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追溯上古时代
至少在汉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把创造衣服的功绩归于传说中的华夏民族始祖——黄帝。《尚书大传》中说：“黄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栋下宇，以避风雨，礼文法度，兴事创业。”这样推算起来，在中华大地上，出现衣服的历史最少也要有五六千年了。而从考古发掘得到的古代遗物中可以看到古人装饰自身的做法具有更悠久的历史，这样的人体装饰品与装饰手法在古代曾长期沿用，在古文献中可以见到很多有关的记载。这里，我们首先去回顾一下上古时期人们使用的饰物。
在陕西省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的一处少女墓葬中，出土了一套美丽的项饰。它由8721件有孔的骨珠组成，还包括有石珠、石管、兽牙与蚌壳等。浙江省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过多种玉石制作的冠饰，花纹精细怪异。它们大约都是当时上层人士戴的饰物，这种冠饰很可能是和羽毛一起组成羽冠。在浙江余杭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上雕刻有精细的花纹，上面常有一个头戴羽冠的人物像。在云南省元江、沧源等地的岩画上也可以见到头戴羽冠的原始社会人物形象。
文身，则是在身体上刻画花纹。这是原始民族中非常普遍的一种习惯。古代文献中记载，吴越人文身，是为了在水中游泳时吓跑龙蛇等水中的敌害。实际上文身可能有实用与美容的多种功能。有人还认为，文身后使皮肤加厚，可以抵御蚊虫叮咬。从这一点看，文身又具有类似衣物的功能了。
我们从现存的先秦古文献，如《诗经》、《左传》、《礼记》等著作中可以看到很多对上古时期服装的记载，更可宝贵的是在近代的考古发现中获得了一大批表现当时服装的文物。
20世纪初，在著名的商代遗址——安阳殷墟，位于侯家庄西北岗的一座商代陵墓中曾经出土一件残缺了一半的白色大理石跪坐人像。它穿了一件窄衣袖、大宽领的短上衣。衣襟向右面交掩。宽宽的领子上装饰了绣花文饰，腰间束有一条绣花宽腰带。下身好像是一条有多重衣褶的裙子。脚上穿的是前端上翘的鞋子。在身体的前面，腰带下还残留有一条有人字形花纹的带子。这可能是一块长方形绣花布料的残存部分。它应该是表现古代系在腰间的重要装饰品——“黼黻”。黼黻在中国古代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作为贵族的身份标志，成为他们礼服的主要成分。
将这一套服装与古代文献中的记载互相对照，可以确定它就是一套商代的贵族礼服。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件玉人的发式以及头上的饰物也刻画得精细入微。在头顶的上方，戴有一圈圆箍用以束发。圆箍的前面连接着一个卷筒形的头饰。根据在这个卷筒上面刻出的文饰可以看出它应该是用丝绸制作的。有人认为，这就是在《诗经·小雅·弁》中写的“有者弁”。是古代贵族礼服中的一种头饰。20世纪80年代，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批相当于商代时期的蜀文化遗物。这里有一座青铜立人像，穿着全套庄严的华丽礼服。头上戴有圆箍形的冠帽。冠帽上装饰着突起的冠饰。
由此证明，在商周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衣服，有衣、裳、鞋、帽以及各种饰物，自然还有与之相配的发式与化妆等。但这也就是上层社会人物可以享用的文明成果。而广大贫民与奴隶则不可能得到如此丰富的衣着。着衣简陋，衣不蔽体乃至赤身裸体等情况，才应该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如20世纪30年代在河南省安阳殷墟中出土了一批殷商时代的陶俑。这些陶俑的身上只穿了一种圆领的连衫裙，腰间系着带子。衣着显得十分简陋。
但即使在这样粗劣简单的衣物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商周时期男女的衣着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区别。男子的服装一般分为上下两截，就是上身的“衣”和下身的“裳”。而女子的服装恰恰相反，只是一件完整的长袍。这可能也是出于女子要严密掩盖身体的需要。表现出中国古代的礼仪观念起源是如此之早。
在考古发掘中，商周时期的各种饰物多次大量出土，使我们了解到丰富多彩的商周人体装饰艺术水平。头饰、佩饰等都是可以经常见到的重要饰物。例如梳理头发时使用的饰物大多是一根一头粗钝，一头尖细的长钎子，一般用陶、竹子、骨头、金属以及玉石制作，大致在先秦时期叫做笄，而从汉代起叫做簪。现在我们从属于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中已经发现了用陶土烧制的笄与用骨头磨成的笄。大概在这时，中原地区的居民已经将头发盘在头上了。此外，在河南省偃师二里头等夏、商、周代文化遗址中也发现过大量的笄。
腰带虽然不大，却是上古华夏人民衣着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男子用腰带来系紧下裳与蔽膝，女子用腰带来束紧衣衫。到了商周时期，腰带有用丝编织的和用皮革制作的等多种式样。最初，人们用打结的方法来束腰带。后来，产生了专门系带用的带钩。它很快就发展成一种广泛使用的精美工艺品。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迅速发展，能工巧匠们曾经制作出大量花纹精美、造型奇特的带钩，如水禽形、琵琶形、长牌形、兽面形、匙勺形等等，十分生动逼真。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华丽的带钩，反映出古代人衣着的一个侧面。
有些贵族使用腰带时，为了显示自己的高贵，不在腰带上穿孔，而是将皮革腰带的一段装置上一个玉环或者是铜环，然后将带钩的钩首挂在环上。这种用法既美观还可以保护腰带。在河南省汲县山彪镇等地的战国墓中便发现了铜带钩与玉环同出的情况。看来，当时在中原各国都流行着这种使用方法。
据说在西周时期，“周公制礼”，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以血缘家族观念为基础的宗法等级礼仪制度。它系统地完善了与贵族等级制度相匹配的服饰制度。历代正史很多都设有《舆服志》的内容，记录了各个朝代对于各级官员及其家属服装的严密规定。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随着西周宗法礼仪制度的形成，官方不仅规定了尊卑上下各个等级的不同礼服样式，而且还要求随着各种不同的礼仪活动改换各种不同的服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官员制服系统。帝王冕服可以说是封建社会制服的代表。我们就先来分析一下它的组成部分。
精美的西周青铜器是西周历史文化的宝贵实证。在一些重要的青铜器上，往往刻写有记录铭文。我们在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到周王有时将自己的一些礼服奖赏给立下大功的大臣。例如在陕西省岐山出土的一件《此鼎》上记载：此这个大臣被周王赐予“玄衣、黻屯、赤芾、朱黄、銮旗”，就是黑色的上衣、刺绣上花边的红色黼黻、红带子以及车上用的銮铃、旗子等。另一件《师兑簋》中写道：赏给师兑“赤舄”，即红色的厚底鞋。这些都是只有国王才能使用的礼服用品。赏给大臣，那就是表示给予他们一种特殊的地位。
《左传·桓公二年》记录宋国大夫臧哀伯的话说：“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纮、，昭其度也。”这里列举的各种服饰都是周代定型的帝王礼服中具体的装饰成分。
衮，是绘制和刺绣上各种图案的彩色上衣。冕，是帝王戴的顶上有平版的冠帽。黻，就是黼黻，又叫做蔽膝，是在腹部前悬垂的长方形绣花织物。珽，是手执的玉版。带，指用皮革制作或用丝线编织的腰带。裳，是下身穿的长裙。幅，又叫做斜幅或行滕，是缠在腿上的宽布带。舄，是用金色或红色丝线编织的厚底鞋子。衡，是用来固定冠冕的头饰。，是从冕版上垂下来的彩色丝带，下端悬挂着玉石的饰物——缜。纮，是用于系冠的丝绳。，是在冠顶上平覆着的长方形版，宽八寸，长十六寸。
上古时期的妇女一般不戴冠帽，但是会使用很多头上的饰物。礼仪制度规定女子“十五而笄”，就是说女子到了15岁以后，要把头发盘到头顶上，再用一块黑色的巾帛包裹住头发，在上面插上笄、簪等头饰，进行固定。这类似男子的成丁礼，表示女子从此长大成人，可以出嫁成家了。直至近代，中国一些地方还保留着女子在出嫁时要将头发改梳成盘髻的风俗，叫做“上头”，就是这种古代礼仪的遗绪。
商周时期，贵族已婚女子的头饰比较多，除去各式各样的笄、簪以外，还有一些颇具特色的发型用品，如用假发制作的“副、编、次”等。
“副”是整件的假发。制作它时，用丝线、铁丝等将假发一缕缕地系起来，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发套。可以将它衬在女人的头发中，制成各种发型，也可以将它接续在头发的外面，盘成高高的发髻。现在已经发现过汉代的“副”。例如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曾经出土一件保存完好的“副”。“编”是用假发盘结成的发髻，也可以附加在妇女的头上，形成多种发型。短的假发就只能用来编成小绺的“次”。它用来贴在头的侧面，作为装饰。
即使在小小的女子头饰上，也显出了当时严格的宗法礼仪制度的束缚。《诗经·鄘风·君子偕老》有“副笄六珈”的说法。指当时的公侯夫人们在戴上假发以后，还要插上顶端嵌饰珠玉的发笄。她们的发笄上可以缀有六件玉饰。士大夫们的妻子只能使用有一二件玉饰的笄。而平民百姓就只能使毫无装饰的素笄了。商代妇好墓中出土了四百多件刻饰精美的骨笄，正是这种礼仪等级制度的体现。
第二节
胡服与深衣
到了距现代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中原大地上已经基本形成了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形态。编户农民占了社会人口的绝大部分，他们居住比较固定，迁徙较少，劳动量较大，但不需要长途驰骋或到处奔走，从而形成了中原各诸侯国大致相同的服装式样，即宽松舒适的袍服与裙裳。当时，中原人们已经拥有比较严密、宽敞的房屋，兴建了有一定规模的城市与交通道路。日常居室中，人们在地上铺设了席子与茵褥，跽跪而坐，远行时或者乘车、船，或者步行。中原人穿的袍服、裙裳，正是出于适应这些生活习惯而逐渐定型的。
然而，当历史进入春秋战国之交的时候，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日益激烈。铁的普遍使用造成兵器技术的进化，特别是远射程强弩的产生，甲胄护具的使用与兵法的形成等军事新要素改变了战争的方式。大规模的步、骑兵作战取代了传统的车战。这样一来，原先的衣着便显得碍手碍脚，既不便于奔跑、骑马驰骋，又不便于近身格斗。新的战争需要强烈要求改革衣着，成了起决定作用的服装设计师。
在战争的压力下，与游牧民族接邻的一些北方诸侯国注意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娴熟马技在战争中的优势，也注意到北方游牧民族的特色服装，即所谓“胡服”。胡服与中原服装相比起来，衣袖窄而细，袍衫紧身，有裤子与皮靴等利于骑马的服装成分，在作战时轻捷方便。因此，地处北方的赵国在中原七国中首先开始了服装改革，同时，这一变革也深入到政治、经济与思想领域里，对中原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大变革——胡服骑射。
表面看来，这一服装改革主要是为了适应骑马的需要。传统的中原服装中，外面的衣、裳又宽又长，而且没有裤子，特别是没有连裆的裤子。即使采用保护腿的衣着，也只是一种没有裆，只有裤腿的套裤，古人叫做“胫衣”。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它是用于保护双腿的。一件“胫衣”包括两条裤腿，所以古人计算它时，都是以一两（即一双）作为单位的。在河南省信阳长台关楚墓与湖北省江陵西汉墓等处，都曾经发掘出当时记录随葬品的清册——“遣策”。上面记录随葬的衣物，就有“绔（裤）一两”的字样。
但是人们在跨上马背时，没有裤裆就很不舒服了。特别是在上古时期人类还没有发明马镫，骑马时必须用双腿夹紧马身来维持平衡。这样不但没有裤裆的裤子穿着不方便，连浅口的履、屣都很容易脱落。而改用裤子与长筒靴就便利多了。衣服式样的改变也要求做服装的质料随之改变。以往中原传统服装使用的丝绸、葛布、麻布等面料也被胡服使用的毛毡制品、皮革等逐渐代替。这些胡服的特点，成为中原服装中的新成分。
与北方改用胡服相对应的是南方首先兴起的深衣。
在商周时期，贵族们的服装主要是分成上、下两截的衣、裳。这是当时男子常穿的服装，而女子穿的大多是上下一体的袍服。大约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后，一种新的服装式样由南向北流行开来。在它的影响下，男子也开始改穿上下一体的袍服。这造成了中国服装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在战国时期的中山国遗址中，曾经出土了一件人形铜灯。这个人穿的深衣是一件宽袖的交领长袍，右面的衣襟压在左衣襟的下面。衣襟的左下部横向接出一条三角形的曲裾。它是一条长长的三角形布，向右缠绕在人的身体上，尖端掩到背后或者掖入腰带以下。在深衣这种服装式样中最具特色的应该就是这条长长的曲裾。其他像湖南省长沙楚墓出土的一些彩绘木俑身上的服装、湖北省马山楚墓中出土的着衣女俑、云梦大坟头西汉墓中出土的男女木俑等实物形象中，都可以看到大体相同的深衣式样。
在战国时期有关衣服的文物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南北各国的服装以及其文化意识有着明显的不同。深衣的具体式样也是这样。北方的衣着显得衣袖窄长，上衣紧贴身体，下面的衣裾宽大曳地。在山西省侯马出土的战国陶器残片与山东省临淄出土的齐国漆盘等大量器物上都可以见到身穿深衣的当时人物形象。它们的细窄腰身、衣袖可能是表现出“胡服骑射”的影响，在衣服的上半部吸收了胡人衣服的特点。而宽大的下部衣裾表现着南方深衣的传统。
在楚墓出土的木俑彩绘、帛画与实用衣服中，我们可以找到至少三种以上的南方深衣不同式样。1946年在湖南省长沙陈家大山的一座楚墓中，曾经发现了一幅十分珍贵的战国时期帛画，上面画了一条龙与一只凤在争斗，有一个身穿深衣的女子在下面举手祝祷。这件深衣的式样有些特别，它的衣袖肥大而且下垂，在衣袖口处突然收紧，像牛下垂的颈部（胡）。衣裾的下部宽大而且拖长，显得华丽富贵。这种衣袖可以兼作口袋使用。日常使用的香袋、手巾、零钱等都可以放在里面。最为可贵的是在湖北省江陵马山楚墓中出土了有这种垂胡形衣袖的锦袍实物，使我们能完整全面地了解这种服装。这座楚墓属于中型墓，是当时中、下等贵族的墓葬。从而说明这种深衣式样是当时贵族妇女所享用的日常服装式样。
另一种深衣服式的肩部与腋下比较宽松。它的袖子从肩部向下开始逐渐变窄，形成一种细长窄小的袖口。其衣裾拂及地面，可以使足部不外露。在湖北省江陵的马山楚墓中也出土了一件这样的素纱深衣，留下了二千多年前的重要实物证据。今天，北京故宫博物院中还保存有一件精美的战国时期刻画铜壶，上面有表现宴乐、采桑与射猎的花纹。文饰中刻画的一些妇女形象，如提篮采桑与操厨送酒的妇女，就都穿着与上述式样相似的长衣。
与以上的式样相比，当时还有一种显得很简陋的深衣式样。它的衣袖宽松，像一只圆筒，衣服的上下宽窄相近，衣裾比较短，可以露出双脚。衣服的前襟下面还露出了下垂的右内襟。它的制作显得粗糙，式样平板，缺乏变化与美感。但是比起前几种式样来，既节约布料，制作起来又简单方便。大概这种式样在汉代更流行，我们现在从出土文物中看到的汉代人物形象，就大多穿着这种式样的服装。可能这种形式简单、裁剪方便、适宜劳作的服装就是汉代社会中下层劳动人民的日常衣着吧。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当时还有很多种其他式样的服装，例如在湖北省江陵的马山楚墓中曾经出土一种直裾的袍服。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没有另外接上曲裾。左、右两片前襟的大小相近，都是从胸腋部位起直线向下。两片前襟在身前交相掩盖。腰间用带子束住。这种裁剪方法比较省工省料，还可以保存面料上的花纹完整统一。穿起来后的效果也很不错。在马山楚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对襟单衣。它放在一个竹笥中，上面系了一个竹签，写明它叫做“衣”。这件衣服式样十分简单，是用一整块面料对折缝成，下面再接上两个衣襟。两个衣襟互不交掩，只是在身体中央相对接。另外在上面缘上一个大菱纹锦做的领口。看起来和今天的长睡衣十分相像。《仪礼》一书记载：古代在丧礼中放置陪葬的衣物时，要将浴衣放入竹笥中。这恰巧与这里看到的出土现象相符合。
在另外一些战国时期的人物雕像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比较短的上装。在河南省洛阳金村出土了一件银质的男人像。他的上身穿一件衣袖细窄的交领短袍，长度只达到膝盖。在他腿上缠着当时被称为“斜幅”的布裹腿，赤足，没有穿鞋。特别是陕西省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陪葬坑中出土的上千名士兵陶俑，在甲胄下面穿的也是这种窄袖短衣。它可能就是古人所称的“襦”。襦与裤子或裹腿配合起来，成为一种便于劳作和战斗的服装。这应该是当时广大士兵常穿的衣服了。
第三节
汉代的服装、发式与饰物
汉代，曾经是一个强盛发达的时代。从遗留下来的汉代壁画、画像石、铜镜、帛画等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身着宽大长袍的人物。肥大宽松的深衣，应该是当时社会中上层人士的主要衣着。包括大量官员的制服，也是这样的长衣。
那么，怎么去区分这些等级森严的官员官职高下呢？从古代文献的记载与考古实物来看，当时可能主要是从头上戴的冠帽和腰间佩的绶带等方面来区分等级品秩。
汉代官员日常戴的冠帽有很多种，比较主要的有：
长冠，又叫斋冠，高七寸，广三寸，用竹皮编成内框，外面罩有黑色的漆纱，使用时套在发髻上。它是沿袭楚国流行的冠帽形制制作的。20世纪70年代，在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中曾经出土一件人物御龙帛画，上面画了一个男子，头戴高高的长冠，就是战国时楚冠真实的记录了。70年代发掘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有一些随葬的木俑。其中有一件男俑头上戴有一个向后上方倾斜的梯形长木板，有些学者认为这就是当时的长冠。也有人把它叫做另一种汉代冠帽——却非冠。却非冠与长冠相比，应该显得短一些，低一些，但外形基本相似。
委貌冠：它与古代的皮弁相似，长七寸，高四寸，形状像一个倒扣过来的杯子。它是用黑色的丝绢缝制，而皮弁是用白鹿皮制作的。我们在山东聊城出土的一块汉代画像石中可以见到一个头戴委貌冠的人物形象。根据记载，汉代的公卿诸侯大夫在参加大射礼等重要礼仪时需要戴委貌冠。
通天冠：这是皇帝平常戴的冠，它的主体是一个长方形的板框，用铁梁制作而成，上面罩着黑纱，冠前面有三角形的装饰物，称之为“山”。冠的两侧最早用鹬鸟羽毛装饰，后来改成用绢帛代替。在山东沂南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就可以看到戴这种通天冠的人物画像。
远游冠的样式与通天冠相似，但是没有“山”的装饰与两侧的各种饰物，只是在冠的前部横卷了一个绢筒。这是亲王日常戴的。
高山冠是官吏与近侍的冠服。它的形状与通天冠相似，只是冠的顶部不倾斜，也没有各种饰物。
进贤冠是汉代最普通的一种冠饰。一般文官与儒生日常都戴这种冠。它是由先秦的缁布冠演变而来。冠的下部是一个套在头上的冠圈，冠圈上装有用铁或竹、木做的冠梁，前面高七寸，后面高三寸，顶部长八寸。公侯的冠上装三道梁。中二千石至博士级别的官员（相当于后代的三至七品官员），冠为两道梁。博士以下的吏员与儒生们的冠只有一道梁。
法冠：是专门为司法人员，如侍御史、廷尉等官员设置的冠帽。传说楚王曾经获得一头长有一只长角的神兽，名叫獬豸。它可以区分是非曲直。如果请它断案，它会用角去牴有过失的一方。于是楚王便仿照獬豸的角制作了一种顶部有直立铁柱的冠。汉代沿用了这种式样，制作法官戴的冠帽。
武冠：它只供给武官们戴用，又叫做武弁大冠。传说它是赵惠文王实行胡服，改进后形成的一种冠式。它与巾帻合戴可以把整个头部包裹起来，便于保护头部，而后形成一种装饰性比较强的官员冠式。在甘肃省武威磨嘴子的汉代墓葬中曾经出土过汉代的武冠实物。它用漆纱制成，两端有垂下的护耳，耳下有缨，可以系在颔下，前额部分突出，另包有巾帻。汉代的宫廷侍卫官员，如侍中、常侍等高级武官还要在所戴的武冠上加戴黄金铛、玉蝉等装饰品。在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发掘的北燕冯素弗墓中出土了一件当时装饰在冠上的金附蝉。它用金丝与宝石制成，精美异常。此外，宫廷武官们还要在冠旁佩戴一条貂尾作为装饰。侍中的貂尾垂在左边，常侍的貂尾垂在右边，以示区别。
汉代以后，中央的中郎将、羽林监、虎贲等将领率领着专门征战的野战部队。这些将领们的武冠上面附加了另一种装饰物，在左右两边各插上一枝鹖鸟的尾羽，这就是习惯称做鹖冠的武冠。以后它成为武将的象征。其实在武冠上插羽毛装饰的做法起源很早。在战国时期青铜器上的图案装饰中，就见到过在冠上插有羽毛的骑马武士。据说鹖鸟是一种非常勇猛好斗的鸟。让武将们戴上它的羽毛，意思是希望武将们也能像鹖鸟一样的勇猛善战。
用彩色丝线编织而成的绶带也是汉代官员身份的重要标志。它根据官员的官品不同而分成不同的颜色和纹样。其长度也随着官秩的大小而改变，官品越高，绶带越长。这种绶带可以说是汉代官员的主要身份标志。它平时垂挂在腰间，也可以收起来装在縏囊中。囊上往往绣着虎头纹样，挂在腰带的侧面，叫做虎头绶囊。山东省嘉祥武氏石室画像石中有一幅“周公辅成王”的图画，画中周公、成王与随侍的大臣们身上都系挂着长长的绶带。沂南汉画像石中也有一个头戴武冠、腰佩虎头绶囊的将军形象。这些汉代画像都是当时官员佩绶制度的逼真反映。
汉代帝王随葬的玉衣，是一种特殊的衣物，也是汉代贵族等级制度的体现。近年来在河北满城、江苏徐州等地出土过多件汉代的玉衣。它是用玉片缀接而成的。古人认为玉能保护尸体不腐朽，所以产生了这样一种特殊的衣服，因为耗资巨大，又作为一种特殊的荣耀，只有皇帝赐予玉衣的王侯才能够使用。
从考古材料中看到，上身穿短襦，下身穿裤子或在腿上缠绕斜幅的一种服装组合曾广泛流行。这应该是当时下层人民的穿着。四川省博物馆收藏了一些当地汉墓中出土的陶俑。其造型生动逼真，都是手执耒耜等工具的劳动者形象，可能是在表现被墓主雇佣或奴役的农民。他们的服装很简单，只穿一件短襦，光着腿，赤着脚，显然是在劳作中的衣着。而在河北省望都县的汉代壁画墓中发现的壁画士兵、侍卫等军人形象。则是身穿短襦，腿缠斜幅，头戴小冠。类似的形象在四川省、河南省、山东省、陕西省等地出土的陶俑、画像石、画像砖和石棺画上也是处处可见。
对于下层人民来说，最普遍的衣着只是用毛、麻织的粗布裁剪的短衣。当时，把粗毛布做的衣服叫做“竖褐”，把粗麻布做的衣服叫做“布衣”。因此，“布衣”、“竖”与“衣褐”就成了下层平民乃至奴仆的代名词。劳动人民赤身裸体，仅穿一条下裳劳作是很常见的事。这在古代文物中也有反映。山东省沂南汉画像石中有一个舞剑的杂技艺人，山东省汶山汉画像石中有一个杀猪的屠夫，他们都赤裸上身，只穿一条短裤。这种短裤与今天仍在使用的中式短裤相近。汉代人称之为“裈”。是下层民众常常穿用的。比这更短小的是“犊鼻裈”，它是贫贱劳动者穿的另一种短裤，只是用一块三尺长的布帛围在腰胯间。《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相如身自着犊鼻挥，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
比起男子的衣着来，女装的色彩与式样应该更为丰富，具有独特的时代风貌。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宫女、婢妾以及歌舞伎们的服装日益趋于丰富多彩。式样奇巧多变，质地轻薄华丽。这在汉代墓葬壁画、画像石等描写宴乐的画面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例如四川成都汉画像砖上画的舞女，宽松长大的衣袖迎风起舞，婀娜多姿。显示出衣料的优良质地。
于是，汉代妇女服装式样就在不断变化。上衣逐渐变窄，变短，与下裳分离开，形成了“上襦下裙”的两截服装组合。襦作为上衣，有不同的长度，长的可以垂至膝盖以下，短的才与腰相齐。妇女们日常以襦裙为常服。上衣与下裳分开以后，上身的襦、衫子等，袖子逐渐加长、加宽。这种倾向增加了衣装的装饰性，使汉代女装衍化出多种时髦的流行式样。像汉代乐府《陌上桑》，就是如此描写容貌美丽的采桑姑娘罗敷衣着打扮的：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这些优美的词语描绘出了汉代民间妇女的衣装式样。相比起来，帝王贵族们的财富可以使他们把妇女打扮得更加华丽。让我们看一看东汉末年著名文人曹植的《洛神赋》，那里面用华美的辞藻描绘出了这样一位宫廷贵妇。
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
我们再来看一下出土的实物。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了两件单裙。这是我们有幸看到的汉代裙子实物。它们都是用四片整幅宽的绢片缝合成一个裙片，然后再在裙片上端加缝上一条裙腰。每片绢片都裁成上窄下宽的梯形。这样整个裙子就形成一个圆弧形。裙腰的两端延长出来做系裙的带子使用。也有一些裙子另配一条裙带。裙片两侧不缝合在一起。穿着时把裙片从身后向身前方包掩，两侧互相叠压，用裙带束紧。
战国秦汉时期的妇女是很少穿裤子的。在湖北省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出土的20件各种女子服装中只有一条锦裤。而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58件衣物，却连一条裤子也没有。当时的女子即使要穿裤子，也是只有两条裤腿，上面没有裤裆。由于外面要穿多重裙子与袍衫、深衣等，这种不完全的裤子无伤大雅。由此看来，完整的裤子在中国古代各种服装中流行开来的时间是最晚的。
可能是由于儒家提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损伤”。秦汉时期的人对头部的装饰很在意。当时的平民头戴巾帻是很常见的。由于只有贵族官员才能使用冠冕。百姓们只是用布帛把头包一下。这种布帛称为“巾”。当时流行一种包头巾的式样，叫做“帩头”，也称做“络头”。在四川省成都天回山出土过一个生动的东汉舞人陶俑。他的头上就包了一个帩头，在额头前束出了两个尖角，很像现在陕北的农民包头式样。
帻是在战国时期形成的一种头衣，流行很广。最早的帻可能是用窄窄的长布条整齐地在头上缠成一圈，类似今天苗族的缠头。汉代时它被改进成一种帽子。在头顶上方做成一个可以盖住发髻的高顶，四周有整齐的边沿。帻本来是卑贱的执事人员和普通平民所使用的头衣。我们可以在汉代的陶俑、壁画与画像石中见到很多戴帻的士兵、百姓等人物形象。以后，帻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戴帻的人也不仅限于下层人民了。像王莽头秃，就用帻加上遮顶的“屋”来戴。于是就出现了很多改进的帻。有的是在原有的帻上面加上两侧的护耳，这些护耳还有长耳、短耳之分。有些是在帻上面加上发冠，如文官在进贤冠下戴介帻，武官在武冠下衬平上帻等。有的把头巾与帻一起戴。这些多种多样的帻在当时也都有具体的名称，例如平巾帻、介帻、平顶帻、冠帻等等。
和先秦一样，假发仍然是妇女服饰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湖南省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女尸上仍然保存了原来的发髻。它就是由缀加假发梳成的盘髻。梳理时将假发续入真发的下端，然后反转上来盘到头顶上，形成高髻，再以三枚发笄插入进行固定。从古代文献与汉代画像石、墓葬壁画等文物资料中可以了解到，秦汉妇女的发髻式样达数十种之多。据记载，秦代的女子发式有：凌云髻、垂云髻、迎春髻、神仙髻、望仙九鬟髻、参鸾髻、黄罗髻等。而汉代流行的女子发式则有三角髻、三鬟髻、双鬟髻、瑶台髻、堕马髻等等。
鞋袜的式样在秦代时就已经十分丰富了。大致分类便有皮靴、皮鞋、木鞋、草鞋、麻鞋、丝履等许多种。“履”大多是指丝履，即用丝锦缝制的鞋子。它舒适又轻巧，十分华美，是上层社会的日用品。湖南省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了一双完整的青丝履。鞋帮浅直，尖尖的鞋头向上翘着，方口，样子有些像小船，适宜穿着。它的鞋面用丝线编织而成，鞋底是用麻线织的。当时把贵妇人穿的丝履称为“文履”，是说它上面布满了花纹。它是用绣花的锦缎做成的，价值不菲。
相比起来，广大下层社会的民众，却只能穿用草或麻皮编织的鞋子。在甘肃省居延的汉代遗址中发现过当时的草鞋。它是用草绳编织成一个鞋底，再有穿绳子的环，把鞋系在脚上。直至今日，南方农村中穿的草鞋还是这样。在陕西省咸阳出土的汉代陶俑中，也有脚上穿草鞋的人物。北方的少数民族穿一种高统的皮靴，当时叫做“络鞮”，由于民族之间的接触增多，除去胡人外，汉人士兵乃至北方的一些居民也有所穿用。汉族的皮鞋大多是用一块整皮子折叠缝成的，方头平底。用生革制作的叫做“鞜”。底部浅平，开口较大的叫做“靸”。此外还有多种皮革制作的鞋履。当时可能皮革比起丝绸来便宜得多，皮鞋又耐磨经久，所以皮制的靴鞋成了比较普及的日用品。古代上层社会里穿皮鞋倒成了生活俭朴的表现。西汉初年，以俭朴著名的汉文帝就经常穿革履，这成了他被后人称赞的美行之一。
最高级的鞋叫做“舄”。它用华丽的锦缎作面料，加上厚厚的木底，描上金漆。这是供皇帝与高级官员们在礼仪场合穿的。在朝鲜乐浪彩箧冢中曾经出土一双保存完好的舄。这座墓葬的时代大致相当于汉代晚期。那时朝鲜地区受到中原文化的极大影响。这双舄应该是中原的式样。它圆头圆口，很像今日的中式圆口布鞋。只是鞋底又高又厚而已。
另外一种当时常见的鞋是“屐”。也就是木拖鞋。秦汉时期，人们穿木屐是很普遍的，制作上也很精巧。根据《后汉书·五行志》中的记载，东汉延熹年间，京城洛阳里的老人们都穿着木屐。妇女出嫁时，也穿着油漆彩绘的美丽的木屐，用五彩的丝带做系带。男女的木屐在外形上有所不同。《搜神记》说：男子的木屐是长方形的，而女子的木屐两端都要做成圆形。这恐怕不仅是为了美观，也许还含有男女地位不同的意义。
我国妇女很早就有使用香料的习惯。当时，不论男女老幼，都会在身上带一、两个香囊。香囊是用丝绸缝制的，像一个小口袋，在里面装上香草或者香料。幸运的是现代发现了汉代香囊的实物。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的纺织品中有四件香囊。它们用极其精细的“信期绣”织锦和素绢制成。香囊中装了一些植物，经鉴定，是香茅草、花椒、辛荑等香草料。妇女应该是香料的主要使用者，不仅带在身上，还用香料沐浴、熏衣。甚至皇宫中后妃的居室墙壁都用掺和有香料的灰泥涂抹，所以古代把后妃的住处称做“椒房”。
仔细看一看当时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情况，就可以发现，西方商人用来交换丝绸的，除去象牙、犀角、珠宝、珍禽异兽以外，主要是大量的香料。有安息香、苏合香、郁金香、胡椒、乳香、龙脑香等等。在广州发掘的西汉初期南越王墓中就发现了一盒乳香。中国不出产这种香料。它一定是来自红海沿岸的原产地，是海外贸易的结果。这说明，在汉代已经需要从西方得到香料了。这也是促进丝绸之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节
魏、晋时期各族服装的融合
汉室在军阀混战中灭亡后，历史进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代人那种将身体掩盖得严严实实的服装开始有了改变。近代学者们认为：魏晋名士风度的流行，形成了当时特殊的服装式样——褒衣博带。褒衣博带，就是宽松的大袍衫与长长的宽腰带。它的产生，是社会思想的变化改变了流行服装式样的典型例子。
魏晋名士们很注重人的内在精神，充分地追求自我，讲求脱俗的风貌，一反以往世人注重外表，讲求浮浅华丽的装饰美的心理，改以提倡通过漂亮的外在风貌表现出高妙的内在人格，追求内外完美的统一效果。这是一种与以往审美观念大相径庭的美学思想。它影响并改变了当时社会的审美习惯，给晋代以及南北朝时期的服装带来了新的风貌。
南朝时，民间产生了一种很流行的服装式样，叫做“半袖”。它是一种比较短的直领对襟罩衣，袖子很短，只有肩下面短短一截。它在属于这一时期的绘画、雕塑文物中经常出现。江南出土的南朝瓷文吏俑就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服装。唐代画家孙位的《高逸图》画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士，他将宽松适意的衣服随便地披在身上，显示出当时率性而为的名士风气，外面也套着一件半袖。
南朝的汉族妇女衣裙，在南北朝时期左右着南北妇女服装的发展趋势，创造出了不少新的样式。在江南、四川等地，曾出土了南朝画像砖、石刻线画与浮雕、陶俑等多种生动逼真的造型艺术品，通过它们的具体形象来看，南朝的女装已经从深衣制度中解脱出来，变得更加贴近人生。其具体式样、裁剪方法、采用的质料等都有了很大改变。这时，上衣的衣身变得细瘦，紧贴身体，由掩襟改为对襟直领，显露出较多的脖子与胸部。衣袖也变得又细又窄，只是在小臂部开始才突然变宽。相传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所画的《女史箴图卷》，现仍完好地保存在英国博物馆。那上面所画的女子长裙与汉代壁画中的女裙相比，长度有了明显的增加。裙裾垂在地面上，拖曳出很长。裙子的上端提高束在腰部以上，裙子的宽度也有所增加。裙幅加大，使得裙腰要做出多重细褶裥，甚至有些裙子的整个裙幅上都缝成褶裥，显得裙子上细下宽，呈现明显的喇叭形。
南朝的大文人庾信写过这样的诗句：“细腰宜窄衣，长钗巧挟鬓。”正是当时妇女衣装的写照。值得注意的是袖子的下半部却越变越宽大。诗人吴均写道：“纤腰曳广袖，半额画长蛾。”描绘出女装宽大袖子的时尚。
由于当时南朝的妇女衣装过于轻薄，女子们就将多层衣裳组合起来穿。同时又产生了一种新的衣物，叫做“抱腰”。它的外形有些像一条极短的短裙，穿时围在腰间，用丝带系住。也有的古代文献中记载：抱腰是一条绸布，上下都缝有带子，穿时将它包裹在腹部系紧。这就有些像现代的妇女腹带了。
南朝妇女的鞋履式样很多，使用的质料也非常丰富，有皮制的，丝制的，麻制的以及装有木底的等等。可惜还没有这一时期的鞋履实物保存下来。我们现在只能从当时的绘画、雕塑上见到一些鞋履的外形。根据古代文献中对鞋履名称的记载，这时的女鞋有凤头履、鸠头履、笏头履、玉华飞头履、立凤履等。它们都是将鞋子的头部装饰成各种纹饰或做成不同的形状，从而起到美化作用。结合当时的文物可知：凤头履应该是将鞋头做成凤凰形状，而笏头履是将鞋头做成一条翘起的长版，类似官员上朝时所持的笏版。其他各种名称的鞋大多也可以根据名称想象出它的大致形状。还有些鞋叫做五色云霞履、文履、珠履等。这些鞋子的命名可能是根据它们的质料花纹与所用材料决定的。
附带提到一点，古代人们，尤其是儒者们，往往把奇装异服的流行看做是一种凶兆。所以古人一直对服装有着种种思想上的禁忌。早在孔子，就对一些国君的奇装异服表示过不满。而当一些奇装异服的流行无法禁止时，后人也会把它看做灾害的征兆，把当时社会败落、政权灭亡的原因归结于这些服装的流行。例如《晋书·五行志》说：“晋武帝泰始初，衣服上俭下丰，著衣者皆厌腰，此君衰弱，臣放纵之系也。”“至元康末，妇人出两裆，加乎交领之上，此内出外也。”这是把晋代妇女服装上衣紧小、下衣宽大的变化与将两裆穿在外面的做法看成是晋代君主衰弱，国家败亡的征兆。以后各代，也有一些将服装变化与国运兴败联系起来的说法，在征兆迷信流行的古代，这种看法也是对服装发展的一种左右力量。中国古代大部分平民的服装大多保持简单朴素的式样，除了儒家思想提倡简朴的思想影响与具体经济力量限制外，与这种禁忌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西晋末年，晋室南迁，北方成了游牧民族争雄的战场。近百年间，五胡十六国交替统治北方，也将胡人服装的影响逐渐扩展到中原各地。虽然当时北方汉族居民仍长期保留着自己的衣冠习俗，同时南朝的汉族传统文化一直在影响着北方社会，但是胡服的式样仍在这一时期内逐渐进入中原人们的生活中，从而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新服装式样。
北方一些游牧民族的服装与汉族衣冠相比有哪些明显的不同呢？
其次，胡人身穿窄袖子的紧身长袍，或者穿一种由裤子和褶组成的服装，脚蹬长靴。这些服装的形成是为了适应长期的骑马游牧生活。胡人长袍与褶的式样与汉族衣衫有所不同。例如褶，又叫左衽袍，是一种短身，细袖，前面大襟向左面掩起来的上衣。汉族人接受了褶以后，做了一些改动，把原本又细又窄的衣袖改成下部宽大的长袖子。这样改，可能是由于保暖的需要不那么迫切，又有保持汉族传统的心理在内。这种短上衣特别便于劳作与征战穿用，所以当时的农夫、士兵、仆役们大多穿这种衣服。在它盛行时，有些表现汉族传统文化的故事画也把人物的衣服画成这种式样。例如在宁夏固原出土的北魏孝子图漆棺上，虽然描绘的是舜、郭巨等汉族孝子的形象，却都给他们穿着裤褶服，戴上鲜卑帽。
北朝时期的妇女喜欢穿有夹领窄袖的长袍。有些人也穿裤褶服。例如一件在山西省太原北朝墓中出土的女陶俑，上身穿着一件长度仅及臀部的宽袖短褶，下身穿裤腿散开的大口裤子，显得身材苗条俏丽，十分动人。
北朝胡服使用的腰带也别具特色。它用皮革制成，缀上带扣与带钩，制作得非常考究。加上宝石、金、银、玉等珍贵的饰物，这些装饰物上面往往浮雕出精美的动物图案。由于游牧生活的需要，腰带上有多个带钩，用以悬挂日常使用的弓箭、刀剑、打火具、算囊等。
20世纪40年代，洛阳曾经出土一批重要的北魏墓葬石刻，后流入美国。在其中的宁懋墓室画像中，有一些当时的世俗人物肖像。男子们身穿宽袖上衣，下面是长长的裙裳，腰间束着宽带。这是一种与汉代冕服非常相像的礼服。它与传统的汉族礼服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它的领子有些改变，做成了一种前端竖立起来的宽曲领。男子头戴纱冠，束发，插有簪笄。脚上穿着鞋头高高耸起的厚底舄。画像上的婢女，衣着发式与在邓县南朝画像砖中刻画的南朝女子完全一致。她们上身是对襟直领的宽袖短襦，下穿飘曳的长裙，在长裙的外面还附加一条紧束在腰间的短裙。可见当时南北的服装已经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了。
从出土陶俑、石刻、壁画等艺术品上看来，由南朝传入北方的笼冠是很流行的。笼冠是在汉晋时期出现的武弁大冠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而形成的。它用乌纱做成，有高高的圆形平顶。在江苏省丹阳金王陈村出土的南朝墓砖画像上，就有头戴笼冠、身穿宽大服装的侍吏形象。
还有些服装是受到军服的影响。在铠甲的里面，为了防止钢铁的甲片与身体摩擦，往往要穿袍、襦等衣物来衬里。一种与两当甲外形相似的衣衫衬里这时就应遇而生。它叫做“两当衫”，或者写作“两裆”。这种衣衫穿着方便，两臂都露在外边，适宜活动，又适合在春、夏、秋季热天中穿着。所以，它很快就在民间流行开来。再进一步，连妇女也穿上了两当衫。妇女穿的两当由前后两大片缝成，很像今天的背心。当时妇女的上衣领口开敞得比较大，在里面穿一件两当衫，既保暖，还可以起遮蔽作用。所以，在南北朝时妇女穿两当衫是很常见的事情。
披风，也是经常可以见到的武士衣着。它与后代的斗篷相似，都是一件长方形的织物。上面用带子收紧，系在颈部。对于骑马的士兵来说，披风是很好的遮风蔽土的外罩。我们还见到具有袖子的长披风。例如河南省安阳的北齐范粹墓中出土的陶俑就穿着这样的长披风。
第五节
隋唐盛世的辉煌
隋唐时期，中原又重新进入了大一统的天下。由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达，这一时期成为古代服装式样最丰富的时期。保留下来的文物图像资料也最多。首先来看看官员的制服。随着时代演进，隋唐的官员服饰制度形成了一套十分完备、等级森严的体系。它包括有祭服、朝服、公服、常服四个部分。各个等级之间是以不同的纹饰以及色彩严格区分开的。
隋炀帝时，正式恢复了古代的冕服制度。文武官员朝服穿红色的纱单衣，白色纱内衣，白袜皂靴，戴进贤冠。唐代则遵循了隋代的定制。唐代武德四年，唐高祖颁布了衣服诏，规定了皇帝的服装共12种，其中冕服依照周代的礼制确定为六种，它们是：“大裘之冕、衮冕、冕、毳冕、绣冕、玄冕。”
衮冕是使用最广泛的礼服，在各种祭祀和宫廷里重大的仪式中皇帝都穿它。我们在古代描绘帝王的图画中最常见到的就是这种衮冕。唐代衮冕的专用冠冕上装有黄金打制的饰物。在冕版的前后各垂下12条由白珠串成的旒。冕的左右两侧悬挂着玉制的充耳，用意是提醒皇帝不轻信谗言。冕中插有玉簪，与发髻固定在一起。上衣宽身大袖，底子是黑色的，上面绣了八种花纹，它们是“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下裳是红色的多褶大裙，上面绣四种花纹是“藻、粉米、黼、黻”。这12种花纹就是标志着皇帝威严的12章。里面穿白色的纱单衣。腹部前面系有锦绣的蔽膝，腰间系大带、革带、绶带与玉佩等。
在唐显庆元年九月，太尉长孙无忌等官员向唐高宗上奏，认为诸臣子在助祭时穿的礼服与皇帝的礼服相同，是贵贱不分，请求皇帝在任何礼仪场合都穿最高规格的衮冕。从此，唐代皇帝礼服中冕以下的各种服式都只成了虚设的名义。群臣的礼服共分为十种。一品官员穿更低规格的衮冕，二品官员穿冕，三品官员穿毳冕，四品官员穿绣冕，五品官员穿玄冕。五品以下的官员礼服叫做爵弁，头上戴像爵杯的冠，没有垂旒；冠上垂下黑色的缨系；上身穿黑色的外衣，里面是白纱中单；下身是红裙；腰间系大带、革带、蔽膝；足穿红履。自六品官至九品官，在宫廷典礼和祭祀中都穿这种衣装。
大臣们在穿礼服时，除了戴冕以外，还经常使用其他四种冠。如亲王与异姓王可以戴三梁冠、束黑介帻。亲王还在冠上附加上金蝉饰。这种金蝉饰，以前可能是高级官员普遍使用的，辽宁省北票出土的北燕冯素弗墓中就发现过用金丝制作的类似饰物。
九品以上的文官戴进贤冠，并根据品级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冠梁数目。三品以上官员的冠有三道梁，四品、五品的冠有两道梁，九品以上至六品的冠只有一道梁。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丹青引》一诗写道：“文臣头上进贤冠，武将腰间大羽箭。”可见当时进贤冠是文官的重要标志。在陕西省礼泉的唐代名臣李墓中曾出土三梁进贤冠，虽然它上面的织物已经腐朽，但是由镀金铁梁形成的基本结构还保存了下来。
九品以上的各级武官和门下省、中书省、殿中省、内侍省等宫廷部门的官员要戴武弁，束平巾帻。御史台等监察司法部门的官员则专门戴标志司法的獬豸冠，它的中央有一根铁柱。
这些繁缛庄重的冕服，穿着麻烦，也不会太舒服，而且为了显示它的崇高威严，只在盛大的典礼中使用，一年也就穿几次。而在其他的日子里，皇帝百官就改穿统一规定的朝服、公服和常服。
朝服主要在官员陪祭、朝飨等大典礼中才穿，并且只限于七品以上的官员使用。五品以上的官员朝服由冠帻、红纱衣、白纱内衣、白色裙裳、革带、红纱蔽膝、袜、舄等组成。白纱内衣还缘上黑色的宽领。腰佩剑、玉佩、绶带等。特别是要在胸前附缀一块方形的织物，叫做“曲领方心”。后代的官员“补子”很有可能是这种装饰的演化。五品至七品的官员朝服与此相同，只是不带剑、玉佩和绶带等。为了辨别，文官穿朝服时要在冠上插上一支白笔。官员们所戴的冠帽，基本上分别是上面所说的进贤冠、武弁、獬豸冠等。
比朝服更加简单、穿着场合更随便的是公服，它也叫从省服。公服与朝服基本相同，只是不系蔽膝，不加黑领，不穿白纱内衣，也不佩戴剑、玉佩和绶带。但是要佩戴起着标志官员品级作用的小彩带——纷，以及装纷的鞶囊。鞶囊的文饰具有区别品级的特征，二品以上用金线镂花，三品用金银线，四品用银线，五品用彩色丝线，六品以下的官员便不能佩戴纷和鞶囊，而是依靠冠的式样来区分品级高下了。
武官们在宫中站班时，穿的公服式样具有实用意义，适宜作战。它包括平顶的巾帻、发簪、具有金玉饰物的冠、两当外衣、褶衣、长裤、靴与革带等。长裤采用白色。褶衣分为浅红色、紫色两种。五品以上官员穿紫色，以下穿浅红色。如果文官乘马陪伴皇帝出行，也要穿与上述服装相似的衣物，只是不穿两当。
上面是礼制规定的制服，但是上自皇帝，下至百姓，都愿意在平常穿一些既随便又舒适的衣服。这就产生了官员们日常穿的服装“常服”。
官员的常服以襕衫为主。这种服装创始于北周时期，是一种圆领、窄袖、左右开衩的长袍。它是在胡人袍服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不论官员或是平民都可以穿。为了区别，北周的宰相宇文护曾下令在官员穿的袍服前襟下摆处加缀一道横栏，把这种衣服叫做襕衫。隋唐时期保留了这种袍服。隋炀帝更是明确下诏，限定了各种人等衣袍的颜色，用来区分高下。他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官员分别用红、绿两色。小吏们用青色，平民用白色，而屠夫与商人只许用黑色。士兵穿黄色衣袍。这些颜色被严格区别开，任何等级都不得使用其他等级的服装颜色。
唐代壁画，如敦煌壁画中，常绘有当时男子的一般衣着。可以看出当时的衣裳式样繁多，整齐华美。在陕西省扶风法门寺地宫中发现过一件唐咸通十五年刻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宝器衣物帐》碑，上面记录了供奉的衣物有“可幅绫披袍、纹縠披衫、缭绫浴袍、幞头、帽子、巾子、长靿袜、鞋”等。这大约也是当时最常用的衣着吧。
当时女子穿衣时，习惯将衫子下摆束在裙腰里面，所以显得裙子很长，自胸部以下直到地面。再配上一条迎风飘舞的帔子，使女子们风姿袅娜，神态妩媚动人。在隋代与唐代初年，一种由不同色彩的竖条拼缝起来的长裙十分流行。这种长裙上面系到胸部，加上竖条的视觉效果，更显得裙长、身子修长，独具风貌。我们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陕西省乾县的唐永泰公主墓壁画中、传世的唐代绘画《步辇图》等处，都可以见到这样的美丽长裙。
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唐代墓葬中，曾经出土过一件完整的唐代着衣女俑。她的上身穿一件绿色的纱衫，外面罩一件橙红色的双鸟联珠纹锦半臂。下身穿红黄相间的条纹长裙。裙子的上端用锦带束在胸部，肩上披着黄色的罗帔。类似的服装我们在陕西省乾县的永泰公主墓中壁画上也可以见到。不过永泰公主墓中壁画内的宫女衣装大多采用又薄又透明的轻纱制作，尤其是外面穿的短衫与帔子等，显得十分通透。这大概是宫中的习惯要求吧。
比较起来，帔帛是唐代服装中新出现的成分。在隋代以前的中原服装资料中，还很少见到这种服饰。但它也不是我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服装样式。孙机先生指出：在中国当时相邻的各国民族服装中，只有波斯与波斯附近的一些小国使用帔帛。在欧美以及伊朗等地博物馆中收藏的萨珊波斯金银器图案中，可以看到披着帔帛的波斯女子形象。实际上这种艺术造型与披帛的风俗可能传自更遥远的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由此看来，在唐代十分流行的帔帛，应该是从西亚传入的外来文化影响。
半臂，也是唐代女装中经常可以见到的新衣着。它是袖口仅到上臂的对襟上衣。领口宽大，可以裸露出胸部。没有扣袢，只是在胸前用缝在衣襟上的带子系住。半臂的下摆长及腰部，可以束在裙内，也可以将半臂罩在裙子外面，有些像今天的短风衣。在阿斯塔那的唐代墓葬中，还出土了保存得非常好的女俑，她身上的衣服是用真的绸缎制作的，其中就有一件真正的锦缎半臂。
唐代妇女喜欢穿窄瘦上衣的风气，可能仍然是北朝胡服流行的余韵，同时有西域以及境外风俗的影响。隋唐时期空前兴盛的中西交往，使得西域、中亚、南亚甚至欧洲流行的各种服饰进入中原，并且受到中原人士的欣赏和模仿，又兴起了新的一轮胡服流行热潮。这次的胡服热没有掺杂任何民族压迫的政治目的，而纯粹是社会自发的一种追求时髦，追求美的消费倾向。使这次胡服流行时尚既迅速又深入，并给华夏衣冠带来了全新的面貌。
这时的胡服主要是翻领、对襟、窄袖的直统长袍，或者圆领的窄袖长衫，下身穿长裤，足登靴鞋，腰束革带。这种腰带上缀有花饰，并且还挂上佩刀、砺石、契芘真哕厥、针筒、火石袋等日用工具，是游牧民族惯用的。在陕西省乾县唐永泰公主墓中壁画的宫女图等处，有描绘得很精致的胡服女子画像。韦泂墓中石棺线刻上有一个穿胡服的侍女，身穿圆领窄袖长衫，袖口上还缀有锦制的宽边。腰间紧束革带。衣衫长至小腿，露出下身的条纹紧口裤和脚上的六合皮靴。另一个侍女身穿大翻领中掩襟长袍，束带，内穿紧口裤和长靴。韦顼墓中的胡服侍女石刻画，除去穿了翻领长袍、条纹裤、锦靴以外，还戴有浑脱帽。甚至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中出土的绢画上也有穿着这种胡服的女子像。
胡服的裁剪式样上没有明显的男女区别，顶多只是女装的颜色、花饰多一些。所以在中原的胡服热中，也隐含着女子穿男装的风气。
男女有别，是中国传统礼教的一个重点。女子穿男装，可以看做是女子地位有所增高，礼教的束缚有所减弱的结果。早在南北朝时期，平民男女就都爱穿裤褶服，使男女衣着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隋唐时期，裤褶不大流行了。继之而起的是男女都穿圆领衫以及翻领长袍的风气。男女的服装式样上又没有什么大区别了。如果这种装束的女子再戴上幞头，就与男子完全一样了。当时一些性格爽朗开放的女性往往喜爱装扮成男子。
当时在宫廷中有一种宫女，专门负责在帝王后妃的身边侍从，传递言语，名叫裹头内人。她们都穿着男子的服装。在永泰公主墓壁画的宫女队伍中，左边最后的一个人，身穿翻领窄袖长袍，腰束革带，头戴幞头，足蹬皮靴，可能就是这种“裹头内人”。
唐代以前的文物中，很少见到女子戴帽子的情况。而在唐代妇女欣赏胡服，争穿胡服的时尚里，女子戴胡帽的现象很多。这也是从男子流行胡帽的风气发展过来的。初唐时期，被称做浑脱帽的胡人毡帽风行一时。这种浑脱帽可能是完全用动物毛擀制成的毡帽。这时最典型的一种胡帽就是诗人张沽所称的“卷檐虚帽”。这种帽子是顶部又尖又细，底边向上翻卷的毡帽。根据世界各地的考古资料，可以知道古代在欧亚大陆北方游牧的各个民族，例如中国北方的匈奴人，西北的月氏人、粟特人等，都戴着形状类似的毡帽。在外来胡帽的基础上，唐代妇女经过巧妙的构思与加工，创造出了大量美观新奇的胡帽样式。在陕西省礼泉的唐代李贞墓中曾出土女子骑马俑，她戴的帽子是将顶部尖细的卷檐帽下沿裁剪成优雅的曲线，形成了一个云头形的帽檐。
此外，当时吐蕃流行的一种皮帽也给唐代妇女以启发。吐蕃的皮帽有一个向前方弯曲的扁圆形帽顶，有些像鹅冠，下沿露出衬里的皮毛边缘。吐蕃帽也有用毡子制作的，它的下沿是两个可以上下翻的护耳。中原妇女们改用锦缎和毛皮作为原料，巧妙地裁剪、缝制出这些西域式样的帽子。但气派要华贵许多。还有一些帽子完全用织锦来缝制。例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绢画上女乐人戴的帽子看上去就是用锦缎制作的。而韦顼墓中石椁上线刻画中的另一位女子，戴着一顶鹅冠状的胡帽。它用锦缎做面，皮毛做里。帽子的下沿还用皮毛做成卷云纹状，戴上它显得十分秀丽妩媚。
安史之乱后，汉族传统思想在中原重新占了上风。于是，汉族传统的肥大妇女服装式样又逐渐受到人们的青睐。在现存故宫博物院的唐代画家张萱作品《捣练图》上，描绘了一批正在加工丝织品和缝制衣衫的妇女形象。她们身穿的对襟衫子袖子宽松，裙子就更为肥大。在另一位画家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与《执扇仕女图》中，贵族妇女的服装达到了极度绮丽奢华的程度。她们身穿锦绣丝织品制作的长裙。裙子上端用锦带束在胸前，宽大的裙裾拖曳在地上。上身里面不穿内衣，仅外着一件薄薄的透明纱衣。颈部与胸、臂的大部分都裸露在外。正像唐代诗人描写的：“绮罗纤缕见肌肤。”纱衣袖子宽肥，垂及地面。在肩部还披着彩色的织锦帔帛。
发式与化妆，是古代女子区别于男子的重要修饰手段。唐代妇女对于美化自己更下工夫，对于面部也要进行认真的化妆与修饰，这在古代文献与考古文物发现中有着大量反映。
唐代妇女的面部化妆与以前的化妆相比，有了更多的内容。它一般包括七个方面：一、施铅粉，二、抹胭脂，三、涂鹅黄，四、画黛眉，五、点口脂，六、画妆靥，七、贴花钿。这些步骤中几乎包含了当代美容化妆的全部内容。所使用的化妆品，除去以前已有使用的白粉、胭脂、花黄、眉炭等之外，还增添了斜红、花钿等新的式样。
施粉是非常普遍的，从唐代壁画上就可以看出很多妇女的面部、肩部都被涂成雪白，表现当时妇女施粉的风气。抹胭脂不用多说了。涂鹅黄则是在女子的前额上涂上黄粉，这是从南北朝兴起的风气。在新疆吐鲁番唐代墓葬中出土的绢画上有几位涂了黄粉化妆的女子。她们的化妆只是在额头正中央涂一个黄色的圆晕。这种化妆的做法与北朝相比，就有了很大的改变，显得更柔媚，而不是过分生硬了。
用胭脂点在面颊上的圆点，叫做妆靥。这是与花钿互相配合的化妆手段。
唐代的花钿有很多种形状，有学者总结了唐代绘画作品中能看到的花钿形状，有桃形、梅花形、宝相花形、月形、圆形、三角形、石榴花形、三叶形等三十多种。这些花钿有时是用颜料直接画在脸上，更多的是先制成花样，用时贴在脸上。当时人们用纸、鱼鳞片、金箔、丝绸、茶油花饼等多种材料制作花钿，然后用鱼鳔胶或者呵胶粘贴在额头上。呵胶是一种用口呵气就可以软化的物质，使用起来很方便。
花钿的颜色主要有红、黄、绿等几种。其中红色是最常见的。初唐时期的莫高窟壁画中、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绢画上以及其他初唐文物上的花钿，大都是红色的。而中晚唐时期诗人的咏唱中，却主要提到绿色的“翠钿”与黄色的花钿。像杜牧的诗句：“春阴扑翠钿”，温庭筠的词：“眉间翠钿深”，“扑蕊添黄子”等。晚唐画家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中，雍容华贵的少妇们脸上贴的也是黄色的花钿。
在新疆吐鲁番唐墓中出土的绢画上，还可以看到一种特殊的装饰，就是在女子的眼角两旁各画一道竖着的弯弯新月。它叫做“斜红”。在陕西省西安郭杜镇出土的唐执失奉节墓中壁画舞女脸上，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彩绘陶女俑脸上等处也画有这种妆，可见这是唐代很普及的化妆手段。它也可以先制成花子，然后再贴到脸上。
最能显示时代特征的要数唐代妇女的发髻式样。根据唐人段成式的介绍，唐高祖宫中有半翻髻、反绾髻、乐游髻等流行式样。唐玄宗时，宫中又有双环望仙髻、回鹘髻、愁来髻等样式。唐德宗贞元年间，宫中又创造出归顺髻、闹扫妆髻。在长安城中还流行过盘桓髻、惊鹄髻、抛家髻、倭堕髻等。段成式列举这些发髻名称是为了说明在时尚流行中隐含的局势变化征候，所以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发髻的全貌，但已经如此丰富。唐代文献中记载的发式还有同心髻、交心髻、凤髻、侧髻、反绾乐游髻、乌蛮髻、丛梳百叶髻、飞髻、宝髻、囚髻等等。这些发髻，大多可以从遗存至今的唐代图画、陶俑、石刻线画、造像等艺术品中找到对应的式样。
唐代后期，妇女在头上戴的饰物越来越多。贵族妇女经常是珠翠满头。头饰多使用金银、珍珠、宝石、玳瑁、珊瑚、象牙、玉、骨角等珍贵材料制作。类型有梳子、篦子、簪、钗、步摇、搔头、金银宝钿等。段成式有诗形容妇女的头饰，“出意挑鬟一尺长，金为钿鸟簇钗梁”。近年在江苏省镇江、河南省偃师杏园等地出土的唐代金钗上也有花鸟纹饰。在各地的唐代墓葬中曾发现多种簪、钗、步摇等金银饰物。它们都打造得十分精细美观。显示了当时高度发达的手工业水平。唐代后期，贵族妇女们在头上戴花树。它也是一种比较大的花钗。上面的花饰更多，往往做成一式两件，对称地戴在头两侧。
而在妇女发髻上插梳子作为装饰，也是中、晚唐时兴起的风气。诗人元稹的《恨妆成》一诗中有“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靥”的句子，就是在描述这种装饰头面的习惯。这时的梳子，装饰十分华丽。唐墓中出土的梳子，有用牛角做成的，上面装饰有金质的梳背，梳背上打凿出精细的花鸟纹样。它已经不只是用来梳理头发的工具，而是一种华贵的装饰品了。
晚唐时期妇女对于眉毛的描画也有其独特之处。从唐代中期开始，就时兴起又短又宽的桂叶眉。在唐代《簪花仕女图》上，仕女的眉毛都画成既短又阔，末端向上扬起，形状像一片桂叶，有些甚至像蚕蛾的翅膀，所以人们又叫它蛾眉，后来便成为女子的代称。
第六节
宋代以来中国服装的几大特点
在唐代晚期，汉族日常穿用的传统服装式样已经十分完备了。在以后的一千来年里，汉族的服装基本上延续着传统的式样。这一期间不断给中国服装带来新式样的，仍然是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影响。限于篇幅，这里仅介绍一些具有突出时代特色的新服装式样。
从北宋开始盛行的山水花鸟画中，表现出一种散淡清雅、平和闲逸的艺术气氛，充分体现出在当时哲学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审美情趣。与这种情趣相协调，宋代文人喜欢穿宽松朴素的便装。著名文人朱熹给自己设计过一种家常服装。上衣是宽袖直领的对襟短襦，用黑色的绢包上衣边，长度仅到膝上。下身穿黄色的裙子，腰间束一条缘上黑边的白绢带。足登方履。如果是接见客人，再束上一条大带。
为当时士大夫阶层普遍穿用的，还有宽大的长袍，称之为直裰、直缝或者道袍。直裰也是僧人普遍穿着的衣服。直至今天，僧人的日常衣着还是这般式样。
背子是在宋代新出现的服装式样。男女都有穿用。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前后衣裾不缝合，两侧衣衩缝一直开到腋下。由于两侧开衩，所以必须在腰间束帛或者系带。
建立辽国的契丹民族，其传统服装以长袍为主。它的式样一般是圆领、窄袖，紧身，下摆大约与小腿相齐。衣襟向左面掩上，是它与传统汉族服装的最大区别。辽代的巾帽制度与其他民族有显著的不同。《辽史》记载，除了皇帝与有一定级别的官员可以戴冠、巾之外，其他人一律不许戴帽。无论盛夏还是严冬，中小官员与平民百姓都只能光着头顶。契丹人的发式十分特殊，汉人称之为“髡发”，认为它像古代罪犯的发式。它与中原汉族蓄发梳髻的做法有着根本的不同，也是两种文化的明显区别。
金人的服装则与契丹人的服装相似，外面穿圆领的窄袖左衽长袍，下身穿裤子与长筒皮靴，腰束革带，头戴皮帽或缠罗巾。
元代蒙古人有自己的传统衣着。质孙服与顾姑冠就是突出的代表。
质孙服是蒙古宫廷大宴时，天子与百官穿的冠服。这是上衣与下裳相连接的一种袍服。衣式比较窄，腰间做出无数细密的褶。制作质孙的衣料要求十分考究。经常使用的衣料有色彩鲜明、花纹富丽的“纳石矢”。它是一种用金线和丝织成的锦缎，上面有各种奇特精美的花纹，灿烂夺目。现在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元世祖皇后彻伯尔像，身穿蒙古族的贵妇装束，头上戴着一顶高高上耸、式样奇特的帽子，叫做顾姑冠。制作顾姑冠要用桦木做骨架，上面包裹着红绢，用金帛做顶。冠顶上用四五尺长的柳枝或铁丝做一个高起的细架，上面包青毡，呈现一种上大下小的长筒形。
明代的帽子式样非常多，其中也有不少有趣的文化政治背景。例如当时盛行的“六合一统帽”与“四方平定巾”（后来省称为“六合帽”和“四方巾”）就是专制皇权的产物。
“六合一统帽”就是一直沿用到民国初年的“瓜皮帽”。它用六块三角形的罗帛拼缝起来，下面加上一个帽圈。制作简单，戴着也方便。后来，它就成了平民的象征了。而“四方平定巾”是用黑色罗纱缝制的四方形高顶巾帽。原来叫四角方巾，是民间的老人与儒生常戴的一种巾子。
在明代创造的妇女新式衣着有“比甲”、“头箍”等几种。
比甲是一种无领无袖的长衫，对襟中缝，两襟间用带子束合，有些像近代的马甲，但是比马甲长得多。明代的妇女喜欢戴一种黑色纱罗制作的包头，它又叫“额帕”，每幅大约宽四尺，戴用时将它对角折叠，从额前向后面缠裹，再将巾角绕到额前方打一个结子。后人将它进一步简化，称之为“渔家勒子”。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新的头部装饰——头箍。冬季戴的头箍常用各种皮毛料子制作。当时人们又叫它卧兔儿、貂覆头等等。官宦富贵人家为了要显示自己的气派，还在头箍上镶嵌各种珠宝以及金花玉饰。
清代，满族入关后，立即迫使汉人遵照满族的习俗，剃发，留辫，改穿满族服装。企图通过这种作法改变汉族的民族意识，使得具有浓厚民族色彩，沿袭数千年的汉族冠冕服装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
进关以前，满族一直是以骑射为主的游牧民族。它的服装特色来源于骑射征战生活的需要。典型的表现是冠帽、马蹄袖、袍褂等方面。
清代男子的冠帽，有礼帽、便帽的区分。清代成立后作为官员的制帽使用的叫做礼帽。礼帽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八月到来年二月之间戴的，叫做暖帽；另一种是在三月到八月之间戴的，叫做凉帽。我们在现代表现清代官场的影视作品中就可以看到这两种冠帽。
马蹄袖是满族特有的。本来它正规的名字叫做“箭袖”，是武士射箭时保护手腕的防护物。一般用纽扣装在清人常穿的“箭衣”袖口上。平时可以翻起来，露出手。行礼时要放下来。清代人十分注重马蹄袖的作用。一般士庶日常行礼时，即使不穿箭衣，也要在袖口上用纽襻系上一副马蹄袖，行完礼再解下来。人们形象地把这种袖子称做“龙吞口”。
男子服装中，袍褂是最主要的礼服。满族的袍褂与汉族传统的长袍不同，上身紧窄，袖子细瘦，袖口前端安上箭袖。领口做成圆形，不上立领。衣襟右掩，在右腋下系扣襻。有些袍子的下身前后左右都开衩。这是骑马民族为了上马方便而形成的服装特色。按照规定，官吏平民的袍子只开前后两条衩。皇帝宗室子弟才能在袍子上开四条衩。开衩袍之外，满族人还常穿一种行袍，又叫缺襟袍。它比日常穿的袍子短大约十分之一，前面开衩，右半边的衣裾比左半边短一二尺，从正面看缺了一块。这是为了骑马时上下的方便。不骑马的时候，可以将右前襟缺少的一块用纽扣连接在袍子上，就和一般的袍子一样了。
满族人习惯在袍子外面再穿一件稍短的褂子，也叫做外褂。它一般是对襟圆领，袖子比较宽大。袖口平齐，长及肘部。身长大约与膝部以下相齐。它与袍子结合，形成了清代特有的袍褂衣服式样。官服中的外褂上缀有补子，叫做“补褂”。它中央开襟，门襟上有五颗纽扣，前胸与后背装饰有补子。由于是中央开襟，补子被分为左右两半。补褂与袍服、礼帽、顶珠、花翎、朝珠、官靴组合起来，就形成了清代官员的主要官服。
另外有一种满人特有的外褂，非常短小。它的袖子长度只到肘部，身长不超过腰部，显得轻捷方便，特别适宜骑马时穿。因此，人们就叫它马褂。马褂有对襟、大襟、缺襟等几种类型。对襟马褂比较正规，经常被作为礼服的成分穿用。其中有一种黄马褂的地位最为尊崇。不经皇帝赏赐是绝对不能穿黄马褂的。
满族妇女的旗装在清代一直被作为礼服保留下来。妇女旗装与男子的袍褂一样，也是以长袍为主体，采用圆领、右掩襟，但是不开衩。除正式礼服外，一般显得比较瘦长。袍子的下裾几乎与地面相齐，袖口敞开，比较宽大。但是没有马蹄袖。女子外衣中也有马褂，分对襟与大襟等式样，只是装饰比较多，绣有复杂的花纹。同时还有坎肩、马甲等。
满族妇女的头饰富有民族特色。满族妇女的头发经常梳成在头顶左右横卧的两个平髻。老北京人称之为“两把头”。梳好平髻后，插上各种花朵和首饰。以后又在平髻上加插黑色的梯形版片“扁方”。这种发式，人们称之为“大拉翅”。女子们用大朵的鲜花、金银钗簪、珠翠等装饰平髻与版片，更显出头上发髻的高大华美。
以上是对中国古代服装大致演变情况的一个简略扫描。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着大量对当时服装式样的记述。在出土文物中也有丰富的表现当时服装的实物形象。它们为了解古代服装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也表明了在号称衣冠礼乐之邦的中国古代社会中，衣冠具有多么重要的文化意义。古人的服装与当时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习俗、民族交往等方面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是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了解一些有关古代服装的知识，对我们学习与发扬传统文化，认识中华文明，无疑是非常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