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自安清、支谶译经以来，传法最盛，约有三时。一支谦、竺法护时，所译多《般若》、《方等》，其影响在为佛法开辟玄学之领域。二道安时，所译多有部经论，引起《毗昙》之研究。三罗什时代，使大乘之学义理昌明，如日中天。东晋之世，佛法遂深入中华文化，人民对之益为热烈。因道安、慧远等之努力，罗什之来华，以及僧人西游瞻礼圣迹之热望，因而使人愈重视传译与求法。于是晋末宋初，西行之运动至为活跃。南北朝时外籍僧人仍不远而至，此自对于其时释教颇有影响。而晋末北凉之传译，以及其地佛教之性质，与南北均有甚大关系。余故于叙两晋南北朝之传译求法，而特兼述凉州之佛教也。
传来之道路
佛教为异域宗教，根据自在传译。故印度中国之交通道路，其通塞改易，均与我国佛教有关系。其在南朝，与天竺交通多由海程。东汉末，天竺、大秦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主孙权据有江南，即注意及此。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将康泰通焉。其所经过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朱应、康泰并立传记南海、西域、天竺外国事 （详姚振宗补《三国艺文志》） ，惜其书不传 （《太平御览》引有康泰传文） 。不知其所通止于何地 （据《南史·天竺传》康泰在扶南问天竺土俗，则康或未至印度） 。南朝传经求法者，多泛海经今之锡兰、爪哇或婆罗洲诸岛。在中国之交通口岸则有四：一为广州。昙无竭 （即法勇） 西行求法归时，由此上陆。法显往天竺回国时，亦欲于此登岸。求那跋陀罗及真谛来华，均先抵广州。二为龙编 （即交趾） ，今安南之河内，而六朝交州之首都也。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到交趾，太守吴邈使人送诣权，权问论以方土风俗。宋时求那跋摩在爪哇，文帝使交州刺史泛舶迎之。三为梁陈之梁安郡 （今地不可考） 。真谛于此附大舶，欲西行回天竺。四为胶州一带。晋佛驮跋陀罗海行到中国，在东莱郡登岸。法显归时本欲到广州，忽遇风漂流抵长广郡。而宋元嘉中道普西行取经，在长广郡舶破伤足，遂以疾卒。东莱、长广俱近今日之胶州湾也。
锡兰、缅甸、暹罗、马来半岛、南洋群岛为小乘佛教通行之地，其经典属上座部 （或其支流） ，今日所谓巴利文佛教是也。以故关于此项之经典，应多由此传入。《善见律毗婆沙》为巴利律藏注疏，则南来僧人僧迦跋陀罗所译也 （该僧想来自锡兰） 。《解脱道论》即锡兰佛教大师觉音所著《清净道论》之异本，则系扶南僧人僧迦婆罗所译也。而宋齐梁陈之间，与南洋各地有佛教上交涉者当亦甚多 （参看《南史·外国传》） 。晋义熙初，师子国 （今之锡兰） 遣使献玉像，经十载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见者疑非人工。梁武帝遣沙门昙宝 （“昙”《梁书》作“云”） 随扶南使返其国迎佛发 （此据《南史》） 。则均此中较著之事迹也 （《高僧传》卷一载竺法度唱言应专学小乘。查法度之父为南洋贾人，或亦因处地关系，遂持异说） 。
我国北部至印度之通路，自多经今之新疆及中亚细亚。晋之苻秦与其后之北魏均兵力及乎西域。而当魏全盛，威权及于今之新疆及中亚细亚 （月氏故地） 。故中印间之行旅商贾，多取此途。经像僧人由此来者，亦较南方海程为多。其路线之大别，在新疆则分为南北二路。一路由凉州出关至敦煌，越沙漠 （《僧传》谓之沙河，或曰流沙） ，以至鄯善。乃沿南山脉以达于阗。又西北进莎车。是为南道。由南道则经巴达克山南下，越大雪山而达罽宾 （迦湿弥罗） 。一路由敦煌之北，西北进至伊吾，经吐番、焉耆进至龟兹，而至疏勒。是为北道。再经葱岭西南行至罽宾。此二者为通常由行之路。此外或由北路之焉耆南下以至于阗，则法显所经行者。西域各国中，以罽宾、于阗、龟兹三国为交通重镇。其地佛教之性质，影响于我国者至大。而西方传教者，由陆路东来，先至凉州。因凉州为东西交通必由之路，而晋代中原大乱，士族多有避居者，故尤为文化交融之点。故此地至为重要。由凉东下至长安，进至洛阳，俱为中国佛法之中心地点。但在东晋南北朝时，东来者常由凉州南经巴蜀，东下江陵，以达江东。而南朝之西去者，亦有取此道者 （如法献） 。江陵 （荆州） 在东晋南北朝为政治军事之重地，其北出襄、樊以至关中，或洛阳 （如晋道安） 。或由巴蜀以至凉州。在南朝之地位，荆州之重要略比北方之凉州。故自晋道安以后，为佛教中心地点之一。高僧往往移锡其地 （如法汰、觉贤、法显、求那跋多罗） 。至隋唐统一以后，乃渐失其势焉。
西域、中亚虽为中国北部通印度之要途，然迂回取道南海者，亦有其人。《僧传》谓佛驮跋多罗本在北天竺，与同学游迦湿弥罗，遇中国僧人智严，约与东归，南向度小雪山，经印度，再泛舟抵青岛登岸，再之长安，见鸠摩罗什 （此据《觉贤传》，未必可信。《智严传》则不同） 。则其终止地在北，而取道在南者也。其目的地在中国南方，乃取道西域者，亦有其人。昙摩密多经敦煌入蜀至建业，其一例也。取道海上则常经广州。故广州在南朝，亦为佛法重镇也。
至于经西域传来之佛教，与由海道所达者比较，亦有不同。印度西北为大乘盛行之地，故传至北方之佛教，多《般若》《方等》。而迦湿弥罗为一切有部发祥之区，以是《发智》《毗婆沙》诸要籍均在北方传译。于阗似为《华严经》盛行之地，故慧远弟子支法领至于阗得《华严》梵本三万六千偈以归南方。故中印间交通之路线，与我国佛教有重要关系焉。
西行求法之运动
佛典之来华，一由于我国僧人之西行，一由于西域僧人之东来。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寻经典 （如支法领） ，或旨在从天竺高僧亲炙受学 （如于法兰、智严） ，或欲睹圣迹，作亡身之誓 （如宝云、智猛） ，或远诣异国，寻求名师来华 （如支法领。参看僧肇《与刘遗民书》） 。然其去者常为有学问之僧人，故类能吸受印土之思想，参佛典之奥秘。归国以后，实与吾国文化以多少贡献，其于我国佛教精神之发展，固有甚大关系也。西行求法者，朱士行而后，以晋末宋初为最盛。兹先列晋及宋初之知名者于下：
康法朗与四人共西行，过流沙，余四人返，朗更游诸国，研寻经论。于法兰远适西域，仅达交趾，终于象林 （上二人约在东晋初） 。
竺佛念，《高僧传》称其“少好游方，备贯风俗”。《名僧传》列入《寻法出经苦节传》之首 （其第二人为法显） 。
慧常、进行、慧辩三人，约于晋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前，将如天竺，路经凉州 （见道安《合光赞放光随略解》。据《首楞严经·后记》慧常、进行于公元373年在凉州） 。据《祐录》十一有慧常者在长安助译《比丘尼戒本》。事在太元四年（公元379年）。如是一人，则常等或未至天竺而返也。
慧睿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后迁憩庐山，俄入关，从什公咨禀。支法领、法净受师慧远之命西行，得经以归。
智严、智羽、智远、法显、宝云、慧简、僧绍、僧景、慧景、道整、慧应、慧嵬、慧达，均见下。
昙学、威德等八人，均河西沙门，结志游方，远寻经典。据《贤愚经记》 （《祐录》九） ，八人曾至于阗，后经高昌返凉州。于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集所听为《贤愚经》。
僧纯、昙充、竺道曼均曾至龟兹 （见《祐录》十一） ，事下详。
智猛与昙纂、竺道嵩等十五人，于秦弘始六年（公元404年）往天竺，到中印度，后归凉州，元嘉末卒于成都。
法勇 （即昙无竭） 、僧猛、昙朗等二十五人，以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往天竺。勇至中印度，由海道归，于广州登岸。
沮渠京声 （安阳侯） 乃凉王蒙逊从弟，尝渡流沙至于阗国，于瞿摩帝大寺遇禅师佛陀斯那 （即佛大先） 咨问道义，归后，因魏灭凉而奔宋。道泰，凉州僧人，至葱西得《毗婆沙》胡本，见道梴经序。
法盛年十九，在高昌遇沙门智猛从外国还，述诸神迹，因共师友二十九人诣天竺 （详《名僧传抄》） 。
僧表闻弗楼沙国有佛钵，钵今在罽宾台寺。因西去至于阗，路梗而返，后适蜀，卒于彼土。 （详《名僧传抄》） 又有法维者亦约在同时往西域也。
道普，宋初与书吏十人西行求《涅槃后分》，至长广郡，船破伤足卒。普曾游西域，遍历诸国，善能梵书，备诸国语。
法显之行程
晋宋之际，游方僧人 （往西域者谓之游方。《僧传·智猛传》云：“余寻历游方沙门，记列道路，时或不同”云。又据慧皎自序云，僧宝有《游方沙门传》，此乃义净《求法高僧传》之类也） 虽多，但以法显至为有名。盖法显旅行所至之地，不但汉之张骞、甘英所不到，即西晋之朱士行、东晋之支法领足迹均仅达于阗 （支法领即至印度，亦非从海路归。参看《释教录》卷四上末） 。而在显前之慧常、进行、慧辩只闻其出，而未闻其返。康法朗未闻其至天竺。至于于法兰，则中道终逝。故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返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此其求法所以重要者一也。印度史籍，向不完全，多杂神话。而于阗、龟兹诸国则久已湮灭，传记无存。西方研究此方史地学者，遂不得不转乞灵于他国人之记载。我国人游历天竺、西域之传记有十余种，其现全存者极少，西人均视为鸿宝。法显《佛国记》，载其时西域情形甚详，居其一焉。此其求法之所以重要者二也。法显既归国，先至建业，与外国禅师佛驮跋陀罗译经约百余万言，其中《摩诃僧祇律》 （亦名《大众律》） 为佛教戒律五大部之一。而其携归之《方等》《涅槃》，开后来义学之一支，此其求法之所以重要者三也。
释法显，姓龚，平阳武阳人。三岁出家，年甚幼，向道之心即甚贤贞 （详《出三藏记·法显传》，《高僧传》从之） 。二十受大戒，志行明敏，仪轨整肃 （见《出三藏记》，《高僧传》未言二十受戒） 。常在长安，慨律藏残缺，矢志寻求。盖东晋中叶，佛经译出虽多，而戒律未备。经安公之搜求，虽有所得，然律实至罗什之世始称完全。法显西行，始于晋隆安三年 （此据《祐录》。《僧传·慧嵬传》同） ，即姚秦弘始元年，岁在己亥 （《佛国记》作弘始二年，误，《佛国记》，下均简称《记》） 。其时（公元399年）道安死去已十余年，而在什公到长安前二年也。
法显寻求戒律之同志，有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四人。偕行度陇，至张掖，遇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 （时约弘始二年） ，复共西进至敦煌。太守李浩 （即李暠） 供给度沙河 （《记》传作沙河，《祐录》作流沙） ，法显等五人随使先行，复与智严、宝云等别。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度流沙，经鄯善国，以至乌夷 （乌一作 ，即乌耆） 。住二月余，宝云等亦至。智严、慧简、慧嵬返向高昌求行资。而法显等 （当系等取慧景、道整、慧应、僧绍、宝云、僧景六人） 得符公孙供给，直进西南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 （《记》作“涉行”，此依王氏本《水经注》） 。所经之苦，人理莫比。幸到于阗。慧景、道整、慧达先发向竭叉国 （慧达不知何时加入） 。次僧韶一人随胡道人向罽宾 （僧韶当即僧绍） 。法显等 （当系等取慧应、宝云、僧景三人） 进向子合国，南行入葱岭。经于麾国而至竭叉，复与慧景三人合，共度葱岭。葱岭冬夏有雪，又言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土人即名之为雪山。度岭则到北天竺 （以上依《记》） 。
始入北天竺，有小国名陀历。自此顺岭西南行，其道艰阻，崖岸险绝，石壁千仞，临之目眩。昔人凿石通路，施傍梯道，凡度七百余所。度梯已，蹑悬絙过新头河，河阔几八十步 （以上依《记》，参以《祐录》） 。九译所绝 （《记》作记，此依《水经注》） ，汉之张骞、甘英所不至也 （语见《记》。《祐录》缺此语，《僧传》则有此，当系照《记》加入） 。渡河到乌苌国，慧景、道整、慧达三人先发向那竭国。法显等 （当系等取慧应、宝云、僧景三人） 后行经宿呵多国、犍陀卫国 （《记》此下传叙竺刹尺罗国及投身喂虎处，应系述所闻，非显行迹所到） ，而至弗楼沙国。时先到那竭国之慧景病，道整住看。慧达一人还，于弗楼沙国相见，随宝云、僧景还中国。慧应复于此国之佛钵寺无常 （《记》宋本原作“慧景应在佛钵寺无常”，“景”字衍） 。法显遂独自至那竭国，与慧景、道整会。三人南度小雪山。山冬夏积雪，山北阴中遇寒风暴起，人皆噤战。慧景一人，不堪复进，口出白沫，语法显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殒。”言绝而卒。显抚之泣曰：“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与道整前进，过岭到罗夷国，经跋那国渡新头河，至毗荼国。次经摩头罗国，经蒲那河，入中天竺境。
法显周游中天竺，巡礼佛教故迹，于巴连弗邑留住最久。盖法显本求戒律，北天竺诸国皆用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步至中天竺，于此邑摩诃衍僧伽蓝得《摩诃僧祇律》，谓乃祇洹精舍所传本，十八部律所从出。佛在世时大众所行也。又得《萨婆多部抄律》可七千偈，《杂阿毗昙心》可六千偈，《綖经》可二千五百偈，《方等般泥洹经》可五千偈，及《摩诃僧祇》《阿毗昙》。故法显住此三年，学梵书梵语，写律。道整西来，意本亦在戒律。今既到中国，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僧律残缺，誓言“自今日以至得佛，永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法显本心欲令戒律通汉地，因是独还。遂顺恒河至海口，乘商船到师子国。
法显停住此国二年，更求得《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及《杂藏》，均为汉土尚未有者。乃附商舶东归，值大暴风，船破水入，漂流十三昼夜，至一岛。治舶漏处又前行。又在难危中九十日，达耶婆提国 （即Yavadhipa地应在今日苏门达拉岛上） 。后随他商舶趣广州。行程中又遇大风。舟任风随流，粮水均将尽。忽至岸，见藜藿依然，知是汉地。遇二猎人，询知为青州长广郡界，牢山南岸，时为七月十四日也。太守李嶷 （按《南齐书》李安民之祖名嶷，恐即此人） 将人迎接，归至郡治。其后显似即至彭城 （《水经注·泗水篇》谓显东还时经此，并立寺。郦道元生长于东土。而元法僧以彭城反叛，道元率兵讨之。其时距法显未过百年。《水经注》所言当可信） ，并在此度岁 （《记》谓刘法青州请法显一冬一夏。据足立喜六考证《法显传》法字乃沇字之讹，即是兗字。刘兗青州指刘道怜。按道怜原镇彭城，义熙八年九月后，乃刺兗、青州、移镇京口。如足立氏之言不误，则显系于道怜未去京口之前，受请至彭城。但义熙八年青州刺史命檀祇。〔祇似亦信佛，见《僧传·史宗传》〕道怜似不得为兗青州。《祐录·法显传》云：“刺史请留过冬，显不允，即南下。”所言亦与《记》不同） 。明年夏坐讫，虽欲西返长安 （此据《记》） ，但因南下势便 （其时彭城属晋） ，故径造建业，凡所历三十余国（《记》云“凡所游历减三十国”，想系自沙河以西算起。但据《记》自乾归国起至耶婆提止，凡三十二国。按《祐录》云，“凡所经历，三十余国。至北天竺，于未至王舍城，暮停于一寺，明旦诣耆阇窟”云云。此盖谓显之行程共经三十余国。而其在北〔疑系“中”字〕天竺，于未至王舍城时，天已暮，乃停一寺中也。《僧传》于此处改写为“凡经历三十余国，将至天竺，未至王舍城有一寺，逼暮过之”云云，甚失《祐录》原意。查《僧传·法显传》全抄《祐录》之文，而间加以改窜，但其改窜之处往往甚误。（一）改“至北天竺”为“将至天竺”如上所述。（二）《祐录》于述显在耆阇窟山迦叶事后云：“又至迦施国”，此“又”字不必含有时间在后之意，而《僧传》改为“进”字。实则据《记》，显先至迦施国，后乃至耆阇窟。（三）《祐录》据《佛国记》叙行至耶婆提事文甚明，《僧传》修改之，其文甚误。（四）《僧传》谓青州刺史留法显过冬，《祐录》并无青州二字。《僧传》加此二字，不知何所据。（五）《祐录》谓法显所见风俗“别有传记”。而《僧传》改曰：“其游履诸国，别有大传焉。”后人因据此“大传”二字，而猜度法显之游记名为《法显大传》，实则慧皎随意抄改，未必精审而字字可据也）。自其发长安，六年而到中国 （即中印度） ，停六年还，三年而达青州 （此据《记》） 。前后共十五年，应为义熙八年也（公元412年）。显归到京，当在次年秋间也 （《祐录》三《弥沙塞律记》所述颇不同，不可信） 。盖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也 （《记》尾原跋中语） 。法显叙其游历始末，成《佛国记》，述行程闻见颇详。今依此《记》 （间参以《祐录》） 仅就其西游之目的、同行之人物以及道途之艰辛，撮其要，具陈如上。
智严、宝云、法领、智猛、法勇
曾与法显一度偕行之智严，乃西凉州人，志欲博访名师，广求经典。同时凉州僧宝云亦誓欲躬睹灵迹，广寻经典。与慧简、僧绍、僧景等三人，同志西行。法显与其同行四人，约于隆安四年（公元400年）遇之于张掖 （《名僧传抄》谓宝云隆安元年西游。《祐录》、《僧传》均作隆安之初。证之以《佛国记》，恐未必然） ，偕行至敦煌。智严、宝云等留住后行，然于乌夷国仍追及显等。智严与慧简、慧嵬返向高昌，求行资。宝云与法显等前行，经于阗，度葱岭，终至弗楼沙国。于此宝云供养佛钵，未及向那竭国瞻礼佛影 （《祐录·传》谓云曾礼佛影，疑不实） ，遂与慧达、僧景还秦土 （约公元402年） 。而是时智严又已西进，终抵罽宾。其在途遇宝云否，不可知。然观其后二人同在长安，则或偕游罽宾、于阗等处。而《僧传》谓云遍学方言，或留西域甚久，其离弗楼沙国，并未即归也。智严于罽宾从佛大先比丘受禅法三年 （约在公元401至403年） ，并请佛陀跋多罗相偕东归（至长安当在元兴三年〔公元404年〕之后。按慧达《肇论疏》卷上云：“秦国沙门智严、慧睿至罽宾，要请苦至，贤愍而许之，跋涉终至长安。”据此则慧睿与智严系同时至西域者。但《僧传·睿传》则谓睿先西游，中还庐山，后乃入关，与慧达所传不同）。其时智猛于弘始六年（公元404年）与同志十余人自长安西行。又其时晋国沙门支法领已在于阗遇佛陀耶舍 （《佛祖统记》作佛陀跋多罗，误） ，并广集诸经。或于戊申之岁（公元408年）达于长安 （此据《四分律序》，但不知确否） 。支法领乃慧远弟子 （此据《僧传·慧远传》） 。先是慧远因禅律犹阙，令弟子法领、法净等 （《祐录》只有法净，此据《僧传》） 求之。领以壬辰之年（公元392年）西去 （此依《四分律序》） ，经十七年始归，其西去早于法显八年也。其到长安，当在智严、宝云及佛陀跋多罗到达后不久也。此后智严、宝云随佛陀跋多罗（公元410或411年）南下。支法领所携来之经在长安、江南均有译出。而领之弟子慧辩，能在长安助译《四分律》 （《四分律序》） ，则或亦曾随师西去也。诸师惟智严重游西竺。盖严未出家时，尝受五戒，有所亏犯。后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为惧。积年禅观，而不能自了。遂更泛海重到天竺，咨诸明达。值罗汉比丘，具以事问罗汉，罗汉不敢判决。乃为严入定往兜率宫咨弥勒。弥勒答云：得戒。严大喜。于是步归至罽宾，无疾而化，时年七十八。烧身时备有瑞征。其弟子智羽、智远 （《名僧传抄》“远”作“达”，并谓二人与严同行入竺） 归报后，俱还外国。
释智猛，京兆新丰人。每闻外国道人说天竺佛迹及《方等》众经，常慨然有感，矢志遐外。以弘始六年（公元404年）甲辰之岁 （《祐录》作戊辰，误，此从《僧传》） ，招结同志十有五人，发于长安。于道同行，或死或归，至天竺者仅五人。在巴连弗邑得《大泥洹》、《僧祇律》，及余经梵本。以甲子岁还。同行三伴，又复于路无常，唯猛与昙纂俱还，行程盖占二十四年以上也。猛以元嘉十四年（公元437年）入蜀，元嘉末卒于成都。又有法勇者，胡音名昙无竭，姓李，幽州黄龙人。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慨然有忘身之誓。以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招集同志僧猛等二十五人同去。陆路至中天竺，历经危难，只余五人。勇后于南天竺泛舶达广州。于罽宾求得《观世音受记经》梵本，归后译之。
计自法显、法领至于法勇，西行者无虑数十人。度雪岭，攀悬崖，历万苦而求法，其生还者固有，而含恨以没，未申所志，事迹不彰，或至姓名失传，不知几人。先民志节之伟大，盖可以风矣。
南北朝之西行者
宋之中叶，以及齐梁，西行者较罕。有释法献者，姓徐，凉州西海郡延水人。先随舅至梁州。仍出家。宋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到建业。在其年十三已发誓西行。至元徽三年（公元475年）五月西去，经巴蜀道出河南。五年 （指元徽五年，是年七月改元昇明） 到芮芮国。进至于阗。欲度葱岭，值栈道断绝，本誓欲往取《迦叶维律》，以路断不果。在于阗得获乌缠国佛牙一枚，舍利十五粒，龟兹国金锤鍱像，并《观世音灭罪咒》及《调达品》。后复经芮芮而归。佛牙既至建业，献密自礼事十有五载，仅灵根寺律师法颖知之，余无知者。至齐永明七年（公元489年）文宣感梦，方传道俗 （按自元徽三年至永明七年，共十五年，则谓其礼佛牙十五载，殊不合） 。献与长干寺玄畅并为僧主，齐梁之世为皇帝所重云 （上节引《高僧传》本传，《祐录》三《迦叶维律记》，及《法苑珠林》十二之《佛牙感应记》。按《珠林》所载，称献为先师。僧祐乃献弟子，此记乃祐之手笔。《祐录》十二《沙婆多部记目录》第四卷，有《献律师传》。又《法苑杂录原始集目录》卷八，有《定林献正于龟兹造金锤鍱像记》。卷第九有《佛牙并文宣王造七宝台金藏记》，均记此一事。其末项之《佛牙并造藏记》，当即《珠林》所载者也） 。
按献之西游，乃因先闻智猛西游，备瞩灵异，故誓欲忘身，往观圣迹。又因五部律中土只缺《迦叶维律》，乃欲往天竺求之，其动机与法显并同。则献之西游，乃晋宋间西行运动之余波也。及梁武帝大同中，敕直省张氾等送扶南献使返国，仍请名德三藏大乘诸论杂华经等 （《续僧传·真谛传》） 。《南史·扶南传》云，大同五年武帝曾遣僧昙宝随扶南使返其国迎佛发，不知为一事否 （据《梁书》《南史》大同元年扶南亦有使至） 。但其行程只至南海。又《祐录》十二《法苑杂录原始集目录》卷十四，有梁武帝《遣诸僧诣外国寻禅经记》，但其结果如何不详。
其在北朝，游方僧人之知名者亦不多。北魏僧道荣 （荣亦作乐） 曾出葱岭至西域。其后不久，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十一月冬胡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有敦煌人宋云偕行，经流沙西出，至于阗，经葱岭，入天竺。于神龟二年十二月入乌场国 （《伽蓝记》谓惠生等住乌场国二年，并载其国王奉佛事甚详。此王当即《续僧传·那连提黎耶舍传》中之乌场国主） 。此后惠生、宋云在印土广礼佛迹。惠生初发洛阳之日，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锦香囊五百杖，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自至于阗悉以施佛。至正光二年（公元521年）二月始还，取得大乘经典百七十部 （上见《伽蓝记》） 。至北齐时有宝暹、道邃往西域，至隋世始携梵本二百六十部以归 （详见《续僧传·阇那崛多传》） 。自是以后，由玄奘以至悟空，西行者接踵，比晋宋之间为尤盛也。
河西之传译
陇西为佛教自西域来华之要道，传译上有极重要关系，然其事实未详载之史书，至可惋惜。竺法护于晋初在敦煌译经，安公谓《光赞经》等浸逸凉土 （见安公《光赞放光随略解序》及《渐备经序》。竺法护晚年似在凉州。《渐备经序》中并亦言似斯经在长安译，后乃持至凉州。看上第七章竺法护段） 。而道安在襄阳时，慧常在凉州以晋咸安二年（公元372年）写《光赞》《渐备》《须赖》《首楞严》四经，展转送达襄阳付道安 （《光赞》于五月二十四，《渐备》于十月三日到，余二经于四月二十三到，详见《渐备经序》。此序决为道安所作） 。则中原经典固有来自凉土者。而安公经录中列有《凉土异经录》，有五十九部七十九卷，亦可证凉州译经之早而颇多。又《渐备经序》有曰：“昔凉州诸道士释教道、竺法彦义 （七字费解，但据下文可推知二道士之一名彦，其名当为竺法彦） 斯二道士，并皆博学。”则凉土有博学僧人见称于世也。而其时当五胡之乱，张轨据有凉州，与西域颇有交涉。癸酉岁（公元373年） （按此当为晋孝武帝宁康元年。《首楞严经后记》称为咸和三年。据《开元录》“和”字当是“安”字，其后不知何时误刊为“和”字。案简文帝崩于咸安二年，实无三年。此其故乃因凉仍用咸安年号。凉土所奉年号，常不与江南相同，见《晋书》八十六卷） ，凉州刺史张天锡请月氏优婆塞支施仑在州内正听堂湛露轩下，出《首楞严》《须赖》《金光首》《如幻三昧经》四种。译者龟兹王世子帛延。受者常侍西海赵㴋，会水令马奕，内侍来恭政。在坐沙门慧常、进行。“凉州 （当指天锡） 自属辞”。据今所知，前凉翻经，仅此一事 （《开元录》谓前凉之代，应更出经。可见智升认其所译不仅此） 。再三岁而张氏为苻坚所灭。前秦译经，虽在长安，然其传译者为竺佛念，乃凉州沙门也。而建元中有僧纯、昙充至龟兹，求律于云慕蓝寺 （《祐录》十一之十有达慕蓝，此“云”字乃“昙”字之误） 。高德沙门佛图舌弥许得（一）《比丘尼大戒》 （《祐录》十一载其序。又同卷《关中近出尼戒记》中此戒乃卷初所载。昙摩侍传，佛念执胡，慧常笔受者也。是年岁在己卯，即安公到长安之年。是年并译比丘戒本。《开元录》所记误） 。（二）《尼受大戒法》 （同记谓载在中卷。佛图卑为译，昙摩侍传之） 。（三）《二岁戒仪从受坐至属授诸杂事》 （《开元录》称为《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祐录》卷十一同记谓卷下载此。乃昙摩侍出，佛图卑译，慧常笔受者） 。僧纯、昙充 （充后又去龟兹，见《祐录》同处） 或均为凉州人。而同时有凉州竺道曼者，亦谓自龟兹来 （见同处） 。方僧纯之在龟兹，已闻罗什之名。纯到长安（公元379年）后六年而什至凉州 （安公死于是年） 。什在凉州虽不闻译经，然僧肇从什公于凉州，则其时什之名已大为内地人所知也。
然约自安公晚年至什公来长安时，陇右无闻有传译者。其故当因后秦、西秦、后凉、南凉、北凉 （段氏） 、西凉及夏之互相争战 （唯西秦有圣坚出经） 。及什公至关中，沮渠蒙逊领有凉土。蒙逊信佛，凉土遂为传译中心之一矣。《广弘明集》载《净住子》第二十六章云 （按此章言及《房山石经》，今只知石经乃隋刻，《净住子》似经道宣窜改） ：“敬礼沮渠国大乘十二部法藏。”而《房录》十二记“于阗东南二千余里之遮拘迦国，素重大乘密藏，有十二部经”云云。今人考谓遮拘迦即沮渠。据此则沮渠氏为魏所灭，移居于阗附近 （详见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第四章） ，郁为大乘有名国家。观于此，而昙无识携大乘经，不能得志于龟兹、鄯善，而在北凉则大弘其法者，其故可知矣。
北凉译人有道龚、法众、僧伽陀、昙无谶、沮渠京声、浮陀跋摩、智猛、道泰、法盛共九人。凉土僧人晋末之往西域者，有沮渠京声、道泰、宝云、法盛 （寓于高昌） 僧表 （凉州人，上均据《名僧传抄》） 等。而法显、智严、法勇、支法领等均经凉州至西域，皆在沮渠氏王北凉之时。即至宋初，尚闻有河西沙门释昙学、威 （亦作成） 德等八僧，西至于阗，当日凉州传译之盛况，亦甚可惊也。
北凉昙无谶
北凉译经之巨子为昙无谶，中印度人 （《魏书》九十九及《释老志》均称罽宾沙门） 。初学小乘，后见《涅槃经》，方自渐恨。又擅方术，为王所重。后因事得罪，惧诛，乃至罽宾，赍有《大涅槃经》前分十卷并《菩萨戒经》 （据《祐录》九《菩萨善戒》《地持》二经记，《地诗经》亦名《菩萨戒经》） 《菩萨戒本》等。后又至龟兹。彼二处多学小乘，不信《涅槃》 （参看《僧传》及《祐录》十四） 。东入鄯善 （此据《魏书》九十九，并言谶因私通王妹奔凉州） ，复进至敦煌。《祐录》卷八之《大涅槃经序》曰：“天竺沙门昙无谶者，中天竺人，婆罗门种。……先至敦煌，停止数载。大沮渠河西王者，……开定西夏，斯经与谶自远而至。”《祐录》同卷《涅槃经记》曰：“天竺沙门昙无谶，……先至敦煌。河西王……西定敦煌，会遇其人。”按蒙逊于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迁姑臧，称河西王，改元玄始。至刘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灭西凉李氏，取酒泉、敦煌。顷之西凉李恂复入敦煌。明年三月蒙逊率兵复克之，屠其城。昙无谶之至姑臧，或即在是年，即北凉玄始十年也（公元421年） （《魏书》言谶自鄯善亡奔凉州，当非事实） 。
据此则谶先居敦煌，于玄始十年始至姑臧。然宋元明版《祐录》载谶译经十一部，出经年月多在玄始十年以前。兹录其全目及年月地点于下：
《大般涅槃经》三十六卷 （伪河西王沮渠蒙逊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译。〔此系据《祐录》卷八所载道朗序〕） 。
《方等大集经》二十九卷 （玄始九年译。丽本无此五字） 。
《方等王虚空藏经》五卷
《方等大云经》四卷 （玄始六年九月出。丽本无此七字） 。
《悲华经》十卷 （《别录》或云龚上〔道龚〕出，玄始八年十二月出。丽本无此八字） 。
《金光明经》四卷 （玄始六年五月出。丽本无此七字） 。
《海龙王经》四卷 （玄始七年正月出。丽本无此七字） 。
《菩萨地持经》八卷 （玄始七年十月初一日出。丽本无此十字） 。
《菩萨戒本》一卷 （《别录》云敦煌出） 。
《优婆塞戒》七卷 （玄始六年四月十日出。丽本无此九字） 。
《菩萨戒优婆 （塞） 戒坛文》一卷 （玄始十年十二月出。丽本无此八字） 。
案上列宋元明本所注年月，除《涅槃》外，均不见于丽本。而《祐录》卷九所载之《优婆塞戒经记》，谓系于丙寅夏四月二十三日，河西王世子沮渠兴国与诸优婆塞等五百余人，请天竺法师昙摩谶译，七月二十三日讫，道养笔受。丙寅岁即玄始十五年，是则宋元明板所注“玄始六年四月十日出”九字实误。而《长房录》《开元录》均无三板所注十年以前年月，则费氏及智昇所见之《祐录》，均无此项年月可知。不知何时，经伧人羼入，宋元明本因之而误，实无根据也。
《大般涅槃经》据道朗序，于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出，惟未言何时译竣。而《高僧传》则言玄始三年初译，十年十月二十三日讫，慧嵩笔受。但如谶于十年三月后至姑臧，则《僧传》所言亦误也。又《僧传》谓谶于出经之前，先在凉土习语三年，亦不知是否。但据《祐录》卷二引《别录》，谓《菩萨戒本》在敦煌出，则其未至凉土前已能译经，或习华言三年之说亦妄也。又《祐录》十四谓谶携来前分十二卷，后还国于于阗得经本续译之。而《高僧传》谓谶自携来前分十卷，后又自往于阗，求得中分还译之，后又遣人到于阗求得后分译之 （按宋道普往西域重寻《涅槃》后分，未至而卒。死时叹曰“后分与宋地无缘。”则似谶译乃无后分也） 。《祐录》之《涅槃经记》则谓初十卷五品，系智猛携至高昌者，蒙逊遣使取至，令谶译之。次第六品至十三品，则原在敦煌由胡道人送来。隋灌顶《涅槃玄义》谓前五品二十卷乃谶与智猛共翻，后遣使外国，又得八品译之，为二十卷。四说各不同 （《三论游意》言智炎〔即猛〕于武威译《涅槃》四十卷。似亦因相传猛曾译大乘《涅槃》也。《游意》原文极难明。又《隋志》记此经翻译之文，亦与诸书不同。惟《隋志》认昙无谶与昙摩罗谶为二人，则系错误） 。但僧祐、慧皎均言智猛于宋元嘉元年（公元424年）发于天竺，已在谶到姑臧之后，《经记》及《玄义》所言想不确也。
谶所译经均属大乘。而《涅槃经》阐佛性说，开中国佛理之一派，至为重要。至蒙逊末年，北魏强大，太武帝闻谶有道术 （《魏书》九十九言太武闻其善男女交接之术） ，召之。逊不与，并疑谶，遂杀之 （《魏书》三十六谓李顺使凉。帝诏顺令蒙逊送谶至京邑。顺受蒙逊金，听其杀之） 。事在义和三年，即宋元嘉十年也（公元433年） （《魏书》九十九及《释老志》并《僧传》《祐录》于此所言，并有不同） 。
《涅槃经》为凉土出经之最要者。而《大毗婆沙》乃有部之巨制，其本则凉僧道泰游西方所得。在丁丑之岁 （即元嘉二年，公元425年） 四月中旬凉王沮渠茂虔请西域沙门浮陀跋摩于内苑闲豫宫寺出之，道泰笔受，慧嵩、道朗三百余僧考正文义。至己卯七月上旬方讫，凡一百卷 （上年代据《开元录》，《祐录》二同。但道挺序作乙丑，丁卯。按之下文“凉城覆没”之言，当误） 。九月而魏灭凉，经物焚散，只存六十卷 （十七年后昙学威德译经凉州，慧朗为经命名《贤愚经》。《祐录》九有经记。慧朗当即道朗） 。
凉土译有《涅槃》、《婆沙》，均义学之渊府，而慧嵩、道朗等亦义学僧人。然当时凉土，于禅法戒律亦所推重。盖昙无谶以方术知名。而沮渠京声者，蒙逊之从弟，位安阳侯，少涉流沙，到于阗。云曾遇佛陀斯那 （即佛大先） ，安阳从受《禅要》《秘密治禅病经》。于高昌得《观世音弥勒二观经》译之 （据《祐录》二） 。及返凉土，又出《禅要》。凉亡，南奔晋。又释玄高者亦于陇西习授禅法，为北朝开始最有关系之人物。至若戒律，则罗什以前传者多小乘戒。菩萨戒之独立，首见于《涅槃经》，其《长寿品》中言之最明。《优婆塞戒经》及《戒坛文》，亦属大乘，而《地持经》 （亦名《菩萨戒经》） 相当于《瑜伽》之《菩萨地》，尤为大乘戒律之重镇，诸经均昙无谶在凉所译也。此外，谶在敦煌即译《菩萨戒本》，可见其重视大乘戒也 （西域奉小乘诸国谶不能留，当亦因奉戒不同） 。《法苑珠林》九十八叙谶赍戒来，沙门道进驰往敦煌，躬自接受。凉州道朗，西土之望，感有瑞梦，亦屈年从进受戒，于是受者有三千，云云 （参看《僧传》道进感戒事） 。所传虽未必实，但《菩萨戒》实先行于凉州，其后在北朝时，禅法戒律为所特重。而《菩萨戒》诸经之研求，几专在北方。观此则凉州佛学之影响于北朝者，概可知矣。
南朝佛教，比之北朝，较重义学。昙无谶之大乘学，则盛行于南。《涅槃》出后，凉土义学僧人，本已注意此经。《祐录》卷十四，谓北凉当时慧嵩、道朗号称独步。而道朗作《涅槃经序》，并有经疏 （见吉藏《大乘玄论》） 。《释老志》载智嵩为译时笔受，后以新出经论于凉土教授，辩论幽旨，著《涅槃义记》。智嵩当即慧嵩也 （《祐录》卷十《毗婆沙序》亦称曰智嵩、道朗） 。但当时高僧，虽已解新经，然不久凉土兵乱，《涅槃》之学，流至江南乃称盛也。
南朝之译经
江南译经，虽远溯至吴之支谦、康僧会，但其出经昌盛则在晋之末叶。此则庐山慧远提倡之力居多。若僧伽提婆之传授《毗昙》，佛陀跋多罗之译经授禅，均至有关系。二僧盖均先集庐阜，后到建业也。与佛陀跋多罗同来南方者，慧观等四十余人 （《祐录》本传） 。而智严、宝云亦南下 （各见《祐录》本传） 。约在同时法显亦至建业（公元413年），所住或系道场寺。觉贤与慧观于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往荆州，后随太尉刘裕还都 （当在刘裕克司马攸之之后，即义熙十一年八月〔公元415年〕，参看《慧观传》） ，亦住道场寺。智严后于晋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亦来建业 （事详《祐录》本传） 。宝云或已早在道场寺，诸师或相见于长安，或游于西域，先后同至，其乐可知。于时慧严、慧义并住东安寺，学行精整，为道俗所推。时斗场寺 （即道场） 多禅师。京师为之语曰：“斗场禅师窟，东安谈义林。” （“义”亦作“议”，上见《宋书·天竺传》）
觉贤于晋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至建业，明年十一月始共法显于道场寺译《僧祇律》四十卷。次年十月一日于同处译六卷《泥洹经》，至十四年（公元418年）正月二 （或作一） 日校定尽讫。觉贤执本，宝云传译。而《僧祇律》亦于同年二月末译讫 （上见《祐录》三《婆粗富罗律记》及卷八《泥洹经后记》） 。均法显所得本也。是后法显事迹，《传记》不详，仅言其往荆州，卒于辛寺 （《祐录》云年八十二。《僧传》云年八十六） 。《祐录》二谓显译书除《大众律》外，尚有六部，译出时不详。义熙十四年三月十日，觉贤又于道场寺始译《华严经》，手执梵文，法业笔受。元熙二年六月十日出讫。又再校，宋永初二年（公元421年）十二月二十八毕，共五十卷 （《祐录》九后记） ，盖支法领于阗所得胡本也。同年宝云于道场寺译出新《无量寿经》（一说孝武帝时在六合山寺出，见《祐录》二。《祐录》《觉贤录》中亦有《新无量寿经》，亦永初二年在道场出，疑是一书）。元熙二年觉贤又出《文殊师利发愿经》 （见《祐录》二及九） 。至景平元年七月，罽宾沙门佛驮什来扬州。先是法显于天竺得《弥沙塞律》，未及译而显亡 （可知法显卒于景平元年之前） 。遂以其年冬十一月，集于龙光寺，译为三十四卷，称为《五分律》。什执梵文，于阗沙门智胜为译，龙光道生、东安慧严共执笔参正。宋待中琅琊王练为檀越。至明年四月方竟。仍于大部抄出《戒心》及《羯磨文》等，并行于世。什后不知所终。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智严、宝云又共译《普耀》《四天王》《广博严净》三经 （《四天王》疑非云等译。详下第十九章） 。宝云后又于六合山寺译出《佛本行赞》。计晋末宋初译出之经甚多，兹仅择其重要者述之。
觉贤以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卒于道场寺。其时法显已逝，智严当于觉贤卒后重往天竺。宝云虽卒于元嘉二十六年（公元449年），但其晚年多在六合山寺。惟元嘉中晋末以来诸大师虽已云散，而译经之风则未暂歇。盖域外僧人继来。江南元嘉初，畺良耶舍以禅门专业，远冒沙河，萃于京邑，得文帝之赏识，僧含请其出《药王药上观》及《无量寿观》诸禅经。后移锡江陵，元嘉十九年（公元442年）入蜀，后还，卒于江陵。
罽宾僧求那跋摩，累世为王，弃位入道，洞明经律，妙精禅法，号为三藏法师。泛船至师子国。又至阇婆 （爪哇） ，其王甚重之。道化之声，播于遐迩。邻国闻风，皆遣使要请 （跋摩曾至林邑，见其遗偈中） 。时京师名德沙门慧观、慧聪等 （《祐录》作慧严、慧观） ，远挹风猷，思欲餐禀。以元嘉元年九月面启文帝，求迎请跋摩。帝即敕交州刺史令泛舶延致。观等又遣沙门法长、道冲、道㑺等往彼祈请，并致书于跋摩及阇婆王婆多伽等，必希顾临宋境，流行道教。跋摩以圣化宜广，不惮游方，先已随商舶至广州。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于是复敕州郡，令资发下京，路由始兴，经停岁许后，帝重敕观等敦请，乃泛舟下都。以元嘉八年（公元431年）正月达于建业。帝引见，劳问殷勤。敕住祇洹寺，供给隆厚，王公英彦，莫不宗奉。俄而于寺开讲《法华》及《十地》。法席之日，轩盖盈衢。后祇洹慧义请出《菩萨善戒》，始得二十八品。后弟子代出二品，成三十品。或称《菩萨戒地》 （上见《僧传》，《祐录》较略） ，即《地持经》之异译 （详见《祐录》九经记，及《开元录》） 。大乘戒法，由此传于南方 （亦曾立戒坛，见《僧传》。参看道宣《戒坛经》） 。先是元嘉三年，徐州刺史王仲德于彭城请外国伊叶波罗译出《杂心》，至《择品》而缘碍遂辍。至是 （即元嘉八年，见《祐录》二） 更请跋摩译出后品，足成十三卷 （详《祐录》十《杂阿毗昙心序》） 。并先所出《四分羯磨优婆塞五戒略论》（《祐录》陆澄《目录》著录三藏法师之《优婆塞五学迹略论》上下即此。《房录》名之曰《五戒相》。此与《优婆塞二十四戒》当同为跋摩所撰，而后译出者）、《优婆塞二十四戒》等，凡二十六卷，并文义详允，梵汉弗差 （上见《祐录》及《僧传》） 。跋摩在宋京只九月余而迁化 （时元嘉八年九月二十八） ，年六十五。其所预造遗文颂偈三十六行，文帝令译出，今载《高僧传》中。
其后有天竺僧僧伽跋摩，于十一年至京，继求那跋摩之后授戒 （详《僧传》） 。又求那虽出《杂心》，未及缮写。慧观即以其年九月于长干寺请其更出，宝云译语，观自笔受，十二年九月乃讫 （按《祐录》卷二、卷十四及《僧传》所记至京、译经年月并不同。兹依《祐录》十焦镜《后出杂心序》） 。同年并出《摩得勒伽经》，乃律本也 （《祐录》十一《出经记》） 。并余所译，共五部二十七卷 （《祐录》二） 。后于十九年随舶还外国。同年罽宾僧昙摩密多亦卒于建业。密多乃禅师，译有《禅秘要》，及《五门禅经》，及余经共四部。彼系自凉州入蜀，在荆州及建业授禅，为会稽太守孟 所敬。曾请东下，居罽县。按孟 亦曾邀畺良耶舍东下，未果。而僧诠亦 所请，住余杭方显寺，禅礼无辍。 又见安阳侯译之禅经而善之。又曾为禅师慧览造禅室。则孟氏甚重禅法者也 （ 亦曾请超进至山阴。上均见《僧传》） 。又按晋末觉贤译《华严经》，孟 与褚叔度为檀越，则固亦提倡译经之人也 （ 正史无传，附见《晋书》九十六，《南史》十九） 。
元嘉中译人之最著者，为求那跋多罗，中天竺人。以大乘学，故世号“摩诃衍” （见《僧传》。孝武诏敕亦称为摩诃衍。《名僧传抄》“衍”作“乘”。《宋书·天竺传》称之为摩诃衍而不名） 。乘海舶，冒危难，以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35年）达广州。住云峰山之云峰寺 （《名僧传抄》） 。刺史车朗表闻，敕至京师。令名僧慧严、慧观迎于新亭。为帝王 （文帝、孝武帝、谯王、彭城王） 、名士 （如颜延之） 所钦仰。在京师与荆州大出经典，译经既多，范围亦广。小乘经则有《杂阿含经》五十卷 （此本带大乘意味，梵本系法显带归者） ，大乘经则有《小无量寿经》一卷，于一切有部则译《众事分阿毗昙》，于戒律、禅定均有所译，并出《楞伽经》及《相续解脱经》 （《解深密经》之后二品） 。可见其对法相典籍，特所著眼。盖是时印度承无著、世亲 （约纪元后350年） 之后，法相之学渐盛，遂流入我国也。又其学大乘时，首习《大品》、《华严》，住荆州曾讲《华严经》，盖大乘专家也。又在元嘉十三年出有《胜鬘经》，宝云传译，慧严百余人考音定义。释道攸 （亦作猷） 见而叹其经旨暗与其师道生之义相合 （见《祐录》九经序） 。自是《胜鬘》为南朝义僧所研求经典之一。梁沈约《宋书》，亦称其多译新经，《胜鬘经》“尤见重内学”云。
求那跋多罗于明帝泰始四年（公元468年）卒 （年七十五） 。其译经始于元嘉，讫明帝，中经孝武帝之世。在孝武时，沮渠京声在京出禅经 （其后在荆州亦出禅经等） ，宝云出经亦在是时。此外慧简、功德直 （出禅经） 、僧琚、法颖 （均出律） 、竺法眷 （亦作卷） 亦于孝武及明帝时译经 （宋代译人，尚有翔公、道严、勇公、法海、先公、僧伽跋弥等，上均详《开元录》） 。齐梁陈三代译经不多。仅齐时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为广律之一。梁时僧伽婆罗译《解脱道论》，为巴利文《清净道论》之异本。二者均出于锡兰佛典。而自宋世以来，广州常有出经者。可见南朝佛典多来自海上，因而每与南方佛学发生因缘也 （宋世之竺法眷，齐之昙摩伽陀耶舍、摩诃乘、僧伽跋陀罗，均在广州译经） 。
广州译经之最重要人物，为梁陈世之真谛，与罗什、玄奘称为三大译家。其所传为法相唯识之学。盖自宋求那跋多罗译法相典籍以来，此学尚未为人所注意。及至真谛，始于困难之中得传斯学，竟至大行。此与北朝译《地论》诸经，同为佛学史上一大事，俟于后专述之。
北朝之译经
罗什逝世（公元413年）后二十年，而昙无谶被杀（公元433年）于凉州，再七年而魏灭凉（公元439年），沙门佛事俱东。又七年而太武下诏毁法（公元446年）。此三十余年间，南朝翻译、义学俱称极盛。而北方除凉土外，黄河流域佛事殊寂然。译经之举，当已中绝。及文成帝，复兴释教。领袖沙门为师贤，乃罽宾人。先游于凉，凉灭，徙于平城。于复法日，受命为道人统。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公元460年） （上均见《释老志》） 。曜亦原来自凉土，彼于作复兴事业外，并在武周石窟集诸德僧对天竺沙门译经三部。其后有吉伽夜者，亦言出经五部 （上见《开元录》。又《释老志》又谓曜与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 。
元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都洛阳。其后宣武帝、孝明帝及胡太后均奉佛法，洛阳译经之盛，前代所无。而永宁寺译场之壮丽，世未曾有 （详《洛阳伽蓝记》） 。当时译经之僧人，为昙摩流支、法场、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瞿昙般若流支 （乃婆罗门人） 等六人。
元魏洛阳之出经，多传法相唯识之学。其要典如《深密解脱经》，《入楞伽经》，《金刚经论》，《法华经论》，《无量寿经论》，《胜思惟经论》，乃菩提流支所译也。《摄大乘论》为佛陀扇多所译。《唯识论》《顺中论》为般若流支所译。而勒那摩提亦译有《法华经论》。而最重要者为勒那摩提与菩提流支及佛陀扇多共译之《十地经论》，此事至重要，后当另详之。
此诸经论译出之后，北魏政局日趋混乱。至永熙三年（公元534年）而孝静帝立。未几，魏遂分东西矣。孝静都于邺，佛徒随之北徙。菩提流支、佛陀扇多、般若流支亦在邺译经。又有月婆首那、毗目智仙 （外有达磨菩提，不知在何年代） 亦在邺出经。毗目智仙谓出经五部，有四部均世亲所造 （《四法经论》、《三具足经论》、《转法论经论》、《业成就论》） ，仅《回诤论》一部为龙树作品也 （月婆首那后亦往南方译经） 。
至高齐时，邺都犹有译经者。有那连提黎耶舍者，天保七年（公元556年）至邺，为文宣帝高洋所重，安置天平寺中，请为翻经三藏。殿内梵本千有余夹，敕送寺内。令昭玄大统沙门法上等二十余人监掌翻译。沙门达摩阇那 （乃瞿昙般若流支长子） 及万天懿传语。万天懿原姓拓拔，魏分十姓，因为万俟氏，后单称万氏。少曾出家师婆罗门，聪慧有志力，善梵语梵书，兼工咒术，因得召为助译，并曾自译佛经一部。
宇文周都长安，亦有出经。译经沙门为攘那跋陀罗、阇那耶舍、耶舍崛多、阇那崛多、达摩流支五人。其赞助译经者为大冢宰宇文护。阇那崛多与北齐之那连提黎耶舍后亦在隋时出经。魏周之末，翻译有出于佛典以外者，所知者如下：
《龙树菩萨和香方》一卷 （勒那摩提译，凡五十法。《开元录》等载之。《隋志》著录作二卷，无人名） 。
《五明合论》 （攘那跋陀罗译。《开元录》等著录） 。
《婆罗门天文》 （达摩流支为大冢宰宇文护译，《长房录》著录） 。
论晋代以来之传译，得可注意者三事。
（甲）我国人冒万死，旅居外国，留学观光，代均有人。参礼圣迹，于宗教之信仰增加不少，而于梵语、于佛理得实地练习。及其归国，襄助译事，自较之以前徒凭西域人之传述者，大为优胜。
（乙）我国沙门西去，自预知本国之缺失，携归经典，恒应需要。如朱士行之求《放光》，法显之求律藏，皆是也。
（丙）西域僧人如罗什得法性宗传，如真谛弘世亲之学，谈最上乘，广辟法门。我国佛教之盛衰、之分派，均依此为关键焉。
经典与翻译
西方传来之经典，或凭口授，或依原本。印度佛教初起，因写录之困难，经典多由口授。历时既久，此习不改。故为学程序，不曰读思修，而曰闻思修。《分别功德论》曰：“外国法，师徒相传，以口授相付，不听载文。”道安亦曰：“外国僧法，皆跪而口受。同师所受，若十、二十，转以授后学。”法显亦谓：“在天竺诸国皆师师相传，无本可写。”故法显求经，曾在中印度自行缮写。而西行求经者，亦不必均携梵夹俱来。如沮渠京声往西域，口诵梵本东归是也。至于西域来僧之所译，亦或先由口诵，再记录写为梵文，嗣乃传译 （《出三藏记》卷十道标《舍利弗毗昙序》，《高僧传》二《僧伽跋澄传》） 。或由一人口传，他人径行译为中文 （《高僧传》三《弗若多罗传》） 。而天竺僧人记忆之正确，亦甚著名 （《出三藏记》三《四分律记》） 。顾间有遗忘者，如昙摩难提译《毗婆沙》，因经本甚多，其人忘失，唯留四十事 （《出三藏记》卷十之十五） ；沙门某译《净律经》，口诵胡言，但忘失数品，后得原本补足 （同书卷七） ；僧伽提婆译《阿毗昙八犍度论》，忘《因缘》一品，后得他人传诵补足 （同书卷十之十四） ，均其例也。当时译业，除借口传外，亦常有梵本执之直译。即在译经之初期，口诵虽较多。然汉灵之世，天竺沙门竺朔佛赍《道行经》来洛阳，沙门昙果于迦维罗卫国得梵本，康孟祥与竺大力译为汉文 （见《高僧传》卷一） ，则初期译业亦非皆无原本也。
西方传来之经典，其所依原本，或则由求法者携归，或传教者带来，其见于史籍者，约如下列。
支法领游历西域，得《方等》新经二百余部，赍至长安。由鸠摩罗什传译 （见前） 。其中有《四分律》，由佛陀耶舍与法领弟子慧辩译出。并送在于阗所得之《华严经》至江南，后由佛陀跋多罗译出。
僧纯于龟兹得《比丘尼戒本》，昙摩侍等译之 （《出三藏记》十一《比丘尼戒本序》） 。
法显于中印度及锡兰得经多部。其中重要者《摩诃僧祇律》及《大乘泥洹经》，为佛陀跋多罗所译。《杂阿含经》为求那跋陀罗所出。《弥沙塞律》则佛驮什所译。
智猛自天竺携归《泥洹经》《僧祇律》等。于凉州自译《泥洹经》为二十卷 （参看《隋书·经籍志》。智猛译《泥洹》事不甚可信） 。
昙无竭在印度得《观音受记经》，归后译之。
道泰往葱西，获《毗婆沙》梵本及诸经论多种。其中《毗婆沙》由泰助浮陀跋摩译出，而自出《大丈夫论》等二部 （同时法盛恐亦在西域得经归，见《释教录》四下） 。
昙无谶自西域到凉州，携有《大涅槃经》前分《菩萨戒经》等，自行译出。后自返，至于阗续得《涅槃经》译之。
法献在于阗得梵本及佛牙。经后为达摩摩提译出 （《开元录》六） 。
曼陀罗自扶南到建业。大赍梵本，远来贡献。梁武帝敕与僧伽婆罗共译之。
惠生、宋云等往西域，采得经律一百七十部。此外元魏时代所来梵本亦必不少 （续《高僧传》谓菩提流志房内经论梵本可有万夹。又北齐时邺京殿内有梵本千有余夹） 。宝暹等于北齐时采经西域，得梵本二百六十部，后隋朝译经，多取资于是。
真谛赍经论至中国，并多罗树叶凡有二百四十夹。全译之可有二万余卷，而其所已出者则不过尽数夹耳。
西方传来之经典，或系梵文，或系胡语。此所谓梵文者，应专指印度之所谓雅语（Sanskrit）。然我国人亦常用以指他种印度语言。所谓胡言者，指印度以外西域各种语言。《高僧传》谓葱外各国有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其说确否，不可考。然臆测之，印度经典，除用雅语者外，巴利文经典自亦传入我国，如来自扶南师子国者是也。胡语种类，当亦甚多。近者欧西学者在新疆各处发现古文多种，具有唐朝以前之佛经残卷也。至于六朝译本原文，果何者为胡，何者为梵？则应俟比较各书之译音，或可决定也。
西方传来之经典，其在大乘，有属法性宗者，罗什所译多属之；有属法相宗者，真谛所译多属之；有关因明者，毗目智仙之《回诤论》等是也。其在小乘，有属锡兰上座部者，僧伽跋陀罗之《善见律》是也；有属一切有部者，僧伽提婆之《八犍度论》、鸠摩罗什之《十诵律》是也；有属于大众部者，求那跋陀罗之《僧祇律》是也；有属于化地部者，佛驮什之《五分律》是也；有属于法藏部者，佛陀耶舍之《四分律》是也；有属于正量部者，《三弥底部论》是也 （二秦时人译，不知名姓） ；有属于经部者，罗什之《成实论》、真谛之《俱舍论》，均可谓为其支流，而《成实》则或谓出乎多闻部，《俱舍》则依一切有部者也。
本期译经甚为进步，后世所流通奉行之经典非隋唐所出，要即晋以后译家所办。究其优胜原因，盖有三焉。
第一翻译眼光之渐正确也。三国时支谦、康僧会译经，力求文雅，专主意译，并排斥采用胡音。胡译般若波罗密为明度，须菩提为善业，甚至咒语亦不用音译。但自晋以后，译经多主直译，先求信达，再事文雅。道安述赵正之言曰：“昔来出经者，多嫌梵言方质，改适今俗，此正所不取也。何者？传梵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 （《出三藏记》卷十） 故道安、赵正主持译事，恒务存原意。如巧削原文，使便约不烦，是即搀译者私意，安公所斥为“葡萄酒被水”、“龙蛇同渊，金鍮共肆”者也。然依安公之意，梵语文轨或有不合中文法式者，自不能胶执全依原本译之。（一）梵语倒装，译时必须顺写。（二）梵经语质而不能使中国人了解者，则宜易以文言 （《正法华经》有“天见人，人见天”之句。罗什译经至此言曰：“此语与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僧睿曰：“将非谓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喜曰：“实然。”道安所言，可引此事为例。见《高僧传·睿传》） 。（三）原文常反复重言，多至数次，译时须省节。（四）原文中每杂以语句之解释，均行译出，亦嫌重复，并宜删去。（五）梵经中常后段复引前段，删之实不失原旨。凡此五事，虽失本文，然无害于意。至若经中所载，因（一）时俗既殊，不能强同。（二）圣智悬隔，契合不易。（三）去古久远，证询实难。则传译之事，至为不易。此乃所谓安公“五失”“三不易”之说。后其弟子僧睿助什公译《大品》经，执笔时亦守五失三不易之训 （见经序） 。今之学者使能执印度文佛经与其译本对照细参，当深知道安之说实经历此中艰苦者之言也。
道安草创维艰，且不通梵文，极恐失原旨，故提倡直译 （梁任公谓道安痛恶以老庄意义杂入佛经，似不然。盖道安著作用老庄处极多也） 。及至罗什，因译事既兴，工具较完，对于翻译之眼光，遂不严于务得本文，而在取原意。慧远则趋折衷，兼取文质。谓“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 （《大智论抄序》） 其后僧祐因之曰：“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愚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 （《祐录》卷一） 然究其所重，俱不在文体之质雅，而在不失原旨。故僧肇谓罗什译经“务存论旨” （《百论序》） 。慧远亦意许“依实出华，务存其本” （《三法度经序》） 。僧祐亦谓译经之旨，在使“尊经妙理，湛然常照” （《祐录》卷一） 。故本期译经，务以信达为先也。
第二翻译工具之渐完备也。僧祐论早期译经曰：“义之得失，由乎译人；辞之质文，系乎执笔。或善胡义 （胡字在此处指印度、西域而言） ，而不了汉旨；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所以旧经文意，致有阻碍，岂经碍哉？译之失耳。” （《祐录》卷一） 迨至道安以后、主持译事者，如道安、慧远，文章思想俱称巨子。译人如鸠摩罗什兼善华梵。僧睿谓其译时，“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则其所比较原本，当不止梵文。而其助译者，则如睿，如肇，既擅文思，又极警悟。至若西僧之来，常娴梵语，而我国沙门之西去，精学原文，其于沟通阻隔，至为有力。此皆前此之所未备，宜其翻译之较完也。
第三翻译制度之渐严密也。译人之工具既渐善，且因翻译时慎重，亦渐发生译场之组织。我国初有翻译，多属私人授受，既无一定体制，随地随时，皆可译出。此则以梵胡客僧等为主译。得一二义解者笔受，受其所宣译之义，而著之于文。如经系口诵，则其中或另有人先依其所诵书，为梵字 （或胡字） 。既著为中文，录讫即成。彼此音义隔阂，无由正是。及后人材既多，能参加者较多，于是分工之制渐密。译经之时，有义证者，正其译义之真似。有总勘者，译毕后，覆校其全文。常因求精密，不厌三复。故僧睿记罗什之译《大品般若》曰：“手执梵本，口宣秦言，而译异音，交辩文旨。……与诸宿旧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言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 （《出三藏记》卷八） 浮陀跋摩之译《毗婆沙》也，沮渠蒙逊“于凉城内苑闲豫宫寺，请令传译理味沙门智嵩、道朗等三百余人，考文详议，务存本旨。” （同书卷十） 故当世之译场如姚兴之逍遥园，沮渠之闲豫宫，宋时之道场寺，元魏之永宁寺，规模当均不小。故其所译亦可谓经细心推敲者矣。然译场之组织发达最完，则俟至隋唐后也。
晋以后译事，以是三因，确有进步。然主译西僧，虽知华言，仍有阻隔。译场组织亦非极精密。故大师如罗什，其弟子常批评其与华言大格 （《出三藏记》卷十一僧睿《智论序》，卷八《思益序》） 。而今日取真谛所译之法相诸论与玄奘所译相较，取《解脱道论》与巴利文之《清净道论》相较，知其所译固非极完善也。
兹依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列三国以来译经数目如下 （内有数部中国著述） 。
佛典翻译之最与我国有关系者，自为胡梵译汉。然本期亦间有由汉译为外国文者。（一）北魏昙无最著《大乘义章》，外国沙门菩提流支读之，每加赞叹，译为胡书，传之西域 （《伽蓝记》） 。（二）北齐刘世清能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之作突厥语翻《涅槃经》，以遗突厥可汗，敕中书侍郎李德林为之序 （《北齐书·斛律羌举传》） 。此二事亦佛教翻译之佳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