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之末叶，姚秦僭号关中，沮渠称王陇西，均奉佛法。长安之译经者有鸠摩罗什，凉州之译经者有昙无谶，俱集一时名宿。其影响并及于南北。及至晋末宋初，拓跋氏自代北入主中原。秦、凉佛教，颇受兵残。自后政治上形成南北之对立，而佛教亦且南北各异其趣。于是南方偏尚玄学义理，上承魏晋以来之系统。北方重在宗教行为，下接隋唐以后之宗派。唐僧神清《北山录》 （卷四） 有曰：
宋人魏人，南北两都。宋风尚华，魏风犹淳。淳则寡不据道，华则多游于艺。 （宋僧慧宝注曰：晋宋高僧艺解光时，弘阐教法，故曰华也。元魏高僧以禅观行业据道，故曰淳。） 夫何以知，观乎北则枝叶生于德教，南则枝叶生辞行。 （“生”下似夺“于”字。）
由此言之，则唐世已有分佛教为南北二系之论也。<
凉州与黄龙
元魏拓跋氏原居极北，非佛教势力之所及。后与中国交通，始知佛法。道武帝攻略黄河北岸，所过僧寺，见沙门道士均加敬礼。染中国之风，好黄、老，览佛经。遣使致书泰山僧朗。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始敕建寺塔于都城。明元帝（公元409年至公元422年）于京内外建图像，令沙门敷导民俗，以沙门法果为道人统，管摄僧徒。 （详《魏书·释老志》） 盖约当罗什在长安译经时也。罗什殁后，关中叠经变乱，加以赫连氏之破佛。 （参看《僧传·昙恕、僧导传》） 长安佛教当渐衰颓。魏虽进至黄河流域，但其于佛法，亦自未特加提倡。当时北方佛法稍盛之地，想为西北之凉与东北之燕。
按自秦姚兴末年以至魏太武帝之世，（公元416年至公元452年）北方佛法情形，诸书失载。吾人只可就关于南方记载推测得之。按《高僧传》谓昙无竭 （此云法勇） 姓李，幽州黄龙人。幼为沙弥，便修苦行，持戒诵经，为师僧所重。以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招集同志僧猛、昙朗二十五人西行求法。又谓宋释僧诠，姓张，辽西海阳人。少游燕齐，遍学外典。弱冠出家，复精三藏。先于黄龙国 （江南称燕为黄龙国） 造丈六金像。又谓释法度，黄龙人。少出家，游学北土，备综众经。宋末南游。又谓释昙弘黄龙人。少修戒行，专精律部。宋永初中南游番禺。又言释慧豫，黄龙人。来游京师 （建业） ，少而务学，遍访众师。考上列诸僧南游之年，均在宋之初叶。可见当时幽、燕、辽西一带，佛法颇盛。按《释老志》载魏文成帝诏有曰：
世祖太武皇帝开广边荒，德泽遐及。沙门道士，善行纯诚，惠始之伦，无远不至。风义相感，往往如林。
惠始号白脚禅师，事详见《释老志》。《高僧传》称为昙始，谓为关中人。 （《志》云：姓张氏，清河人。） 于晋孝武帝太元之末，赍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为高句丽闻道之始。义熙初复还关中， （上见《僧传》。） 后至平城，为太武帝所重。太延中（公元435年至公元439年）卒。 （此据《释老志》。《高僧传》谓为太武帝所杀，并著神异，所载与《志》所言均不合，当是讹传。） 据此则始原亦曾游东北，后乃至平城。依《高僧传》所载，黄龙僧颇多南游。则献文帝之所谓无远不至者，或亦颇有来自东北者也。 （北燕冯氏颇于魏朝宫禁信佛有关，下详。）
北凉沮渠氏，本可谓为佛法之国家。其于元魏释教，尤有密切之关系。《释老志》曰：
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徒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
太武帝在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灭凉。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万户 （或作十万户，见《通鉴考异》。） 于平城。《续高僧传·僧朗传》，谓魏军东归，掳掠沙门与之俱还。其文曰：
释僧朗，凉州人。魏虏攻凉。城民素少，乃逼斥道人，用充军旅，队别兼之。及轒䡴所拟，举城同陷。收登城僧三千人至军，将魏主所，谓曰：“道人当坐禅行道，乃复作贼，深当显戮，明日斩之。”至期，食时，赤气数丈贯日直度。天师寇谦之为帝所信，奏曰：“上天降异，正为道人，实非本心，愿不须杀。”帝弟赤坚王亦同谦请。乃下敕止之。犹虏掠散配徒役。唯朗等数僧别付帐下。及魏军东还，朗与同学中路共叛。 （下略）
按魏太武帝曾遣使求昙无谶。可见其徙沙门至平城，固不必全因僧人曾充军役也。太武献文之世，沙门特知名者有玄高、昙曜、师贤，与元魏佛法之兴衰并有重大关系，则均自凉州至平城者也。
释玄高
《高僧传》曰，释玄高，姓魏，本名灵育，冯翊万年人也。母寇氏，本信外道。始适魏氏，首孕一女，即高之长姊。生便信佛，乃为母祈愿，愿门无异见，得奉大法。母以伪秦弘始三年梦见梵僧散华满室，觉便怀胎，至四年（公元402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内忽有异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儿生瑞兆，因名灵育。时人重之，后称玄高。按寇谦之亦为冯翊万年人，玄高与之同县。而其母又姓寇氏，高本名灵育，又似道教称号，则其母或原奉道者也。
年十二， （约公元413年） 入中常山， （疑中南山之误，中南即终南，在万年县之南。） 坚求出家，改名玄高。出家时，谓有神人迎送。年十五，已为山僧说法，专精禅律。闻关右有浮驮跋陀禅师，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师之。旬日之中，妙通禅法，跋陀称之。按佛陀跋多罗在弘始十三年已离长安南下，其时玄高只十岁。而佛陀跋多罗亦未闻住石羊寺，则此所谓浮驮跋陀者，不悉指何人。若系觉贤，则《高僧传》谓高于弘始四年生，必有误也。 （参看伊藤义贤《支那佛教正史》四八七页）
后高杖策西秦，隐居麦积山。山在天水东南八十里。庾子山作《麦积崖佛龛铭·序》，有“方之鹫岛迹遁三禅”之句，盖陇右之名山也。从高学者百余人。长安释昙弘亦隐于此，均以禅法为业。时西秦乞伏炽槃据陇西，（义熙八年（公元412年）至元嘉四年（公元427年）凡十六年。）称河南王。 （事在义熙十年） 有外国禅师昙无毗，深于禅法，来入其国。玄高率其徒众从之。时河南有二僧，虽形为沙门，而权侔伪相，恣情乖律，颇忌众僧。昙无毗既西返舍夷 （当即迦夷） ，二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 （当即炽槃子慕末） 谗构玄高。摈高往河北林阳堂山。 （不详） 山古老相传云，是群仙所宅。高徒众三百往居山舍，游刃六门 （禅法六妙门） 者百有余人。有十一人备著灵异。中有玄绍，秦州陇西人。即《僧传》长安太后寺慧通之师凉州禅师慧绍。绍后入堂术山蝉蜕而逝。堂术山即小积石山，《水经注》谓相传有神仙往返，盖亦仙山也。 （参看《云笈七籤》二八） 时昙弘法师已往岷蜀行化。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接。弘既至，即言于王，请高还国，崇为国师。后高游凉土，沮渠蒙逊亦相敬礼。时海西有樊僧印，亦从高学。 （《高僧传》作樊会僧印，据《珠林》八十四，“会”字衍。） 印后行化江陵。 （《名僧传抄》有传，僧印原姓樊。） 盖玄高在西北已为禅学之宗师矣。
魏太武帝灭凉，（公元439年）其舅阳平王杜超，请高同还平城，大流法化。太子晃事高为师。晃一时被谗， （《南齐书·魏虏传》，谓为大臣崔氏、寇氏所谮。） 为父所疑，高令作金光明斋七日。太武帝梦其祖及父责问何故信谗。太武帝乃下诏令太子共参国政。 （事在元嘉二十年。《宋书·索虏传》有此诏书，但未言其信谗及感梦事，与《南齐书》及《僧传》所载不同。） 后崔浩 （传原作皓） 寇天师又谮 （传原作赞） 曰：“前梦玄高所为，宜诛之以除害。”太武帝从之。时有凉州沙门慧崇，乃尚书韩万德门师，亦并被幽絷。均以太平真君五年九月十五日被害。 （《广弘明集》所载《释老志》谓“是时太子幽死”，但晃之死在此后七年，其言妄。按道宣于《释老志》原文常加增删，不可为据。《宋书》、《南齐书》虽有太子被杀之说，但均未言与佛教有关系。） 玄高年四十三。 （生于弘始四年） 是岁宋元嘉二十一年也。（公元444年）死时备著灵异云。
按《高僧传》所载玄高为太子作斋事，亦见《南齐书·魏虏传》，但《魏书》、《宋书》均不见录，《通鉴考异》谓应从《魏书》。疑《僧传》所载不全为实录。查太武帝在元嘉十五年已诏罢沙门年五十以下者。 （玄高死时年四十三） 十七年改元太平真君。十九年受寇天师法箓。是在玄高死前数年，太武帝已抑佛尊道，至太平真君五年，其残害益甚。玄高之死无论原因如何，但必为毁法步度之一。《高僧传》言玄高被杀后，又复活，预言大法将灭，实则在当时有识者必已可见及此也。
太武帝毁法
天师寇谦之集道教方术之大成，假托神人，依傍佛典，制作伪经，除去三张之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对于道教徒，加以整齐严肃之戒规与组织，实为道教复兴之功臣。而汉代以来，图谶历数之学颇流行于北方。谦之备悉其术，自称新经应运出世，神人作诰，谓以经付谦之，转佐北方太平真君。其所言与于吉所谓“太平气至，德君将出”之说相似。崔浩明历数，尝论古今治乱之迹，自夜达旦。故深有契于谦之之学。在明元帝之世，谦之已谓浩曰：“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太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而学不稽古，临事暗昧。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浩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 （上见《魏书·浩传》） 按谦之之意，窃三统五德说之余绪，上承汉代之经学，故谓之兼修儒教。夫既以长生仙化之术眩人主，又用继古圣王道统之说，上干拓拔氏之君。其为英武有大志之太武所嘉纳，固不足怪。故崔浩上疏太武曰：“臣闻圣王受命，则有天应。而《河图》、《洛书》皆寄言于虫鱼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笔灿然，辞音深妙，自古无比。 （中略） 今清德隐仙，不召自至。斯诚陛下侔踪轩、黄应天之符也。岂可以世俗常谈而忽上灵之命。”世祖欣然，乃始崇奉天师。 （《释老志》） 后遂改元太平真君。（公元440年）
太武帝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务。太延四年（公元438年）三月癸未，魏主诏罢沙门年五十以下者。《通鉴》胡注云：“以其强壮，罢使为民，以从征役。”按是年魏大举伐柔然。次年远征凉州。胡氏之说，必有所据。又明年而改元为太平真君。又二年而帝备法驾，诣道坛受符箓。是时凉州沙门已来平城。太子晃奉玄高，尚书韩万德师慧崇。然太武帝则已信寇谦之，于崔浩尤言听计从。浩既奉道，以谦之为师，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颇信之。 （《释老志》） 太平真君五年正月戊申，诏王公以下至庶人以私养沙门巫觋于家者皆遣诣官曹。过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门巫觋死，主人门诛。并斥佛教为“西戎虚诞，妄生妖孽”。 （《释老志》载此诏于七年入长安之后。按帝于七年二月乃入长安，而同年正月无戊申，今从《魏书》本纪、《北史》卷二与《通鉴》。） 其年九月而玄高、慧崇被杀。二僧必因是当时佛徒上首而遭难。朝廷排斥佛法，已甚积极。又先是沙门慧始本葬平城城内。至真君六年，制城内不得留瘗，乃葬于南郊之外。其时送者六千余人。中书监高允为之传颂其德迹。 （《释老志》） 按《高僧传》载玄畅本玄高之弟子，值虐虏翦灭佛法，害诸沙门。玄畅乃于元嘉二十二年闰五月十七自平城遁。查真君六年有闰五月，则是年已有害诸沙门之事。 （其翦灭佛法则在明年，《僧传》稍误。） 又同年冬，盖吴谋乱关中。魏主西征。明年（公元446年）二月，帝至长安，在佛寺见大有兵器。帝怒，疑与盖吴通谋。命诛阖寺沙门。阅其财产，得酿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万计，又为窟室以匿妇女。崔浩因说帝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帝从之。寇谦之与浩固争，浩不从。 （《北山录》五亦言谦之谏浩勿诛沙门） 先尽诛长安沙门，焚毁经像。并敕留台下四方，令一用长安法。于是年（公元446年）三月下诏，其文自谓“承天之绪，欲除伪定真， （按浩上《五元寅历表》有曰，“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伪从真”云云。又世传太安二年中岳嵩高灵庙碑，庙系寇天师所奏立。碑文中并有“除伪宁真”及“《河图》授羲，《洛书》授农”诸句。） 复羲、农之治”。此盖自以为继王者之统，用寇、崔之说也。又谓胡本无佛，“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 （元真乃晋竺法深之师，吕伯强未详。根据近人考订，疑即《僧传·康法朗传》之吕韶。） 乞胡之诞言，用《庄》、《老》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此则谓佛非胡神，非所应奉也。诏书末曰：“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时太子晃监国，虽屡谏不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豫闻知，得各为计。沙门多亡匿获免，或收藏经像。唯塔庙在魏境者，无复孑遗。 （上见《释老志》及《通鉴》）
太武毁法，固亦可谓为佛道斗争之结果。但其主动人为崔浩。浩之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读诵。其从弟模，虽在粪土之中，礼拜形像。 （《魏书·浩传》） 其同事高允信佛，时设斋，好生恶杀。早年曾出家为沙门。 （见《允传》） 寇谦之亦不欲毁灭佛教。（据《释老志》谦之本认佛得道，在四十二天。《集古今佛道论衡》载道士郭行真文，谓“陶 （贞白） 、寇 （谦之） 两杰，摄敬释宗，详于梁魏之书”云云。）浩独昌言毁佛，可谓一意孤行也。 （后世佛徒痛恨浩即因此） 盖浩既修服食养性之术，又精汉代以来经术历数之学。深欲帝“除伪从真”，以应新运。毁佛乃与其劝帝改历以从天道， （见本传） 用意相同。据此，毁谤胡神具有张中华正道正统之义，其事又非一简单之佛道斗争也。按南朝佛道之争，纯用笔舌，以义理较长短。北朝则于其开始即用威力，作宗教之斗争。且北魏僧人最早之领袖为习禅之玄高。南重义学，北重实行，于此已见之矣。
昙曜复兴佛法
崔浩于毁法后四年（公元450年）被诛。 （《水经注》谓同年寇谦之所奏造之静轮宫亦毁。） 太武帝颇悔前事， （《僧传·昙始传》。《续传·昙曜传》均有太武帝因白足禅师事而生悔心之说。但证以《释老志》，其事不确。） 但已行，难修复。太子晃潜欲兴之，而未敢言 （《释老志》） 。又明年，太子薨。又一年（公元452年）太武被弑。计终帝之世，法废积七年。然禁稍宽弘，笃信之士，得密奏事。 （《释老志》） 至文成帝 （晃之子） 即位，佛法又兴。主其事者为沙门师贤与昙曜。盖仍均原从凉州来者。
《高僧传·玄高传》云：“凉沮渠牧犍时有沙门昙曜，亦以禅业见称，伪太傅张潭伏膺师礼。”此昙曜当即魏世复兴大法之沙门。道宣作传，谓未知为何许人，实则来自凉州也。《释老志》称其有操尚，为太子晃所知礼。佛法之灭，沙门多以余能自效，还俗求见。曜誓欲死守。太子再三亲加劝喻，仍密持法服器物，不暂离身。闻者叹重之。按文成帝即位时，年只十二岁。其父晃奉佛虔至。文成帝原必亦常得见玄高及昙曜等。即位约一年，即下诏复佛法。年甚幼而作巨大之兴革，必其左右之大臣及与接近之僧人所主张，昙曜亦或与有力也。 （《释老志》谓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奉命赴京。是曜早受知于文成帝之证。） 文成帝诏书 （《释老志》） 盛称释迦如来之化，而于太武毁法，则归过于有司之失旨。令得听性行素笃出于良家者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是时为兴安元年（公元452年）十二月。天下承风，朝不及夕。毁坏图寺，仍还修复。佛像经论，又得再显。 （《释老志》）
沙门师贤者，本罽宾国王种人。少入道，东游凉州。凉平，赴魏京。罢佛法时，师贤假为医术还俗，而守道不改。于复法日，与同辈五人反为沙门。帝亲为下发。师贤为道人统。贤于和平初（公元460年）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帝师事之。 （《释老志》） 师贤、昙曜并为僧统，于丧灭之余，召集流亡，必多有尽力也。《高僧传》谓有僧周者，常在嵩山头陀坐禅。及灭法，乃与数十人入距长安西南四百里之寒山。及永昌王镇长安，奉旨复法。闻周名，迎之。周令弟子僧亮应命。于是修复故寺，延请沙门。关中大法更兴，亮之力也。按昙曜以禅业见称，师贤以医术行世，僧周头陀坐禅，均为文成帝世之主要人物。 （《释老志》谓时有道进、僧超、法存等并有名。三人未详。但《僧传·昙无谶传》，有道进善禅法。又《法朗传》谓有师法进，亦似业禅。或亦即道进。又《僧传》有《法进传》云：“法进或曰道进”，当均为同一人。） 则北魏佛法在复兴后之性质，可以推知也。
北朝上下之奉信，特以广建功德著称。文成帝即位元年诏有司为石像。兴光元年（公元454年）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 （级原作缎） 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丈六，都用赤金二万五千金。太安初（公元455年）有师子国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师。又沙勒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和平初昙曜为沙门统，白帝于京西武州塞辟凿石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时。 （《释老志》） 献文、孝文常驾幸此山石窟。武州塞之最高峰名云岗。昙曜所凿造，即今日世界驰名之大同云岗石窟也。按据近人考证，在此前，凉州鸣沙山已大规模开山造像。凉州僧人移于平城，其中当不乏善工艺者。武州造像，必源出凉州，且昙曜亦来自凉土，开窟又为其所建议。凉州佛教影响于北魏者，此又一大事也。
但昙曜于复兴佛法要以在经济上最著功绩。《释老志》曰：
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洒扫，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郡矣。
按《魏书·术艺传》云，蒋少游“见俘入平城，充平齐户”。又《崔道固传》，“徙青齐士望共道固守城者数百家于桑乾，立平齐郡于平城西北北新城”。则平齐户者，乃讨平青齐，用所徙民以充之 （并立郡） ，故有此名。又按《释老志》高肇奏云：“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则上文所谓“诸民”中有凉州徙来之民。大概昙曜所奏请充僧祇户者多魏平诸国之俘虏。而佛图户则品格更卑，为犯重罪者及官奴。 （犯重罪者充佛图户，自赦免其罪。） 僧祇户原所以赈济饥荒，且为僧伽之共有财产。 （《释老志》高肇奏云：“依内律，僧祇户不得别属一寺。”） 但其后冒滥，僧人诛求无厌，且用以谋私利。然昙曜于寺院毁灭之后，谋经济权之确定，其于复兴必助益不少也。 （参见《东洋史研究》二卷二号塚本善隆论文。）
《释老志》云：“昙曜又与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 （此人不详） 译出新经十四部。”按《房录》著录昙曜译有三部， （谓在和平三年于石窟寺内译。据此则石窟寺和平三年前已工毕。） 吉迦夜译有五部， （孝文帝延兴二年为昙曜译于北台） 前后共只八部。此中曜译有《付法藏传》四卷。吉迦夜又译有《付法藏因缘传》六卷，《房录》等谓与曜译者不同。《房录》云：
昭玄统沙门释昙曜慨前陵废，欣今载兴。故于北台石窟寺内集诸僧众，译斯传经，流通后贤，庶使法藏住持无绝。
按太武帝毁法之时，诬言佛法本是虚诞，胡无此教，乃汉人之无赖者所伪造。昙曜于大法再兴之后，乃译《付法藏传》以明释教之传来历然可考。而且不数年中，吉迦夜又为曜重译之。盖皆意在昭示传灯之来由，而“庶使法藏住持无绝”也。
北魏诸帝与佛法
北魏诸帝，虽渐被华化，然其奉佛则与中国南方之君主不同。景穆 （太子晃） 、文成父子所交游者为禅师，大修功德以求福，与同时之宋文帝能辩论佛义者自异其趣。文成崩御，子弘嗣立，是为献文帝。相传宋孝武帝大明四年， （《释老志》作文成帝太安末，误。） 建业中兴寺设斋，有一沙门容止独秀，举众莫识。问之，答言“从天安来”。言讫忽然不见。 （事详《高僧传·道温传》，《宋书·天竺传》，《珠林》卷十七。） 其后七年 （原作六年，误。） 而献文帝践祚，改元天安。 （上见《释老志》） 盖自以继天安人自许，并引南朝神话自重也。帝于平城起永宁寺，构七级浮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 （《水经注·漯水篇》云：“工在寡双。”） 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又构三级石浮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 （《水经注》云：“三层浮图真容，鹫架悉结石也。装制丽质，亦尽美善也。”） 献文帝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在位六年而禅位于太子宏。诏书自谓希心玄古，志存澹泊。移居于北苑崇光宫， （《水经注《云：“崇光宫为献文帝为太上皇所居之故宫。”） 览习玄籍。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岩房禅堂，禅僧居其中。 （《释老志》） 按献文于天安元年亲受道箓。 （《通鉴》云：太平真君以后，魏帝均受道箓。） 高允《鹿苑赋》 （载《广弘明集》） 叙帝之志愿，有云：“资圣王之远图，岂寻常以明教，希缙云之上升，羡顶生之高蹈。”帝盖希求鼎湖仙去，故尔弃位，其所信并不专在佛教。但因信道而至于禅位，则其对宗教之热情，似又非南朝帝王爱好玄理者所可比也。
然《释老志》云：“献文帝览诸经论，好《老》、《庄》，每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与论理要。”或帝于佛道理论，亦有兴趣。但确于佛义有研求提倡者，北魏终当推孝文帝。其父献文及祖母文明太后并崇佛，故帝早受熏陶。即位后，整饬僧纲 （下详） ，并建功德。令昙曜于济州迎灵像于永宁寺设斋。 （《释老志》） 立思远寺。 （见志及本纪） 诏诸鸷鸟伤生之类宜放之山林。为太后起塔，罢鹰师曹，以其地为报德佛寺。 （见《文明皇后传》，参看《释老志》。） 具见奉信之诚。帝善文学，雅好读书，博览经史，并能讲说。 （《魏书·韦缵传》云：“高祖每与名德沙门谈论往复。缵掌缀录，无所遗漏。”） 善谈《老》、《庄》，尤精释义。 （本纪） 太和三年，幸永宁寺，设会行道听讲，命中秘二省与僧徒讨论佛义。（《魏书》二十四云，高祖闻崔僧渊知佛经，善谈论。敕以白衣入听于永乐经武殿。）诏于罗什法师之常住寺建三级浮图，并访其后胤。迁洛后屡诣金墉城西王南寺，与沙门论议，因此于城开一新门。 （《伽蓝记》） 《释老志》云：“其时沙门道顺、慧觉、僧意、慧纪、僧范、道弁、惠度、智诞、僧显、僧义、僧利并以义行知重。”
诸僧中道顺、慧觉、 （按出《贤愚经》者有慧觉，或即此人。） 僧范、智诞、僧利均不详。僧显为方山思远寺主，孝文以之为沙门统，继昙曜之后。 （据《广弘明集》载有孝文《岁施道人应统帛诏》，应统亦帝世沙门统。） 僧义为平城皇舅寺主， （寺见《水经注》） 孝文敕为都维那。 （上见《广弘明集》孝文帝诏书） 僧意住泰山朗公谷山寺，贞确有思力，每登座讲说，辄天花散于法座。 （详《续僧传》） 道弁《续高僧传》作道辩，曾注《维摩》、《胜鬘》、《金刚》、《般若》，撰《小乘义章》六卷，《大乘义》五十章，及《申玄照》等。并欲广注众经，未果。魏有经《大法尊王》八十余卷，辩知其伪，集而焚之。虽耳聋，但对孝文，不爽帝旨。初住北台，后随南迁。剖定邪正，开释封滞，是其所长，确为一义学僧人也。慧纪 （亦作记） 与道登、昙度， （当即上文所引之惠度，《续僧传·道登传》作法度。） 同受学于僧渊。渊为罗什门下彭城僧嵩之弟子。嵩精于《成实》、《毗昙》二论，原信《大品》，后乃信《涅槃》。 （据《中论疏》所载） 渊受二小乘论于嵩，慧解之声，驰于遐迩。慧纪通数论，曾讲经于鹿苑。 （当即献文帝所住地） 逝世后，孝文帝下诏为之施帛设斋。 （上详《广弘明集》孝文诏书） 道登为孝文之师，善《涅槃》、《法华》及《成实》、《胜鬘》，孝文重之，常与谈论。 （《释老志》及《灵微志》。《南齐书》四十五《遥昌传》。） 太和二十年卒，帝哭之，为之施帛设斋。 （《释老志》） 昙度受渊之《成实》，兼善《涅槃》、《法华》、《维摩》、《大品》。亦为孝文所重。在北方大开讲席，听者千余，所撰《成实义疏》八卷，盛行北土。 （《僧传》本传。按嵩、渊、纪、登、度均彭城僧。又《广弘明集》载孝文赠徐州僧统、僧逞帛诏。徐州名僧甚多，乃当时佛法之中心。） 盖魏之义学如《成实》、《涅槃》、《毗昙》均导源于孝文帝之世。 （关于《成实》、《涅槃》在北方之发展，另详之。） 北方义学沈寂于魏初者，至此经孝文之诱挹，而渐光大也。孝文帝尝为佛陀禅师 （《释老志》作跋陀） 于嵩山立少林寺。佛陀禅师有弟子慧光，尤为魏末义学之大师。又有惠猛法师，亦义学僧。孝文帝与之清谈移日，后受宣武帝之知遇。 （《陶斋藏石记》九碑文并跋。）
《广弘明集》载孝文帝《听诸法师一月三入殿诏》，可见北魏诸帝提倡义学实始于孝文。其文有曰：
先朝之世，经营六合，未遑内范，遂令皇庭阙高邈之容，紫闼简超俗之仪，于钦善之理、福田之资良为未足。将欲令懿德法师时来相见，进可餐禀道味，退可光饰朝廷。其敕殿中听一月三入。
同书又载有《令诸州众僧安居讲说诏》。文有曰：
可敕诸州令此夏安居清众，大州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任其数处讲说。皆僧祇粟供备。若粟鲜徒寡，不充此数者，可令昭玄量减还闻。其各钦旌贤匠，良推叡德，勿致滥浊，惰兹后进。
孝文提高僧人学识之热心，于此可知矣。
孝文以后，北魏义学僧人辈出，朝廷对于译经求法讲论均所奖励。宣武帝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名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 （见《释老志》。又本纪云：“永平二年十一月，帝于式乾殿为诸僧群臣讲《维摩经》。”又云：“帝尤长释氏之义，每至讲论，连夜忘疲。”又卷七十二云：“世宗委任群下，不甚亲览，好桑门之法。”） 魏自太武帝，兵威甚盛，西域畅通。天竺于宣武世数来朝贡。天竺有沙门昙摩流支在景明正始年中在洛阳为宣武帝译经三部。 （《房录》） 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二天竺僧亦系于宣武帝世至洛，为魏代译人之重镇。当译《十地经论》时，帝亲御大殿笔受，一日后乃付沙门毕其功。
晋末宋初，北方佛法三宝兴隆之地当推凉、燕。 （已见前） 其时据在幽燕者为冯氏。 （史称为北燕） 冯跋与弟弘相继为王。弘有子朗，朗为魏臣，坐事诛。有女入宫掖，后为文成帝皇后，即文明太后也。后曾立思燕佛图于龙城。其兄熙信佛法，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 （《水经注》言平城有皇舅寺，即熙所建。） 写一十六部一切经。延致名德沙门，日与讲论，精勤不倦。所费亦不赀。而在州营塔寺，多在高山秀阜。 （详《魏书》本传） 熙有二女，并曾为孝文皇后。姊即幽皇后。尝出家为尼。妹被废，为练行尼，终于瑶光寺。魏世宫闱佛法之盛，盖必得力于燕之冯氏也。瑶光寺乃宣武帝所立。《伽蓝记》云：
椒房嫔御，学道之所。掖庭美人，并在其中。亦有名族处女，性爱道场，落发辞亲，来依此寺。屏珍丽之饰，服修道之衣，投心八 （原作“入） 正，归诚一乘。
计自孝文皇后冯氏以后，出家为尼居瑶光寺者，尚有宣武皇后高氏，孝明皇后胡氏。 （俱见本传） 而与佛法最有关系者，为宣武灵皇后胡氏。 （其父国珍奉佛事，见《魏书》本传。） 胡太后以孝明帝即位之初，临朝称制，专权十有余年。性聪悟，有才艺。有姑为尼，颇能讲道。后幼相依，略得佛经大义。 （见本传） 在后之世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在洛译经。而般若流支、毗目智仙亦于是时至洛阳。 （见《开元录》） 诏处菩提流支于永宁寺， （胡后立） 四事将给。七百梵僧，敕以流支为译经之元匠。盖自宣武帝以来，西方僧人来者日众，宣武帝曾造永明寺以居之。 （《伽蓝记》） 孝明帝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十一月冬， （《魏书·释老志》作熙平元年，《西域传》作熙平中，此从《伽蓝记》。） 太后诏遣沙门慧生使西域，采求佛经。同行者有宋云。 （《西域传》言尚有王伏子统及沙门法力） 正光二年（公元521年）二月 （志作三年冬。） 还京师，所得经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同时有沙门道药 （一作荣） 亦至西域。 （上见《伽蓝记》） 盖译经求法之风，自是时而又盛。
魏世诸王亦多有奉佛者。如城阳王徽、 （舍宅为宣忠寺） 广陵王恭、 （即前废帝，曾住龙华寺。） 高阳王雍、 （《续传·法建传》，雍作邕。） 彭城王勰、 （立明悬尼寺） 北海王详、 （立追圣寺） 清河王怿、 （立景乐、冲觉、融觉诸寺。） 汝南王悦、 （与怿同敬事法贞，见《续传》。） 广平王怀， （立平等、大觉二寺。） 均或曾立寺 （《伽蓝记》） ，或与僧人交游。《北史》谓彭城王勰死，景明、报德寺僧鸣钟欲饭，忽闻勰薨，二寺一千余人皆痛，为之不食。其与僧人之交情可想。但诸王罕知义学，不能谈理。《北史》谓汝南王悦好读佛经，然又记其好左道。则诸王于佛教可知多偏于信仰也。北魏臣工自诸王以下，以至阉宦、羽林、虎贲等，多舍宅立寺。 （见《伽蓝记》。又胡太后时刘腾，《魏书》谓有五寺修建，皆其所主持。刘不解书，仅能署名，其奉佛动机可以想见。唐法琳《辩正论》，详列北朝臣下，谓其信佛，并盛称其文学德操。不尽可信，兹不采录。） 学士文人与佛法在义理上之结合，初实不多见。至宣武帝胡太后时，始有崔光、王肃、王翊、孟仲晖、冯亮、裴植、裴粲、徐纥，均文士学人而奉佛法。 （《伽蓝记》谓常景受敕为永宁寺碑，邢子才为景明寺碑，二人虽以文名，但其奉佛否不明。） 光好学，孝文帝称之为“今日文宗”，崇信佛法 （《伽蓝记》谓其施正始寺钱四十万） ，礼拜读诵，老而愈甚。沙门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译经，光常笔受。《十地经论》笔受后，并为《序》文。沙门朝贵，请讲《维摩》、《十地》，听者数百人。为二经作《疏》，识者知其疏略。 （光有弟出家为僧，名惠顺，见《续传》。光弟敬友，精心佛道，日夜诵经。从弟长文，亦读佛经，俱见《魏书·光传》。） 肃涉猎经史，于洛阳造正觉寺。 （《伽蓝记》） 翊好学，有文才，舍宅为愿会寺。 （《伽蓝记》） 孟仲晖志性聪明，学兼释氏四谛之义。穷其旨归，常与沙门谈论。时号为玄宗先生。 （详《伽蓝记》） 冯亮博览诸书，笃好佛理。宣武帝令侍讲《十地》诸经。 （详《魏书》九十） 裴植少而好学，览综经史，尤长释典，善谈义理。死时遗命以沙门礼葬。弟粲好释学，亲升讲座。虽持义未精，而风韵可重。 （均见《魏书》本传） 徐纥少好学，有名理，颇以文词见称。时与沙门讲论，或通宵达旦，而心力无怠。 （《魏书·恩幸传》） 按魏世朝臣奉佛者固不少，然自高允以后，以文学见知而信法者，亦只此数人。而此中崔光之祖与父，均仕于刘宋。光十七岁乃来北方。王肃、王翊乃王导后裔，均年长归顺魏朝。冯亮本在南方，为魏人虏获，后乃隐居嵩山。裴植先亦仕于江南，弟粲当亦来自南方。 （上俱见本传） 则此六人以文士而信佛，并谈义理，虽不必精深，固仍袭南朝之风也。
自孝文帝提倡义学以还，至宣武、孝明之世，而译经讲论之事颇盛。然朝廷上下之奉佛。仍首在建功德，求福田饶益。故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力，为北朝佛法之特征。世宗于恒农荆山造珉玉丈六像一，永平三年冬迎置于洛滨之报德寺，帝躬致敬。 （《释老志》） 又立瑶光、景明、永明诸寺。瑶光寺有五层浮图，去地五十丈，尼房五百余间。景明寺处形胜之地，有一千余间。复殿重房，交疏对轓。青台紫阁，浮道相通。虽外有四时而内无寒暑。房檐之外，皆是山池。松竹兰芷，垂列阶墀。含风团露，流香吐馥。正光中胡太后造七层浮图一所，去地百仞。 （《释老志》谓此寺浮图为永宁之亚） 永明寺，宣武帝为外国沙门立。房庑连亘一千余间，居百国沙门三千余人。 （上均见《伽蓝记》） 及至孝明帝熙平元年，胡太后立永宁寺于洛阳城内。 （此寺乃准平城之永宁寺而建。按《释老志》任城王澄奏引孝文都城制曰，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则孝文已有此计画。） 中有九层浮图，去地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上有金铎一百二十，金铃五千四百枚。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耳。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中有丈八金像一，中长金像十，绣珠像三，织成五躯，作功奇巧，冠于当世。僧房楼观，一千余间。常景碑云：“须弥宝殿，兜率净宫，莫尚于斯也。” （详《伽蓝记》） 又宣武帝景明初，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刘腾 （腾亦曾为长秋卿，见《伽蓝记》。） 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 （《释老志》） 此龙门造像，其石工之伟大，与永宁浮图土木之壮丽，在中华均首屈一指。北方帝王奉佛之虔至，求福之热诚，诚亦有异于南朝也。
正史中，虽未记洛都帝王常开法会。但《伽蓝记》景明寺条下有曰：
时 （宣武帝） 世好崇福。四月八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光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时有西域胡沙门见此，唱言佛国。
按姚秦时罗什于长安传法译经，时人叹美，几比之祇洹之集。 （僧肇《致刘遗民书》） 今此胡僧睹洛中法事而唱言佛国。言虽差同，而所称美者殊异。观于此而二代奉佛性质之殊异，与北方释教之变迁，可以推知也。
北朝造像
北朝法雨之普及，人民崇福之热烈，可于造像一事见之。北朝造像，以龙门云岗为最大。而在北齐幼帝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即所谓天龙山造像，亦均与伊阙武州齐名。此皆竭国家之力，惨淡经营。其时人民立塔造像，风尚普遍。经晚近所发现者，所在皆有。其宗旨自在求福田利益：或愿证菩提，希能成佛；或冀生安乐土，崇拜弥陀；或求生兜率，得见慈氏 （弥勒） 。或于事先预求饶益；或于事后还报前愿 （《镇池寺李磨侯造像记》） 。或愿生者富贵 （《边定定造像题字》） ；或愿出征平安 （《北海王元祥题记》、《尼法光题记》等） ；或愿病患除灭 （《比丘惠鉴题记》） ；以至因“身常瘦弱，夙宵喑喑”，而雕造七佛徒众 （《僧渊造像记》） 。或一人发心，独建功德；或多人共同营造，于是题名，有自数人至数十人，乃至三百余人者。 （参看叶昌炽《语石》） 在已通行金石书所载造像记，已称极多。至于近今发现而未著录者，尤不知凡几。若能搜齐其文，研求其造像之性质。 （如弥勒弥陀等崇拜，年代上及地域上之分布等。） 则于北朝宗教之了解所得必不小也。今仅录王昶《金石萃编》北朝造像诸碑总论于下：
按造像立碑，始于北魏，迄于唐之中叶。大抵所造者释迦、弥陁、弥勒及观音、势至为多。或刻山崖，或刻碑石，或造石窟，或造佛堪， （或作龛，或作碪。） 或造浮图。其初不过刻石，其后或施以金，涂彩绘。其形模之大小广狭，制作之精粗不等。造像或称一区 （或作 ，或作躯） ，或称一堪，其后乃称一铺。造像必有记。 （记后或有颂铭） 记后题名。昶所得拓本，计自北魏至惰，约百余种。则其余之散轶寺庙塔院者，当不可胜纪也。尝推其故。盖自典午之初，中原板荡。继分十六国，沿及南北朝魏齐周隋，以迨唐初，稍见平定。旋经天宝安史之乱，干戈扰攘。民生其间，荡析离居，迄无宁宇。几有“尚寐无讹”“不如无生”之叹。而释氏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上升兜率天宫之说诱之。故愚夫愚妇，相率造像，以冀佛佑。百余年来，浸成风俗。释氏谓弥陁为西方教主，观音势至又能率念佛人归于净土，而释迦先说此经，弥勒则当来次补佛处。故造像率不外此。综观造像诸记，其祈祷之词，上及国家，下及父子，以至来生，愿望甚赊。其余鄙俚不经，为吾儒所必斥。然其幸生畏死，伤离乱而想太平，迫于不得已，而不暇计其妄诞者。仁人君子，阅此所当恻然念之，不应遽为斥詈也。考造像之人官职姓氏地名有资考证者，悉已分疏本条。其称谓之无关典实，而散见各碑者，今更汇录于此。凡造像之人，自称曰佛弟子、正信佛弟子、清信士、清信女、优婆塞、优婆夷。凡出资造像者，曰像主、副像主、东西南北四面像主、发心主、都开光明主、光明主、天宫主、南面北面上堪中堪像主、檀越主、大像主、释迦像主、开明像主、弥勒像主、弥勒开明主、观世音像主、无量寿佛主、都大檀越、都像主、像斋主、左右葙斋主。造塔者曰塔主。造钟者曰钟主。造浮图者曰东面西面南面浮图主。造灯者曰登 （同灯） 主、登明主、世石主 （未详） 。劝化者曰化主、教化主、东西南北面化主、左右葙化主、都化主、大都化主、大化主、都录主、坐主、高坐主。邑中助缘者曰邑主、大都邑主、都邑主、东西面邑主、邑子、邑师、邑正、左右葙邑正、邑老、邑 （疑同胥） 、邑 （疑同谞，亦同胥） 、邑政 （疑同正） 、邑义、邑日 （未详） 、都邑、忠正、邑中正、邑长、乡正、邑平正、乡党治律 （并未详） 。其寺职之称曰和上、比丘、比丘尼、都维那、维那、典录、典坐、香火、沙弥、门师、都邑维那、邑维那、行维那、左右葙维那、左右葙香火。其名目之繁如此。撮其大凡，以广异闻。而造像题记之梗概备于此矣。入唐以后，不复赘论云。
北魏寺僧数目
魏自文成帝复兴佛法以后，僧人寺庙数目，代有增加。兹依《魏书·释老志》所载，列表于下：
北魏僧尼之激增，亦可于出家人数知之。自文成帝复兴佛法，限制出家人数，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 （时在公元452年） 其后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诏限每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大州准一百人，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出家。至胡太后擅政，熙平二年（公元517年）令年常度僧依限大州应百人者，州郡于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统 （州沙门统） 维那与官选充。若无精行者，不得滥采。由此言之，则文成之制实未奉行，故孝文又令限止，而孝文之法亦未遵行，故胡太后又申前制，并禁私度。而其后僧数复大增，则朝廷禁令可谓等于虚设也。
朝廷限制出家乃惧其冒滥。然提倡大法之政策则历代不变。孝文帝承明元年于平城永宁寺设大法供，度良家男女为僧尼者百有余人 （《释老志》） 。又京兆王子太兴愿入道，请舍王爵为沙门。表十余上，乃见许。时孝文南讨，在军诏太子于四月八日为之下髮。 （详《魏书》十九） 孝文既亲度僧尼，则其余宣武胡太后以及王公大臣等之度人者，自必大有其人。平民私行出家者，自更不知凡几。盖度人为僧，本为功德。故信教之徒努力为之，自不知其于国计民生有大害也。
北方造寺之风亦盛。孝明时官私寺塔，其数已甚众。而至魏末，天下丧乱，京邑第舍，大略为寺。 （《释老志》） 杨衒之《伽蓝记序》记其盛况曰：
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
《释老志》任城王澄奏疏中有曰：
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梵唱屠音，连檐接响。象塔缠于腥臊，性灵没于嗜欲。真伪混居，往来纷杂。下司因习而莫非，僧曹对制而不问。其于污染真行，尘秽练僧。熏莸同器，不亦甚欤！
京城已外，州镇寺庙亦侵夺民居，广占田宅。史称冯熙一人于州郡造寺有七十二所，则天下立寺之多，可以知也。
北朝对于僧伽之限制
南朝佛法以执麈尾能清言者为高。其流弊所极，在乎争名，而缺乏信仰。北朝佛法，以造塔像崇福田者为多。其流弊所极，在乎好利，而堕于私欲。盖北朝上下，崇法未尝不热烈，其信仰亦不可谓不真诚也。但通常事佛，上焉者不过图死后之安乐，下焉者则求富贵利益，名修出世之法，而未免于世间福利之想。故甚者贪婪自恣，浮图竟为贸易之场 （如僧祇粟之诛求） ；荡检逾闲，净土翻成诲淫之地 （参看《伽蓝记》叙瑶光寺事） 。究其原因，皆由其奉佛之动机在求利益。信教虽或虔至，但终含商业性质。印度古婆罗门教特重祠祀，但终为“给我我则给汝” （我谓天神，汝指崇拜者。） 之宗教。于是其僧人道德渐坏，至专在金钱中讨生活。此所以释迦世尊出世痛斥为“邪命自活”者也。北朝佛教之性质，准此可知。其建筑之伟，造像之多，一方固可表现宗教之热情，但一方亦可窥见其目的专在功德利益之希冀。夫北朝禅法盛行禅定，本所以修心，而终未见当日佛子均能净行精进。嵩山为北朝禅法之重心，而距此咫尺之洛都，其僧人之秽德已彰闻于时人之记载。 （如《释老志》载洛中寺院情形） 则其流风之坏，可以惊也。
宗教既以利诱人，于是出家者若鹜。剃落名为功德，于是私度者乃如鲫。北魏对于度僧常有限制，而究不能禁绝。胡太后于熙平二年下令详定规律。有曰：
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诸王及亲贵亦不得辄启请。有犯者以违旨论。
又曰：
自今有一人私度，皆以违旨论。邻长为首，里、党各相降一等。县满十五人，郡满三十人，州镇满三十人，免官。僚吏节级连坐。私度之身，配当州下役。
诏令虽严。然《释老志》云当时法禁宽褫，实不能改肃也。
僧祇粟本意用以饥年拯济灾民，但其后渐得为僧人享受。如孝文帝下诏，令诸州僧人安居讲说，曾许以僧祇粟供给。 （已见前） 其后僧祇粟当渐为僧人所私有。宣武帝永平二年沙门统惠深上言有曰：
僧尼浩旷，清浊混流。不遵禁典，精粗莫别。辄与经律法师群议立制。诸州镇郡维那、上座、寺主，各令律戒自修，咸依内禁。若不解律者，退其本次。又出家之人，不应犯法，积八不净物。 （依律，八不净者，一田园，二种植，三谷帛，四畜人仆，五养禽兽，六钱宝，七褥釜，八象金饰床及诸重物。） 然经律所制，通塞有方。依律，车牛净人，不净之物，不得为己私蓄。唯有老病年六十以上者，限听一乘。又比来僧尼或因三宝出贷私财缘州外。
至永平四年，宣武帝下诏痛论僧粟之冒滥。有曰：
僧祇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 （由此可见僧人可取粟自用。） 民有窘敝，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
诏定此后可令刺史共加监括，脱有冒滥，依律治罪。又同时尚书令高肇上疏曰：
谨案故沙门统昙曜，昔于承明元年奏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立课积粟，拟济饥年，不限道俗，皆以拯施。又依内律，僧祇户不得别属一寺。而都维那僧暹、僧频等进违成旨，退乖内法。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致使吁嗟之怨，盈于行道。弃子伤生、自缢溺死五十余人。岂是仰赞圣明慈育之意，深失陛下归依之心。遂令此等行号巷哭，叫诉无所。至乃白羽贯耳，列讼宫阙。悠悠之人，尚为哀痛。况慈悲之士，而可安之。请听苟子等还乡课输。俭乏之年，周给贫寡。若有不虞，以拟边捍。其暹等违旨背律，谬奏之愆，请付昭玄，依僧律推处。
帝可其奏。但于暹等则特原之。 （上均见《释老志》）
僧徒游手而得衣食，又可托名三宝，经营私利。出家者动机因之不纯洁。而且一为僧徒，即可避租税力役，故天下愈乱，则出家者益众。此又非仅世乱则迷信以求福田也。故正光（公元520至524年）以后，国家多事，官役至繁，遂令编民相率入道。出家之猥滥，史官叹为前所未有。 （《释老志》） 延及周齐对峙，北方连年构兵，而佛徒又大增。齐都邺城，寺至数千。周武毁法，僧人还俗者三百万。世乱而出家愈多，其故可知。且出家不但为避役之方。而僧人用内律，非全依国法。 （下详） 寺院幽深，又可以藏奸宄。 （如太武帝在长安寺搜得兵器） 僧徒猥滥，更可以朋比匪人。故寺院纪纲之败坏者，甚至可以为逋逃之薮。作奸谋乱者且得挟宗教之威力，并以邪说左道蛊惑愚民。因而变祸叠起。此虽由于政治之腐败，经济之崩坏，但亦由于宗教本身原不健全也。兹依《魏书》所载，列沙门谋叛者于下：
孝文帝延兴三年（公元473年）十二月，沙门慧隐谋反，伏诛。 （见本纪，下同。）
孝文帝太和五年（公元481年）二月，沙门沙秀谋反，伏诛。三月诏曰：法秀妖诈，常妄说符瑞。 （九年正月禁图谶，谓为妖妄所凭，留者以大辟论。） 乱平，或欲诛道人，以冯太后之言而止。
孝文帝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五月，沙门司马惠御自言圣王，谋破平原郡，擒获伏诛。
宣武帝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正月，泾州沙门刘惠汪聚众反。诏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之。
宣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二月，秦州沙门刘光秀谋反，州郡捕斩之。 （同年十二月王敞谋反伏诛，事连嵩山中沙门，见《魏书》九十。又次年五月诏禁天文之学。）
宣武帝延昌三年（公元514年）十一月，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反，自号净居国明法王，州郡捕斩之。
孝明帝即位之年 （延昌四年，公元515年） 六月，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法庆既为妖幻，遂说渤海人李归伯合家从之，招率乡人，推法庆为主。法庆以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乘”。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识，唯以杀害为事。于是聚众杀阜城令，破渤海郡，杀害吏人。 （《魏书》十九） 诏元遥攻讨之。
宣武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正月，“大乘”余贼复相聚结攻瀛州，刺史宇文福讨平之。 （五月，重申禁天文之法。）
计在四十余年中，沙门谋乱者八次。 （熙平以后未见沙门叛乱者，疑因天下变乱，奸宄之人另有所归。） 大概系托名佛教，实行邪术。 （北魏禁图谶天文，疑并因此。） 此虽非佛法流毒，然僧人之冒滥，可谓至极矣。
北朝帝后，虽多奉法，然因僧伽之腐败，不能不加以限制。孝文帝励精图治，故于整饬僧纪极为注意。其即位之明年（公元472年）四月，下诏沙门不得浮游民间。 （本纪及《释老志》） 文略曰：
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稽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
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冬，有司承旨，奏因愚民侥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其无籍僧尼，罢遣还俗。而道行粗者，无论有籍无籍，齐还归齐民。计罢遣者诸州僧尼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先是魏朝已立有僧禁，至太和十七年帝因其欠详，乃与沙门统僧显等依正典，共立僧制四十七条。 （《初学记》二十三载有诏书，参看《释老志》。） 其后宣武胡太后对于出家立寺亦有限制。但终魏朝颇未见奉行也。
魏初京内立道人统。文成帝时改为沙门统，亦有都维那。诸州似亦有僧统、维那。《释老志》曰：魏先立监福曹，孝文帝时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官属者为沙门统 （故《僧传》常称为昭玄统） 、都维那 （有照玄都维那，《惠猛法师碑》可证。照与昭通。） 等。于是僧尼有专官。宣武帝永平元年（公元508年）秋，诏曰：
缁素既殊，法律亦异。故道教彰于互显，禁劝各有所宜。自今以后，众僧犯杀人以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以内律治之。
其明年，沙门统惠深上言，令僧尼戒律自修，咸依内禁。又言外国僧无道行，若不还本国，依此僧制治罪。其后高肇请以都维那僧暹付昭玄依僧律推处。任城王澄奏言擅造寺者，须依僧制，按法科治。据此则僧人犯罪，自专用僧人戒律， （上所谓僧制者，或即孝文帝之僧制。但孝文亦系依内典立制。） 不受国法之惩治。其最大之刑罚，无非为摈诸僧伽之外。 （即令还俗） 在性情惇良者，僧戒固已足用。而桀傲者，其法未必能惩劝。按沙门统惠深上疏，曾言僧尼之法不得为俗人所使，若有犯者，还配本属。据此，俗人当因僧法较国法为轻，故愿受僧律处罚，而逃避国家法律也。
北朝竞崇功德，出家可避租课官役，好人又藏身于僧法之下。于是出家者日众，而立寺者亦多。灵太后时，民多绝户而为沙门。 （《魏书》五十三） 三五少僧，即得共立一寺。 （任城王澄奏疏） 孝文帝迁都洛阳，定制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迨景明之初，（公元500年）微有犯禁。宣武帝虽亦发明旨令城内不得造立浮图僧尼寺舍，其实城内仍有营造。正始三年（公元506年）沙门统惠深上言，已营之寺，不忍毁弃，求自今以后，乃不听立。于是诏书乃不奉行，后来私谒，弥以奔竞。永平二年（公元508年），深等复立条制，启云：自今以后，欲造寺者，限僧五十以上。违者摈出外州。但其后十年，私营转盛，罪摈之事，寂无所闻。至神龟元年（公元518年）任城王澄乃令检括计都郭之内寺舍，数乘五百。上疏极言其弊，谓“自迁都已来，年蔪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寺僧混杂为变乱 （如法秀、法庆。） 之源，不可不慎。僧人屡违明诏：“岂非朝格虽明，恃福共毁。僧制徒立，顾利莫从者也。”盖僧人外托崇福，内实图利。故立寺频繁，不可遏止。任城王虽详定规制，朝廷并可其奏，未几，天下丧乱，加以河阴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宅为寺，洛都第舍，略为寺矣。前日禁令，不复行也。
东方佛法与经学
魏末孝庄、节闵、孝武诸帝，享国日浅，祸乱相寻。至孝静帝立，而魏分东西。（公元534至535年）高欢迁孝静帝都于邺。洛中诸寺，僧尼亦与俱徙。 （《伽蓝记》） 臣民多擅舍宅地，任立新寺。至元象元年（公元538年）秋，特下诏禁止，并令天下不得立新寺。但其后三年，又诏以邺城旧宫为天平寺。 （《释老志》） 可见虽经丧乱，立寺之风犹盛。北齐篡位，（公元550年）仍都于邺。其诸帝对于佛法，仍循前规。《隋书·百官志》云：北齐置昭玄寺，掌诸佛教，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亦置功曹主簿员，以管诸州郡县沙门曹。《续高僧传·法上传》云，昭玄一曹，纯掌僧录，令史员置五十余员。又谓齐天保之中，国置十统。文宣帝手令法上为大统，余为通统。则昭玄寺有统九人，大统一人也。东魏孝静帝 （《北齐书·杜弼传》） 、北齐文宣帝 （《续传·那连提黎耶舍传》，《贞玉》《慧嵩》《法上》《道慎》《灵裕》《僧稠传》） 、武成帝 （《慧藏传》） 、后主 （《彦琮传》） 并敬礼僧人， （皇后李氏、斛律氏并为尼。而据武成胡后事言之，则宫闱僧尼，甚为不净。） 奖励译经，建立寺塔。（文宣帝造寺见《北史》七及《续传·法上传》。但传记其立报德寺乃系魏孝文帝之误。又武成及后主经营兴圣寺，见《北齐书》及《北史》，然年岁互异。）都下大寺略计四千，所住僧尼将八万。讲席相拒，二百有余。听者常过一万。 （《续传·靖嵩传》） 天下僧尼二百余万，寺四万余。 （《续传·法上传》） 文宣及其后诸帝，常幸晋阳。亦于其地建寺造像。幼帝承光元年，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油万盆，光照宫内。 （《北史》卷八） 而北齐之造像刻经，比之元魏更为有名。
元魏自孝文帝后，佛教义学始渐兴盛。当时徐州名僧聚居。前有僧渊、僧嵩，后有道登、慧纪、昙度，均传《成实》、《涅槃》之学。而约在同时，僧人智游兼擅《毗昙》、《成实》。逮及魏末齐初，渤海明彦称为《成实》元绪。彭城慧嵩号为《毗昙》孔子。而合水法上、净影、慧远，均以《涅槃》命家。于是《涅槃》、《成实》、《毗昙》之学，普及于燕、齐、赵、魏诸地矣。宣武帝时，洛阳出《十地经论》，学者纷起。道宠、慧光，声名高广，学者如云。及孝静迁邺，僧人与之俱徙。于是《地论》之学，转以邺城为中心。而有相州南北二道之分，四宗五宗之别。慧光兼修《华严》，复精律学。门下学者亦多在东方。至若禅学之盛，原称嵩、洛。但其后佛陀与达磨诸师之学，大行于大河南北。齐文宣帝末年，幸辽阳甘露寺，深居禅观，不理政务。禅法于北齐亦影响深厚也。
东方义学之光大，不但由于名僧之传授，帝王之提倡，而亦由于其与南方之交通。彭城本为南北交通之枢纽，亦为北方义学之源泉。在孝文帝世，朝臣之知佛教义学者，如崔光、王肃等则原均系出江南。及至魏齐之际，士大夫为学，颇重谈论，与南方之风从同。孝静帝召名僧于显德殿讲说佛理。杜弼、杨愔、邢邵、魏收并侍法筵。杜弼升师子座，当众敷演，昭玄都僧达及僧道顺并缁林之英，问难锋至，往复数十番，莫有能屈。弼耽好玄理，尝与孝静帝谈佛性法性。又在齐文宣时，与邢邵扈从东山，共论名理，辩神形之生灭。孝静帝读《庄子》，弼注《庄子》、《周易》，并注《老子》，且表上之。孝静帝诏答有曰：“卿息栖儒门，驰骋玄肆，既启专家之学，且畅释、老之言。”盖其时北朝君臣已略具江南之格调矣。《续高僧传》叙魏末佛教有云：“山东江表，乃称学海。” （《菩提流支传》） 盖不但山东义学之盛，有似江表。而二地学风，至南北朝末叶已有相同，因此而可并称也。
但概括论之，南北二朝，究有不同。南朝之学，玄理佛理，实相合流。北朝之学，经学佛学，似为俱起。合流者交互影响，相得益彰。俱起者则由于国家学术之发达，二教各自同时兴盛，因而互有关涉。盖魏帝信佛，始于道武，而道武即重经学。北方佛义之兴由于孝文，而孝文帝并益崇儒术。北方佛教信仰与南迥异，其经学崇尚与南方亦不同， （参看《北史·儒林传序》） 南方学术之主流为玄学，而北方经学则亦较江左为盛。 （参看赵瓯北《二十二史札记》卷十五《北朝经学》条） 至宣武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 （迨及隋初，齐、鲁、赵、魏儒学负笈者尤多。语均见《北史·儒林传序》。） 儒风极盛之区，亦即佛教义学流行之域。北朝文治，至此大兴。儒经，佛义，乃同时在山东并盛。南方佛理，因与玄学契合无间，故几可视为一流。北方经学之于佛教虽少交互之影响，但经术既与佛义俱起俱弘，儒师遂不免与僧徒发生学问上之因缘。经师最初知名者为高允，已言颇信佛法。刘献之注《涅槃经》。 （《魏书》本传） 孙惠蔚正始中侍讲禁中，夜论佛经，有惬帝旨。诏使加法师之号。卢景裕在邺，寓托僧寺，听讲不已。李同轨兼读释氏，又好医术。在洛平等寺与僧徒论难，往复可观。 （上均见《北史·儒林传》） 崔暹颇好佛经， （令沙门明藏著《佛性论》） 儒者权会馆于其家。 （《北史·暹传》及《儒林传·会传》） 名僧昙迁乃会之甥。并从之学《易》、《礼》、《诗》、《书》、《老》、《庄》等。杜弼好名理，知佛义，亦通经术。 （见本传） 释道宠，俗姓张，名宾。释僧范，俗姓李，名洪范。原俱游学于大儒熊安生之门。 （熊《续僧传》原作雄。按《北史·熊安生传》云：安生将通名，见徐之才、和士开，以徐讳雄，〔其父名〕和讳安，〔亦父名〕乃自称“触触生”云云。则熊雄二字，同音相讳。而《续传》之雄安生，即熊安生也。） 时人语曰：“相州李洪范，解彻深义。邺下张宾生，领悟无遗。”二人后并背儒入释，均为《地论》大师。《续高僧传》曰：“僧范旋趾邺都，可谓当时明匠。遂使崔觐注《易》，咨之取长。 （崔瑾受《易》于徐遵明，见《北史·儒林传序》，觐即瑾也。） 宋景造历，求而舍短。” （宋景即《北史·艺术传》之宋景业，造《天保历》。） 则似范出家以后，仍讲儒术也。传又曰，大儒徐遵明、李宝顶等 （李铉字宝鼎，乃遵明弟子。） 一见僧范，信于言前，授以菩萨戒法。按熊安生受礼经于李铉，铉则传遵明之业。如范为安生弟子，则徐、李受戒之说，恐不可信。然道宠、僧范甚通经术，则当系实情，并非诬罔也。此外兖州沙门昙衍，定州沙门灵裕，亦并早修儒书，后乃出家。大师慧光门下称有十哲，儒生冯兖，亦入此数。 （定兴北齐石柱颂与昙遵同学居士冯昆字叔平，当即兖。昙遵本慧光弟子。） 兖本冀人，通解经史。被贡入台，往候光师，因而笃信。 （慧光本为律学元匠。僧范、冯兖均为儒生，从之出家。而当时儒之三礼、释之戒律俱盛行于世。疑此中亦有关系，但证据缺乏，未敢臆说也。上均见《续传》。） 魏齐之际，儒佛二家常生关系，实至显著之现象也。
北朝经学上承汉代，本杂谶纬。而元魏僧人，颇兼知术数，则亦汉世佛道与阴阳历数混杂之余绪。汉魏以后，北方释教巨子：后赵之佛图澄，姚秦之罗什，北凉之昙无谶，均善方术。而澄之弟子道安亦特精七曜，谓有注《素女经》四纸。 （《续传·道辩传》） 魏世殷绍，自言以姚秦之世，受《九章》要术于游遁大儒成公兴。 （即寇谦之之师，见《释老志》。） 后又问术数于阳翟九崖岩沙门释昙影， （即罗什弟子） 及道人法穆。约在文成之世，有沙门昙靖山《提谓经》，糅杂阴阳五行五方五常五脏十二月与五戒等。 （下详） 又李修学医术于沙门僧坦，略尽其术。崔彧在青州逢隐逸沙门，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遂善医术。 （医术本为阴阳之学） 僧化识星分，案天占，以言灾异。沙门灵远有道术，能预言成败。綦母怀文有道术，遇一胡沙门及一蠕蠕客，客有异算术。 （上均见《北史·艺术传》。又胡沙门即勤那漫提，见《续僧传》。此外有檀特师，善法术。而精术数之陆法和来自江南，其行事亦似沙门。） 胡太后曾使沙门惠怜咒水疗百姓病，清河王怿上表谏，谓为张角之法。 （见《魏书》二十二） 释僧范原业儒，亦精《七曜》、《九章》、天文筮术。崔瑾注《易》，宋景业造历，均有所咨禀。 （已见前引） 元魏之世，甚至多有奸人假名佛法，兼用方术，以谋叛乱。《续高僧传·超达传》曰：“魏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门为贼。”又曰：“魏帝 （不知是何帝） 禁图谶尤急，所在搜访，有人诬达有之。”据此则沙门当尝藏图谶，善术数也。及至北周，甚重经术。而阴阳术数之学亦流行。萧吉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术。阇那崛多译经，曾为笔受。《五明论》 （一声明，二医方明，三工巧明，四咒术明，五符印明） 、《婆罗门天文》，亦在关中译出。又周僧卫元嵩善术数，能预言，原奉释教，后乃破僧。并著《元包》，幽赞《易》学。则亦以一身而兼习释教及图谶之学也。由此言之，阴阳谶纬，为北朝经师以及沙门释子之所尝同习。则二者之所以常生关系，其故应亦在乎此也。
总之，中国溯自汉兴以来，学术以儒家为大宗，文化依中原为主干。而其所谓外来之瞿昙教化，方且附庸图谶阴阳之说，以争得地位于道术之林。汉末以来，世风渐变。孔教衰微，《庄》《老》兴起。中朝文物，经乱残废。北方仕族，叠次渡江。于是魏晋释子，袭名士之逸趣，谈有无之玄理。其先尚与正始之风，留迹河、洛。后乃多随永嘉之变，振锡江南。由是而玄学佛义，和光同流，郁而为南朝主要之思想。返观北方，王、何、嵇、阮，本在中州。道安、僧肇，继居关内。然叠经变乱，教化衰熄，其势渐微，一也。桓、灵变乱，以及五胡云扰，名士南渡，玄学骨干，不在河、洛，二也。胡人入主，渐染华风。而其治世，翻须经术，三也。以此三因，而自罗什逝世，北方玄谈，转就消沉。后魏初叶，仕族原多托身于幽、燕，儒师抱晚汉经学之残缺于陇右。而燕、陇者，又为其时佛法较盛之地。则佛教之与经学，在北朝开基已具有因缘。及北方统一，天下粗安，乃奖励文治，经术昌明。而昌明经术之帝王，又即提倡佛学最力之人。于是燕、齐、赵、魏，儒生辈出，名僧继起，均具朴质敦厚之学风。大异于南朝放任玄谈之习气。盖其所谓儒学，仍承炎汉通经致用之义，终成北周之政治。而致用力行，乃又北方佛子所奉之圭臬也。元魏经学，上接东都，好谈天道，杂以谶纬。而阴阳术数者，乃北方佛子所常习，则似仍延汉代“佛道”之余势者也。及至隋帝统一中夏，其政治文物，上接魏周。而隋唐之佛理，虽颇采取江南之学，但其大宗，固犹上承北方。于是玄学澌尽，而中华教化以及佛学乃另开一新时代。夫佛学在北之与经学，固不如其在南与玄学之密契。然俱起俱盛，其间转移推进最相同，故在全体文化上，此一大事因缘，实甚可注意也。
关西佛法
西魏徙都长安，百事草创，僧徒相聚，缀旒而已。然文帝及宇文泰皆信佛法，立大中兴寺，尊道臻为魏国大统，大立科条。又命沙门昙显依大乘经撰《菩萨藏众经要》及《百二十法门》。其后开讲，恒以宣述，香火梵音，礼拜唱导，咸承其则。 （《续僧传》道臻及菩提流支传） 周朝诸帝，并常立寺。有大陟岵、大陟屺二寺为明帝下诏所营造。 （诏见《广弘明集》，参看法琳《辩正论》卷三。） 国家年别，大度僧尼。 （《续传·灵藏传》） 其时沙门昙延、道安，世号二杰。 （语出《静蔼传》） 译经僧人则多得宇文护之赞助。 （参看《开元录》） 又西魏用苏绰议改修官制。大宗伯职掌沙门道士之法。其属官有司寂者，掌法门之政 （指佛教） 。有司玄者，掌道门之政。司寂位在正三命。苏绰酷好经术，其官制悉依《周礼》。并亦知佛法，著有《佛性论》。 （见《北史》本传） 又彦琮为周隋译经巨子，深善佛义，朝士如薛道衡 （修定三礼） 、辛德源 （注《春秋》） 等多与之为友，皆经师也。盖周代重经学，佛道亦盛。至周武帝，本信道教，兼奉佛法。然终因治国在于名教，故提倡儒学。又以佛道斗争之结果，终致并毁二教焉。
魏末周初，南北交通渐繁。南方学术，颇传于北。而周世平定巴蜀，兼并江陵，江南僧人，更有入关者。 （王褒、庾信均自江陵入蜀。二人均有关于佛教文字。但其信仰与否不详。） 其见于《续高僧传》者列下：
释亡名，善制作，常慕阮嗣宗之为人。梁元帝深见礼待。及江陵变乱，西入岷蜀。及周人取蜀，乃至长安。帝王公卿，甚致敬礼。 （其弟子蜀人卫元嵩亦由蜀入关）
释僧实，传云：逮周太祖 （宇文泰） 平梁荆后，益州大德五十余人，各怀经部送像至京。以真谛妙宗，条以问实。既而慧心潜运，南北疏通，即为披抉，洞出情外，并神而服之。
释智炫，益州成都人。后入长安。周武毁法时，冒死力争。
隋文帝夺取宇文氏之版图，并灭南陈，帝深崇佛法，天下大德，群集关中。于是佛学南北潮流，互相汲引，遂演进为一统时代隋唐之佛学。而周之占有巴蜀、荆襄，实先已与关中僧人以接近南方教化之机缘。国土之变迁实与学术之演进有甚大之关系也。
北朝之排佛者
北朝排佛，其至激烈者见诸行事，而以笔舌争者甚少。并且排佛文字，多从治道立说，罕有如南朝之争玄理，以至往复不已者。高谦之，字道让，以父舅氏沮渠蒙逊据凉土，国书漏缺，乃修《凉书》十卷。凉国盛事佛道，为论贬之。《广弘明集·叙列代王臣滞惑解》载其文：
释氏之化，闻其风而悦之。义生天地之外，词出耳目之表。斯奖教之洪致，九流之一家。而好之既深，则其术益高。而图寺极壮，穷海陆之财。造者勿吝金碧，殚生民之力，岂大觉之意乎！然至敬无文，至神不饰。未能尽天下之牲，故祭天地以 栗。未能极天下之文，故藉神以槁秸。苟有其诚，则蘋藻侔于百品。明德匪馨，则烹牛下于礿祭。而况鹫山之术，彼岸之奇，而可以虚求乎！乃有浮游都鄙，避若逃剧，原其诚心，百裁一焉。既朱紫一乱，城社狐鼠，秽大法之精华，损农蚕之要务。执契者不以为患，当衡者不以为言。有国者宜鉴而节之。
论中称佛为九流之一家，当世名士，竞以佛理来难。谦之还以佛义对之，竟不能屈。 （《魏书》七十七）
宣武帝时阳固有文才，因朝廷广访得失。乃上谠言。中有曰：
绝谈虚穷微之论，简桑门无用之费，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饥寒之苦。
盖其时宣武帝委任群下，不甚亲览，好桑门之法。 （《魏书》七十二） 故固言及之。同时裴延㑺因帝专心释典，不事坟籍，上疏谏之。 （《魏书》六十九） 文有曰：
陛下道悟自然，渊鉴独得。升法座于宸闱，释觉善于日宇。凡在听瞩，尘蔽俱开。然五经治世之模，六籍轨俗之本。盖以训物有渐，应时匪妙，必须后精，乘近即远。伏愿经书互览，孔释兼存，则内外俱周，真俗斯畅。
元魏佛法极盛时，其反佛之最有名者为张普惠。 （《魏书》七十八有传。《广弘明集》“惠”作“济”。） 普惠以儒学见称，精于三《礼》，兼善《春秋》。百家之说，多所该览。魏孝明帝立，不亲视朝，过崇佛法。郊庙之事，多委有司。营造寺像，略无休息。普惠上疏谏之。文有曰：
殖不思之冥业，损巨费于生民。减禄削力，近供无事之僧。崇饰云殿，远邀未然之报。昧爽之臣，稽首于外。玄寂之众，遨游于内。愆礼忤时，人灵未穆。愚谓从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未若先万国之忻心，以事其亲，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者也。
按《魏书·普惠传》，任城王澄为司空，表议书记多出惠手。任城王谏崇佛法，有二表。一因灵太后缮兴佛寺斋会，费损库藏，曲赉左右。澄上表谏之。二神龟元年奏私造僧寺。二者或皆出于普惠。诸疏均注重人民生计，而未敢请毁法也。
崔光曾有谏灵太后幸永宁寺及嵩高二表。一则言人主不可轻动，一则以扰民为虑。然光实信佛法者。其深于儒释华夷之辩者，则为李崇及李玚。李崇上书灵太后，请减佛寺功材以修学校。引刘向之言，谓“王者宜兴辟雍，陈礼乐，以风化天下”。 （《魏书》六十六） 李玚上书灵太后，谓宜禁绝户为沙门。文有曰：
一身亲老，弃家绝养，既非人理，尤乖礼情。堙灭大伦，且阙王贯。交缺当世之礼，而求将来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为备矣。安有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乎！
沙门都统僧暹等忿玚“鬼教”之言，以玚为谤毁佛法，泣诉灵太后。太后责之，玚引经卷自理，谓佛道幽隐，名之为鬼。但太后不免暹等之意，罚玚金一两。 （事详《魏书》五十三）
杨衒之亦反对佛法，所言亦至质直。在元魏末，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后上书述释教虚诞，有为徒费，无执戈以卫国，有饥寒于色。养逃役之流，仆 之类，避苦就乐，非修道者。又佛言有为虚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违虚其罪。启又广引财事乞贷、贪积无厌。又云：读佛经者，尊同帝王。写佛画师，全无恭敬。请沙门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国史。行多浮险者，乞立严敕，知其真伪。然后佛法可遵，师徒无滥。则逃兵之徒，还归本役，国富兵多，天下幸甚。 （上见《广弘明集·叙列代王臣滞惑解》）
北齐佛法甚盛，然刘昼、章仇子陁、樊逊诸人，均引中国固有文化诽议之。刘昼之言有曰： （《广弘明集·滞惑解》）
尼与优婆夷实是僧之妻妾，损胎杀子，其状难言。今僧尼二百余万，并俗女向有四百余万。六月一损胎，如是则年族二百万户矣。验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全非圣人之言。道士非《老》、《庄》之本，藉佛邪说，为其配坐而已。
章仇子陁武平中上疏，请禁抑僧尼，凡十余纸。齐帝震怒，禁锢经年。周武平齐，出之。其疏有曰： （《广弘明集·滞惑解》）
帝王上事昊天，下字黎庶。君臣夫妇，纲纪有本。自魏晋以来，胡妖乱华。背君叛父，不妻不夫。而奸荡奢侈，控御威福。坐受加敬，轻欺士俗。妃主昼入僧房，子弟夜宿尼室。臣不惶不恐，不避鼎镬，辄沐浴舆榇，奉表以闻。
北齐文宣帝天保五年樊逊 （字孝谦） 举秀才对策中，论及释、李两教。 （诏及对策见《广弘明集·僧行篇》，参看《北齐书》本传。） 末有曰：
二班勒史，两马制书。未见三世之辞，无闻一乘之旨。帝乐王礼，尚有时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疑于沙汰。
又北齐李公绪 （《北齐书》有传） 曾著论斥信佛者，“损六亲，舍礼义”，“弃华即戎”。 （《广弘明集·滞惑解》） 公绪博通经传，著《丧服章句》等。樊逊乃大儒徐遵明弟子，博通群经。刘昼受学于李宝鼎、马敬德，通《礼》及《春秋》。 （子陁事不详，曾为儒林学士。） 盖元魏自孝文以来以至北齐，华风已振，经术大昌。反佛者渐起，且多出儒门。其言论亦崇礼教，重文治，其辩佛义、谈玄理如南朝人士之所为者，则殊未见。
北朝佛道之争
元魏太武时因寇谦之大行其道，以致佛法毁灭。其后二教并见流行，帝王历受法箓。孝文帝并立崇虚寺，给户五十，供养道士。后代因之。惟道士罕能精至，又无才术可高， （《释老志》） 但其在社会中势力当甚不小。孝文、宣武诸帝甚重佛法，道教在朝廷上自不能与佛法争。至孝明时，乃有佛道争论于殿庭之事，道教几败。《续高僧传》云：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孝明帝加元服，大赦。请释、李两宗上殿，斋讫。侍中刘腾 （原作“滕”） 宣敕，请诸法师与道士论议，时清通观道士姜斌与昙无最 （《广弘明集》及《伽蓝记》“无”作“谟”） 对论。斌引《老子开天经》，言佛为老子侍者。最引《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等，谓佛生于老子之前，以驳斌之说。帝乃令尚书令元叉宣敕，道士姜斌论无宗旨，宜令下席。又诏令议《开天经》之真伪，于是魏收等一百七十人读讫，奏曰：“老子只著五千文，余无言说。臣等所议，姜斌罪当惑众。”孝明帝将加斌极刑，西国三藏法师菩提流支苦谏乃止，配徒马邑。昙无最者，武安人，先行化河北，后敕住洛都融觉寺。善《涅槃》、《华严》，徒众千人。菩提留支翻其所著《大乘义章》为梵文。 （《续传·昙无最传》）
据《魏书》本纪，孝明帝即位不久，胡太后即临朝称制。神龟三年（公元520年）七月丙子，侍中元叉、刘腾，奉帝幸前殿，矫太后诏，令帝亲政。幽太后于北宫。辛卯，帝加元服，大赦，改元正光。《续高僧传》所记之事，当在此时。据《伽蓝记》，刘腾曾立长秋寺。《释老志》刘腾奏为世宗造石窟，则腾固为奉佛者。正光之变，由腾主谋。 （《伽蓝记》） 与元叉总勒禁旅，决事殿内，权势倾人主。其命佛徒与道士论议，显由二人主持，加之孝明亦信佛法，二教胜负固可不俟辩论而已可预决。群臣奉诏，自不能不直陈《开天经》之为伪，而请加斌惑众之罪。至若昙无最所引之书，同是伪造，乃不见指摘，亦势所必然。幸其时最有声望之菩提留支未加赞同，否则依腾等之力，虽毁灭道教，亦非不可能也。
元魏佛道之争，自太武帝以后当极剧烈。所谓《老子开天经》，乃上接寇谦之谓浮屠为四十二天延真宫主之说。而佛徒假造《周书异记》及《汉法本内传》以驳道说，亦当作于北魏中叶。此时二教暗斗之详情，今已不可知。其在北齐之世，《续高僧传》乃记有释昙显与道士陆修静对校道术之事。其略谓南方道士陆修静因梁武帝舍道归佛，叛入北齐。（按北齐初年，在梁武舍道后四十余年。）文宣帝为其所惑。僧人乃与之捔试于帝殿，终为昙显所败，道徒皆舍邪归正，不伏者被杀。 （上均见《昙显传》） 按此事疑点甚多。 （参看常盘大定《儒佛道三教关系》书中所论） 即如在北周天和年中，甄鸾作《笑道论》，言及宋人陆修静所撰《道经目录》，并明言修静宋明帝时人。 （《广弘明集》） 是修静固为刘宋时人。而假使其果于北齐文宣帝时北来，并与佛徒斗争，甄鸾在后仅十余年，必不致言其为宋明帝时人也。按《北史·儒林传》云：宗道晖好着高翅帽，大屐。时人为之语曰：“显公钟，宋公鼓，宗道晖屐，宋洛姬肚”，谓之四大。显公，沙门也。《续传》谓昙显“仪服猥滥，常因醉卧道旁，不为俗所知”。或者显为一异僧，常有奇迹。所谓“显公钟”者，亦关于昙显之故事，而与陆修静斗法，乃后人对于此异奇人物之神话，固未足置信也。
按北齐天保五年秀才对策，文宣帝曾诏问及沙汰释、李。 （见《广弘明集》） 其文有曰：
自祖龙寝迹，刘庄感梦。从此以归，纷然遂广。至有委亲遗累，弃国忘家。馆舍盈于山薮，伽蓝遍于州郡。若黄金可化，淮南不应就戮。神威自在，央掘岂得为剌？若以御龙非实，荆山有攀髯之恋。控象为虚，瀍洛寤夜光之诡。是非之契，朕实惑焉。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所以国给为此不充，王用因兹取乏。欲择其正道，蠲其左术。一则有润邦家，二则无惑群品。且积竞由来，行之已久。顿于中路，沙汰实难。至于两家升降，二途修短，可指言优劣，无鼠首其辞。
据此佛道二教在周齐之世，已徒侣半天下，为国计民生之毒。文宣帝颇信佛教， （其兄文襄王高澄，敬礼道士张远游、赵静通等，见《释老志》。） 又狃于积习，未敢轻于沙汰。周武帝英武有为，力修治道，遂有并毁二教之举。
周武帝世之法难
周明帝世佛道二教争执亦烈， （《续传·僧猛传》） 至武帝而其争斗成两败俱伤之结果。武帝初本循例事佛，造功德。 （参看《辩正论》卷三。《续僧传》载其以昙崇为周国三藏诏，亦可证其初未与佛子绝缘。） 但励精图治，最重儒术，殊不以戎狄自居而提倡胡教。复深知沙门病国，欲革其敝。其所以毁法，并及道教，主因盖在于此。复加以卫元嵩、张宾之扇惑，法难终于实现。卫元嵩者，益州成都人。初出家为亡名法师弟子。明阴阳历数，从其师之意，谓“佯狂乃可以得声名”。乃佯狂漫走，触物摛咏。 （《周书·艺术传》谓嵩为江南宝志之流。按《高僧传》称志公常跣行街巷，时或赋诗，言如谶记。又亡名美阮嗣宗之为人。阮籍亦以佯狂著名。） 后以蜀土狭小，不足展怀，乃易俗服入关，交游权贵。上书请废佛法，并自还俗，著《佛道二论》，立主客，论大小。武帝尊礼而不敢臣之。封爵蜀郡公。嵩与道士张宾相结，扇惑武帝，遂致毁法。
嵩于天和二年（公元567年）请省寺减僧，其言略谓“国治不在浮图 （此指寺庙） 。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大周启运，远慕唐虞之化，宜遗齐梁之末法”。佛以大慈为本，安乐含生。故嵩请造平延大寺，“容贮四海万姓，不偏立曲见迦蓝，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者，“无选道俗，罔择亲疏。以城隍为寺塔，即周主是如来，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为圣众，推令德作三纲，尊耆老为上座，选仁智充执事，求勇略作法师，行十善以伏未宁，示无贪以断偷劫。是则六合无怨纣之声，八荒有歌周之咏。飞沉安其巢穴，水陆任其长生”。嵩旨在扩充佛之慈心，惠及黎庶。不偏于僧徒，不立曲见迦蓝。 （所谓立平延寺者乃譬喻也） 所上书中有十五条，俱本此意。其言特并重治道，请上追古代圣王，深合武帝之心。 （武帝即位元年下诏有云：“舍末世之弊风，蹈隆周之睿典。”） 故其言得见用。
按《广弘明集·滞惑解》云，时有谶记，忌于黑衣，谓沙门当次袭运为天子。武帝信之，遂行废荡。所谓黑衣之谶，始于北齐。据《北齐书·上党王涣传》云：“初术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后，每出行，不欲见沙门，为黑衣故也。是时文宣幸晋阳，以所忌问左右曰：‘何物最黑？’对曰：‘莫过漆。’帝以涣第七当之。乃征涣至地牢下，岁余见杀。”在北周，此说或亦甚流行。按《广弘明集》云：“张宾定霸，元嵩赋诗，重道疑佛，将行废立。”按元嵩触物摛咏，其所咏诗，当即谶记。而张宾亦盛言代谢之事。 （见《隋书·律历志》。所谓定霸者，疑即定王霸之代兴。） 二人毁法，或尝援用黑衣当兴之谶。 （按周宇文护《致僧亡名书》有曰：“岂虚缁染？”是周时僧人仍衣黑。） 虽道宣《广弘明集》与《僧传》所记以及史书颇相抵捂，其事不无可疑。但卫、张二人均善术数，同以谶纬荧惑人君，以致大得信任，则亦毁法之议所以实行之助因也。 （详《辅仁学志》二卷二期余嘉锡《北周毁佛主谋者卫元嵩》）
卫元嵩于天和二年（公元567年）上书，武帝未能即决。自天和至建德年中七次令争辩三教先后。天和三年（公元568年）八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此时帝重儒术之意已甚显。四年（公元569年）二月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 （上均见《周书》本纪） 是当为论二教大小之始。 （元嵩曾作《论辩二教大小》） 三月十五日，敕召众僧道士名儒百官二千余人于正殿，帝升御座，亲量三教优劣。 （原有废立二字，但此年似武帝尚未欲废教。） 众议纷纭，未决。同月二十日，又依前集，众论乖咎，是非滋生。四月初，又敕广召道俗，令极言陈理。 （《续僧传·道安传》） 武帝本欲定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以道出于无名之前，超于天地之表故也。乃数集议，论者不同，未有决定。 （此据《广弘明集》叙周武灭法事所载） 乃令群臣详论二教，定其先后浅深同异。至天和五年（公元570年）二月十五日，甄鸾上《笑道论》三卷。五月十日，帝大集群臣，详鸾上论，以为伤蠹道法，即于殿廷焚荡。于时道安法师又上《二教论》，二论破斥道教，至为剧烈。 （二论均载入《广弘明集》中） 按《广弘明集》载周武帝之《二教钟铭》，系作于天和五年五月丙寅十四日，文中二教并重。 （有“二教并兴，双銮同振”之句） 可见其时帝于二者未显加轩轾。又据《北史·儒林传》，天和中复于紫极殿讲三教义，朝士儒生桑门道士至者二千余人。沈重辞义优洽，枢机明辩，凡所解释，咸为诸儒所推。此或即四月三月十五日事。按沈重原为梁五经博士，武帝厚礼迎至长安，方其在殿讲论，必为帝所嘉许。 （六年授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露门博士，令为皇太子讲论。） 盖以儒术治天下，为帝一贯之政策。故自天和五年佛道争论以后，敕定二教优劣之议虽暂搁置，然至建德二年（公元573年）十二月癸巳，又集群臣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 （见本纪） 儒教为先者，乃帝历来之宗旨。而先道后佛者，则疑道士张宾及叛佛沙门卫元嵩等扇惑所得之结果。此时已见帝于释氏确已予以排斥。于是佛道之争益甚。僧勔著《十八条难道章》一卷，又作《释老子化胡传》一卷，并陈道教诸说之伪妄。 （《续传》本传） 又有猛法师，躬抗帝旨，言颇激切。静蔼、道积，诣阙直陈。 （《续传·静蔼传》） 其言当均在辨佛道邪正。盖帝因图谶关系，与张宾、卫元嵩颇密切，其左袒李宗，亦势所必至。 （《广弘明集》、《续僧传》均记帝奉道教事，兹不录。《静蔼传》记帝令佛徒入殿行道事，似不可信。） 故凡护教者，必破斥道教。毁法之举愈迫，而佛徒攻击道教之言论愈多。至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五月，始议毁法。诏僧道大集京师。于太极殿陈设高座，帝自躬临。道士张宾与僧人智炫辩论不胜。帝乃自升座，斥佛之不净。炫答言：“道教之不净尤甚。”至直言抵触武帝之短。帝不悦而退。 （详《续传·炫传》） 明旦五月十五日丙子，乃下敕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 （《周书》本纪） 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 （《广弘明集》） 盖道教窃取佛法之余沥，加以中土之方术，其经典悉出伪造，而病民费财，不减佛教。虽附会于《老》、《庄》之玄理，而全用之于迷信方术。其伪妄经甄鸾、道安诸僧之揭发，自暴露无遗。武帝虽欲偏护，亦不可得，故并毁之。而心犹以为大道玄理，殊途同归，虽废其枝叶，尤宜存其本根。乃立通道观，取释老名人，普著衣冠，为学士，共百二十人，监护吏力各有差。 （《广弘明集》叙周武帝更兴道法事） 令讲《老》、《庄》、《周易》。 （见《续传·彦琮传》。《广弘明集》叙任道林事亦云通道观所学者唯是《老》《庄》，好设虚谈，通伸三教。） 而佛道经义，亦言并宜弘阐。于六月戊午二十九日下诏曰：
至道宏深，混成无际。体包空有，理极幽玄。但歧路既分，派源愈远。淳离朴散，形气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竞，九流七略，异说相腾。道隐小成，其来旧矣。不有会归，争驱靡息。今可立通道观，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迹玄文，所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并宜弘阐，一以贯之。俾夫玩培 者识嵩岱之崇崛，守碛砾者悟渤海之泓澄，不亦可乎。
据此则通道观之立，所以谋大道之归一，息争端之迭起。似帝于二教相残，已甚厌倦。故周末僧人之冒死抗争，力攻道教，既足以表现僧人护法之真挚，又实道教并毁之张本也。 （道宣《广弘明集》指周武立通道观为复兴道教，非是。）
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周灭齐。正月武帝入邺城。召僧人赴殿。帝升御座，叙废立义。谓六经儒教之弘政术礼义忠孝，于世有宜，故须存立。佛教费财，悖逆不孝，并宜罢之。于是僧众五百默然无声，俯首垂泪。名僧慧远独出与帝往复争论。但帝仍不辞堕入阿鼻地狱，仍令毁齐境之教。 （《广弘明集》叙慧远抗武帝废教事） 至十一月四日，帝临邺宫新殿。 （是年十月帝幸邺） 任道林 （原为僧人） 上表，谏毁佛法，与帝争辩多番。帝意仍不可回。盖帝因废佛，即在求国安民乐。潜思校量，验之以行事，算之以得失，理无可疑。并谓佛生西域，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 （上详见《广弘明集·叙任道林辨武帝除佛法诏》） 帝自以为见之明，而信之笃，所以举动非常。其屡次召僧人辩论，皆亲自临座。均见其审察周详，非率尔从事也。故其废毁至为酷烈。《房录》卷十一云：
建德敦牂， （三年甲午） 迄于作噩， （六年丁酉，平齐。） 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 （《续僧传·静蔼传》） 八州上有禹贡二字）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宅第。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武帝平齐之明年，六月崩御。宣、静二帝继位，复兴佛法。 （参看《广弘明集》叙任道林事及《周书》本纪） 邺城有故僧人王广明者，上书驳卫元嵩毁法表文。 （详载《广弘明集》） 可见当时人士，认元嵩之奏乃灭法之主要动力也。宣、静二帝之复教，疑实出丞相杨坚之意。故佛法再兴，实由隋主也。按建德法难为期虽短，而政令至为严酷。北方寺像，扫地悉尽。僧徒流离颠沛，困难莫可名状。或以身殉法 （《续僧传》载静蔼因不能护法，手自脔割，现骨剖心而死） ，或隐迹尘俗 （《续僧传》载北周之费长房、昙崇、法纯、静端、道宗、法详、僧渊、智藏，北齐之法上、灵裕、昙荣，均外还俗，而内守道） ，或遁匿山林 （北周之昙相、静渊、普安、法应、法藏、静蔼、道判，北齐之慧藏、慧瑱、僧邕，均避匿山林。又志念逃匿海隅） ，或入通道观 （如彦琮任道林普旷等，均为通道观学士） 。及大法复兴，经像赖其保存，塔寺由其修复。而终南太白尤为周末僧人聚居之所，至隋唐而郁为佛教重镇，华严宗由斯托始。此外释子多南奔陈朝。 （北周之慧海、法彦） 最重要者北齐学僧昙迁、靖嵩逃至江南，得习《摄论》。 （法侃、慧迁亦北方《十地》学者，至南方学《摄论》。） 智者大师谓亦因毁法南下。 （据隋柳顾言《禅师碑文》） 前者乃法相宗之先河，后者奠天台宗之基础。而《楞伽》禅法亦疑在此时南趣。此宗兴起，原在嵩岳。二祖以后，乃移江北。夫自魏孝文以后，南方僧人尝来北方。 （见前） 周武毁法，北方僧人又驱而之南方。于是学术交流，文教沟通，开辟隋、唐一统之局势，而中华佛教诸大宗派亦于是酿成焉。 （参看伊藤义贤《支那佛教正史》七七九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