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与名僧
梁慧皎《高僧传·序录》曰：“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盖名僧者和同风气，依傍时代以步趋，往往只使佛法灿烂于当时。高僧者特立独行，释迦精神之所寄，每每能使教泽继被于来世。至若高僧之特出者，则其德行其学识独步一世，而又能为释教开辟一新世纪。然佛教全史上不数见也。郗嘉宾誉支道林，谓“数百年来，绍明大法，使真理不绝，一人而已。”其实东晋之初，能使佛教有独立之建设，坚苦卓绝，真能发挥佛陀之精神，而不全藉清谈之浮华者，实在弥天释道安法师。道安之在僧史，盖几可与于特出高僧之数矣。
释道安生于晋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卒于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在其生前四年，竺法护在天水寺译经。道安约与竺法深、支道林同时。其生后于深公二十六岁，长于支公两岁。其死时支卒已十九年，深公逝世亦已十年矣。在安公之出世，《般若大品》恰已译出。在其幼时，永嘉名士相率渡江，佛教玄风亦渐南播。方支、竺野逸于东山，安公行化于河北。约当支、竺重莅建业，安公将南下襄阳。及支、竺迁神，安公西入长安译经，孜孜不倦，以及命终。其风骨坚挺，弘法殷勤，非支、竺二公所能望也。余故于两晋之际特详述关于道安事迹，而以晋末佛教史实附焉。
综论魏晋佛法兴盛之原因
自汉通西域，佛教入华以来，其始持精灵报应之说，行斋戒祠祀之方，依傍方术之势，以渐深入民间。汉末魏初，洛阳有寺。徐州、广陵、许昌有寺。仓垣水南北二寺，亦当建于是时。汉人严浮调、朱士行已出家为沙门。晋世洛中有寺四十二所，今可知者亦已及十。他处虽少可考见，然其时奉佛以求福祥，民间当更流行。而自汉末世乱，以至五胡之祸，民生凋敝，验体咎报应，求福田饶益，当更为平民之风尚。后赵时安定人侯子光 （《御览》三七九引《十六国春秋·后赵录》作刘光。又法琳《破邪论》引傅奕云，后赵沙门张光等并皆反乱云，张光当即刘光） 自称佛太子，从大秦国来，当王小秦国，聚众数千人于杜南山，称大黄帝 （《晋书》一零六） 。可见西晋佛教，在民间煽惑力已甚强。晋道恒《释驳论》有曰：
且世有五横，而沙门处其一焉。何以明之？乃大设方便，鼓动愚俗。一则诱喻，一则迫胁。云行恶必有累劫之殃，修善便有无穷之庆。论罪则有幽冥之伺，语福则有神明之祐。教厉引导，劝行人所不能行。逼强切勒，勉为人所不能为。
《释驳论》虽东晋末叶所作。然据《后汉书纪》，祸福报应固早已为佛法起信之要端。而乱世祸福，至无定轨，人民常存侥幸之心，占卜之术，易于动听。竺佛图澄者，道安之师也。其行化时，五胡之乱最烈，石勒残暴，实为流寇。澄悯念苍生，以方术欣动二石，以报应之说戒其凶杀。蒙其益者十有八九 （语见《僧传》） 。于是中州晋胡，略皆奉佛。是则释氏饶益即未验于来生，而由澄公已有徵于今世。《高僧传》详述澄术之神异，又记其立寺八百九十三所，虽不尽可信，然佛教之传播民间，报应而外，必亦藉方术以推进，此大法之所以兴起于魏晋，原因一也。
西晋天下骚动，士人承汉末谈论之风，三国旷达之习，何晏、王弼之《老》《庄》，阮籍、嵇康之荒放，均为世所乐尚。约言析理，发明奇趣，此释氏智慧之所以能弘也。祖尚浮虚，佯狂遁世，此僧徒出家之所以日众也。故沙门支遁以具正始遗风，几执名士界之牛耳。而东晋孙绰，且以竺法护等七道人匹竹林七贤。至若贵人达官，浮沉乱世，或结名士以自炫，或礼佛陀以自慰，则尤古今之所同 （《世说》谓殷浩被黜，始看佛经） 。晋时最重世族。西晋时阮瞻、庾 已与僧游。东晋时王谢子弟常与沙门交友。史谓竺法汰北来未知名，王领车 （王导之子名洽） 供养之，每与周旋，行来往名胜许，辄与俱。不得汰，便停车不行，因此名遂重 （见《世说·赏誉篇》。按王洽卒于法汰到京之前，此当别一人事） 。盖世尚谈客，飞沈出其指顾，荣辱定其一言。贵介子弟，依附风雅，常为能谈玄理之名俊，其赏誉僧人，亦固其所。此则佛法之兴得助于魏晋之清谈，原因二也。
西晋初，郭钦上疏，谓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江统《徙戎论》，亦历叙东汉前魏，氐羌杂居于关中，将为祸滋蔓，暴害不测。当时晋帝未能用其忠言，遂召五胡之祸。而方中原异族错居时，佛教本来自外域，信仰归依，应早已被中国内地之戎狄。王谧答桓玄难云 （《全晋文》二十卷） ：“曩者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且王者不与之接。”《高僧传·佛图澄传》曰：“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石虎下诏令中书料简，详议真伪。中书令著作郎王度奏略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载在祀典，礼有常飨。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祀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云云。谓“宜断赵人不得诣寺烧香礼拜”。中书王波亦同度所奏。石虎下书曰：“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据此，汉魏之后，西北戎狄杂居。西晋倾覆，胡人统治。外来之勤益以风行，原因三也。
自汉以来，佛教之大事，一为禅法，安世高译之最多，道安注释之甚勤。一为《般若》，支谶、竺叔兰译大小品，安公研讲之最久。一为竺法护之译大乘经，道安为之表张备至。而在两晋之际，安公实为佛教中心。初则北方有佛图澄，道安从之受业。南如支道林，皆宗其理 （《世说·雅量篇注》） 。后则北方鸠摩罗什，遥钦风德 （见《僧传》） 。南方慧远，实为其弟子。盖安法师于传教译经，于发明教理，于厘定佛规，于保存经典，均有甚大之功绩。而其译经之规模，及人材之培养，为后来罗什作预备，则事尤重要。是则晋时佛教之兴盛，奠定基础，实由道安，原因四也。
竺佛图澄
竺佛图澄者，西域人也。《高僧传》谓本姓帛氏 （《世说注》引《澄别传》曰：不知何许人） ，似为龟兹人 （近人如王静安先生尝引《封氏闻见记》所引光初五年碑而谓澄为罽宾王子。惟据赵明诚《金石录》二十所记，此碑原文作“天竺”大国附庸小国之元子也”。合校《闻见记》各种版本，“庸”字先误为“宾”字，而“附”字尚不误。最后乃有人将“附”字改为“罽”。故澄为罽宾人本因字之讹误也） 。清真务学，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虽未读此土儒史，而与诸学士论辩疑滞，皆暗若符契，无能屈者。自云，再到罽宾，受诲名师 （《释老志》云，少于乌苌国就罗汉入道） 。志弘大法，善诵神咒。既善方技，又解深经。于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来适洛阳，欲立寺，以乱不果。于石勒屯兵葛陂之岁（公元311或312年），观勒之残暴，悯念苍生，欲以道化勒。乃仗策诣军门，因大将郭黑略 （黑亦作默） 见勒，大为敬礼。及石虎在位，尤倾心事澄。曾下诏书曰：“和尚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禄不受，乐禄匪顾，何以旌德？从此以往，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以彰其尊。又敕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太子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据《高僧传》所载，澄常以道术欣动二石 （《释老志》曰：刘曜时到襄国，后为石勒所宗信，号为大和尚，军国规模，颇访之，所言多验。《晋书》载记谓冉闵亦访于道士法饶，不验被杀） 。慈洽苍生，拯救危苦，其弘法之盛，莫之与先。考其声教所及，河北中州 （此据《僧传》） 之外，江南名僧，亦相钦敬 （支道林谓澄公以石虎为海鸥鸟，见《世说》） 。于石虎建武末年 （即晋穆帝永和四年，公元348年） ，岁在戊申 （《晋书·艺术传》作“寅”，误） 卒于邺宫寺。澄风姿详雅，讲说之日，止标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佛调、须菩提等数十名僧，远自天竺、康居来受学。中土弟子之知名者，有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进、道安、法雅 （又有法牙，或即法雅之误耶？） 、法汰、法和、僧朗 （即泰山僧朗，《水经注》称为澄弟子） 、安令首尼等。此中道进学通内外，法雅创立格义，法汰弘教江南，法和授徒西北。《比丘尼传》谓安令首尼，博览群籍，弘教颇力 （因其出家者二百余人，又立寺五） ，一时所宗，先亦从澄出家。《水经注》谓朗公少事佛图澄，硕学渊通，尤明气纬。而释道安者，尤为后来南北人望。其《道地经序》叹“师殒友折”。《僧伽罗刹经序》曰：“穷通不改其恬，非先师之故迹乎。”《比丘大戒序》谓至澄和上，戒律始多所正焉。而据《四阿含暮抄序》，安公以八九之年，曾自长安东省其先师寺庙。安公造诣极深，而于澄公深致眷念，亦必其学问德行之足感人也。然据史书 （《僧传》与《晋书》等） ，澄公党徒之众，必常多为其方术所歆动。虽其弟子颇多学人、名僧，然道安、法雅辈之博洽之文学，当非得之于佛图澄。而澄之势力所及，必更多在智识阶级以外。二石崇佛甚至 （参考《邺中记》叙其时奉佛之奢侈） ，朝臣亦事佛起大塔 （《僧传》，及《御览》六五八《佛图澄传》曰，尚书张离、张良家富，事佛起大塔） ，邺中佛寺可考者，亦有多所 （《僧传》，《晋书》佛图澄、单道开等传） 。相台为六朝佛法重镇，盖始于佛图澄之世。河北佛法之盛，亦起自澄和尚。而其弟子道安初亦在河北行化多年也。
道安年历
《高僧传》谓道安卒于晋太元十年二月八日 （即苻坚建元二十一年） ，年七十二 （此据丽本。宋、元、明三本均无此四字。《太平御览》卷六五五引《高僧传》及《名僧传抄》，均有此四字） 。此言不知何所本。然据《中阿含经序》，道安实约死于苻坚末年 （建元二十一年） 。而道安作《四阿含暮抄序》及《毗婆沙序》，均有“八九之年” （即年七十二岁） 之语。考二经之出也，其时约在自建元十八年八月至十九年八月。二序之作，或均在建元十九年中，皆自言七十二岁。如安公死于二十一年二月，则实七十四岁。
《僧传》谓安公先避难濩泽，遇竺法济、支昙讲 （《僧传》曰：“大阳竺法济、并州支昙讲《阴持入经》，道安从之受业。”然据安公《阴持入经序》及《道地经序》，支昙讲乃人名，并州雁门人。“讲”字不得作动字读。而《阴持入经序》亦仅言二沙门冒寇远集，诲人不倦，遂与折槃畅碍，造兹注解云云。安公实不能谓为从之受业） 。顷之与法汰隐飞龙山。僧光 （一作先） 、道护亦在彼山。后又至太行、恒山，且至武邑。年四十五复还翼部。其后石虎死，石遵请其入邺。未久而石氏国乱，安公乃西去牵口山、王屋、女林山，等语。慧皎似谓安公避难濩泽、隐居恒山在石虎去世之前，实大讹误。道安《大十二门经序》，言《大十二门》乃汉桓帝世安世高所出，安公所得之本，乃嘉禾七年在建邺周司隶舍写，缄在箧匮，盖二百年矣 （《祐录》六） 。查汉桓帝即位之初年，至石虎死年亦不过二百有二岁 （如自吴嘉禾至石虎死时，则只百一十余年） 。石虎死于晋永和五年，安公在濩泽至早亦在永和三年。而《道地经序》则谓在濩泽时“师殒友折”。按佛图澄死于永和四年。则安在濩泽已在永和四年以后。又慧远见安公于太行、恒山，从之出家，时石虎已死 （《慧远传》语） ，且当为永和十年 （说见后） 。又若还冀都后，石虎乃死，则永和五年安公仅年三十七岁，亦与还冀部年四十五之说不合。又据《僧光传》，谓因石氏之乱，隐于飞龙山，后乃南游，卒于襄阳。则石氏之乱，显系石虎死后之乱 （《法和传》谓石氏之乱，率徒入蜀，乃指道安南趣襄阳时事，可证） 。故飞龙山隐居，濩泽避难，太行立寺，均当在石虎死后。而其所谓避难，实避冉闵之难也 （按《道地经序》有“皇纲绝纽， 狁猾夏，山左荡没，避难濩泽”，诸语。如指刘渊、石勒乱河北，并执二帝事，则时安公年仅数岁。故所言系泛指东晋偏安后北方情形） 。
兹依上说，作安公年历如下：
晋怀帝永嘉六年（公元312年），道安生于常山扶柳县。
晋成帝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年二十四，石虎迁都于邺，佛图澄随至邺。其后道安入邺师事澄。
晋穆帝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年三十七，石遵请入居华林园。其后避难，疑先居濩泽 （晋县，属平阳郡） ，后北往飞龙山 （一名对龙山） 。
晋穆帝永和十年（公元354年），安公年四十二，慧远就安公出家。时安公在太行恒山立寺。后应招至武邑 （晋郡） 。
晋穆帝升平元年（公元357年），年四十五，还冀部，住受都寺 （冀部疑冀都之误。按石虎时，冀州治于邺。慕容㑺平冉闵，冀州又徙理信都。安公未曾至信都。此云还冀部，疑即再至邺都也） 。疑此后又西适牵口山 （《水经·浊漳水篇》“白渠水出钦口山”即此，在邺西北） ，又至王屋女林山 （一作女休或女机。应在王屋附近。又按濩泽与王屋甚近。《僧传》述安公自濩泽，北至飞龙山，最后又至王屋，事虽可能，但依地望言之，则似由濩泽至王屋为较合。今无确证。仅列石虎死事于前，余均依《僧传》所述次序） 。复渡河居陆浑 （洛阳之南） 。
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年五十三，慕容氏略河南，安公南投襄阳 （查《僧传》及《世说注》均言事在慕容㑺〔原作俊〕时。计之，当在再前十余年，与安公在襄阳十五年之说不合。又《名僧传抄》云，安公在襄阳立檀溪寺，年五十二，疑系指其到襄阳时，五十二乃五十三之误） 。
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公元379年），己卯，年六十七，时已在襄阳十有五载 （《祐录》八道安《般若抄序》） 。二月，苻丕克襄阳，道安遂赴长安 （《祐录》十一道安《比丘大戒序》云，岁在鹑火，自襄阳至关右，见昙摩侍，令其译比丘戒本，至冬乃讫。同卷关中近出尼坛文记云，太岁己卯，鹑尾之岁，十一月十一日，昙摩侍译比丘尼戒本。盖安公是年春末夏初至长安，昙摩侍先译比丘戒，至冬讫，又译尼戒。惟据汪日桢超辰表计算，太元四年岁星鹑首，上引二文所记岁星均误也） 。
晋孝武帝太元七年（公元382年），壬午，年七十一，八月东赴邺视佛图澄寺庙 （明年《毗婆沙》译出，道安作序，有“八九之年”之语） 。
晋孝武帝太元之十年（公元385年），二月八日，卒于长安，年七十四。八月苻坚被杀，即秦建元二十一年也。安公卒年月日，《祐录》、《僧传》及《名僧传抄》均同。据近人考订，道安死时不应在二月八日。盖《祐录》十《僧伽罗刹集经后记》云，此经于建元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译讫，“秦言未精。沙门释道安、朝贤赵文业研核理趣，每存妙画，遂至留连，至二十一年二月九日方讫。”此记明说二月九日，而不言道安之死。倘安卒于二月八日，岂得不提及？此可疑之点一。又《祐录》九，道安《增一阿含序》云：“岁在甲申 （建元二十） 夏出，至来年春乃讫。……余与法和共考正之，僧略、僧茂助校漏失，四十日乃讫。”此似谓经于二十一年春译讫后，安公等校定，又经四十日。则自正月初一起算，校定完毕已在二月八日之后。此可疑之点二。据此二证，安公之死，当在二月八日以后也 （按二月八日为佛教圣日之一，道安死时《祐录》等均载其瑞相。疑后人故神其说，遂以此日为其入灭之时） 。
道安居河北
释道安，本姓卫氏，常山扶柳人也 （扶柳《晋书·地理志》属安平国。《名僧传抄》、《道安传》云，诸伪秦书并云常山扶柳人也。又《比丘尼传》：智贤尼，姓赵，常山人也。父珍，扶柳县令。贤出家后，太守杜霸因笃信黄老，憎疾释种，符下诸寺，克日简汰云云。常山扶柳一带已称有诸寺，则其地佛法已兴。又《晋书·载记》石季龙纳诸比丘尼有姿色者，与其交亵而杀之。是亦当时河北已有尼之证） 。家世英儒 （《高僧传》） 。婴世乱 （《名僧传抄》） ，早失覆荫 （《僧传》） 。盖安公生于永嘉之世，大河以北，叠遭兵祸，故其《阴持入经序》 （《祐录》六） 云，“生逢百罹”也。幼为外兄孔氏所养，年七岁，读书再览能诵，乡邻嗟异。至年十二 （《世说·雅量篇》注引《安和上传》曰：“年十二作沙门。”《珠林·弥勒部引》作“十三”） ，出家。神性聪敏，而形貌甚陋，不为师之所重。驱役田舍，至于三年，执勤就劳，曾无怨色。笃性精进，斋戒无阙。数岁之后，方启师求经。师与《辩意经》一卷 （即《辩意长者经》。《祐录》三云，安公入失译。参看《开元录·北魏法场传》） ，可五千言。安赍经入田，因息就览，暮归以经还师。更求余者。师曰：“昨经未读，今复求耶？”答曰：“即已暗诵。”师虽异之，而未信也。复与《成具光明经》一卷 （汉支曜译） ，减一万言。赍之如初，暮复还师。执经覆之，不差一字。师大惊嗟，而敬异之。后为受具戒，恣其游学。至邺入中寺，遇佛图澄。澄见而嗟叹，与语终日。众见形貌不称，咸共轻怪。澄曰：“此人远识，非尔俦也。”因事澄为师。澄讲，安每覆述，众未之惬。咸言须待后次，当难杀昆仑子。即安后更覆讲，疑难锋起，安挫锐解纷，行有余力。时人语曰：“漆道人，惊四邻。” （上见《僧传》）
按石虎于晋成帝咸康元年（公元335年）迁都于邺。道安约二十四岁。以佛图澄之弟子所学言之，则澄之学仍为《般若方等》。安公曾读支曜之《成具光明经》。自言中山支和上写《放光》至中山 （《祐录》七） ，又为慧远讲般若。则其于汉末以来洛阳仓垣所传之佛学，已备加研寻。而其《渐备经叙》 （《祐录》九原题“未详作者”，但按其文体及所记事，决为安公手笔） 云，在邺得见博学道士帛法巨。此应即在天水为竺法护笔受者 （《祐录》七） 。并言遇凉州二道士，皆博学，以经法为意 （二人姓名文有讹字，不可考） 。其一人名“彦”，曾言及护公所出经，则二人疑亦为护公之徒。叙又云：得《光赞》一卷。则其在河北，已注意及竺法护所传之大乘经矣。其在濩泽，见大阳 （一作太阳，误。大阳，晋属河东郡，今山西平陆县境） 竺法济，并州雁门支昙讲，与折槃畅碍，作《阴持入经注》。又与支昙讲、邺都沙门竺僧辅注《道地经》。又冀州沙门竺道濩，于东垣界得《大十二门经》，送至濩泽。安公为之筌次作注。三经均安世高所译之禅经。此外《安般守意》《人本欲生》《十二门》等之经，均有关禅数，世高所译，安公各为之作注。疑均在河北。则安公早年学问，特有得于安世高之禅法也 （按与安共在飞龙山之僧光，游想岩壑，得志禅慧。安公居山，想亦行禅法） 。
道安在河北，已有令誉 （《僧传》曰：安于太行恒山立寺，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 。武邑太守卢歆，闻安清秀，使沙门敏见若要之。安辞不获免，乃受请开讲。名实既符，道俗欣慕。彭城王石遵即位，遣中使竺昌蒲请入华林园。而其在受都寺，则已徒众数百。观乎安公南下，从行之众，《僧传》所言，并未尝过于揄扬。盖安公内外俱赡，恰逢世乱。其在河北，移居九次，其颠沛流离不遑宁处之情，可以想见。然其斋讲不断，注经甚勤，比较同时潜遁剡东、悠然自得之竺道潜、支遁，其以道自任，坚苦卓绝，实已截然殊途矣。又道安在飞龙山与僧光 （一作先） 、道护 （已见前） 、竺法汰同游。僧光冀州人，少遇道安，临别相谓曰：“若俱长大，勿忘同游。”后值石氏之乱，隐于飞龙山，安往从之。相会欣喜，谓昔誓始从。“因共披文属思，新悟尤多。安曰：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光曰：且当分析逍遥，何容是非先达？安曰：弘赞理教，且令允惬。法鼓竞鸣，何先何后？” （上见《高僧传》） 格义乃竺法雅创立，以外书比拟内学之法。道安、法汰旧所同用 （见《竺法雅传》） 。及至飞龙山时，安公已有新悟，知弘赞理教，附会外书 （如《庄》《老》等） 则不能允惬。而僧光谓先达不可非议，仍主拘守旧法。二人精神迥然不同。即在同时，竺法深优游讲席，或畅《方等》，或释《老》《庄》 （《僧传》语） ，支道林尤以善《庄子》见赏。比之安公反对格义，志在弘赞真实教理，其不依傍时流，为佛教谋独立之建树，则尤与竺、支等截然殊途也。
道安南行分张徒众
安公于冉闵乱后潜遁山泽多年，后复渡河居陆浑。山栖木食修学。《魏志·管宁传》，胡昭先在常山讲学，后遁居陆浑。《水经·伊水篇注》云，寻郭文之故居，访胡昭之遗像 （郭文，字文举，见《晋书·隐逸传》。文奉佛，见《弘明集》宗炳《难白黑论》） 。则此山原系高人隐居之地。道安偕其徒众，或居此积年。至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慕容恪略河南，晋将陈祐率众奔陆浑 （《晋书》百十一） 。道安当因此率其徒众南奔 （《僧传》谓有四百余人） 。《世说·赏誉篇注》引车频《秦书》曰：
释道安为慕容晋 （沈宝研本作“俊”，按均非是） 所掠，欲投襄阳。行至新野，集众议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 （《高僧传》多“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九字） 。乃 （沈本作仍） 分僧众。使竺法汰诣扬州，曰：“彼多君子，上胜可投。”法汰遂渡江至扬土焉。
《高僧传·慧远传》云：
后随安公南游樊、沔。伪秦建元九年 （实为建元十四年） ，秦将苻丕寇斥襄阳，道安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张徒众，各随所之。临路，诸长德皆被诲约，远不蒙一言。远乃跪曰：“独无训勖，惧非人例。”安曰：“如汝者，岂复相忧。”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往上明寺。
据此则安法师分张徒众，前后二次。一在新野，一在襄阳。于危难之际 （《僧传》叙安南行渡河，值雷雨逢林伯升事，颇怪诞。据习凿齿与谢安书，谓安法师无变化技术可以惑人。则此等事即确，亦不过偶然之符合，非法师有意眩惑也） ，因势利导，使教化广布。用心之深，殊可钦仰。比之遭逢世乱，嘉遁山泽，其在佛教推行上之影响，实不啻天壤。
冀州沙门竺道护，隐于飞龙山。《僧传》云：“与安等相遇，乃共言曰：‘居静离俗，每欲匡正大法。岂可独步山门，使法轮辍轸？宜各随力所被，以报佛恩。’众佥曰：‘善。’遂各行化，后不知所终。”则安公在河北飞龙山时，早已有分地行化之决心。而共相赞成其弘愿，则有同居之道护、僧光、法汰也。兹故于道安使教化广被之伟迹，综述之如下。
《高僧传·僧光传》云：“光乃与安、汰等 （丽本作汰等。宋元明宫本均作安、汰等） 南游晋平 （平字疑系土字） ，讲道弘化，后还襄阳，遇疾而卒。”
僧光盖亦与道安、法汰南下，至襄阳后，曾在他处行化，后还卒于襄阳。《僧传》又谓竺道护与光等在飞龙山，后各行化，不知所终 （已见上引） 。则护或亦同行南下，而亦为安公所分徒众之一人也 （按与安共在濩泽有竺法济，而《高僧传·竺道潜传》：“剡东有竺法济，作《高逸沙门传》。”如为同一人，则亦南下行化者之一） 。
安公同学又有竺法朗，京兆人。少游学长安，蔬食布衣，志耽人外。后居泰山，与隐士张忠 （字巨和，《晋书》有传） 游处。于金舆谷琨瑞山 （《僧传》作昆仑山，此据《水经·济水注》） 设立精舍。闻风而造者百有余人。前秦苻坚，后秦姚兴，燕主慕容德，均加钦敬。后人遂呼金舆谷为朗公谷。后卒于山中，年八十有五。按《僧传》谓朗公以伪秦皇始元年（公元351年）移卜泰山，是年适值冉闵与石祇相残。其前一年石鉴死，再前一年石遵死。安公盖于石遵在位之后离邺。竺法朗之东趣泰山时，亦相去不远。《高僧传·法和传》云：“后于金舆谷设会，与安公共登山岭，极目周睇。既而悲曰：‘此山高耸，游望者多，一从此化，竟测何之。’安曰：‘法师持心有在，何惧后生？若慧心不萌，斯可悲矣。’”
金舆谷之会，在道安、法和居长安之时 （按太元四年冬昙摩侍译戒本讫，安公为之作序。太元七年后安译经极忙。此会应在太元五六年时） 。其东下或应朗公之招请。若然，则法朗虽非相偕南行之一人，但其与安公随方行化，声气相通也。
释法和，荥阳人。少与安公同学 （法和应系师佛图澄，应姓竺。但《祐录》九晋道慈《中阿含序》亦称为冀州道人释法和。实依安公意改姓释。冀州道人者，和原游学河北也） ，以恭让知名。善能标明论总，解悟疑滞。随安公南行至新野，安使其入蜀。并曰：“山水可以修闲。” （见《道安传》） 《僧传》曰：“因石氏之乱，率徒入蜀。巴、汉之士，慕德成群。闻襄阳陷没，自蜀入关，住阳平寺。”法和盖系闻襄阳陷没，安公至长安，故亦入关。其后佐安释经 （《僧传》本传） ，直至安公殁后，犹东下洛阳，与僧伽提婆修改昔所出经 （《祐录》九《中阿含序》） 。及姚兴在关中弘法，法和乃复入关 （《僧传·僧伽提婆传》） 。鸠摩罗什曾作颂赠之 （《罗什传》） 。后晋王姚绪请居薄坂，年八十卒于彼处 （见本传） 。
综观《僧传》，法和以前，蜀中少闻佛法。东晋时益州名僧多为道安徒党。法和以外，有昙翼，慧持。昙翼，姓姚，羌人，或云冀州人。年十六出家，事安公为师。随至襄阳，会长沙太守滕含之（《晋书·滕修传》，子含，但未言其为长沙太守。丽本作腾含，无之字。宋元明本滕含之；《名僧传抄》作长沙太守荆州胜舍，《珠林·弥陀部》一作滕峻）于江陵舍宅立长沙寺。告安求一僧为纲领。安谓翼曰：“荆楚士庶，始欲归宗 （《高僧传》作师宗，此据《名僧传抄》） 。成其化者，非尔而谁？”翼遂南下。后遭苻丕乱 （《高僧传》谓系丘贼之乱。按丘沈之乱在西晋时。传言实误。今从《珠林·伽蓝篇》引《宣律师感应记》所载。参看《昙徽传》） ，江陵阖邑，避难上明 （江陵之西，在大江之南） 。翼又于此造东西二寺 （《僧传》只言造东寺。此据《珠林·伽蓝篇》） 。至唐时称为中土大寺之一。翼曾西游蜀部，益州刺史毛璩重之 （《名僧传抄》叙翼至蜀在居荆州之前，立寺上明之后。《高僧传》叙翼游蜀于居襄阳之前。但毛璩实在苻坚淝水战后为益州刺史） 。时释慧持 （远公之弟，安公弟子，以隆安三年入蜀） 亦至蜀。毛璩亦相崇挹，卒于蜀中。《僧传》谓翼在江陵，感得佛像。有罽宾禅师僧伽难陀识，谓为阿育王所造。此罽宾僧人，盖自蜀至荆州。按晋世，凉州与江南交通，常经益部。故西域僧人颇止蜀中。此亦晋以后，蜀土佛教兴盛之原因。然道安徒众开创之功，亦不可没也。
安公使其徒众传教四方之最知名者，为竺法汰。东莞人。少与安同学。与道安避难，行至新野，安分张徒众，命汰下京。临别谓安曰：“法师仪轨西北，下座弘教东南。江湖道术，此焉相忘矣。至于高会净国，当期之岁寒耳。”于是分手泣涕而别。乃与弟子昙壹、昙贰等四十余人，沿沔 （诸本俱作江，此依元本） 东下。遇疾停阳口 （《水经·沔水注》扬水又北注于沔，谓之扬口） 。时桓豁镇荆州 （《僧传·汰传》作桓温。但安公到襄阳时，桓温已去。《道安传》亦只言及桓朗子，豁字朗子） ，遣使要过，供事汤药。安公又遣弟子慧远下荆问疾。后汰使弟子昙壹与道恒辩心无义，远公亦在座，事见下章。汰后下都，止瓦官寺。晋简文帝深相敬重。请讲《放光经》，开题大会，帝亲临幸。王侯公卿，莫不毕集。流名四远，士庶成群。汰撰有义疏，并与郄超书，辩本无义。太元十二年，六十八岁，卒于建业。弟子昙壹、昙贰，并博综经义，又善《老》《易》。弟子竺道壹立幻化义，亦详下章。晋宋间名僧竺道生，大明涅槃理趣，在佛教史上掀起一壮阔波澜，亦为汰公弟子。是则孝武诏书云：汰法师“道播八方，泽流后裔” （上多采《僧传》） ，实非空誉也。然汰公行道江南，固亦道安之所遣也。
荆襄佛教之盛，盖亦始于道安。道安居襄阳，从之者数百。中有竺僧辅、昙翼、法遇、昙徽、慧远、慧持、慧永等。至晋太元二年（公元377年），桓豁表朱序为梁州刺史，镇襄阳。豁旋卒，桓冲继之。以秦人强盛，奏自江陵徙镇上明 （《通鉴》） 。据《名僧传抄·法遇传》云：太元三年 （原文作二年，兹依《通鉴》改） ，秦苻丕 （原本作寺荷本，三字均误） 围襄阳，与昙徽 （原作微） 、昙翼 （翼下江陵，似在苻丕围襄阳之前，如上文所述） 、慧远 （原文作远惠） 等下集江陵长沙寺 （原文作等） 。据《高僧传·慧远传》，苻丕寇襄阳，道安为太守朱序所拘 （谓留止，不听去也） ，乃分张徒众。因是法遇等南下。其曾住长沙寺者，昙翼、法遇、昙戒。其在上明东寺者，竺僧辅、昙徽、慧远、慧持 （依《珠林·伽蓝篇》所载，上明东寺，本为长沙寺僧避寇而立） 。释慧永先已东下，止于匡庐。慧远与弟慧持后亦停留庐阜，而远公尤为晋末僧伽之重镇。道安法师分张徒众之流泽广且久也 （慧远事待下详） 。
道安居襄阳
安公既达襄阳（公元365年），居白马寺，后移檀溪寺。时征西将军桓朗子镇江陵 （桓豁兴宁三年领荆州刺史〔公元365年〕） 。要安暂往。及朱序西镇，复请还襄阳（公元377年）。后二年（公元379年），苻丕陷襄阳，安乃西入关。计居襄阳十有五载。其时适值北方秦燕交兵，无暇南图，荆襄得以少安。法师乃厘订经典，作为目录。岁讲《放光经》两遍，其《般若》诸注疏当均作于此时。其《答法汰难》二卷，《答法将难》一卷 （《祐录》陆澄《法论目录》） ，想均居襄与友人往返议论书札。得贤豪施助，造塔铸像。其制定僧众规条，想亦在此时。故其声望日隆。秦主苻坚、凉州刺史杨弘忠、晋孝武帝、郗超，均自远尽礼。而襄阳名人习凿齿极为倾倒，先已致书通好 （书载《弘明集》中。《僧传》云：习见安称云，四海习凿齿。安曰，弥天释道安。〔详见《金楼子》〕按习与安书有曰：“弟子闻天不终朝而雨六合者，弥天之云也。弘渊源以润八极者，四大之流也。”云云。《僧传》故事，疑本由此文演化而成） 。后复与谢安书 （见《高僧传》） 曰：
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睹。阴阳算数，亦皆能通。佛经妙义，故所游刃。作义乃似法兰 （依丽本，余本作简） 、法道 （不悉何人） 。恨足下不同日而见，其亦每言思得一叙。
法师博学多识 （传记其在长安识鲁襄公鼎，及新莽嘉量。按石勒时，亦曾掘得王莽权石，见《晋书》） ，神解佳妙，并以才辩文学著称 （传曰：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诗赋者，皆依附致誉） 。其弘道之毅力大愿，叠经祸乱，不移素抱。其道德足以感人，故其众中，师徒肃肃，自相尊敬。《世说·雅量篇》云： （并见《僧传》） “郗嘉宾钦崇释道安德问，饷米千斛，修书累纸，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损米愈觉有待之为烦。’其襟怀远大，独立自尊，异于常人矣。”
释法师在荆襄，功绩远逾其在河北时代。而尤为重要者，则（一）经典之整理，（二）戒规之确立，（三）弥勒净土之信仰。兹特于下分叙之。
经典之整理
《祐录·道安传》有曰：
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义，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尽玄灟，条贯既序，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
按佛经旧译，不独时有谬误，而西方文体本与中土不同。一原文往往简略，句中字有缺省，在西文已成习惯。译为中文，则极难了解。一语既简略，而名辞又晦涩，译为华文，往往不知其所指。此均安公所谓“每至滞句，首尾隐没”也 （《祐录》八《般若抄序》） 。一佛经行文，譬如剥蕉，章句层叠，而意义前后殊异。但骤观之，似全重复。但含义随文确有进展，读者乃不能不合前后，以求其全旨。故经颇有“辞句复质，首尾互隐”者 （《祐录》五《安公注经录》中语） 。一西文文句，常前后倒装，此安公所谓“胡语尽倒” （《般若抄序》） ，支道林所谓“须筌次事宗，倒其首尾”也。夫旧译间甚朴质，而多有谬误。读之者如不悉原文，其研求方法，只能在译本中“寻文比句”，前后比较，以求其名相之含义与全书之意义。文句比较之功夫愈多，则其意义之隐没者愈加显著。安公穷览经典，其寻文比句功夫最深，乃能钩深致远。既通其滞文，乃能“析疑” （安公作《放光析疑略》及《析疑准》） 。既窥其隐义，乃加“甄解” （安有《密迹》《持心》二经“甄解”） 。既了其全旨，乃能作经科判。安公曾作《放光起尽解》疑系分段标其起讫，而说明其要旨也 （参看下第十五章注疏条） 。
读经既须博览，故安公于经典之搜集颇为努力。在河北时，竺道护送来《十二门经》，又得《光赞》一品。在襄阳，慧常于凉州远道送《光赞》、《渐备》、《首楞严》、《须赖》四经。道安所见既多，研寻甚勤。集众经自汉光和已来，迄晋宁康 （原文误作康宁） 二年（公元374年），作《综理众经目录》一卷。按后人作目录时，每有前人目录为依据，故虽未见其经，亦可列入目中。但道安则似毫无凭藉 （所谓《汉录》《朱士行录》等均非真。《支愍度录》虽在前，然安公必未得见） ，故必须目见经本，乃可入录 （《祐录》所引安公语中，未言经阙而仍著录者） 。故《安公注经录》 （《祐录》五） 云：“遇残出残，遇全出全。”盖谓经无论残缺，必须过目，乃以入录。若仅据耳闻，则所不取，故曰“安公校阅群经，诠录传译” （《僧传》《安清传》语） 。此可见法师治学之勤劳而且谨严也。
又《祐录》卷十五曰：“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古人写经，多失译人名字。安公考定，其法有二。（一）广求写本，每逢同经，此一写本缺失译人，他本或有载之者。而此等记载往往系译经时所书，常详译人年月，所谓出经记是也。安公根据此项记载，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二）若写本均缺记载，则安公校阅全文，比校诸经辞体，以定其译人。故《祐录》十三《支谶传》曰：“又有《阿阇世王》《宝积》等十余部，以岁久无录。安公校练古今，精寻文体，云似谶所出。”
安公校阅群经，精寻文体，而于每人译经之良窳，于录中间加以详定。至若各本无记录，又难辨其文体，译人缺失，无由考定，则安公特列一《失译录》。而失译之本，按其文辞，知甚古远，或辨为凉州关中所出，法师乃于此等总为一古异经、凉土异经、关中异经等三录。其辨为伪造者，则列入《伪经录》。此又均可见安公考定之方法谨严也。而安公校阅群经，知古今往往有同一原本，中国有两次或多次翻译，如《四十二章经》有汉译有吴译，若缺失译人，则易致张冠李戴。安公于此等经，似每注明其经之第一句，以备后人有所遵循。如《祐录》七《首楞经注序》曰：“安公《经录》云，中平二年十二月八日支谶所出。其经首略‘如是我闻’，唯称‘佛在王舍城灵乌顶山中’。”此又可窥安公作录之谨严也。
按《安录》之外，支愍度亦曾作目录。《祐录》二，称为晋惠帝时沙门，《僧传》言其在晋成帝世。则其经录，显较安公稍早。按《祐录》二曰：“爰自安公始述名录，铨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斯人。”《祐录》所引之《旧录》即《支录》 （说见前） 。但其铨品标列，想不能如安法师之谨严完备，故僧祐曰始也。
溯自吴支谦有《合微密持经》之作，至支愍度亦编合本 （通常呼曰会译，此依陈寅恪先生） 。支谦读旧译佛经，每恨其朴质，且多胡音，因是或修改前人之作，或另行翻译，故甚注意古今出经之异同，乃创合本之法，此前已详言之 （见上第五章） 。支愍度能为群经作录，亦系所见经卷已多，校阅异译，深慨然于其异同参差之大，遂亦集成《首楞严》与《维摩诘》两经之合本。其《首楞严》用（一）支谦所修改之支谶本，（二）支法护本，（三）竺叔兰本。《祐录》七载其《合首楞严经记》中有曰：
求之于义，互相发明。披寻三部，劳而难兼。欲令学者，即得其对。今以越 （谦亦名越） 所定者为母，护所出为子，兰所译者系之。其所无者，辄于其位记而别之。或有文义皆同，或有义同而文有小小增减不足重者，亦混以为同。虽无益于大趣，分部章句，差见可耳。
《维摩经》有支谦、法护、法兰三本。《祐录》八载支氏《合维摩经序》云：“余是合两令相附，以明 （支谦字恭明） 所出为本。以兰所出为子 （兰字上疑脱护字。《祐录》二亦云：支氏合支谦、法护、叔兰三本为一部） 。令寻之者，瞻上视下，读彼案此，足以释乖迂之劳。”愍度盖深知合本之益。但愍度既得读支谦之书，其制合本当系取法于谦也。
安法师博览群籍，诠品新旧之异同，而尤留心《般若》诸译之出入。按安撰有《合放光光赞随略解》，书久佚失。《祐录》七虽载其序文，然其中又未言及制作体裁。但《祐录》七支愍度《合首楞严经记》内，有子注云：“三经谢敷合注，共四卷。”据《祐录》二，支愍度《合首楞严经》，有八卷。注云：或为五卷。按谢庆绪年代晚于愍度。所谓“三经谢敷合注，共四卷”者，必系谢依支氏合本，由比校而得其旨，乃为作注。其仅四卷者，必系节抄愍度之书，每段摘录数字，记其起讫，故卷数较少也。安公所作之《合放光光赞随略解》，虽无由知其内容，但想系合《放光》《光赞》二经逐品比较 （但未必抄列二经全文） ，而随文为之略解，则其性质应与谢庆绪之书略相似。此均合本之支裔也。又《祐录》八载支道林《大小品对比要钞序》，此钞乃取《放光》《道行》二《般若》，节录文辞，乃谓节钞而本文不全，亦系合本，则又会译之别开生面者也。
戒规之确立
道安在襄阳，深感戒律传来之不全。《祐录》载其在襄阳所作《渐备经序》有曰：“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四部不具，于大化有所阙。”其《比丘大戒序》曰：“大法东流，其日未远。我之诸师，始秦（此字疑误）受戒，又乏译人，考校者尠。先人所传，相承谓是。至澄和上，多所正焉。余昔在邺，少习其事，未及检戒，遂遇世乱。”《比丘尼戒本序》 （《祐录》此序题为未详作者。但审其文实道安作） 曰：“法汰顷年鄙当世为人师，处一大域，而坐视令无一部僧法，推求出之，竟不能具。”东晋中叶道安、法汰诸人，均努力寻求戒律。释法显因此而西行。《比丘尼戒本序》作者 （即道安） 自云：“吾昔得大露精《比丘尼戒》，而错得其药方一柙，持之自随二十余年，无人传译。近欲参出，殊非尼戒。方知不相开通，至于此也。”
道安在襄阳，有僧众数百 （见上引习凿齿与谢安书。《渐备经序》云，襄阳时齐僧有三百人） ，自须制定威仪，备可节度。其立三例，或在此时。《高僧传》曰：“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安公三例，诸书未见明解。《法苑珠林·明赞部》有曰：“又昔时有道安法师，集制三科上经上讲布萨等。先贤立制，不坠于地。天下法则，人皆习行。”又《祐录》十二载有《法苑原始集目录》，其中第六为《经呗导师集》。此集末二项曰：
《导师缘记》第二十，
《安法师法集旧制三科》第二十一。
据此，安公所制三科上经上讲布萨等，均唱梵呗。《珠林·说听篇·仪式部》引《三千威仪经》，言及上高座读经，应即“上经”，亦即上高座转读之法。彼经中有曰：“坐有五事，一当正法衣安坐，二楗椎声绝当先赞偈呗，三当随因缘读。 （下略） ”是于转读之前，当先唱梵呗。《僧传·法平传》，谓宋初法平与弟法等均善转读。“后东安严公 （慧严） 发讲，等作《三契经》竟。严徐动塵尾曰：‘如此读经，亦不减发讲。’遂散席。明更开题，议者以为相成之道也。”是则讲经之先，例应转读也。又《僧传·唱导篇论》曰：
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其后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受，遂成永则。
是则中宵行道，请宿德说法警众，为唱导之原始，而亦后世忏文之先声也。道安六时行道，或已有唱导之事，其后慧远乃行其法也。按上引《法苑·原始集》，安公三科在《经呗导师集》中，而且列于《导师缘记》之后，则三科似亦与唱导有关也。
在安公晚年，戒律渐至。所得戒本，多与安公有关。兹列于下：
昙摩侍之《十诵戒本》，道安据之考前常行之戒，知其多谬。
在得此戒前，安公从武遂法潜得一部戒，规矩与侍戒同。
竺昙无兰于庐山中竺僧舒许得戒一部，亦与侍戒同 （不悉与法潜戒同是一书否） 。
曾纯昙充于拘夷 （龟兹） 得《尼戒》，道安曾见之 （此据《尼戒序》。序实道安作） 。
觅历出《五百比丘尼戒》，为支遁法汰所攻击，此在得僧纯戒以前。
法汰曾令外国人出《尼戒》，少许复不足，此亦在僧纯得戒以前。
惠常凉州得《五百戒》，此亦在前 （此均见《祐录》十一） 。
《鼻奈耶律》，道安在长安时译，此系《十诵广律》。《广律》之译始于此 （有序） 。
道安寻求律戒，其努力诚可钦佩矣。迨不久罗什来华，大出律藏，从此天下僧人仪范有所遵循，不必即仍行安公之制也。
安法师三科，虽不知流行至何时代。但其制定僧人姓氏，则千五百年来犹遵其法度。《高僧传》曰：“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后获《增一阿含》‘果称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既悬与经符，遂为永式 （《增一》系安公在长安时译） 。
又《法遇传》 （亦见《名僧传抄》） 云：
后襄阳被寇，遇乃避地东下，止江陵长沙寺。讲说众经，受业者四百余人。时一僧饮酒，废夕烧香，遇止罚而不遣。安公遥闻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缄封，题以寄遇。遇开封见杖，即曰：“此由饮酒僧也。我训领不勤，远贻忧赐。”即命维那呜槌 （《名僧传抄》作磬） 集众，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毕。遇乃起出众前，向筒致敬。于是伏地，命维那行杖三下，内杖筒中，垂泪自责。时境内道俗，莫不叹息，因之厉业者甚众。既而与慧远书曰：“吾人微暗短，不能率众，和尚虽隔在异域，犹远垂忧念，吾罪深矣。”
按其时释和尚在长安苻秦所都，故言隔在异域。法遇少时，任性夸诞，傍若无人。及与安公相值，忽然信伏。后虽师在远方，犹极虔敬，则和尚威德感人至深且切也。
弥勒净土之信仰
慧皎《道安传》曰：“安每与弟子法遇等 （《名僧传抄》等字下有‘以人’二字，乃‘八人’之误） 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竺僧辅 （道安之友人） 传》曰：“后憩荆州上明寺，单蔬自节，礼忏翘勤，誓生兜率。”《昙戒传》曰：
后笃疾，常诵弥勒佛名，不辍口。弟子智生侍疾，问何不愿生安养。戒曰：“吾与和尚等八人同愿生兜率，和尚及道愿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是故有愿耳。”言毕，即有光照于身，容貌更悦，遂奄尔迁化，春秋七十，仍葬安公墓右 （戒南阳人，当在襄阳为安公弟子。《名僧传抄》曰：后与安同憩长安太后寺） 。
道安与僧辅、法遇、昙戒、道愿等八人，立誓往生兜率，必在襄阳。盖法遇于苻秦取襄阳，即与其师别也。
据《乐邦文类》载遵式《往生西方略传序》，称安公有《往生论》六卷，唐怀感亦引及道安《净土论》 （但古今目录均未著录） 。苻坚曾送结珠弥勒像至襄阳 （《僧传》云，送像五尊。又谓安在襄阳造铜佛像，《广弘明集》载有慧远晋襄阳丈六金像序，疑代安公作。传并言时有一外国铜像，其髻中得舍利。又《珠林·敬佛篇》言，道安造弥陀像一躯，叙事显出附会，不可信。如言像上铭云，太元十九年造。但其时安公已卒于长安矣） 。或亦知其特崇弥勒。《弥勒》经典，在安公以前已有译出 （据《祐录》，知《安录》载有竺法护译之《弥勒成佛经》、《弥勒菩萨本愿经》失译，《弥勒经》、《弥勒当来生经》。又据《高僧传》，道安第一次所读之经为《辩意经》。而现存之北魏法场译之《辩意长者经》之末，有弥勒佛授决云云） 。弥勒受记于释迦，留住为世间决疑。道安每与弟子法遇、道愿、昙戒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而安公之愿生兜率天宫，目的亦在决疑。故僧睿 （安公弟子） 《维摩序》有曰：“先匠所以辍章遐慨，思决言于弥勒者，良在此也。”安公《僧迦罗刹经序》文，载僧伽罗刹死后与弥勒大士高谈。其《婆须蜜经序》亦谓婆须蜜集此经已，入三昧定，如弹指顷，神升兜率，与弥勒等集乎一堂。且曰：“对扬权智，贤圣默然，洋洋盈耳，不亦乐乎！”而此序中谓入三昧定，神乃升兜率，可见安公之弥勒念佛，仍得禅定原意。虽昙戒死时，口诵弥勒名号不辍，但当时人仍知念佛乃禅之一种。如《广弘明集·僧行篇》载《僧景行状》有曰：“初法师入山二年，禅味始具，每敛心入寂，偏见弥勒。”《高僧传》载智严以事问天竺罗汉，“罗汉不能判决，乃为严入定，往兜率宫谘弥勒 （严之师觉贤，亦曾定中往兜率见弥勒） 。”而《慧览传》曰：“达摩 （西域比丘） 曾入定，往兜率天，从弥勒受菩萨戒。”又《道安传》中，谓安梦见梵道人，头白眉毛长，语安曰：“君所注经，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涅槃，住在西域，当相助弘通，可时设食。”后远公知所见为宾头卢，乃立座饭之，世世成则。传又谓安公将死前十一日，忽有异僧来告其须浴圣僧。安请问来生所住处。彼乃以手虚拨天之西北，即见云开，备睹兜率妙胜之报。此异僧谓即宾头卢。按宾头卢为不入涅槃在世护法之阿罗汉，其性质亦与弥勒菩萨相似也（ Journal Asiatique ，1916，Levi et Chavannes，Les seize Arahats中译本冯承钧《法住记及阿罗汉考》）。
道安在长安与译经
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公元379年），道安西至长安 （同行者有弟子道立） 。苻坚甚重之。 （详见《僧传》） 敕内外学士，有疑皆师于安。故京兆为之语曰：“学不师安，义不中难。”安外涉群书，善为文章，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诗赋者，皆依附致誉 （见《高僧传》） 。苻坚晚年，将欲南征，安数次切谏，坚终不从。按法师《阴持入经序》云：“戎狄孔棘。”《道地经序》云：“ 狁猾夏。”则其谏阻苻氏，或私衷不忘旧邦也。太元十年二月八日，年七十四，无疾而卒。葬城内五级寺中。计在长安七年，日以译经为务。兹述其始末于下。
汉魏间译经之重镇为洛阳。然当西晋竺法护译经，长安已为要地。其后约四十年，而苻坚僭号于关中，武功极盛。而自五胡乱华之始，中国西域交通日益频繁。凉之张骏，于晋成、穆之世，使其将杨宣率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并降 （《晋书》八十六） 。及至苻坚攻取凉州，威名远震，鄯善车师前部王来朝，大宛献汗血马，于阗、康居诸国皆遣使贡方物 （《晋书》百十三） 。晋太元七年（公元382年），且令吕光平西域。是时中西之交通，盖甚畅达。故西方远来之僧人当益多 （道安《增一序》有“外国乡人，咸皆善之”一语，可见长安外人实不少） 。
道安法师至长安后，极力奖励译事。每亲为校定，译毕之后，常序其缘起。即“兵乱都邑，伐鼓近郊”，犹工作不辍。而同时有赵整 （亦作政或作正，字文业） 者，仕苻坚为太守及秘书郎，亦叠为译经之护持。坚没以后，出家，更名道整，亦译经之功臣也。道安、赵整虽著功绩，然译胡为汉，实始终得竺佛念之力。竺佛念，凉州人。讽习众经，粗涉外典。其苍雅训诂，尤所明练。少好游方，备观风俗。家世西河，洞晓方语。华戎音义，莫不兼释。故义学之誉虽阙，洽闻之声甚著。苻、姚二代，西僧之来华者，尝不娴华语，传译之责，众咸推念。故二秦之时，推为译人之宗。长安是时翻译之盛，盖集此诸因缘而致，固非偶然之事也 （佛念亦自译《璎珞经》〔建元十二年〕、《出曜经》〔十九年〕、《鼻奈耶律》等，谓有十二部七十四卷，详《开元录》） 。
西域沙门昙摩侍，善持戒律，妙入契经。以苻坚建元中在长安出《十诵戒本》、《比丘尼大戒本》、《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三部。竺佛念为传语 （据《开元录》谓在建元三年四年。但《祐录》载道安作《比丘大戒序》，谓译戒本〔即《十诵》〕时，安公曾参与。但据《祐录》卷二，则《十诵》及《尼戒》均简文帝时译，年岁均不同） 。是时佛教流行虽久，但戒律多所未正。道安、法汰、竺昙无兰均注意及此。昙摩侍特善戒律，出此三部，盖应当时之需要也。建元十八年别有罽宾沙门耶舍，译有《鼻奈耶经》。安公有序云：
岁在壬午（公元382年），鸠摩罗佛提齎《阿毗昙抄》 （此即下文所谓之《阿毗昙心》，而“佛提”二字下作“跋提”） 、《四阿含抄》来至长安。 （中略） 又其伴罽宾鼻奈，厥名耶捨，讽《鼻奈经》甚利，即令出之。佛提梵书，佛念为译，昙景笔受，自正月十二日出，至三月二十五日乃了，凡为四卷 （据《开元录》入佛念录，建元十四年壬午译，“四”字系“八”字之误） 。
所谓“罽宾鼻奈”者，言罽宾之善《鼻奈耶》 （律） 者也（Vainayika）。
僧伽跋澄，罽宾国人。特善《数经》，暗诵《阿毗昙毗婆沙》。罽宾为一切有部盛行之地，此所谓《数经》疑即《数论》，盖谓有部《阿毗昙》。苻坚建元十七年（公元381年）至关中。其时安公在长安已四年矣。是时秘书郎赵正崇仰大法，尝闻外国宗习《阿毗昙毗婆沙》，而跋澄讽诵，乃请出之。《僧传》称此为《阿毗昙毗婆沙》，《祐录》称为《杂阿毗昙毗婆沙论》 （或云《杂阿毗昙心》） ，或又简称为《毗婆沙》。道安序有曰：
会建元十九年，罽宾沙门僧伽跋澄讽诵此经，四十二处，是尸陀槃尼所撰者也 （故此非迦㫋延之《大毗婆沙》也） 。来至长安。赵郎饥虚在往，求令出焉。其国沙门昙无难提笔受为梵文，弗图罗刹译传，敏智笔受为此秦言，赵郎正义。经本甚多，其人忘失，唯四十处，余佐对校，一月四日。
此书有十四卷，遂称为《十四卷毗婆沙》。跋澄又出《婆须密菩萨所集论》十卷，乃佛念译传，跋澄、难陀 （即昙无难提） 、禘婆 （即僧伽提婆） 三人执胡本，慧嵩笔受。跋澄又赍《僧伽罗叉经》来长安，佛念为译，慧嵩笔受。上述二经，盖均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出也（《祐录》十载《僧伽罗叉经序》，谓此经在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译讫。惟同卷载之同经后记，谓在建元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译之，至次年二月九日方讫，乃跋澄在石羊寺口诵，佛护翻译）。
昙摩难提 （摩一作无） 者，兜佉勒国人。兜佉勒谓吐火罗，即月氏地，盖亦行小乘有部之教。难提暗诵《中》《增》二《阿含》。赵整因中土无《四阿含》，遂请出之。难提乃为译《中增》二《阿含》及《三法度》等。《三法度》盖亦出于《四阿含》。故难提者，《阿含》之专家也。二《阿含》乃佛念传译，慧嵩笔受，均亦建元二十年出。《增一》至其明年乃毕功，道安与法和共考正之，僧略 （亦作䂮，与略通） 、僧茂助校漏失。
僧伽提婆 （亦作禘婆或提和） ，亦罽宾人。乃有部《毗昙》之大家也。其所译有《阿毗昙八犍度论》，即《发智论》。道安序曰：
以建元十九年罽宾沙门僧伽禘婆诵此经甚利，来诣长安。比丘释法和请令出之。佛念传译，慧力、僧茂笔受，和理其指归。其人检校译人，颇杂义辞。和抚然恨之，余亦深谓不可。遂令更出，夙夜匪懈，四十六日，而得尽定。其人忘《因缘》一品。
安公主持译事，其所出以有部之学为最著。而以建元十八至二十年为最努力。僧尼《戒本》俱属有部。而有部《毗昙》，除上述者外，则道安曾令鸠摩罗跋提 （亦作佛提） 译《阿毗昙心》。《祐录》十载有未详作者之序文曰 （序疑乃慧远所作） ：“释和尚昔在关中令鸠摩罗跋提出此经 （《慧远传》云：“安公请昙摩难提译”，应误） 。”释和尚即指道安。鸠摩罗跋提，乃车师前部王弥第之国师。“建元十八年正月 （原文无此字） ，车师前部王名弥第来朝，其国师鸠摩罗跋提献胡《大品》一部，遂译之，昙摩蜱执本，佛护 （即佛图罗刹） 为译，慧进笔受。”即所谓《摩诃钵罗蜜经抄》也 （上见经序） 。鸠摩罗佛提，曾自出《四阿含暮钞》。《祐录》有不详作者之序曰：
有外国沙门字因提丽，先赍诣前部国，秘之佩身，不以示人。其王弥第求得讽之，遂得布此。余以壬午之岁八月，东省先师寺庙于邺寺。令鸠摩罗佛提执胡本，佛念、佛护为译，僧导、昙究、僧睿笔受，至十一月乃讫。此岁夏出《阿毗昙》，冬出此经。一年之中，具二藏也，深以自幸。
壬午乃建元十八年。夏出《阿毗昙》者，当即《阿毗昙心》，即释和尚所令出 （见上文） 。则此《四阿含暮抄序》，必为道安所作。盖是年夏令出《阿毗昙心》，冬出此抄，一年而具二藏，故道安引以自幸 （本年春佛念又译《鼻奈耶律》，〔文见前〕故该律序有具三藏之语） 。
及至建元十九年，苻坚大败于淝水，秦国势衰。而道安以七十余岁之老人，犹矻矻译不倦，出十四卷《毗婆沙》及《八犍度》。其明年而关中乱，慕容冲且引兵据阿房城，威逼长安。而道安之用功尤勤。故出《增一序》曰：“此年有阿城之役，伐鼓近郊，而正专在斯业之中。全具二《阿含》一百卷，《鞞婆沙》，《婆和须蜜》，《僧伽罗刹传》，此五大经，自法东流，出经之优者也。”
《增一阿含》于建元二十一年（公元385年）春始译毕。据《僧伽罗刹集经后记》曰 （见《祐录》） ：
大秦建元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罽宾比丘僧伽跋澄于长安石羊寺口诵此经及《毗婆沙》。佛图罗刹翻译，秦言未精。沙门释道安，朝贤赵文业，研核理趣，每存妙尽，遂至留连。至二十一年二月九日方讫。且《婆须蜜经》，及昙摩难提口诵《增一阿含》，并《幻网经》，使佛念为译人。
但《祐录》又载此经之序所言年月译人均不同。但此经如实至二十一年二月九日方译讫。则安公如系即在是月八日已无疾而逝 （此据《僧传》等所言，疑不确。已详上文） ，真可谓殉其所志也。八月苻坚被杀，关中虽乱，而竺佛念、释法和等，犹继安法师之业。再后罗什入关，僧伽提婆渡江，亦释和尚之流风遗泽也。
《祐录》载竺佛念所作之《王子法益坏目因缘经序》曰：
会秦尚书令辅国将军宗正卿领城门校尉使者、司隶校尉姚旻 （中略） 欲绍先胜之遗迹，竖玄宗于末俗。故请天竺沙门昙摩难提出斯缘本。秦建初六年（公元391年）岁在辛卯，于安定城二月 （亦作三月） 十八日出，至二十五日乃讫，佛念译音。
又《祐录·竺佛念传》云“姚秦弘始之初，经学甚盛。” （即罗什入关之前） 念译经五部，其中有《出曜经》。盖僧伽跋澄在前秦乱后避地东下。后因返旧乡，暂住京都。于后秦皇初五年（公元398年）秋译《出曜经》，六年（公元399年）春讫，澄执胡本，佛念为译，道嶷笔受，和、䂮二法师括而正之 （僧䂮即僧略。道安《增一阿含序》云：僧略、僧茂助校漏失。则䂮师原为道安译经时之助手） 。僧睿于姚兴弘始元年（公元399年）为之序 （现存） 。后二年什公至长安，和、䂮二法师为沙门领袖，睿亦参赞著功绩也。
至若和法师，即道安同学。苻氏亡后，法和先在洛阳，继安公之志，完成其工作，则载于《祐录》之道慈《中阿含经序》中。其文曰：
《中阿含经记》云，昔释法师于长安出《中阿含》、《增一》、《阿毗昙》 （《八犍度》） 、《广说》 （《毗婆沙》） 、《僧伽罗刹》、《阿毗昙心》、《婆须蜜》、《三法度》、《二众从解脱缘》 （僧尼戒本） ，此诸经律，凡百余万言。并违本失旨，名不当实。依稀属辞，句味亦差。良由译人造次，未善晋言，故使尔耳。会燕秦交战，关中大乱，于是良匠背世，故以弗获改正。乃经数年，至关东小清，冀州道人释法和，罽宾沙门僧伽提和，招集门徒，俱游洛邑。四五年中，研讲遂精，其人渐晓汉语，然后乃知先之失也。于是和乃追恨先天，即从提和更出《阿毗昙》及《广说》也。自是之后，此诸经律，渐皆译正。唯《中阿含》、《僧伽罗叉》、《婆须蜜》、《从解脱缘》，未更出耳 （后《中阿含》在建业由僧伽提和更出） 。
顷之姚兴王秦（公元394年），法事甚盛。和乃入关，先助译《出曜》，后参与罗什译场。什公钦其风德，赠以颂十章。而僧伽提婆渡江，先止庐山，后至建业。提婆在建业更传译《中阿含》、《比丘戒本》，后有鸠摩罗什更译。《尼戒本》则为竺法汰所删改 （见《开元录》竺佛念录中） 。
此上所述竺佛念出经于安定，释法和助译于洛阳，其后共译《出曜》。溯其始，俱源于道安、赵整之努力。当时人称许“释赵为法之至” （《祐录》卷十之第七） ，信不诬也。
道安在佛学上之地位
综自汉以来，佛学有二大系：一为禅法，一为般若。安公实集二系之大成。又魏晋佛学有三变。一、正始玄风飙起，《般若》《方等》因颇契合而极见流行。释法师兼擅内外，研讲穷年，于法性之宗之光大至有助力。此当于第九章详之。二、安公晚年译经，已具三藏，多为罽宾一切有部之学。安公没后，其弟子庐山慧远继其师业，亦曾兼弘一切有部《毗昙》，颇为一时所从风。此当于第十一章述及。三、在远公晚年，罗什至长安，既精译《般若》《方等》，又广传龙树提婆之学。然当安公初至长安，即闻罗什之名于僧纯。每劝坚迎什。什亦远闻安风，谓是东方圣人，恒遥而礼之。则罗什之来，固亦由于道安。而安公在关中讲学译经，已颇集国中之英才。什公《三论》之为世信受，固亦因《般若》已经风行。而什公翻译之绝伦，亦有先贤为之预备矣。罗什功业，当于第十章述之。东晋孙绰为《名德沙门题目》 （《僧传》原文作论自） 云：释道安博物多才，通经名理。又为之赞曰：“飞声汧陇，驰名淮海。形虽草化，犹若常在。”呜呼，释道安之德望功绩，及其在佛教上之建树，比之同时之竺法深、支道林，固精神犹若常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