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章所述，只是人民的权利。国家所以必须承认那些权利，乃因为那些权利为个人优性发展的条件。然个人优性的发展，亦非单单由国家承认那些条件之所可实现。为使个人优性得以发展起见，国家尚不能不强迫人民履行若干种义务。所以现代一般国家的宪法，于宣示个人权利而外，往往同时宣示人民的义务。
在1789年法兰西制宪时代，即有少数人主张于《人权宣言》中，宣示人民的义务；但此议初未为当时人士所容纳。 (1) 法兰西第三年（即1795年）《宪法》，则已以权利与义务并举，其第一章的标题即称“人民权利与义务的宣告”。这便是近代宪法并举人民权利与义务的起源。1848年法兰西《宪法》，本带社会主义的色彩，所以亦以权利与义务并列。1918年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的新宪法，大率模仿1919年的德宪，德宪固对于个人权利与义务各为冗长的规定者。
法兰西大革命时代的宪法，虽已有关于个人义务的宣示，但其所宣示者固极简单。第三年宪法所列举的个人义务，综合言之，便不外（一）服从法律，（二）尊重财产，（三）负担租税，与（四）捍卫国家数项。 (2) 这几项义务，自然是个人必须负担的义务；因为人民如果不负担这些义务，国家的组织与社会的秩序，根本就无可创造或维持，而个人一切自由，亦无从保障。
晚近宪法所宣示的人民义务，其范围往往较前时为大。第一，依18世纪时代人士的观念，财产权是个人的权利，个人的义务只在尊重他人的财产权；但按近今许多国家的宪法，则个人义务却不如此狭隘，个人更有运用其财产的义务。第二，依18世纪人士的观念，人民不过有各按其力，负担租税的义务；至于“自然增值”税、遗产税以及其他含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负担，则不为当时人士所容纳；今则有些国家的宪法，不仅明定人民有依其能力纳税的义务，并且以此类租税明定于宪文之中。 (3) 第三，捍御国家的义务，不过是承认国家可以强迫人民服兵役，却不一定承认一切健全的国民必须受军事训练，服义务兵役；今则许多国家的宪法，不仅承认兵役可以加诸国民，并且承认一切健全国民，必须受军事训练，服义务兵役——即所谓征兵制。 (4) 诚然，法国自1798年即已励行征兵制——论者并认法国1798年《征兵法》为近代征兵制的起源——然当时反对该制者甚众，且该制在大革命时代亦未尝列入宪法。 (5)
晚近宪法，不仅如上所述，取18世纪人士所承认的人民基本义务，而扩大其内容，并且往往增设新的义务。在这些新的义务之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受最小限度的教育的义务。欲令一切人民的知识、道德与身体俱有发展的可能，自不得不令一切人民俱受最小限度的教育。所以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一般文明国家的法律或宪法无不有义务教育的规定。有些国家近来且将义务教育的期间特别延长，而令一切人民不独有受初级教育的义务，并且有受中级教育的义务。1919年德国《宪法》第一四五条即规定人民于未满18岁以前，俱为义务教育年龄。自然，这项义务的履行，国家只能责成应受义务教育的儿童的家长，而不能责成应受义务教育的儿童；所以此项义务，实际上只是家长的义务。其次，便是工作的义务。如仅认人民有工作自由，而不承认人民有工作义务，则人民的身体、知识或道德的发展，仍或不能实现；因为享有工作自由之人，也许竟不工作，因而成为惰民。在法兰西大革命时代，一般崇信个人主义的人士，自然只承认人民有工作的自由，而不承认人民有工作的义务；因为他们以为国家的职责只在给予人民以自由发展的机会；至于人民是否利用这个机会，则尽可任人民自由。但如承认人民有工作的义务，则事实上确将发生种种困难；所以即在晚近各国亦尚不敢以明文承认这项义务。1919年德国《宪法》固承认人民兼有工作自由及工作义务，但亦仅认这项义务为道义的义务，而非法律的义务（第一六三条）。第三，为使用财产，以增进公共福利的义务。财产为一种社会职务，所以财产所有者不能不使用其财产，使用的目的且须为公共谋福利。英国法律，对于大地主之不自耕种者，已课以特高的税率，盖即寓有惩罚之意。德国1919年《宪法》第一五五条且明示人民有使用财产，并耕种土地的义务。第四，为服务国家的义务。当兵义务自然是服务国家的义务；但在现代国家中，人民为国家服务的义务，初不限于兵役。例如各国法律，有认选举时的投票为人民的义务者，有认法院陪审为人民的义务者，甚至有认应选为地方或中央议会的议员为义务性质的职务者。这些义务性质的职务，有由国家给予报酬者，亦有全不给予报酬者。
中国民元《临时约法》仅规定人民“依法律有纳税之义务”及“依法律有服兵役之义务”。十二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人民依法律有纳税、服兵役及受初等教育的义务。《训政时期约法》，除以上各种义务外，更规定“人民对于公署依法执行职权之行为，有服从之义务”。至于工作义务问题，民国十二年四月北京议会宪法起草委员会所提《生计章草案》，及民国十四年段祺瑞政府国宪起草委员会所草定的《中华民国宪法案》，俱设有“国民有不背善良风俗，为精神上或体力上劳动之义务”的规定；《训政时期约法》第二十六条则有“人民依法律有服兵役及工役之义务”的规定。这些规定实较1919年德宪尤为急进，因为德宪还承认工作义务只是一种道义上的义务，而上述宪草与约法则并未明认这种义务为道义上的义务。自然，以法律的条文，宣示某某义务为道义上的义务，在形式上殊为不当；但这类义务如竟认为法律上的义务，则律文又难免不成具文。一则因为律文对于不工作者所设的制裁，势难严格实行；再则因为国家如果要强迫人民作工，则对于无数求工不得的失业者，势不能不代谋工作。这不独难以期诸吾国，即欧洲各国的政府，对于失业问题，亦苦无法措置。所以工作义务的原则，我们尽管应该承认，在法律的制裁与国家的救济未易实施以前，仍以不入宪文或任何律文为宜。 (6)
【注释】
(1) 见Esmein，Éléments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1927），Ⅱ，595。
(2) 该宪将纳税一层列入人民权利部分，未列入人民义务部分；因该宪之所重视者，乃在人民各依其经济能力，平等纳税。
(3) 例如1919年德国《宪法》第一三四、一五四、一五五诸条。
(4) 例如1920年捷克《宪法》第一二七条的规定。
(5) 但法国1848年《宪法》其“军事章”已有征兵制的规定。
(6) 民国二十三年立法院所拟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提兵役而未提工役，自是一种较宜于《训政时期约法》的办法，惟在民国二十五年最后颁布的《宪法草案》中，“工役”二字重又置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