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物候学
物候学是研究自然界的植物（包括农作物）、动物和环境条件（气候、水文、土壤条件）的周期变化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它的目的是认识自然季节现象变化的规律，以服务于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
物候学和气候学相似，都是观察各个地方、各个区域、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科学，都是带地方性的科学。物候学和气候学可说是姊妹行，所不同的，气候学是观测和记录一个地方的冷暖晴雨，风云变化，而推求其原因和趋向；物候学则是记录一年中植物的生长荣枯，动物的来往生育，从而了解气候变化和它对动植物的影响。观测气候是记录当时当地的天气，如某地某天刮风，某时下雨，早晨多冷，下午多热等等。而物候记录如杨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等，则不仅反映当时的天气，而且反映了过去一个时期内天气的积累。如1962年初春，北京天气比往年冷一点，山桃、杏树、苹果都延迟开花。从物候的记录可以知季节的早晚，所以物候学也称为生物气候学。
在我国最早的物候记载，见于《诗经·豳风》一章里，如说：“四月里葽草开了花，五月里蝉振翼发声。”又如说：“八月里枣子熟了可以打下来，十月里稻子黄了可以收割”等等，那完全是老农经验之谈。到春秋时代，已经有了每逢节气的日子记录物候和天气的传统，而且已经知道燕子在春分前后来，在秋分前后离去。到了战国、秦、汉时期，二十四节气成立以后，在《吕氏春秋》《礼记·月令》《夏小正》《淮南子》等书中，更有依节气而安排的物候历。《礼记·月令》是根据《吕氏春秋》的，是周、秦时代所遗留下来比较完整的一个物候历。如在“阴历二月”条下，列举了下述的物候：“这时太阳走进了二十八宿中的奎宿，天气慢慢地和暖起来，每当晴朗天气，可以见到美丽的桃花盛放，听到悦耳的仓庚鸟歌唱。一旦有不测风云，也不一定下雪而会下雨。到了春分节前后，昼和夜一样长，年年见到的老朋友——燕子，也从南方回来了。燕子回来的那天，皇帝还得亲自到庙里进香。在冬天销声匿迹的雷电也重新振作起来；匿伏在土中、屋角的昆虫，也苏醒过来，向户外跑的跑、飞的飞地出来了。这时候，农夫应该忙碌起来，把农具和房子修理好，国家不能多派差事给农民，免得妨碍农田的耕作。”这是两千多年以前，黄河流域初春时物候的概述。
我们从这些材料可以知道，古代之所以积累物候知识，一方面是为了维持奴隶主和封建主的统治；但主要是为了指挥奴隶或农奴工作。如《淮南子·主术》篇所讲的，“听见虾螟叫，看见燕子来，就要农奴去修路；等秋天叶落时要去伐木。”
或许有人要问：自从十六七世纪温度表、气压表发明以后，气温、气压可以凭科学仪器来测量；再加以十八九世纪以后，各种气象仪器的逐步改进，直到近来，雷达和火箭、人造地球卫星在气象观测上的广泛应用，气候学已有迅速的进步。但是，物候学直到如今还是靠人的两目所能见到和两耳所能听到的作记载，这还能起什么作用呢？
我们要知道，物候这门知识，是为农业生产服务而产生的，在今天对于农业生产还有很大作用。它依据的是比仪器复杂得多的生物。各项气象仪器虽能比较精密地测量当时的气候要素，但对于季节的迟早尚无法直接表示出来。举例来说：1962年春季，华北地区的气候比较寒冷，但是五一节那天早晨，北京的温度记录却比前一年和前二年同一天早晨的温度高两三摄氏度之多。因此，不拿一个时期之内的温度记录来分析，就说明不了问题。如果从物候来看，就容易看出来。1962年北京的山桃、杏树、苹果、榆叶梅、西府海棠、丁香和五一节前后开花的洋槐的花期都延迟了，比1961年迟了十天左右，比1960年迟五六天。我们只要知道物候，就会知道这年北京农业季节是推迟了，农事也就应该相应地推迟。可是1962年北京地区农村人民公社，在春初种花生等作物时，仍旧照前两年的日期进行，结果受了低温的损害。若能注意当年物候延迟的情况，预先布置，就不会遭受损失了。
另外，把过去一个时期内各天的平均温度加起来，成为一季度或一个月的积温，也可以比较各年季节冷暖之差，但是，还看不出究竟温度要积到多少度才对植物发生某种影响，才适合播种。如不经过农事实验，这类积温数字对指导农业生产，意义还是不大。物候的数据是从活的生物身上得来，用来指导农事活动就很直接，而且方法简单，农民很易接受。物候对于农业的重要性就在于此。
二、中国古代的物候知识
如上面所讲的，我国古代物候知识起源于周、秦时代，目的是为了指挥奴隶适时从事农业生产。我国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重视农业活动的适时，孟子就说过：“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中汇集了这方面的知识，编为二十四节气的物候。该书中另有一篇名为《审时》，开头就说：“凡农之道，候之为宝。”几乎全篇统是讨论种庄稼，如违背了时令，所种五谷将会得到什么不良的结果。在《任地》篇里规定冬至后五十七日菖蒲生而开始耕田。二十四节气的物候知识被编入《礼记·月令》和《淮南子》等书以后，便被广泛地应用起来。到汉代铁犁和牛耕的普遍应用，以及人口的增加，使农业有了显著进步。二十四节气每一节气相差半个月，应用到农业上已觉相隔时间太长，不够精密，所以有更细分的必要。《逸周书，时则训》就分一年为七十二候，每候五天。如说：“立春之日春风解冻，又五日蛰虫始振，又五日鱼上冰。雨水之日獭祭鱼，又五日鸿雁来，又五日草木萌动。惊蛰之日桃始华，又五日仓庚鸣，又五日鹰化为鸠。春分之日玄鸟至，又五日雷乃发声，又五日始电”等等。
物候知识最初是农民从实践中得来，后来经过总结，附属于国家历法。但物候是随地而异的现象，南北寒暑不同，同一物候出现的时节可相差很远。在周、秦、两汉，国都在西安、洛阳，南北东西相差不远，应用在首都附近尚无困难；但如应用到长江以南或长城以北，就嫌格格不入。到南北朝，南朝首都在建康，即今南京；北朝初都平城，就是今日的大同，黄河下游的物候已不适用于二地。南朝宋、齐、梁、陈、隋等王朝都很短促，没有改变月令；北魏所颁布的七十二候，据《魏书》所载，已与《逸周书》不同，在立春之初加入“鸡始乳”一候，而把“东风解冻”“蛰虫始振”等候统推迟五天。但平城的纬度在西安、洛阳以北4度多，海拔又高出800米左右，所以物候相差，实际上绝不止一候。
到了唐朝，首都又在长安；北宋都汴梁，即今开封，此时首都又与秦、汉的旧地相近。所以，唐宋史书所载七十二候，又和《逸周书》所载大致相同。元、明、清三朝虽都北京，纬度要比长安和开封、洛阳靠北5度之多，但这几代史书所载七十二候和一般时宪书所载的物候，统是因袭古志，依样画葫芦。不但立春之日“东风解冻”，惊蛰之日“桃始华”，春分之日“玄鸟至”等物候，事实上已与北京的物候不相符合，未加改正；即古代劳动人民以限于博物知识而错认的物候，如“鹰化为鸠”“腐草化为萤”“雀入大水为蛤”等谬误，也一概仍旧。这是无足怪的，因为《诗经·豳风》中的物候乃是老农田野里实践得来的一些知识，虽然粗放些，生物学知识欠缺些，但物候和季节还能对得起来。到后来，编月令成为士大夫的一种职业；明清两代，由于士大夫以做八股为升官发财的跳板，一般缺乏实际知识，真是菽麦不辨，所写物候，统从故纸堆中得来，怪不得完全与事实不符。顾炎武早经指出，在周朝时候，劳动人民普遍地知道一点天文，如《诗经·豳风》章“七月流火”、《唐风》章“三星在户”和《鄘风》章“定之方中”，统是男女劳作所唱的歌谣。但到清朝初年，若问士大夫“大火”是什么星？“定宿”在哪里？统将茫然不知所对。明清时代，一般士大夫对天文固属茫然，对物候也一样的无知，这统是由于他们的书本知识脱离实践所致。
尽管如此，我国从两汉以来，一千七八百年间，劳动人民积累的物候知识，经好些学者，如北魏贾思勰，明代徐光启和李时珍等终身辛劳地采访搜集，分析研究，还是得到发扬光大，传之于后代。
我国古代农书医书中的物候
中国最早的古农书，现尚保存完整的，要算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其中不少地方引用了比这书更早五百年的一部农书，西汉《氾胜之书》。在古农书中，还有专讲农时的书，如汉崔寔的《四民月令》，元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等。《氾胜之书·耕作》篇辟头就说：“凡耕之本，在于趣时。”换句话说，就是耕种的基本原则在于抓紧适当时间来耕耘播种。这时间如何能抓得不先不后呢？《氾胜之书》就用物候作为一个指标，如说：“杏花开始盛开时，就耕轻土、弱土。看见杏花落的时候再耕。”对于种冬小麦，他说：“夏至后七十天就可以种冬麦，如种得太早，会遇到虫害，而且会在冬季寒冷以前就拔节；种得太晚，会穗子小而子粒少。”对于种大豆，书中说：“三月榆树结荚的时候，遇着雨可以在高田上种大豆。”
贾思勰在他的《齐民要术》中总结的劳动人民关于物候的知识，比《氾胜之书》更为丰富，而且更有系统地把物候与农业生产结合起来。如卷一谈种谷子时说道：“二月上旬，杨树出叶生花的时候下种，是最好的时令；三月上旬到清明节，桃花刚开，是中等时令；四月上旬赶上枣树出叶、桑树落花，是最迟时令了。”并指出：“顺随天时，估量地利，可以少用些人力，多得到些成果。要是只凭主观，违反自然法则，便会白费劳力，没有收获。”
贾思勰已经知道各地的物候不同，南北有差异，东西也有分别。他指出一个地方能种的作物，移到另外一个区域，成熟迟早，根实大小就会改变。在《齐民要术》卷三“芜菁”和“种蒜”条下说：“在并州没有大蒜种，要向河南的朝歌取种，种了一年以后又成了百子蒜。在河南种芜菁，从七月处暑节到八月白露节都可以种……但山西并州八月才长得成。在并州芜菁根都有碗口大，就是从旁的州取种子来种也会变大。”又说：“并州产的豌豆，种到井陉以东；山东的谷子，种到山西壶关、上党；便都徒长而不结实。”在书中，贾思勰从物候的角度尖锐地提出了问题，要求解释。但是，直到现在，这类的问题：如为什么北方的马铃薯种到南方会变小退化？关东的亚麻和甜菜移植到川北阿坝州，虽长得很好但不结子等等，还是植物生态学上和生理学上所未能解决，又是生产所急需解决的问题。
《齐民要术》的另一重要地方，是破除迷信。《氾胜之书》虽然依靠物候来定播种时间，但信了阴阳家之言，定出了若干忌讳。例如播种小豆忌卯日，种稻麻忌辰日，种禾忌丙日等等。这种忌讳一直流传下来，直到元朝王祯《农书》中，仍有“麦生于亥，壮于卯……死于午”等胡说。《齐民要术》指出这种忌讳不可相信，强调了农业生产上的及时和做好保墒。在一千四五百年前，能够坚持唯物观点，如贾思勰这样是不容易的。
从北魏到明末一千年间，我国虽出版了不少重要农业书籍，如元代畅师文、苗好谦等撰的《农桑辑要》，王祯撰的《农书》等，但在物候方面，除掉随着疆域扩大，得了许多物候知识外，少有杰出的贡献。到了明朝末年，徐光启从利玛窦、熊三拔等教士学得了不少西洋的天文、数学、水利、测量的知识，知道了地球是球形的，在地球上有寒带、温带、热带之分等等。这些新知识更加强了他的“人定胜天”的观念。他批评了王祯《农书·地利》篇的环境决定论，在《农政全书·农本》一章中说：“凡一处地方所没有的作物，总是原来本无此物，或原有之而偶然绝灭。若果然能够尽力栽培，几乎没有不可生长的作物。即使不适宜，也是寒暖相违，受天气的限制，和地利无关。好像荔枝、龙眼不能逾岭，橘、柚、柑、橙不能过淮一样。王祯《农书》中载有二十八宿周天经度，这没有多大意义。不如写明纬度的高低，以明季节的寒暖，辨农时的迟早。”
徐光启热烈地提倡引种驯化。在《农政全书》卷二十五，他赞扬了明邱濬主张的南方和北方各种五谷并种，可令昔无而今有的说法。万历年间，甘薯从拉丁美洲经南洋移植到中国还不久，他主张在黄河流域大量推广。有人问他，“甘薯是南方天热地方的作物，若移到京师附近以及边塞诸地，可以种得活吗？”他毅然答应说：“可以。”他说：“人力所至，亦或可以回天。”也就是，他认识到人力可以驯化作物。到如今河北、山东各省普遍种植甘薯，不能不说徐光启有先见之明。
《农政全书》卷四十四讲到如何消灭蝗虫，也是很精彩的。他应用了统计方法，整理历史事实，指出蝗虫多发生在湖水涨落幅度很大的地方，蝗灾多在每年农历的五、六、七三个月。这样以统计法指出了蝗虫生活史上的时地关系，便使治蝗工作易于着手。最后他总结了治蝗经验，指出事前掘取蝗卵的重要，他说：“只要看见土脉隆起，即便报官，集群扑灭。”这可以说是用统计物候学的方法指导扑灭蝗虫。
李时珍比徐光启早出生四十四年，他是湖北蕲州人。他所著的书《本草纲目》，于1596年在南京出版。相隔不到十二年，便流传到日本，不到一百年，便被译成日文；后更传播到欧洲，被译成拉丁文、德文、法文、英文、俄文等。这部书之所以被世界学者所珍视，是因为书中包含了极丰富的药物学和植物学的材料。单从物候学的角度来看，这部书也是可宝贵的。例如卷十五记载“艾”这一条时说：“此草多生山原，二月宿根生苗成丛。其茎直生，白色，高四五尺。其叶四布，状如蒿，分为五尖桠，面青背白，有茸而柔厚。七八月间出穗，如车前，穗细。花结实，累累盈枝，中有细子，霜后枯。皆以五月五日连茎刈取。”这样的叙述，即在今日，也不失为植物分类学的好典型。《本草纲目》所载近二千种药物，其中关于植物的物候材料是极为丰富的。又如卷四十八和四十九谈到我国的鸟类，其中对于候鸟布谷、杜鹃的地域分布、鸣声、音节和出现时期，解释得很清楚明白，即今日鸟类学专家阅之，也可收到益处的。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三四百年以前的古人，能将二三千年中经史子集里所有的关于物候学上错误的知识和概念，一下子能全盘改正过来。《本草纲目》中对“腐草化为萤，田鼠化为驽”等荒谬传说，统人云亦云地抄下来，没有加以驳斥，这是限于时代，不足为怪的。在西洋，直至十八世纪，瑞典著名植物学家，也即近代物候学的创始人卡尔·林内，尚相信燕子到秋天沉入江河，在水下过冬的。
唐宋大诗人诗中的物候
我国古代相传有两句诗说道：“花如解语应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但从现在看来，石头和花卉虽没有声音的语言，却有它们自己的一套结构组织来表达它们的本质。自然科学家的任务就在于了解这种本质，使石头和花卉能说出宇宙的秘密。而且到现在，自然科学家已经成功地做了不少工作。以石头而论，譬如化学家以同位素的方法，使石头说出自己的年龄；地球物理学家以地震波的方法，使岩石表白自己的深度；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以地层学的方法，初步地摸清了地球表面，即地壳里三四十亿年以来的石头历史。何况花卉是有生命的东西，它的语言更生动，更活泼。像上面所讲，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所指出那样，杏花开了，好像它传语农民赶快耕土；桃花开了，好像它暗示农民赶快种谷子。春末夏初布谷鸟来了，我们农民知道它讲的是什么话：“阿公阿婆，割麦插禾。”从这一角度看来，花香鸟语统是大自然的语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体会这种暗示，明白这种传语，来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
我国唐、宋的若干大诗人，一方面关心民生疾苦，搜集了各地方大量的竹枝词、民歌；一方面又热爱大自然，善能领会鸟语花香的暗示，模拟这种民歌、竹枝词，编成诗句。其中许多诗句，因为含有至理名言，传下来一直到如今，还是被人称道不止。明末的学人黄宗羲说得好：“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月、露、风、云、花、鸟之在天地间，俄顷灭没，而诗人能结之不散。常人未尝不有月、露、风、云、花、鸟之咏，非其性情，极雕绘而不能亲也。”换言之，月、露、风、云、花、鸟乃是大自然的一种语言，从这种语言可以了解到大自然的本质，即自然规律，而大诗人能掌握这类语言的含义，所以能编为诗歌而永垂不朽。物候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对于物候的歌咏，唐宋大诗人是有杰出成就的。
唐白居易（乐天）十五岁时，曾经写过一首咏芳草（《古原草》）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诗人顾况看到这首诗，大为赏识。一经顾况的吹嘘，这首诗便被传颂开来。这四句五言古诗，指出了物候学上两个重要规律：第一是芳草的荣枯，有一年一度的循环；第二是这循环是随气候为转移的，春风一到，芳草就苏醒了。
在温带的人们，经过一个寒冬以后，就希望春天的到来。但是，春天来临的指标是什么呢？这在许多唐、宋人的诗中我们可找到答案的。李白（太白）诗：“春风又绿瀛州草，紫楼江城觉春好。”王安石（荆公）晚年住在江宁，有句云：“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据宋洪迈《容斋续笔》中指出：王荆公写这首诗时，原作“春风又到江南岸”。经推敲后，认为“到”字不合意，改了几次才下了“绿”字。李白、王安石他们在诗中统用绿字来象征春天的到来，到如今，在物候学上，花木抽青也还是春天的重要指标之一。王安石这句诗的妙处，还在于能说明物候是有区域性的。若把这首诗哼成“春风又绿河南岸”，就很不恰当了。因为在大河以南开封、洛阳一带，春风带来的征象，黄沙比绿叶更有代表性，所以，李白《扶风豪士歌》便有“洛阳三月飞胡沙”之句。虽则句中“胡沙”是暗指安史之乱，但河南春天风沙之大也是事实。
树木抽青是初春很重要的指标，这是肯定的。但是，各种树木抽青的时间不同，哪种树木的抽青才能算是初春指标呢？从唐、宋诗人的吟咏看来，杨柳要算是最受重视的了。唐王昌龄《闺咏》诗：“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是一首很有代表性的受人传颂的作品。杨柳抽青之所以被选为初春的代表，并非偶然之事：第一，因为柳树抽青早；第二，因为它分布区域很广，南从五岭，北至关外，到处都有。它既不怕风沙，也不嫌低洼。唐李益《临滹沱见蕃使》诗：“汉南春色到滹沱，杨柳青青塞马多。”刘禹锡在四川作《竹枝词》云：“江上春来新雨晴，瀼西春水縠文生，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足见从漠南到蜀东，人人皆以绿柳为春天的标帜。柳树作为物候指标的另一好处，是它的花子到暮春被风吹扬，到处飞腾，引起大家的注意。苏轼（东坡）《密州五绝》之一：“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所以同是一株柳，柳绿可以作为迎春的物候，柳絮可以作为送春的物候。
唐、宋诗人对于候鸟，也给以极大注意。他们初春留心的是燕子，暮春初夏注意的在西南是杜鹃，在华北、华东是布谷。如杜甫（子美）晚年入川，对于杜鹃鸟的分布，在诗中说得很清楚：“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青天，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
南宋诗人陆游（放翁），在七十六岁时作《初冬》诗：“平生诗句领流光，绝爱初冬万瓦霜。枫叶欲残看愈好，梅花未动意先香。……”这证明陆游是留心物候的。他不但留心物候，还用以预告农时，如《鸟啼》诗可以说明这一点：“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二月闻子规，春耕不可迟；三月闻黄鹂，幼妇悯蚕饥；四月鸣布谷，家家蚕上簇；五月鸣雅舅，苗稚厌草茂。……”像陆游可称为能懂得大自然语言的一个诗人。
我们从唐、宋诗人所吟咏的物候，也可以看出物候是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的。换言之，物候在我国南方与北方不同，山地与平原不同，而且古代与今日不同。
物候南方与北方不同 我国疆域辽阔，在唐、宋时代，南北纬度亦相差30余度，物候的差异自然很分明。往来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诗人已可辨别这点差异，至于放逐到南岭以南的柳宗元（子厚）、苏轼，他们的诗中，更反映出岭南物候不但和中原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不同了。
秦岭在地理上是黄河、长江流域的分水岭，在气候上是温带和亚热带的分界，许多亚热带植物如竹子、茶叶、杉木、柑橘等等统只能在秦岭以南生长，间有例外，只限于一些受到适当地形的庇护而有良好小气候的地方。白居易于唐元和十年，从长安初到江西，作有《浔阳三题》诗，并有序云：“庐山多桂树，湓浦多修竹，东林寺有白莲花，皆植物之贞劲秀异者……物以多为贱，南方人不贵重之……予惜其不生于北土也，因赋三题以唁之。”其中《湓浦竹》诗云：“浔阳十月天，天气仍湿燠，有霜不杀草，有风不落木……吾闻晋汾间，竹少重如玉。”白居易是北方人，他看到南方竹如此普遍，便不免感到惊异。
苏轼生长在四川眉山，是南方人，看惯竹子的，而且是一个热爱竹子的人。青年时代进士及第后不久，于宋嘉祐七年到那时的京北路（今陕西省）凤翔为通判，曾亲至宝鸡、盩厔、虢、郿四县，在宝鸡去四川路上《咏石鼻城》诗中有“……渐入西南风景变，道边修竹水潺潺”之句。竹子确是南北物候不同很好的一个标志。
秦岭是我国亚热带的北界，南岭则可说是我国亚热带的南界，南岭以南便可称为热带了。热带的特征是：“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换言之，在热带里，干季和雨季的分别比冬季和夏季的分别更为突出。而五岭以南即有此种景象，可于唐、宋诗人的吟咏中得之。柳宗元在柳州所作《二月榕叶》诗：“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意思就是二月里正应该是中原桃李争春的时候，但在柳州最普遍的常绿乔木榕树，却于此时落叶最多，使人迷惑这是春天还是秋天？苏轼初到惠州时，也有诗记惠州的物候：“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苏轼后贬海南岛儋耳，作了不少关于海南岛物候的诗。他尝说，在岭南“菊花开时乃重阳，凉天佳节即中秋”（广州菊花、桂花终年可开），不能以日月来定物候。1962年春分前一周，广州越秀山下的桃花早已凋谢，而柳叶却未抽青。但在韶关、郴州一带，正值桃红柳绿之时。可知五岭以南若干物候，是和长江流域先后相差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物候，即梅雨的时期，在我国各地也先后不一。这在唐、宋诗人的吟咏中，早已有记载。柳宗元诗：“梅熟迎时雨，苍茫值小春。”柳州梅雨在小春，即农历三月。杜甫《梅雨》诗：“南京（即当时的成都）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成都梅雨是在农历四月。苏轼《舶趠风》诗：“三旬已断黄梅雨，万里初来舶趠风。”苏轼作此诗时在浙江湖州一带，三旬是夏至节后的十五天，即江浙一带梅雨是在农历五月。现在我们知道，我国梅雨在春夏之交，确从南方渐渐地推进到长江流域。
物候山地与平原不同 在大气中从地面往上升则气温下降，平均每上升200米，温度要降低1摄氏度，因此，在海拔高的地方，物候自必较迟。对于这一点，在唐、宋诗人吟咏中也有反映。唐宋之问《寒食陆浑别业》诗：“洛阳城里花如雪，陆浑山中今始发。”白居易《游庐山大林寺》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正盛开。”按大林寺在今庐山大林路，据庐山植物园同志供给材料，那里海拔在1100至1200米，估计平均温度要比山下低5摄氏度，春天物候比山下可能有20天之差。高度相差愈大，则物候时间相离愈远。在长江、黄河流域的纬度上，海拔超过4000米，不但无夏季，而且也无春秋了。李白《塞下曲》：“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这是纪实。我国西部的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祁连山均巍然高出云表，但山坡有不少面积能培植森林，放牧牲畜，可资利用，物候学在我国西部山区正大有可为。
物候古代与今日不同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引杜甫上述《梅雨》诗，并提出一个疑问说：“今（南宋）成都未尝有梅雨，只是到了秋天，空气潮湿，好像江浙一带五月间的梅雨，岂古今地气有不同耶？”卷五又引苏轼诗：“蜀中荔枝出嘉州，其余及眉半有不。”陆游解释说：“依诗则眉之彭山已无荔枝，何况成都。”但唐诗人张籍却说成都有荔枝，籍所作《成都曲》云：“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陆游以为张籍没有到过成都，他的诗是闭门造车，是杜撰的，以成都平原无山为证。但是与张籍同时的白居易在四川忠州时作了不少荔枝诗，以纬度论，忠州尚在彭山之北。所以，也不能因为南宋时成都无荔枝，便断定唐朝成都也没有荔枝。
杜甫的《杜鹃》诗说：“东川无杜鹃。”在抗战时期到过重庆的人都知道，每逢阳历四五月间，杜鹃夜啼，其声悲切，使人终夜不得安眠。但我们不能便下断语说：“东川无杜鹃”是杜撰的。物候昔无而今有，在植物尚且有之，何况杜鹃是飞禽，其分布范围是可以随时间而改变的。譬如以小麦而论，唐刘恂撰的《岭表录异》里曾经说：“广州地热，种麦则苗而不实。”但七百年以后，清屈大均著《广东新语》的时候，小麦在雷州半岛也已大量繁殖了。到如今，海南岛试种小麦虽然尚未成功，但我们若抱定“人能回天”的信心，使小麦在海南岛驯化，普遍种起来，也是很可能的。
自然，我们不能太天真地以为唐、宋诗人没有杜撰的诗句。我们利用唐、宋人的诗句来研究古代物候，自然要批判地使用。看来可能的错误，系来自下列几方面：
1.诗人对古代遗留下来的错误观念，不加选择地予以沿用，如以柳絮为柳花或杨花。李白《遥寄王昌龄左迁》诗：“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实际柳絮是柳的果实中的种子，果实成熟后裂开，种子带有一簇雪白的长毛，随风飞扬上下，落地后可集成一团。
2.盲从经书中的传说和注解。唐钱起《赠阙下裴舍人》诗：“二月黄鹂飞上林，春城紫禁晓阴阴……”按黄鹂是候鸟，要到农历四月才能到黄河流域中下游。唐代的二月，长安不会有黄鹂。《礼记·月令》：“仲春仓庚鸣”，注中错误地把仓庚当作黄莺，钱起以误传误地用于诗中。
3.诗人为了诗句的方便，不求数据的精密。如白居易《潮信》诗：“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顾炎武批评他说：“月大有潮五十八回，月小五十六回，白居易是北方人，不知潮候。”实则白未必不知潮信，但为字句方便起见，所以说六十回。
4.也有诗人全凭主观的想法，完全不顾客观事实的。如宋和尚参寥子有《咏荷花》诗：“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有人指出，“杭州到五月荷花尚未盛开，要六月才盛开，不应说无数满汀洲。”他回答说：“但取句美，‘六月临平山下路’，便不是好诗了。”
5.也有原来并不错的诗句，被后人改错的。如王之涣《凉州词》：“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是很合乎凉州以西玉门关一带春天情况的。和王之涣同时而齐名的诗人王昌龄，有一首《从军行》诗：“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也是把玉门关和黄沙联系起来。同时代的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五言诗：“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三春时有雁，万里少行人……”在唐朝开元时代的诗人，对于安西玉门关一带情形比较熟悉，他们知道玉门关一带到春天几乎每天到日中要刮风起黄沙，直冲云霄的。但后来不知在何时，王之涣《凉州词》第一句便被改成“黄河远上白云间”。到如今，书店流行的唐诗选本，统沿用改过的句子。实际黄河和凉州及玉门关谈不上有什么关系，这样一改，便使这句诗与河西走廊的地理和物候两不对头。
从上面所讲，可以知道，我国古代物候知识最初是劳动人民从生产活动中得来，爱好大自然和关心民生疾苦的诗人学者，再把这种自然现象、自然性质、自然规律引入诗歌文章。我国文化遗产异常丰富，若把前人的诗歌、游记、日记中物候材料整理出来，不仅可以“发潜德之幽光”，也可以大大增益世界物候学材料的宝库。
三、世界各国物候学的发展
古代世界的物候知识
西洋的物候知识也起源很早，因为人类从事农业生产，即有对物候知识的需要和取得这种知识的可能。所以，二千多年以前的希腊时代，雅典人即已试制包括一年物候的农历。及至罗马恺撒时代，还颁发了物候历以供应用。但欧洲有组织地观察物候，实际上开始于十八世纪中叶。当时植物分类学创始者瑞典人林内，在他所著的《植物学哲学》一书中，提出了物候学的任务，在于观测植物一年中发育阶段的进展。并在瑞典组织了18个地点的观测网，观测植物的发青、开花、结果和落叶的时期。这一观测网的活动时间，虽为期不过三年（1750—1752），但在欧美起了组织物候观测网的示范作用。
在林内时代以前，欧洲各国也有个别的人观测物候并保存了记录，如英国诺尔福克地方的罗伯特·马绍姆，从1736年起，即观测当地13种乔木抽青，4种树木开花，8种候鸟来往，以及蝴蝶初见，蛙初鸣等27种物候项目。罗伯特过世后，其家族有五代人连续观测，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其间只缺二十五年（1811—1835），这是欧美年代最久的物候记录，其科学意义已经英国皇家气象学会作了总结，后面将加以讨论。
日本对于物候学的研究叫作季节学，据文献所载，他们最初即有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是从我国传去的。季节名称也与我国完全相同。日本自我国唐宪宗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开始，即断断续续的有樱花开花的记录，迄今已达一千一百五十年之久，这无疑是世界上最长久的单项物候记录。
我国物候观测虽开始于两千年前，但无长年的记录。
近代世界物候学的发展
物候观测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各国虽偶有进行，但统是零星碎散。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繁殖，急需增加农业生产，才开始注意物候学的研究。如以日本为例，在八世纪圣武天皇时代，每亩（中国亩）稻谷产量只188磅。到明治初年，一千一百年间只增加了一倍，每亩产量为365磅。但从十九世纪中叶到1959年，因利用化肥、灌溉、机耕、选种、植物保护等种种科学方法，水稻产量已增加到每亩707磅，即短短的八九十年中，又增加了一倍。而在诸种科学方法之中，物候学也应时而起，发挥了一定作用。到如今，日本已有1500个物候观测点，属于中央观象台。农业气象与物候学已成为日本气象学的重要部门。日本自然季节观测记录主要应用于下列三方面：
1.预报季节到来的时期；
2.在没有气象记录的地方，如山岳地区，可以自然季节现象的资料作气象资料推算；
3.历史时代气候变迁的研究。
总之，在日本，物候学对于农业耕种、收获适宜时间的决定，植物发芽、开花、结实时间的预测，气象灾害波及程度的推定，统发挥了很大作用。
德国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霍夫曼花了四十年工夫做物候学的组织和观测工作，选择了34种标准植物，作为欧洲大陆中部观测物候对象，并每年出版欧洲物候图，如春季播种图等，包括了欧洲中部数百个物候点。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粮食不足，霍夫曼的弟子安因从谷物播种图上选出德国谷物早熟地区，开垦种植，使德国粮食得到比较充分的供应。
英国物候的观测，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创特早。英国皇家气象学会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即组织了物候观测网，发展到500个站，且1948年以前，常出版物候报告。前任气象局局长萧，在他所著《天气的戏剧》一书中，并曾竭力提倡物候学。英国且有欧洲最久的物候记录，上面已经提到。但因为英国粮食、肉类大部分依靠进口，对农业不那么重视。并且英国的物候观测对象，只限于野生植物，不观察农作物，物候研究是脱离生产实践的，因此，近来反有衰退现象。
美国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注意到物候的观测，逐渐建立物候观测网。到二十世纪初叶，在森林昆虫学家霍普金斯领导下扩充到全国，并提出所谓物候定律。美国农业部利用物候学来引种驯化，把世界各国特有的经济作物，分析其生长、开花、结果时期，探明其温度、湿度、日光的需要，然后移植于美国适当地区。过去曾从我国移植了不少品种，著名的如移植到加利福尼亚的柑橘，移植到佛罗里达的油桐和移植到中西诸州的大豆等。这几种经济作物经一二十年的培育，美国不但能够自给，而且在国际市场上和我国竞争。在移植前，美国曾派人在我国各农业试验场及农业学校搜集移植品种的物候条件的情报和各地气象资料，甚至从各省、各县方志中探查古代记录的物候情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华盛顿作物生态研究所曾出版过《中国作物生态地理和北美洲类似区域》一书，其目的即在继续引种我国经济作物于美洲。
俄国十月革命以前，因为农业上的需要，物候研究与农业已有密切的联系。科学家中鼓吹研究物候最力的有气象学家沃耶可夫，他提倡把气象观测和物候观测联合进行，称为联合观测法，即为日后农业气象观测法的萌芽。米丘林利用物候记录，创造出许多园艺新品种。植物生理学家季米里亚捷夫非常重视物候学，甚至说：“气象条件只有我们同时熟悉植物的要求的时候，才是有用的。没有对于植物要求的了解，气象记录的无限数字，将只不过是保留着一堆徒劳无用的废物而已。”
十月革命以后，物候学在苏联得到很大发展。自愿物候观测者的观测网有了很大的扩充，从1940年起，由全苏地理学会进行领导。同时中央水文气象局大大加强了各加盟共和国的农业气候研究。在这一期间，发表了各地区观测结果和大量物候图表。李森科应用物候观测资料，发现植物的发育和外界环境条件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创立了植物阶段发育的学说。
1953年和1954年以后，苏联物候学强调了要利用自然季节性发展的观测结果，以提高农、林、牧业的生产。近年来苏联物候学最主要任务是搜集全苏领域内物候观测记录，同时研究动植物界季节现象与外界环境条件的联系，以及如何在国民经济中充分利用自然现象季节性的规律。1957年11月，还举行全苏物候学会议。物候学在苏联对农业方面已起了一定的作用，物候观测已确定了很多地区的气候与植物发育速度之间的关系，编制了不同地区的物候历或自然历，绘制了各种物候图表，为研究各地区的季节现象和气候条件对栽培作物生长发育的影响提供了依据。换言之，苏联各地区的播种和收获时间，都可以根据对自然季节现象的观测资料进行预测，对于农业生产作出了直接而重要的贡献。
我国发展物候学的前途
我国古代重视农时，掌握农时的方法，是根据自然界的物候和二十四节气的。如前所述，战国时代的《吕氏春秋》、西汉的《氾胜之书》、东汉的《四民月令》和北魏的《齐民要术》诸书，讲到播种、耕耘、收获等田间操作的适宜时期，多数以自然界的物候为对照标准，只用少数节气为依据。为什么我国的二十四节气起源最早，而古代农学家们总结农民经验以定农时的时候，却没有全部依据节气呢？这是因为节气的日期年年基本相同（指阳历），而同一节气的气候是逐年有所不同的。物候随天时的变动而发生变化，看物候便可以了解天时，所以，以物候现象为确定田间耕作时期的主要依据，这是更能正确反映客观事实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农业为基础，今后需要大力发展农业，提高作物产量，究以什么为标准来掌握农时，这是相当重要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我国古代既已利用物候现象为掌握农时的对照指标，行之有效，现在又何尝不可以应用呢？不过古代的物候观测失之粗放，因之所定出的农作日期，未必全适于生产。古书上记载的物候，要用来概括广大的黄河流域，已嫌挂一漏万，施用于全国就更不合适。今后唯有开展全国各地的物候观测，累积自然物候记录，编制各地区的自然历，根据自然历作出各种农时的物候预报，这样对于农业增产是有莫大裨益的。
农作物的区划，为推行作物合理配置的先决前提，如双季稻的推广界限问题，需要有周密的区划，才可以事半功倍，获得增产。农业生产固然要知道各地的气候条件，但是，往往两个地方气候条件没有差异，而栽培同一种作物就不一定完全适宜，这是因为农作物需要的生长环境，除气候条件外，还有土壤等条件，只知道气候条件还是不够的，必须知道物候，才可以作出鉴定。例如一个地区栽培某种作物是适宜的，要知道能不能推广到另外一个地区，那就要比较两个地方的物候是不是相同。如果这一地区的物候与另外一个地区的物候没有大的差异，那么，就可以判断这一地区的作物可以推广到另外一个地区。所以，利用物候资料来作物候区划，对于农作物的合理配置，很有意义。
我国山区面积大于平原，有很大面积的山区土地可以利用，开发山区是我国发展农业的重要措施之一。但是，山区的气候状况对于农业经营的适应性，有很多地方还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即将来也不能在山区从山顶至山脚都设气象站以测定山顶、山腰和山麓的气候；但是，在山坡上从上到下种植植物作为物候指标，却是轻而易举的。今后若开展山区的物候观测，那么，山区垂直分布带的土地合理利用，就可以明白了。这一措施对发展生产是具有莫大意义的。