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国家的宪法中，规定个人基本权利及基本义务的条文，大都成一重要部分。“基本权利”及“基本义务”尚非一般宪法所习用的名词。 (1) 我们称用“基本”二字，无非要表示这些权利，是各国制宪者所认为个人必不可缺少的权利；这些义务，是他们所认为个人必不能免除的义务。
现代宪法，固大都设有关于权利义务的章节，但如本书前编第一章第一节所述，亦有完全不设这类规定者。不主张于宪法内设置这类规定者，其理由不外两层：或则认这类规定为无益，或则认这类规定含有危险性。法国1789年制宪时代，议会中有一小部分人反对以《人权宣言》列入宪法；德国1919年制宪时代，议会中亦有一小部分人反对于宪法中规定个人的权利及义务：他们就大致抱着这种见解。法国1875年《宪法》（即现行宪法），与德国1871年《宪法》之完全省去这类规定者，大致也是基于这种见解。何谓无益？盖个人的权利，无论如何充分，总不能不有一种限制——即甲于行使某种权利时，必不能妨害乙之行使那种权利。因此，宪法上所规定的权利，在原则上无论如何正当，实际上总还需要普通法律给以具体的规定；宪法本文决不能规定得十分具体。在无普通法律给以具体规定以前，论者以为那些权利，实际上便不能行使，那些权利实际上不过是一种约言。权利如此，义务也是如此。这就是论者认为无益的一个理由。再者，任何权利，如果不受法庭的保障，实际上便同虚设。德法等国对于违反宪法的普通法律，既不承认法庭有拒绝适用之权——即所谓宪法解释权——则凡个人宪法权利遭受普通法律侵犯时，遭受侵犯者初不能向法庭请求救济；因此，宪法上所设的权利，实际上亦将等于虚设。这也是论者认为无益的一个理由。然则所谓危险性者又在哪里？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在理论上虽不能不各具相当的限制，然以宪法承认特种权利，实际上终不免使一般人感觉着那些权利是不受限制的权利，感觉着一切限制那些权利的法律是违宪的法律。那末，以宪文承认个人享有任何权利，实际上无异引诱人民入于抗法自恣的途径。这是论者认为含有危险性的一种说法。另一种人，则虽同样认宪法之列举人权为含有危险性，而其理由则适相反。他们以为宪法如列举某种权利，则未列举的权利，立法机关自可任意剥夺。这很足以造成立法机关的专制，而所含的危险性亦大。 (2)
上述各种理论自亦各具一部分真理；可是个人的权利及义务，究不因此而不当入宪。以宪文规定这种权利及义务，实际上可以实现下列四种目的：
第一，可使立法者、行政者及司法者有一行为的准则。各国宪法上关于个人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多半诚然是些抽象的主义或原则，在实际上诚然需要更具体的律文为之补充；可是这些主义或原则，亦很足以昭示未来的立法者以立法的方针，未来的行政者与司法者以行使行政权与司法权的轨范。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 (3) 所注重的就是这个目的。那个宣言，总共不过十七条，条文亦极简单；内中如禁止法律溯及既往，禁止不依律文而处罚，担保人民在法律上的平等等规定，俱系采取18世纪的政治思潮而成立的抽象律文；其主要目的，俱在范围未来立法者、行政者或司法者的行为。其他国家的宪法，往往于采取时代的新思潮而外，对于该国既存法律上所已承认的人民权利，与夫保障人民权利的方法，亦往往撷其精要，标为原则，著诸宪典；如美国联邦宪法，将美国法制上夙已存在的陪审权著诸宪典，即其一例。这也是为未来立法、司法或行政等机关的行为，设定范围。1919年德国《宪法》关于人民基本权利及基本义务的规定，大部分固然采自现世纪的新思潮，一部分亦系采自德国中央或各邦既存的民刑等律。
第二，可以为人民权利谋有效的保障。人民的任何权利，诚如论者所云，都不能不有相当的限制；可是宪法上所规定的权利，不一定都须普通法律给以补充的规定，人民才能行使。这全然要看宪文如何规定。有时候，宪法上所规定的权利，即无任何法律为之补充，人民亦尽可行使，亦尽可以法庭为行使该项权利的后盾。宪文所规定的权利，即令尚须普通法律为之补充，普通法律初亦不能违反宪法所规定的原则；否则受损害者应亦可诉诸法庭。由此看来，以宪文规定人民的权利义务，不仅可以表现一种主义或理想，不仅可为国家机关立定行为准则，实在还可以发生真正的法律效果。自然，这都是假定法院享有宪法解释权而言。在事实上，有些国家并未承认法院享有此权；但法院之应有此权，在理论上究属不容否认。 (4)
第三，可以纠正特殊的弊端。大凡宪法的成立，即不是革命的结果，至少也是对于既存政制的一种改革。过去政制如有特殊的弊端，对于人民权利如有显然蔑视的地方，则于宪法权利篇中特别指正，往往可以发生相当的功效。法兰西大革命在铲除封建制度，所以1789年的《人权宣言》，对于封建流弊防范特严。德意志1918年的革命在剪除君主、贵族及军阀的特殊势力，所以1919年的德宪中的权利篇，对于这些特权亦禁止特严。
第四，可有政治的教育作用。以宪文规定人民的权利及义务，条文尽管简单——并且正因为条文简单——很可对于一般人民灌输一些基本观念。否则一般人民或不免永远缺乏这种观念，因为他们决没有充分时间或充分能力去理解很繁复的普通律文。所以各国制宪机关，对于以宪文规定个人权利义务问题，往往特别重视。 (5) 这种规定，对于一般人民的政治心理的改造，往往也是一种极有力的工具。
根据上述各种理由，一般国家，对于个人的权利义务问题，乃大都在宪法中有所规定；其所异者，只在规定的详略。就新近宪法而言，这种规定，并且大都趋于详明。 (6) 不过，这当然仅指一般的国家而言，至于“极权国家”，则是例外。极权主义者，否认人民有基本权利之说；在“极权国家”中，人民的权利，根据于法律，而统治者又有无限制的立法权；故人民只有无限制的义务，而无基本的权利可言。即令关于权利义务的规定，仍存在于宪法之中，其效力也等于零。
【注释】
(1) 1919年德国《宪法》第二编，关于个人权利义务的规定，系以“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及基本义务”标题；南斯拉夫1921年《宪法》第二章，以“国民的基本权利及基本义务”标题；1936年苏联新《宪法》第十章，亦以“公民的基本权利及义务”标题。
(2) Federalist,No.84即作这种的议论。
(3) 法国第一次《人权宣言》于1789年8月26日通过议会。及1791年法兰西大革命后第一次宪法完成之时，该项宣言即被照样列入宪法。
(4) 见下第四编，第三章，第三节。
(5) 1919年德国国民会议制宪时，亦极注重此层；宪文内并且规定，学校对于毕业离校的学童，须各给宪法一册（1919年德宪第一四八条）。
(6) 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总共不过十七条，文句亦极简单。1919年德国《宪法》，关于人民基本权利及基本义务的规定计达五十七条之多，各条文句亦往往甚长。1931年西班牙《宪法》亦有二十六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