康熙皇帝用此法在丰泽园中选育成功了一种“早熟”、高产、“气香而味腴”的水稻优良品种“御稻”。曾推广到江、浙一带，在苏州地区一年两季共收五石二斗，比其他品种增产一石三斗。四年之后产量高达六石多，比其他稻增产1.7倍。乾隆时编纂的《授时通考》收录的作物品种比《齐民要术》更多，如粟有250个，对各品种的特征和特性都有详细记述。在最近几个世纪以来编纂的全国各地方志中所记载的各地农作物品种，更是多不可数。
二、家畜家禽的育种成就
中国各地的优良家畜家禽种类之多，品种资源之丰富，过去以及今天都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重视。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中国在五千多年前就已全部饲养了。中国是最早饲养猪、鸡、鸭、马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用杂交方法培育骡的国家。
马在家畜中占有特殊地位。根据《夏小正》记载，夏代在春季已实行“颁马”，即选择强壮种马配种。商、周时期，马被用于军事、狩猎、娱乐，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品种不断增多。人们根据马的品质高下，毛色的纯驳而将之分类，并规定了使用范围，《周礼·夏官·校人》：“辨六马之属。”有繁殖配种用的“种马”，军事用的“戎”马，毛色整齐供祭典用的“齐马”，善奔驰骋用的“道马”，田猎所用之“田马”，还有供杂役用的“驽马”。汉武帝大力提倡养马，从中亚和新疆地区引进汗血马3000匹进行大规模杂交繁殖改良内地的马种。唐代在马匹改良上也作过很大努力，据《唐会要》记载，唐高祖时，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汗一带）进贡四千匹大宛良马。唐太宗时，居住在瀚海以北的“骨利干”族人（现西伯利亚叶尼塞茨克地方）派使者带来良马100匹，其中有10匹特别优良，唐太宗极为珍爱，给每匹马都取了名字，号为“十骏”。汉、唐以来，先后从西域输入的良马有大宛马、乌孙马、波斯马、突厥马等等。
利用异种间的有性杂交方法来培育新畜种（jué tí），也是中国古代家畜育种技术的重大成就。现在把母马配公驴产生的骡子叫马骡，古代叫“”（luó）；把母驴配公马生的骡子叫驴骡，古代就叫“”。这是北方匈奴民族的贡献，春秋时期已引入内地。骡既继承了马和驴的优良性状，而且又胜过马和驴。《齐民要术·养牛马驴骡第五十六》［69］说：“，驴覆马生，则准常。以马覆驴，所生骡者，形容壮大，弥复胜马。”这种杂交育种方法现今还在生产中广泛应用。
中国华南广东猪自汉以来就以早熟、易肥、繁殖力强而著称于世，大秦（古罗马帝国）的本地猪种生长慢、晚熟、肉质差，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因此千方百计地引入中国华南猪以改良本地的猪种，育成了罗马猪。而罗马猪对于近代西方著名猪种的育成起过很大作用。英国在18世纪初引入中国广东猪种，到18世纪后期，其本地猪种已渐绝迹；著名的大约克夏，又名英国大白猪，为优良的腌肉用猪，就是用中国华南猪和约克夏地方本地猪杂交改良而成的。总之，现今世界上许多著名猪种，几乎都含有中国猪的血统。英国进化论学说奠基人，伟大的博物学家达尔文说过：“中国猪在改进欧洲品种中，具有高度的价值。”［70］
在鸡、鸭方面，中国历代培育了很多珍贵品种。鸡有鲁鸡、长鸣鸡、辽阳鸡、矮鸡、泰和鸡、寿光鸡、九斤黄鸡和狼山鸡。鸭主要有番鸭、北京鸭。北京鸭育成于15世纪，用它烧制成的佳肴“北京烤鸭”闻名于中外。
第六节
蚕桑、园艺和畜牧兽医方面的特殊贡献
中国在蚕桑、园艺和畜牧兽医方面有不少特殊的创造发明，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蚕桑方面的贡献
中国是世界上养蚕、种桑、缫丝最早的国家。当二千多年前中国丝绸传入欧洲时，欧洲人对那美丽、轻盈的丝绸是如何织造的，竟一无所知。
中国古代关于养蚕的传说特别多，诸如天驷龙精、马头娘、菀窳妇人、寓氏公主、西陵氏始蚕等等。实际上，像养蚕织丝这样伟大的发明，只能是人们集体的、长期的经验积累。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距今五千年前的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发掘出了一批丝织品，有绢片、丝带和丝线。［71］遗物经浙江省纺织科学研究所鉴定，绢片为平纹组织，经纬密度为每厘米40根，粗细均匀。丝带组合，观察为10股，每股单纱3根，共计单纱30根编织成。有人据丝织物分析，认为已是先缫后织的产品，蚕也进入了家养的时代。［72］比这再早与蚕桑有关的考古资料还有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一个“半割的茧壳”，经1928年美国Smith-Sonion学院鉴定为蚕茧。［73］此外，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个牙雕小盅，“外壁雕刻有编织纹和蚕纹的图案一圈”［74］，织纹和蚕纹组成一个图像，反映了蚕与织的相互依赖关系。
通过长期养蚕的实践，历代蚕农在养蚕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不少成就。首先，家蚕经过长期饲育和选择，其性状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品种。宋、元时期，江、浙地区饲育成了四眠蚕和许多优良品种。三眠蚕比四眠蚕抗病能力强，容易饲养，但从蚕丝生产角度看，四眠蚕的蚕丝比三眠蚕优良。四眠蚕的饲育成功和推广是养蚕生产上的一大进步。
为了发展蚕丝生产，中国古代除了饲养春蚕外，还饲养夏蚕、秋蚕，甚至一年里养多批蚕。一千六百多年前，已利用低温抑制蚕卵使之延期孵化的低温催青制取生种的方法，为能在一年内多批养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中国古代养蚕生产技术上的又一项重大发明。
为提高蚕丝的产量，现代蚕业工作者经过长期反复研究，发明了用葆幼激素配合蜕皮激素体喷或添食的养蚕方法。而在八百多年前，中国蚕农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发明了用中药添食增产丝的方法。宋代庄季裕《鸡肋篇》卷上中说：“每槌间用生地黄四两，研汁洒桑叶饲之，则取丝多于其他。”华南农学院做了验证性试验，证明庄氏的记载是可靠的。［75］
古代蚕农还积累了丰富的防治蚕病的经验。采取了许多卫生措施、药物添食以及隔离病蚕等办法来防止蚕病的发生和蔓延。卫生措施有，养蚕前修整和打扫蚕室蚕具，用烟熏方法来对蚕室进行消毒。在饲养过程中，及时清除蚕沙（蚕粪），利用日光照射蚕具消毒。药物防治蚕病，包括药物添食和药物烟熏两种。17世纪的《养蚕秘诀》等书记载了用“甘草水”、“大蒜汁”、“烧酒”等喷在桑叶上喂蚕来防治各种蚕病。以后更针对不同症状，提出不同的治病药方。
发展养蚕业，必须繁殖桑树，发展桑园。开始人们利用撒子播种来繁殖桑树。至迟到公元5世纪，压条法已经应用在桑树繁殖上。此法比用种子播种大大缩短生长时间。宋、元以来，南方蚕农又把果树嫁接技术使用到桑树上，这对老桑树的复壮更新，保存优良性状，加速桑苗繁殖，培育优良品种都有重要意义。
二、园艺方面的成就
距今约六千年前的陕西西安半坡村遗址曾出土一个陶罐，里面留存有芥菜一类的菜籽，说明那时已种植蔬菜。周代出现了园圃。《诗经·小雅·鹤鸣》：“乐彼之园，爰有树檀”；《魏风·园有桃》：“园有桃，其实之殽”；《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惠之百亩”。由此可见园圃中经营的有蔬菜、果树、经济林木和观赏植物等。随着商品经济和城镇的发展，农（大田作物）、圃（园艺）分工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樊迟向他的老师请教种庄稼和种菜之道，孔子回答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77］
在园艺栽培中，中国很早就采用了复种、连作、套种等技术措施；此外，在长期实践中还创造了其他一些独特的技术。如近代采用的人工加温办法，以保护幼嫩植物抗御严寒或酷暑，是农业科技史上的里程碑之一。而这在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已有发轫。秦始皇时，“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坑谷中温处”［78］；唐代诗人杜甫有“御苑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的诗句。这两例是利用温泉温室提前种瓜。《汉书·召信臣传》则记载有利用“蕴火”（即烧着不起焰的火）提高室温，促进蔬菜的生长：“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蕴火，待温气乃生”。6世纪，北方农村有利用日暖“笼盛”育菜苗，提早发芽的。10世纪时，多风严寒的漠北农民利用牲畜粪便腐熟时发酵生热，增加地温，于棚中种西瓜。［79］南宋时，浙江杭县西马塍的艺花工人对温室栽培技术有重要的提高和发展。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其法：“凡花之早放者曰堂（塘）花。其法，以纸饰密室，凿地作坎，缏竹置花其上，粪土以牛溲硫磺，尽培溉之法。然后置沸汤于坎中，少候，汤气薰蒸，则扇之以微风，盎然盛春融淑之气。经宿，则花放矣。”被当时人们誉之为“侔造化，通仙灵”的技术。
黄化栽培的历史也较早。北宋苏轼诗中已有“青蒿韭黄试新盘”的诗句。温室囤韭黄的技术，王祯《农书》中有详细记载：“至冬移根藏于屋荫中，培以马粪，暖而即生，高可尺许，不见风日，其叶嫩黄，谓之韭黄。”［80］南方菜农还利用这一原理在露地用瓦筒培植韭黄、葱黄、芹菜等蔬菜。无土灌溉培育的黄化豆芽菜，最早记载见于宋代林洪《山家清供》中的“鹅黄豆生”，就是用黑大豆培育出来的豆芽菜。
近几百年来，贵州省北部，广东省广州、佛山等地区的菜农，利用小型竹筐育苗。筐内盛苔藓植物、锯木屑、灰粪等，厚约三寸，铺平，撒上温水浸过的种子，再盖上一寸厚的苔藓，置温暖处，并经常喷洒温水，待种子发芽后再移植大田。可算得上是活动苗床的雏形。
中国蔬菜种类繁多，品种丰富。东汉末，仅据《四民月令》记载，黄河流域的蔬菜种类已有二十余种。后魏《齐民要术》记载的有31种，其中21种至今仍在栽培，并为主要蔬菜种类。现在世界上蔬菜约有一百六十余种，其中常见的一百种左右。在这一百种左右的蔬菜中，原产于中国和虽为引入，但经过精心培育而成优良种型的大致有五十余种。如白菜（古代称菘）现仅在华北就有五百多个地方品种。日本于1875年开始从中国引种。芥菜、萝卜，中国也是原产地之一。萝卜由于栽培时间长，种植地域广，育出了世界上类型最多的品种。引进的蔬菜经过精心培育，也逐渐演化为适应中国风土特点的许多新的优良类型的品种，如原产美洲的辣椒，传入中国不过三四百年光景，现在已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辣椒品种，其中柿子椒已引种到美国，并被命名为“中国巨人”。
中国是世界上三大果树原产地之一。据苏联学者瓦维洛夫考察，起源于中国的果树有52种。重要的有桃、中国李、杏、中国梨、柿、枣、核桃、栗、樱桃、木瓜、柑、橙、柚、龙眼、荔枝、枇杷、杨梅等。桃，原产中国，已有二千多年栽培史，《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它的性状、繁殖和栽培技术。大约于公元前1—2世纪由中国西北部经中亚传入伊朗，再传至希腊，最后传至欧洲各国。荔枝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公元前1世纪，曾采用特殊保护措施少量移栽到当时京城西安的“扶荔宫”中。宋初，《广中荔枝谱》仅记载广州附近地区品种就有22个，蔡襄《荔枝谱》记闽产荔枝品种有32种。当时已远销新罗、琉球、大食等国。橙、橘、柚也原产中国，战国时代楚国诗人屈原曾以橘为题材写下了杰出的文学作品《橘颂》。汉时已大规模种植于四川、湖北一带。世界上其他国家栽培的柑橘良种，大都引自中国。世界上第一部柑橘专著，为韩彦直撰写的《橘录》（1178）系统介绍了27种柑、橘、橙的性状特征、品种和名称的由来，以及种治、去病、采摘、收藏法等。
在果树和经济林木的繁育上，嫁接有重要意义。这种无性繁殖法比用种子的有性繁殖，不仅结果快，还能保持栽培品种原有特性和促进变异培育新品种。嫁接技术在中国出现比较早，《齐民要术》对嫁接原理、方法已有比较详细的记述。随着时间的推移，果树嫁接法越来越丰富。《齐民要术》只讲到枝接和根接法，而发展到元代已有六种“缚接法”：“夫接博（缚）其法有六，一曰身接，二曰根接，三曰皮接，四曰枝接，五曰靥接，六曰搭接。”［81］顾名思义，六种接缚法是以嫁接方法或嫁接部位的不同加以区分的。虽然不十分科学，但有些接木名词作为专门术语，在中、日两国至今仍沿用着。嫁接法还运用于花卉上，唐、宋时，因采用嫁接法而培育出来的花卉品种之多为当世所罕见。
三、畜牧兽医方面的创造发明
阉割术的发明，是畜牧兽医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经过阉割的家畜膘肥肉壮，性情驯顺，便于饲养并提高经济价值。《夏小正》中的“攻驹”就是给马去势。日本学者认为，世界上马的阉割以中国为最早。商代甲骨文中有关于阉割过的猪的字符。至今中国民间还流行的小母猪卵巢摘除术，手术过程只需一二分钟，而且术前不需麻醉，术后不需缝合；手术机械简单，手术部位正确，创口小，手术安全，无后遗症，随时随地都能施行手术。国外畜牧兽医界对这一阉割技术非常重视。
相畜学是中国一门古老的科学，起源于文字没有发明前。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和生产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马、牛等家畜，推进了相畜学的形成和发展。当时有不少著名的相畜专家，最著名的有卫国的宁戚，著《相牛经》（早已佚失）。相马的理论和技术成就更大，《吕氏春秋·观表》说：古时，善相马的有十大家：寒风相口齿，麻朝相颊，子女厉相目，卫忌相髭，许鄙相，投伐褐相胸胁，管青相吻，陈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赞君相后。最有名的相马学家是伯乐，著有《相马经》，奠定了中国相畜学的基础。汉代，出现了完整的《相六畜》著作。相畜学对于家畜品质的提高有重大意义。
中国还有一些特殊的家畜饲养技术得到世界上的重视。如马蹄铁的发明。蹄铁是马匹管理上不可缺少的东西，由“无铁即无蹄，无蹄即无马”这句谚语就足以说明其重要性。制造蹄铁和装蹄、削蹄是一项专门技术。它可以提高马匹的工作效能。蹄铁的发明时间，有人说是汉代，有说是隋、唐到明代之间。不论哪一种说法成立，中国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蹄铁的国家。家禽人工孵化法，两千多年前在中国已使用。北方人大都用土缸或火炕孵蛋，燃烧煤炭升温。在南方，一般用木桶或谷围孵蛋，以炒热的谷子为热源。这些方法设备简单，不用温度调节设备，也不需要温度表，却能保持比较稳定的温度，而且孵化时数量不受限制，成本低，孵化率可达95%以上。此外，像填鸭肥育技术和人工止卵、强制换羽的方法也是中国人首创的。
中国的兽医自成体系。周代，兽医已从医学中独立出来。《周礼·天官》中有“兽医”，职掌治疗“兽病”（内科）、“兽疡”（外科）。治内科病采用口服汤药的方法；治外科病，除服药外，还要施行手术割治。此外，又制定了诊疗程序，重视护理工作等，反映出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兽医科学已有相当高水平。针灸疗法是中国独创的一种优越的医疗技术，起源很早，根据汉代刘向所著《列仙传》所说，黄帝时的马师皇用“针其唇下及口中和甘草汤治愈”，说明中兽医“方不离针，针不离方”的传统由来已久。到5世纪，针灸疗法已流传到国外。现今针灸疗法仍为广大兽医界所乐用。隋、唐时代，兽医分科更加完善，关于疾病的诊治、药方和针灸都有专著。宋、元、明、清各代，专门的兽医著作出现更多。
第七节
劝课农桑和古农书
一、历代的劝课农桑
中国历代王朝，特别是开国之君，对劝课农桑都比较重视。除下达诏书、命令提倡之外，也采取一些切实措施。当然，大多数情况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所谓“劝课农桑”，类似于近代的农业推广。就是把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通过宣传、示范和展览等方式，传递给广大农民，以使农业生产有所增长。
中国的劝课农桑制度创始于周代。首先是设立一系列农官进行教导。见于《诗经》中的有“田畯”［83］、“保介”［84］等。《周礼·地官》记载的则从立田制、兴修农田水利、辨别土壤种类、备耕备种一直到收获都设有专职官员分工管理，如“大司徒”之职是“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里宰”，“掌比其邑之乡众……以岁时合耦于锄，以治稼穑。趋其耕耨，行其秩叙”；“稻人”，“掌稼下地”；“司稼”，“为之辨穜稑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悬于邑闾”等等。其次，制定出一套制度，如孟夏之月，“命野虞出行田野，为天子劳农，劝民毋或失时。命司徒巡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休于都”，“驱兽无害五谷，毋大田猎”。［85］
春秋战国时期，各地人口大增，“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86］；商业贸易发达起来了；加之诸侯国争雄称霸，战争频繁，都需要农业提供大量剩余产品粮食、布帛、肉类和蔬菜。因此，从当时诸子著作中都可找到他们建议当政者重视农业生产，劝课农桑的言论。如《管子》中的“牧民”、“立政”、“八观”、“治国”等篇都是以重农劝课为言的。
两汉，特别是西汉王朝，继秦王朝的暴政之后，农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汉高祖统一天下后，立即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以后各帝对劝课农桑也颇为重视，屡下劝农诏，将劝课农桑的好坏作为考核各级官员政绩的重要内容。这一系列措施，取得显著成就。其中尤以汉武帝时的农业推广工作做得出色。武帝好大喜功，对四境扩大疆土，屡次用兵，弄得民穷财尽。晚年悔征伐之事，决心抓农业生产，下诏说：“方今之务，在于力农”。征和四年（前89年），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教田太常、三辅（关中一带）。赵过总结民间经验，创立了一种比较精细、先进的“代田法”。代田法的基本内容是“一亩三甽（在一亩地上开三条沟，形成三条沟和三条垄），岁代处（即垄和沟每年轮换着种植）”。因为播种时将种子播于沟内，水分和温度条件比垄上稍好，有利于作物出苗和生长，亩产量比不开沟作垄的缦田要高得多。赵过在推广代田法过程中分作三个步骤：首先亲自实地试验，证实代田法比缦田法优越，作为推广的先决条件。其次，借用行政力量，县令长和乡村中的“三老”，还有生产骨干力量“力田”和老农“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最后，由骨干通过公田和“家田”作重点推广后，再普遍展开。赵过推广代田法约七年时间，取得了“用力少而得谷多”［87］，民皆称便的效果。赵过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农业技术推广程序的首创者，使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唐、宋时期，政府对劝课农桑工作也较重视。唐代劝农官员的设置，据《旧唐书·职官志》：中央有司农卿一人，少卿二人；地方道、州、县的副长官主要职责是劝课农桑。此外还深入乡里，以百户为里，每里设里正一人，专掌按比户口和课殖农桑。武则天时又删定《兆人本业》一书，颁行天下，宣传推广农业技术。这是中国官修的第一部农书。
宋代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最高统治者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都亲自过问过，淳化五年（994），太子中允武允成献踏犁，可以人力替代牛力，太宗立即下令依式样制造推广给农民使用。［88］宋真宗也抓过两件农业推广工作，一是下诏翻印《农器图》、《齐民要术》、《四时纂要》等农书颁布民间。另一件是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遣使从福建取“占城稻”（生长期短、成熟早、较抗旱、对土壤肥力要求不高的一种旱稻）三万斛，分给江淮、两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由朝廷公布占城稻的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号召种植。［89］北宋的地方官还利用“劝农文”的形式来劝课农桑。它类似近代的宣传品，内容主要讲农业生产技术，与农书所不同的是比较注意针对当地的农业生产情况，文句简练，篇幅短小。南宋时劝农文仍盛行。
明、清时期，民间出现了不少农业推广者。如明末清初的陈振龙家族，在甘薯的引进和推广上连续几代人为之奋斗了一百五十多年。［92］康熙、乾隆年间，陕西兴平人杨屾，为使其家乡人能增加收入，解决穿衣难的问题，他先“博访树桑养蚕之法”，然后“先自树桑数百株”，又亲自养蚕、缫丝、织绸。经过13年的努力宣传、示范，他在兴平及其邻近地区推广栽桑养蚕取得了一定成效。［93］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之洞厘定《学堂章程》，中国才开始有近代农业学校和农业试验场等近代农业推广方法及机构组织。
二、中国的古农书
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农书，距今已有二千多年。在中国古代科技类书籍中，农书的数量称得上名列前茅。它卷帙浩繁、体裁多样，内容丰富，且有许多哲理性的农学思想，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份重要财富。中国古农书到底有多少？中外专家说法纷纭，所以，真正要把古农书的数量摸清楚是很困难的。
中国早期古农书，以生产谷物、蔬菜、油料、纤维和某些特种作物（如茶叶、染料、药材）、果树、蚕桑、畜牧、材木、花卉等为主题的“综合性农书”占大多数。它在发展过程中又演变成为三个类型：一是“农家月令书”，创始于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它将一年12个月必须进行的农业生产操作事项，按时令缓急，依次安排。对农作物生产过程没有作系统的连续叙述，技术性知识显得分散些。二是以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为代表，着重于各项技术知识的系统记录。除各项农业生产技术知识外，还包括农产品加工技术等的记述是“百科知识”型的。第三类是综合上述二种类型的特点，将各种技术约略地集中在某一个时令中，而将上两类书中的丛辰、占卜、祈禳、厌胜等迷信内容扩大加重到占压倒的优势。这类书一向称之为“通书”，现存以唐末韩鄂的《四时纂要》为最早。“专业性农书”，最早着重于相马、相六畜、养鱼等方面。由于宫廷对花木的需要，导出了花卉、庭园方面的专书，到唐代则有讨论种茶、农器和养蚕等的第三类专业性农书出现。时代越往后，农业分工越细，专业性农书也越多。它有时与“谱”、“录”合流，有时分家。除上述三类专业农书外，到明、清时还出现了救荒和治蝗专书。如果从时间上看，还可作如下归纳：
1．先秦和两汉的农书
《汉书·艺文志》“农家类”收录了九种汉代流传着的农书，其中四种“作者不知何世”，两种确定为“六国”时人所作，即《神农》和《野老》。以上全已不存于世。现存先秦的农学著作只有《吕氏春秋》一书中的《上（尚）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上农》是专讲农业政策的；后三篇总结了先秦的农业生产经验，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肯定为西汉人所著的有《董安国》12篇，《蔡葵》一篇，《氾胜之书》18篇。前二书早已佚失。《氾胜之书》靠《齐民要术》等几部书的引用，现还保存了一些零星片断。清代曾有三种辑佚本，现代则有1956年出版的《氾胜之书今释》［94］和1957年出版的《氾胜之书辑释》。［95］氾胜之，山东曹县人，汉成帝时（前33—前7年）为议郎。刘向《别录》说他曾“教田三辅，好田者师之，徙为御史”。《氾胜之书》现残存只有三千多字，内容包括耕作的总原则；12种作物从选种、播种、栽培、收获到储藏为止的各种方法细节，以及少量带有神秘色彩的“卜种”、“藏谷”方法；还有“治种”（处理种子）和“区种”两项特别技术内容。
《后汉书》没有“艺文志”，因此东汉二百余年中，出现过多少农书，至今没有可供考证的历史记录。目前能确知的有《四民月令》。此书已佚失，现存的只是辑佚书。［96］作者崔寔是冀州安平人（今河北安平县一带），其家庭是当时“望族”。他曾在洛阳自己多年经营着一份庄田，利用所积累的农事经验，加以整理写成《四民月令》，传授给和他相似的其他经营地主。
2．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动荡最多的年代之一。记载这约四百年历史的11种“正史”中都没有“经籍志”或“艺文志”部分。因此，除《齐民要术》外，是否还有其他值得提及的真正农书，至今没有发现直接史料可供参证。《齐民要术》是公元6世纪时中国出现的一部空前伟大的农书。关于作者贾思勰，只能凭借《齐民要术》卷首所题“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知道他作过这么一个官；由书中部分内容还知道他曾到过今井陉、壶关、上党等地，观察了此处一些作物的特点；他家里曾养过二百多头羊；他有一位朋友刘仁之，做过兖州刺史。
《齐民要术》全书由“序”、“杂说”和正文三大部分组成。正文里又夹有双行小字附注。全书11万字，正文约7万，夹注小字4万。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杂说”是后人写的，时间在北宋前。夹注小字当中也有些是唐代的资料。此书范围包括广泛，正如其“序”所说：“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齐民要术》是中国北方旱地农业技术总结得最好的一部书，真正掌握了旱地保墒农业技术的精髓。它对国外，特别是日本农学有较大影响。
3．唐、宋两代的农书
隋代没有新农书出现。唐代出现了几部与农业有关的著作，现存的就是陆龟蒙的《耒耜经》和韩鄂的《四时纂要》。《耒耜经》为江南人所著最早的一部农书，也是最早一部专论农具的书。全书并序文在内共443字。围绕耕犁这一件农器各部分的构造与功能作了详细正确的叙述，附带谈了另外的三件小农具。《四时纂要》的作者韩鄂为唐末至五代时人。此书大约在宋以后佚失。近年在日本发现了它的一个朝鲜复刻南宋本。全书五卷，分作12个月。每月依次抄录了天文（星躔为主）、占候、丛辰、禳镇、食忌、祭祀、种植、修造、牧养、杂事的新旧文献，最后抄一段《礼记·月令》中的“愆忒”（即节令不正常所引起的灾祸）作结尾。这些内容中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只有种植、牧养两项和杂事中的几条。陆羽的《茶经》则是这时期第一部有关饮茶和栽培茶树的专书，对中国甚至世界茶文化都有影响。
4．元代的农书
5．明、清时期的农书
清代出现了不少小型专业农书。果谱、花谱较多是一大特点。值得一提的有《秘传花镜》（又称《花镜》），作者陈淏子，杭州人。全书分“花历新栽”、“课花十八法”、“花木类考”三部分。还有康熙四十六年（1708），皇帝命一班词臣就明王象晋的《二如亭广群芳谱》改编成一百卷《广群芳谱》，虽在形式、体裁上有所改进，但实际内容仍和旧著一样，对农业生产意义不大。讨论一个小地区农业生产特点和技术的小型农书，从清初到道光时（19世纪初）出现了不少。如专论河北省泽地农业的《泽农要录》，专论江南早稻的《江南催耕课稻篇》，山西祁嶲藻的《马首农言》，陕西杨屾的《豳风广义》和杨秀元的《农言著实》等都是根据小地区需要和特点写成的，对当地农业生产的指导意义较大。传统形式的大型农书清代也有一部，是乾隆二年（1737）弘历召集一班文臣编纂成的《授时通考》。全书布局依次序分作“天时”、“地宜”、“谷种”、“功作”、“劝课”、“蓄聚”、“农余”、“蚕桑”等八门，各门都有图，引用文献达427种。因是皇帝敕撰，有诏令各省复刻，流传很广，在国外也颇有名声。作为农书而言，它在指导农业生产上并没有多大作用。
* * *
［1］ 开封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2期；《裴李岗遗址一九七八年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3期。
［2］ 河北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佟伟青《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其相关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3］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1978—1982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3年第11期。
［4］ 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5］ 浙江文管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6］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裴安平《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7］ 向安阳《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农业》，《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
［8］ 董恺忱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科学出版社，2000，第41页。
［9］ 广西文物工作队《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试掘》，《考古》1976年第3期；李有桓、韩德芬《广西甑皮岩遗址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第16卷第4期。
［10］ 董恺忱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41页。
［11］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70页。
［12］ 刘昫《旧唐书·第五琦传》，第3517页。
［13］ 闵宗殿、董恺忱《关于中国农业技术史上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14］ 参见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农业出版社，1981。
［15］ 班固《汉书·食货志》，第1131—1132页。
［16］ 马一龙《农说》，范楚玉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农学卷》二，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第130—131页。
［17］ 班固《汉书·食货志》，第1124页。
［18］ 同上书，第1138—1139页。
［20］ 贾思勰《齐民要术·杂说》，范楚玉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农学卷》一，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第24页。
［21］ 班固《汉书·食货志》，第1120页。
［22］ 马一龙《农说》，范楚玉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农学卷》二，第130页。
［23］ 《孟子·滕文公上》，《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6，第221页。
［24］ 《论语·泰伯》，《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6，第170页。
［25］ 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第3211页。
［26］ 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刘琳校注本，巴蜀书社，1984，第202页。
［27］ 司马迁《史记·河渠书》，第1408页。
［28］ 同上书，第1414页。
［29］ 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文物》1975年第7期。
［30］ 《诗经·小雅·白华》，朱熹集注《诗集传》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72页。
［31］ 《水经注·肥水》，江苏古籍出版社《水经注疏》，1989，第2679页。
［32］ 《古今图书集成·田制·议江西屯田水利》，中华书局、巴蜀书社影印本，1985。
［33］ 《吴越备史》卷一，《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吴枚庵手抄本。
［34］ 王祯《农书·农器图谱·灌溉门》，《中国科技典籍通汇·农学卷》一，第646页。
［35］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嘴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2期。
［36］ 《汉书·食货志》，第1139页。
［37］ 嘉峪关市文物清理小组《嘉峪关汉画像砖墓》，《文物》1976年第12期。
［38］ 徐恒彬《简谈广东连县出土西晋犁田耙田模型》，《文物》1976年第3期。
［39］ 参见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科学出版社，1963。
［40］ 《诗经·小雅·大东》，朱熹集注《诗集传》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48页。
［41］ 河南省博物馆《济源泗涧沟三座汉墓的发掘》，《文物》1973年第2期。
［42］ 《孟子·梁惠王上》，《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6，第311页。
［43］ 《荀子·王制》，《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6，第105页。
［44］ 《荀子·王制》，《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6，第105页。
［45］ 《吕氏春秋·上农》，《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6，第332页。
［46］ 范楚玉《我国古代农业生产中的天时·地宜·人力观》，《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3期。
［47］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
［48］ 《诗经·豳风·七月》，朱熹注《诗集传》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90页。
［49］ 贾思勰《齐民要术·黍傺第四》，《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一，第36页。
［50］ 同上书，第39页。
［51］ 贾思勰《齐民要术·蔓菁第十八》，同上《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一，第49页。
［52］ 徐光启《农政全书·蚕桑广类·木棉》，《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二，第776页。
［53］ 《齐民要术·粱秫第五》，《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一，第37页。
［54］ 参见王毓瑚《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成就》，科学普及出版社，1957。
［55］ 参见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中国农学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
［56］ 樊绰《蛮书》卷七，向达校注本，中华书局，1962，第172—173页。
［58］ 沈约《宋书·孔季恭传》，第1533页。
［59］ 王祯《农书·农器图谱·田制门》，《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一，第577页。
［60］ 李凤岐、张波《陇中砂田之探讨》，《中国农史》1982年第2期。
［61］ D.H.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Chicago, 1969。
［62］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7年12月7日。
［63］ 张衡《南都赋》：“冬稌夏穱”。稌，为一种稬稻；稻下种麦称穱。
［65］ 《吕氏春秋·任地》，《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6，第334页。
［66］ 《吕氏春秋·任地》，同上，第334页。
［67］ 陈敷《农书·粪田之宜》，《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农学卷》一，第342页。
［68］ 胡厚宣《再论殷代农作物施肥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
［69］ 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卷六，农业出版社，1982。
［70］ 张仲葛《我国猪种的形成及其发展》，《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71］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72］ 周匡民《钱三漾残绢片出土的启示》，《文物》1980年第1期。
［73］ 参见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科学出版社，1984。
［74］ 河姆渡遗址孝古队《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75］ 黄世瑞《八百多年前蚕业科技上的两项重大发明》，《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76］ 《齐民要术·种桑柘第四十五》，《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农学卷》一，第66页。
［77］ 《论语·子路》，《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6，第284页。
［78］ 《汉书·儒林传》，颜注引卫宏《尚定古文尚书序》。卫宏为东汉人。第3592页。
［79］ 陈景沂《全芳备祖》后集卷八引五代《陷虏记》，农业出版社影印宋刻本，1982。
［80］ 王祯《农书·谷谱·蔬属》，《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农学卷》一，第740页。
［81］ 王祯《农书·农桑通诀·种植篇第十三》，《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农学卷》一，第557—558页。
［82］ 《史记·匈奴列传》：“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驰（驼）。”
［83］ 《诗经·小雅·甫田》，朱熹注《诗集传》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56页。
［84］ 《诗经·周颂·臣工》，同上，卷十九，第228页。
［85］ 《礼记·月令》，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第56页。
［86］ 《战国策·赵策三》卷六，《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元至正刊本。
［87］ 《汉书·食货志》，第1139页。
［89］ 《宋史·食货志》卷一七三，第4162页。
［92］ 陈世元《金薯传习录》，《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农学卷》四，第731页。
［93］ 《豳风广义弁言》，《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农学卷》四，第209页。
［94］ 石声汉著，科学出版社，1956。
［95］ 万国鼎著，中华书局，1957。
［96］ 1923年前共有四种辑佚本。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石声汉的《四民月令校注》。
［97］ 胡道静校注《种艺必用》，农业出版社，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