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章经》译出传说
梁《高僧传》引记曰，腾 （摄摩腾） 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又谓竺法兰译经五部，唯《四十二章经》尚行江左。是则《四十二章经》依慧皎言，乃摩腾、法兰二人共译也。隋《开皇三宝记》 （《历代三宝记》之原名） 引梁宝唱曰“是经竺法兰所译”。而梁僧祐作录则不著竺法兰之名，谓经乃竺摩腾译。是梁时于本经译出之人本无定说也。又《僧传》谓经在洛阳出，而僧祐谓于大月氏译讫还国。是梁时于本经译出之地亦无定说也。盖汉明求法故事，《牟子》系传说较早，亦较可信。《冥祥记》系出世晚，而事益荒诞。梁时诸师，兼取诸说，互有异同，故其言亦复互异也。依上章所论，《牟子》所传虽有疑义，但决非全诬。若据其所言，斯经译于月氏，送至中夏也。又《经序》及《牟子》均言译经四十二章。而《祐录》有曰，《旧录》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则此经旧名，或本未称为经，而首加“孝明皇帝”四字也 （隋二种众经目录，原均无经字） 。
今考证《四十二章经》，当分四段述之。一、经之早出。二、刘宋时经有二本。三、此书叠经历代之改窜。四、经之性质。
《四十二章经》出世甚早
《四十二章经》世颇有疑其出世甚晚，而为中国人所自著者。梁任公 （《近著》第一辑中卷） 论之曰：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本经条下云：‘《旧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经》十八章。’此言经之性质最明了。盖并非根据梵文原本比照翻译，实撮取群经精要，摹仿此土《孝经》、《老子》，别撰成篇，质言之，则乃撰本而非译本也。
按长房所引《旧录》，不知为何人之书。但其言经系“外国经抄”，自非中土编撰，实可了然。查今日所存巴利佛经，亦不乏此种类似《孝经》之文体。如Suttanipāta集合佛说多章而成。其中诸章恒甚短，且往往见于《阿含》及其他大部中。则Suttanipāta者，亦实可谓为外国之经抄也。又魏晋诸师，言外国常抄集大经以为要略，固有其人。三国时失名之《法句经序》 （《祐录》七） ，谓佛说原有十二部经，四部《阿含》。
是后五部沙门，各自钞采经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义，条别为品。于十二部经靡不斟酌，无所适名，故曰《法句》。
晋道安《道行经序》 （同书卷七） 有曰：
佛泥洹后，外国高士钞九十章为《道行品》。
又其《道地经序》 （同书卷九） 曰：
于是有三藏沙门，厥名众护，仰惟诸行，布在群籍，俯愍发进，不能悉洽，祖述众经，撰要约行，目其次序，以为一部二十七章。
孝明皇帝时书亦系从大部中，撮要抄为一部《四十二章》，不得因其类似《孝经》，而谓为中国所撰也。
汉明求法事，因年代久远，书史缺失，难断其真相。但东汉时本经之已出世，盖无可疑。东晋时郗景兴撰《奉法要》 （《弘明集》） 、三国时《法句经序》 （《祐录》七） ，已引本经 （详下文） 。汉末牟子作《理惑论》，似亦曾援用 （已详上章） 。是汉晋间固有经四十二章，为佛学界所得诵读。而最早引用本经者，则为后汉之襄楷 （参看《观古堂刻宋真宗注四十二章经》叶德辉序） 。襄楷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上书桓帝 （《后汉书》六十下） 曰：
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閒之。其守一如此。
此中“不三宿桑下”，即本经“树下一宿”之言。“革囊盛血”云云，系引经“革囊众秽”一章。则后汉时已有此经，实无可疑。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至明帝时（公元58至75年）约百余年。明帝时于大月支写译此经，或亦可能之事也。
按现存经录，以僧祐《出三藏记集》为最早，《四十二章》已见著录。其言曰：
《四十二章经》一卷，旧录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师所撰录阙此经。
安法师者，谓释道安。道安于东晋宁康二年（公元374年）撰《综理众经目录》。僧祐谓安公“始述名录，铨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伊人” （上均见《祐录》二） 。道安乃一代名师，与各地广通声气。其作录时已离河北，南居襄阳将十年。其在河北时，竺道护送以《大十二门经》。及至襄阳，慧常自北鄙之凉州送《光赞》等经辗转到达。竺法汰在杨都，安公曾托其造露盘。又常与法汰问答往复 （上杂见《祐录》，参看《僧传》道安、法汰及竺僧敷传） 。江南河北如有此经，安公应可知及。
查三国时《法句经序》，及晋郗超《奉法要》，均引《四十二章》 （下详） 。又在晋成帝时，沙门支愍度作有佛经目录。《祐录》载其《合首楞严经记》，内谓汉支谶译有《小品》、《阿阇贳》、《屯真》、《般舟》四经。而《祐录》支谶录下有此二条 （小注均出自原书） ：“《伅真陀罗经》二卷 （旧录云：《屯真陀罗王经》，别录所载，《安录》无，今阙） ，《阿阇世王经》二卷 （安公云：出《长阿含》。旧录，《阿阇贳经》） ”，此云：“伅，旧录作屯。世，旧录作贳。”均与支愍度《合首楞严经记》所载相符。可见僧祐所指之旧录，为愍度所作。其录在《安录》之前或且作于江南。僧祐谓《四十二章》见于《旧录》。则安公时已有斯经，断可知也。
郗超、愍度均约与安公同时。而安公经录，竟缺此经，其故极难解索。然大凡翻译，后出者胜。吾人今于读西洋典籍，已不必求明清二代之所译。而前代所译，因渐澌灭。今日求之，常最难得。东晋去东汉已三百年，古人传钞，流传已难。安公草创，智者千虑，究有遗失。又安公自序其经录曰 （《祐录》五） ：
此土众经，出不一时。自孝灵光和以来，迄今晋康宁 （应是宁康） 二年，近二百载。值残出残，遇全出全，非是一人，难卒综理，为之录一卷。
今按此文所谓“值残出残”云云，疑谓安公就所亲见之经，无论残简全篇均著于录。安公治学精严，非亲过眼则不著录。故自知遗漏者不少。故谓若欲综理已出一切经典，自知非一人所能为。夫安公之世，《方等》风行，经出更多。《四十二章》为常日所不备，安公固未见之，遂未著录，或亦意中之事也 （又据上文，《安录》判自汉灵之世，《四十二章》出于灵帝之前，故未录也） 。
《四十二章经》译本有二
梁任公疑《四十二章经》为伪书。盖因其不似汉译文体，其文字优美，谓应于三国两晋时求之。梁先生此说亦非确论。
第一，汉代称佛为浮屠 （或浮图） ，沙门为桑门，旧译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及阿罗汉，为沟港 （一作道迹） ，频来 （一作往来） 、不还及无著 （或应真，或应仪。此见《祐录》一） 。按现存本经已曰佛、曰沙门、曰须陀洹等，则其经之非古可知。但旧日典籍，唯籍钞传。浮屠等名，或嫌失真，或含贬辞。后世辗转相录，渐易旧名为新语。即出《祐录》称天竺字为胡文，元明刻经乃改为梵，可以为证 （参看《开元录》安清条下。又后汉末译经已用佛与沙门二译名。但僧会《法镜经序》，严佛调作浮调，仍用汉时浮图旧译。须陀洹四名亦见于安世高译之《七处三观经》） 。
第二，现存经本，文辞优美，不似汉译人所能。则疑旧日此经，固有二译。其一汉译，文极朴质，早已亡失。其一吴支谦译，行文优美，因得流传。按《大周经录》卷八曰：
《四十二章经》一卷 （初译六纸） ，
右后汉明帝代永平十年迦叶摩腾共竺法兰于白马寺译，出《长房录》。
《四十二章经》一卷 （第二出） ，
右吴支谦译，与摩腾译者少异。
《四十二章经》 （第三出） ，
右见《长房录》。
上三经同本别译。
查《长房录》本经仅有第一第二出，更无第三出。但别又著录《五十二章经》一卷。《周录》之第三出，或系五十二章之讹误。至于支谦所译，则长房所记如下：“《四十二章经》一卷，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文义允正，辞句可观，见别录。”按《长房录》卷十载搜寻所得前代经目六家，及未尝见之二十四家。“别录”者在长房所目见之六家中。长房言此录有二卷，十篇，上卷三录，下卷七录 （但缺其第五） ，并各详其部卷数目。《三宝记》中广引用之，但至宋朝为止。因此而长房曰：“未详作者，似宋时述” （梁任公谓为支愍度所撰，非也） 。”据此则刘宋时，《四十二章》犹存二译。一者汉代所译，一者吴支谦所出。别录作者谓此二本少异。汉译文句，想极朴质。而支谦所译，“则文义允正，辞句可观”。刘宋以后，汉译辞劣，因少读者，或即亡佚。支谦所出，则以文章优美而得长存。但古人写经，往往不著译人 （参看《祐录·失译经录》序） 。而摩腾译经为一大事，因遂误以支谦所出即是汉译，流传至今，因袭未改。故今存之经，梁任公读之，谓其文字优美，不似汉代译人所能办也。
以上推论，似涉武断。但合汉晋所引本经考之，则有二古本，实无可疑。后汉襄楷疏曰：“浮屠不三宿桑下。”高丽藏经本曰：“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慎不再矣。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襄疏曰：“天神遗 （浮屠） 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宋藏曰：“天神献玉女于佛，欲以试佛意，观佛道。佛言，‘革囊众秽，尔来何为？……去，吾不用汝’ （下略） 。”三国时《法句经序》云：“唯值佛难，其文难闻。”宋板经曰：“得睹佛经难，生值佛世难。”西晋郗超《奉法要》引经云：
佛问诸弟子：“何谓无常？”一人曰：“一日不可保，是为无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食顷不可保，是为无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出息不报，便就后世，是为无常。”佛言：“真佛弟子。”
（此段或出汉译，佛字或原系浮屠，经后人改正）
丽本经曰：
佛问诸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在数日间。”佛言：“子未能为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在饭食间。”“去，子未能为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在呼吸间。”佛言：“善哉，子可谓为道者矣。”
《四十二章经》，汉晋间有不同之译本，观上所列，甚可置信。译出既不只一次，则其源出西土，非中华所造，益了然矣。
《四十二章经》之叠经改窜
梁任公又谓《四十二章》颇含大乘教理，其伪作者深通老庄之学，怀抱调和释、道思想。此则未稽考本书版本之历史，而率尔立言。盖此经历经改窜，其大乘教理，与梁氏所指之老庄玄学，乃后世所妄增，非唐以前之旧文也。
《四十二章经》之版本有十数种，文字出入，多寡不等。但可析为三系。一曰丽本。宋元宫诸本大同。一曰宋真宗注本。明南藏始用之。惟仅录其经文及其序，至若小注则未刊入。明正统五年僧德经等刻本，亦遵南藏，只载其师马鞍山万寿禅寺僧道孚之序及僧道深之跋，而未刊注本之序。至乾隆四十六年辛丑，诏译为满文，后又命翻为藏文、蒙文 （《四体合璧四十二章经跋》及质郡王府本之跋） ，亦均用真宗之本。一曰宋守遂注本。明僧智旭之《解》、了童之《补注》、道霈之《指南》、清僧续法之《疏抄》均用之。而道霈《三经指南凡例》谓云栖大师言，藏经之本未妥，宜用守遂注本。盖自明以来，藏经所载为宋真宗注本正文。其全本则光绪乙巳观古堂曾刊之。而世俗久已流行者为守遂注本，金陵刻经处印行者亦是也。二者皆失真，经后人所改窜者，而守遂注本为尤甚。
何以知守遂注本之大失本真耶？盖丽本者，出于北宋初蜀版。而蜀版必系采唐以来所公认之一切经。按《初学记》卷二十三引本经曰：“僧行道，如牛负行 （原文夺行字） 深泥中，疲极不敢左右顾。”此文与丽本同。而守遂注本则改为“如牛负重行深泥中，疲极不敢左右顾视”。又唐初玄应本经《音义》，载“输敬”及“桼箠”二语。输敬，丽宋元宫四本均有之，而守遂乃改为愈敬。“桼箠”二字当即四本“深弃去垢”句中之“深弃”二字 （明本作“深垂”） 之原文。而守遂本必因见其文难通，而改为“去滓成器”。《法苑珠林》亦唐初之作，其卷四十九引饭凡人章，文与丽宋元诸本同，而与真宗注本及守遂本异。是则守遂之本非唐人所见之旧也。又梁陶隐居《真诰·甄命授篇》，颇窃取《四十二章经》文，纳之于真人诰语。取此与宋丽本与守遂本对勘，则其真伪了然。如丽宋经本及真宗注本均有人为道亦苦章，《真诰》袭取全文，而守遂本割去此章。又丽宋本在牛行深泥章之前，有摘悬珠章，《真诰》抄合为一章，守遂本则仅存后一章。又水归海、磨镜垢、爱生忧诸章，《真诰》与丽宋本同，而与守遂注本异。据此，则丽宋古本为南朝旧文，而守遂本之伪妄立见。
且《四十二章经》乃撮取群经而成。其中各章，颇有见于巴利文各经及中国佛典者，但常较为简略耳。今略取其数条对照之，则丽本常合乎原文，而守遂本则依意妄造。（一）礼从人章，丽本有“以恶来以善往”之言，而守遂本全删之。然此章实见于《杂阿含》四十二卷，及巴利文杂部七之一之二，均有恶来善往之意。（二）木在水喻章，守遂本改丽本之“不左触岸，亦不右触岸”为“不触两岸”，然此章见于《杂阿含》四十三卷，则有“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之句。（三）慎勿视女章，二本不同。此章在巴利长部《涅槃经》、《长阿含游行经》均载之。然按其文，则丽本实近于原文也。（四）丽本之莲花喻章之末，有“唯盛恶露诸不净种云云”一句，而守遂本全删之。惟《杂阿含》四十三载有类此之经，则实有诸不净云云。凡此数端，均可确证原译《四十二章》，实根据印度原文。但或因译经之始，常易繁复为略简。至若守遂本，则不悉原文，妄加臆测，所改治遂常不合本原也。
守遂本与丽本、《真诰》不同之最可异者，不在文字之删改，而在新义之增加，其最要者如下：
（甲）守遂本之首，多“转四谛法轮”之章。
（乙）多“内无所得，外无所求，无念无作，非修非证”一全章。
（丙）饭凡人章中，又加“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言。
（丁）人有二十难，丽本只言五难，而守遂本加“心行平等，见性学道”等之十五难。
（戊）丽本原为“吾何念？念道；吾何行？行道；吾何言？言道”等语，改为“吾法念无念念，行无行行，言无言言，修无修修”等语。
（己）丽本之“睹万物，形体丰炽，念非常”，改为“观灵觉，即菩提”。
（庚）牢狱章末加“凡夫透得此门”二语。
（辛）得为人难章之末，经增改后，有“发菩提心，无修无证”之语。
（壬）牛行深泥章，前加磨牛章，中言“心道若行，何用行道”。
（癸）末章多“视大千世界如一河子”等十一句。
观上列诸条，可知《四十二章经》之修加，必是唐以后宗门教下之妄人，依据当日流行之旨趣，以彰大其服膺之宗义。而此经亦不只增改一次，不必即出于一派一人之手也。何以言之？盖宋真宗注本，文句用于丽本，而于上列守遂本增加之甲、乙、丁、癸诸条则有之。可见真宗注本为中间修改者 （真宗本不知何时始出世。近中华书局影印唐大历十三年怀素草书之经文，与真宗所用者同，若果为怀素所书，则唐代宗时已有此本矣） ，而守遂本则最后妄改之书也。夫吾人既确证丽本至少为南北朝之旧，又合乎印度原文，则宋真宗注本增删处之妄可知。且也此宋代二注本同有二十难一章，而丽本只叙五难。按凉译《三慧经》中述五难三次，丽本五难略同其第二次。可见印度原文初只五难。丽本之文，确然有据。唐初《法苑珠林》二十三引此段亦只五难，则二注本于其后所加之十五难直伪也。又按宋真宗注本首五难中，有“判命不死难” （宋元本作“利命”，宫本作“判命”） ，文句极费解。注者遂谓“不”字当为“必”字之讹 （守遂本亦改为弃命必死） 。丽本于此作“制命不死难”。《真诰》及《珠林》 （宋丽本） 所引，“判”均作“制”，证之以《三慧经》之“制人命不得伤害者难”，则文义昭然，丽本得原来真面目，于此益信矣。
古本《四十二章经》说理平易，既未申大乘之圆义，更不涉老庄之玄致。“见性学道”“无修无证”为大乘所有，而固此经所无也。汉代佛法，典籍颇少，《四十二章》远出桓帝以前。为研求最初释教之至要资料。但叠为妄人改窜，失其本真。吾所以不惮辞费，详为论列者，盖因此下二章，取汲于斯典者颇多也。
最近山西赵城发现金刻藏经，中有《宝林传》。其第一卷中，载有《四十二章经》 （原卷首残缺六页） 。此本最可注意之点有二：（一）其行文常用韵语，如仰天唾章云：
佛言，恶人害贤者，犹如仰天唾。唾不及天公，还从己身堕。逆风扬恶尘 （原夺“尘”字） ，不能污上人。贤者不可毁，祸必降凶身。
此段在巴利文中，虽为偈言 （见其杂部一之三之二，及七之一之四，与经集六六二，及《法句经》一二五） 。但是《真诰》中，此并非韵语。可见中华原译，于此并无偈语也。（二）《宝林传》本除文字稍有出入外，与守遂本几全相同。举凡守遂本所增加之新义，如“无念无住”“见性学道”诸语，均原见于《宝林传》本 （上文所列之十条，甲条《宝林传》残缺，余九条均与守遂本相同） 。按此诸新义，固为禅宗口头所常用，则《四十二章经》现今流行之本，原为禅宗人所伪造。《宝林传》晚唐僧智炬所撰，为造谣作伪之宝库，则斯经之窜改，即谓宝林系僧人，或智炬本身所妄改，亦非过言也。按禅宗典籍好作偈语，则宝林本之间有韵文，或亦循宗门之结习也。
杭州六合塔现存宋绍兴二十九年石刻《四十二章经》。其末西蜀武翃跋文有曰，“迦叶竺法译于前，智圆训于中，骆偃序于后”。石刻经文与守遂注本大体相同。孤山智圆之注已佚。但《释门正统》五载其序，有曰：“古者能仁氏之王天下也，象无象之象，言无言之言，以复群生之性。”此自系引用守遂本“言无言言”之语，可证彼确已用禅宗所传之本。智圆虽为天台教僧，然固深受禅门之影响也。又武氏跋文，谓此经“与《太易》、《老》、《庄》相表里”，可见此新改之本，不仅加入大乘教义，而其言可与玄理相附会，则宋人已先梁任公先生言之矣。但此本既非其真，则据此而言《四十二章经》为魏晋人伪作，必不可也。
《四十二章经》之性质
《四十二章经》，虽不含大乘教义、《老》、《庄》玄理，虽其所陈朴质平实，原出小乘经典，但取其所言，与汉代流行之道术比较，则均可相通。一方面本经诸章，互见于巴利文及汉译佛典者 （几全为小乘） 极多，可知其非出汉人伪造。一方面诸章如细研之，实在与汉代道术相合。而其相合之故有二。首因人心相同，其所信之理每相似。次则汉代道术，必渐受佛教之影响，致采用其教义，如《太平经》，其一例也 （下详） 。吾人不必于此二方面详为逐条论之。然因经义与道术可相附会，而佛教在汉代已列入道术之林，此经因而为社会中最流行之经典。故桓帝时，襄楷精于术数之学，得读此经，而其上书谈道术，并引此与《太平经》及谶纬之说杂陈，且于西来之法与中夏之学，未尝加以区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